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蘊藏冬夏
編輯|蘊藏冬夏
唐、宋二代士人，皆有深切的江南認同心理。然而其認同之焦點，有經濟與文化之異。宋代江南能因“文”而興，絕不是僅靠發揚地方文化，而是在大量儲存、吸收傳統的基礎上，塑成新型文化。唐宋之間隔着禮樂凋殘的五代亂世，于此際傳承文明、另生新變者，即是南唐。
就此而言，南唐對近世江南文化實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但江南文化之大體不僅包含詩意審美的一面，還涵括主觀情志感染他人，實行社會群體施用的一面，乃至歸于傳統儒學之醇厚淵雅的一面。南唐在這些方面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六朝唐代江南風物與政治之糾葛
正如許多學者注意到的，自秦漢大一統以來，“江南”地域顯然存有與中原争衡的政治意圖。然而因地形、資源所限，當時江南的政治實力仍未足與中原并駕齊驅。這促使士人将重心轉為文化審美方面的“軟實力”，進而再造優勢。如“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不僅是文學作品之優劣使然，還意味着江南士人與中原士族的競争。
而二陸亦有意借話語塑造江南的獨異美感，暗示南優北劣之論。“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雲：‘有千裡莼羹，但未下鹽豉耳！’”相對陸雲以“雲間”意象，朦胧表現江南特有的蕭散清秀之美，陸機更舉日常飲食，将南北美感之工拙，落實到具體生活之中。
以飲食喻審美，着重的是以飲食素材象征江南風物。六朝是大陸山水美學演變成熟的階段，士人更常見的現象是直接以江南風物為主題，呈現地域自然和才性素養的雙重意義。“江南才子”之概念，正從此時萌發。但它本義是指善于抉發江南風物美感，乃至以此塑成一國風貌的作者。
北顧樓、雲、柳，均是江南景觀或富有南方美感的風物。其實後期江南凸顯的審美性，仍可視作政治的一種變形和迂回。
但政治意義的發露，可以說完全賴于對文學的诠釋，而非作品字面所露意識。一旦這種诠釋方式失去主導，後人便會根據六朝文學所書山川風物等題材，将之了解為非政治性的藝術品。進而，“江南”被了解為審美對象，與中原的政治意味對列。
六朝文學對江南風物的書寫，往往受到政治意圖的推動。唐代似乎賦予“江南”絕對的審美色彩，與“中原”的政治意涵對峙。南唐作為江南政權，又号稱承續唐代正統，就必然回溯六朝對江南風物的政治書寫，而又承襲唐代對江南美感的塑造。至于當時新興的藝文潮流，推動南唐對江南美感的進一步營造，最終影響宋人。
南唐對江南風物的書寫及占有
南唐在政治上自命為“唐子孫”，從地域上處于南朝故地。它國祚雖短，卻同時吸收了南朝與唐的文化遺産。前代塑成的江南風物之審美意義，及其旁生映帶的政治意義，皆為南唐士人共喻。
不僅如此，六朝古迹又形成江南的“人文”風景，與“自然”并立。它們介入南唐士人的日常起居，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如修睦詩言：“僧閑吟倚六朝樹”，身邊草木都是齊梁古物，是以僧人對詩的認識不止依賴書面記載，更可與切身實景互相參證。此于南唐君臣，更是常情。
在南唐士人心中，它們是真實的、具體的某一場所，是以南唐作者可以通過書寫“占有”它。宇文所安先生曾經論析唐人“占有”風景的觀念，指出文士認為經濟購買并非絕對“占有”，反而是通過文學作品抉發風景特性，而加入自身主體色彩，才可以為景物打上私人印記。這種觀念亦為南唐士人承襲。
當作者意欲彰顯的不隻是私人，而是一國風貌時，南唐的政治形象便與江南風物形象密不可分了。在這一點上，南唐超越了六朝、唐代對江南風物的觀念。且不論唐代的純審美意識，即便是六朝人有意借風物擷取政治優勢，他們的方式也隻是證成“江南”之優越，與“中原”抗衡。而南唐則是借取風物在實地或既往文本中的美感，為自身政治塑形。于是，江南種種風物，無不深含南唐的政治色彩。觀者在沉浸于其美感時，也潛移默化地認同了南唐。
