扶桑談｜安倍派集體下野，岸田文雄殊死一搏

當地時間2023年12月14日，日本東京，日本内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中）因卷入政治獻金醜聞而不得不向首相岸田文雄遞交辭呈。 澎湃影像 圖

近日，日本政壇陷入自1988年“利庫路特事件”（編注：這一醜聞直接導緻當時的竹下登内閣倒台，更是自民黨長期執政的“55年體制”在1993年終結的原因之一）以來最嚴重的黑金醜聞風波，其中心是自民黨内最大的派系——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會）。

12月14日，因卷入政治獻金醜聞，日本多名内閣官員當天向首相岸田文雄遞交辭呈，包括日本經濟産業大臣西村康稔、首相輔佐官上野通子、日本内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日本農林水産大臣宮下一郎、總務大臣鈴木淳司。同日，自民黨政務調查會長萩生田光一也向岸田提出辭職。這其中，西村康稔、松野博一、宮下一郎、鈴木淳司和荻生田光一均屬安倍派。

一直以來，安倍派以其深遠的政治影響力而自豪，該派系的曆史可以追溯到1957年由岸信介（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建立的岸派。從岸信介到安倍晉三，代代相傳，一直是日本政治的中堅力量。然而，随着黑金醜聞的曝光，東京地檢特搜部的調查已經擴充到安倍派所屬議員，多位高層卷入其中，派内蔓延着恐慌情緒。安倍派的權力堡壘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涉嫌将政治資金轉化為黑金的疑雲不僅牽涉到個别議員，還觸及了整個派系的聲譽，更向外界揭示了權力博弈下岸田文雄政權的脆弱與挑戰。

漏洞與政治派對的“回扣”黑金

政治資金的非法籌集與不當使用一直是日本政治的頑疾。1948年，日本國會參照美國的《聯邦反腐敗行為法》，制定了《政治資金規正法》。然而，該法案主要着眼于確定政治資金收支行為的公開性，卻忽視了對政治捐款行為的限制和限制。該法案并沒有明文禁止企業團體對政治家提供政治獻金，使得企業與政治家能夠有效規避法案的限制，建立起基于“政治獻金”與“政策回報”交換的利益鍊條。

1993年8月，以“政治改革”為旗幟，由非自民黨力量聯合形成的細川護熙政權為斬斷自民黨金權政治的利益鍊條，對《政治資金規正法》進行了修改。該次修改嚴格規定了團體或個人對政治家的捐款，但又留下了購買政治籌款派對門票的漏洞。根據現行的《政治資金規正法》，團體或個人在對政治家捐款超過5萬日元（約合人民币2505元）時需要記錄。然而，相比之下，團體或個人在單次政治籌款派對中如果購買門票的金額在20萬日元以下，購買者的姓名和金額無需記錄。由于這一規定相對較為寬松，政治籌款派對的門票收入逐漸成為了黑金的滋生地。

通過門票籌資本身是合法的，但如果在單次宴會中同一團體或個人購買超過20萬日元的門票，即便是向不同議員購買，也必須在收支報告中進行記錄。長期以來，自民黨各派系一直通過售賣宴會門票來籌集資金。而本次安倍派深陷黑金醜聞，實際上源于銷售政治籌款派對門票非法擷取“回扣”的問題。

黑金醜聞漩渦中安倍派的危機

盡管安倍派坐擁99名成員，是自民黨内最大派系，一直享有權勢，但實際上，安倍派的集資能力卻是薄弱的。通過比較各個派系在盂蘭盆節和年末分發給議員的被稱為“冰代”和“餅代”的活動資金的金額情況就能夠清晰地看出。根據2022年（令和4年度）各派系的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顯示，在五個大派系中，茂木派、岸田派、麻生派、二階派每年盂蘭盆節和年末分别向大多數成員發放“冰代”和“餅代”各約100萬日元左右（約合人民币50000元），合計約200萬日元。而安倍派每年這兩項合計僅分發約100萬日元，隻有其他派系的一半。

不同于被冠以自民黨“保守本流”名号的岸田派（宏池會），擁有衆多出身于官僚機構的議員，其傳統贊助者主要來自财界。茂木派（平成研）則承襲了田中派的傳統，擁有衆多谙熟于各産業領域的“族議員”。被稱為“保守旁流”的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會）其影響主要在于文教關系和運輸業領域。之前與安倍派相關的一系列醜聞，如森友·加計學園問題、東京奧運會受賄案等，一方面突顯出安倍派在文教和體育領域上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安倍派資金管道的局限。

盡管在安倍晉三長期政權時期，安倍派一躍成為最大派系，但派系議員大多數是财政基礎薄弱的安倍親信。是以，在安倍過世後，處于集體上司體制的安倍派為維持派系的營運，根據其派系成員在政府和黨内職位，以及當選次數等因素制定了籌集政治資金的政治派對門票銷售任務配額。作為“鼓勵”機制，如果議員籌集的資金超過配額，超額部分則作為“回扣”補貼議員。正因為這些未按法律規定登記的“回扣”，逃避财務報告的監管，實際上轉化成為了黑金。據共同社12月12日報道，“安倍派在過去5年中退還給其成員的‘回扣’總額可能高達5億日元（約合人民币2490萬元）。”

東京地檢特搜部的調查對象預計将涵蓋數十人。安倍派的五名重要成員——自民黨國會對策委員長高木毅、政務調查會長萩生田光一、參議院幹事長世耕弘成、内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和經産大臣西村康稔均被指控收取回扣。安倍派成員面對媒體的質詢，猶豫不決和模棱兩可的回應，加劇了公衆對政治透明度的質疑。安倍派的危機現已成為自民黨政權整體缺乏透明度和責任感的象征，深刻地動搖着本已岌岌可危的岸田文雄政權。

岸田文雄的權謀能否延續政權生命逆風翻盤

自黑金醜聞曝光後，截至12月15日，根據FNN的輿論調查顯示，岸田文雄的支援率已跌至約22.5%，創下他上任以來的最低水準，而不支援率更高達71.9%。作為首相和自民黨黨首，岸田面臨雙重挑戰，需要回應輿論壓力、清理内部腐敗，同時考慮到派系平衡以維持黨内穩定。他的決策和人事調整将決定他的政治命運和政權的穩定性。岸田文雄在此次風波中的表現充分展現了為延續政權生命而展開的權謀，這不僅是對輿論的回應，更是對黨内力量平衡的謹慎考慮。

實際上，銷售政治派對門票非法擷取“回扣”，不單是安倍派的問題。早在醜聞發酵前的2022年11月6日，《赤旗新聞（周末版）》就曾指出“(自民黨)各派系在2018年至2020年期間至少有59宗不記載政治派對券收入的情況，總額達到2422萬日元。”其後一年間，揭露的不當記載金額大幅增加，根據《産經新聞》的估算，安倍派有數十億日元，二階派（志帥會）有3.7億日元，麻生派（志公會）有3.1億日元，岸田派（宏池會）有1.6億日元，茂木派（平成研）有1.3億日元的“回扣”。

是以，當黑金醜聞風波成為輿論焦點後，岸田文雄為了明哲保身，首先在12月7日第一時間公開宣布辭去岸田派的會長職務，并表示“我有一個決心親自站在前線為了政治信任而奮鬥，在擔任首相、總裁期間将離開派系。” 12月14日，他又接受了安倍派的五大要員（高木毅、萩生田光一、世耕弘成、松野博一、西村康稔）的辭任要求；副大臣和政務官層面，安倍派的堀井學内閣府副大臣、堀井岩外務副大臣、青山文部科學副大臣、酒井經濟産業副大臣、宮澤防衛副大臣，以及佐藤财務政務官，總共6人也将進行更疊。可以說，是以“清洗”的方式将岸田政權與安倍派劃清界限。

其次，岸田嘗試謀求其他派閥的支援，向外界一定程度上展現“去派系”化的意願。同時利用安倍派空缺出的職位拉攏其他派系繼續支援政權。在“去派系”化的人士安排上，由無派系的前法務大臣齋藤健擔任經濟産業大臣，無派别參議員柘植芳文出任外務副大臣，無派系阿部俊子作為女性政治家首次出任文部科學副大臣。在拉攏其他派系的人事安排上，由麻生派的前總務大臣松本剛明擔任總務大臣，由森山派的前地方振興擔當大臣坂本哲志擔任農林水産大臣，鬼木誠擔任防衛副大臣，由茂木派的參議員上月良祐擔任經濟産業副大臣。頗可玩味的是将位處岸田派NO.2位置的林芳正綁定在内閣，安排其擔任内閣官房長官，頗有防止林借機上位，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意味。

考慮到在如此民意逆風之下，自民黨不可能解散國會進入選舉。岸田首相大有殊死一搏之勢，試圖利用這一事件徹底削弱安倍派，将政權生命延續至2024年9月自民黨總裁任期結束。然而，自民黨的派系政治曆來複雜。在這種派系文化中，權力和資源的配置設定往往依賴于派系之間的争鬥和妥協。安倍派作為黨内最大派系集體下野，意味着安倍派今後将作為非主流派活動，這無疑是對麻生派和岸田派基于現實利益而達成脆弱聯盟的一次考驗。更何況，河野太郎、石破茂、小泉進次郎等改革力量正蠢蠢欲動，有可能效仿30多年前的小澤一郎，在“利庫路特事件”後振臂一呼，推動黨内權力洗牌，高舉“改革”大旗。

令和時代的“利庫路特事件”能否成為改革契機？

12月13日，岸田在一場記者招待會上不斷強調：“當事人和相關方必須進行審查、調查，并采取适當的應對措施。一旦确認事實，就必須向國民做出政治上的責任解釋。”然而，這種模糊的回應未涉及之後将采取的具體政治行動，關鍵在于采取實質性的防範措施，而不僅僅是解釋事實。派系本質上就是“金權政治”問題的溫床。政治家為了争取更多的權力，必須在黨内維持更大的勢力，而這需要巨額資金。回溯日本戰後政治史，正是在1988年“利庫路特事件”曝光後，揭示了自民黨整體與大企業之間錯綜複雜的“金權政治”體制，進而引發了日本政治改革的浪潮。

在目前的黑金醜聞背景下，即使在執政黨内部也出現了要求修改《政治資金規正法》的呼聲。公明黨的石井啟一幹事長在15日的記者會上表示：“明年的例行國會将更加強調政治改革。”公明黨内其他高層也表示，自民黨可能對把記錄門票金額的标準降到20萬日元以下持消極态度，“但别無選擇，必須去做。如果不做，政權将無法維持。”這表明了對修改法律的支援。

這場醜聞不僅僅是安倍派或自民黨的問題，更是日本政治體制的問題。它強調了政治資金的透明化、政治責任的明确化，以及派系政治文化的改革。這場風波可能成為推動日本政治改革的催化劑，這場風波是否能夠在令和時代引發日本公權力的新變革，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王鵬飛，天津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