徐铉認為景觀之勝乃政治昌明的表征，那麼風物引發的感性經驗，也可能觸動政治之思。尤其是徐铉一一曆數的都是具體風景，而不再泛言山川煙雲。徐铉更将此理論落實于寫作實踐中。
而如前引徐铉所謂“人多暇豫，物亦茂遂”，将繁盛景物歸結于昌明政治，并由此從蔣峤嶔崟、潮溝清淺之視覺美感，延拓為一種政治美學，是知性的另一方面。由此，北苑将物質性的感覺空間，同意識形态塑成的構想空間合二為一。
《北苑侍宴雜詠詩》中羅列竹、松、水、菊等自然佳景，描摹贊歎，但描寫在與四者平行的風時，則感歎“帝力無人識，誰知玩物華”。這表明徐铉詩文中貌似具象，帶給我們充分感性體驗的景觀，仍是抽象意識形态的具現。通過書寫賦予的感性體驗，給讀者造成一種錯覺，即“北苑”經由藝文的呈現，變成一種透明可見的存在，而恰恰忽略了景觀作為一個載體容許政治觀念滲透人心。
江南景觀的政治性，不隻展現在皇家園囿。《十國春秋》引《鳳凰台紀事》曰：“六朝舊城近覆舟山，去秦淮五裡，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回二十五裡。”秦淮是金陵城的護城河，與政治關系莫大。馬令《南唐書》載，宋攻江南時，“王師屢攻秦淮口水栅，（盧）绛數拒之”，可知其為軍事要地。然而秦淮亦是遊宴佳處，《釣矶立談》載：“會上巳日，朝貴出秦淮遊讌”可證。在時人意識中，同一條秦淮河擔負了政治、遊賞的雙重意義。
亡國之後軍隊毀敗，聯系的是樓台寂寞。反過來，在升元年間或保大前期的盛世，秦淮風景之盛可以引發政權強盛的感受。
南唐自塑景觀的意識、行為，承續了六朝、唐代對江南文化的生産方式，且深化了遊觀體驗與政治功利的混融合一。江南的詩性，并不隻是一個觀玩的對象，而是可以通過審美經驗的傳遞感染，發揮實際作用。
江南美感的新型藝文載體及其跨域取備
南唐并行承續六朝、唐代對江南風物、文化的認知模式，形成一種新型觀念。與之相應的是，南唐适逢五代時期，詞體大量湧現，而繪畫技法、内容亦突破原有成果。于是，南唐在呈現江南美感時，同樣采取這兩種新的媒介。詞與畫不僅拓寬了“江南”的表現可能，本身典式亦引導着時人觀看“江南”的模式與思維。
南唐作者頗寫江南山川，此屬常識。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還重新營造了江南空間。元人湯垕言董源“平遠幽深”，即《林泉高緻》所謂“平遠之色有明有晦”“平遠之意沖融而缥缈”，指出董畫疏朗而不乏江南山川明暗淺深之層次感。趙幹也以“所畫皆江南風景”聞名。陳葆真指出趙幹《江行初雪圖》由密轉疏、虛實錯雜的空間特征，認為此傳達出南唐蒼涼幽凄的美學。趙幹已是後主時人，他畫中的悲傷氣氛，可能是南唐政治哀思傾注于江南景觀之間的産物。自然的感性空間與意識形态的構想空間，再度彙合為作者體驗的空間，落實于紙上。
同樣在南唐時期，詞體文學興起，并注意描寫江南風物，前人已有論析。筆者此處欲補說者在于，南唐繪畫對江南空間之層次間隔，及其氛圍所蘊意味的認知也延展到詞體。像“堂庑甚大”的馮延巳詞，并不因情感之深厚豐富，而完全頓入“重拙大”的密集形态，反是經過景物的點綴、組合，而兼具某種類似“平遠”的“沖融而缥缥缈缈”之效果。
這裡将風格與空間層次對照，其自然地理展現出的别樣美感。例如李煜詞中作為線索引導全篇的意象，往往具有南唐的“江南國”質素：閑夢遠，南國正清秋。千裡江山寒色遠，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全詞疏密張弛的空間感，幾乎類似趙幹《江行初雪圖》：先是一道平遠深幽的“千裡江山”，悠遠峰巒并是寒色，形成砭人肌骨的“侵襲”感受。然後作者蕩開筆墨，轉寫一片江水，及江岸的幾叢“蘆花”，再至“蘆花”深處的一艘“孤舟”，與趙畫一樣由密轉疏。孤舟泊在蘆花深處，無異于尋覓一重并不牢靠的自蔽屏障。江南山川悠遠的自然空間距離，被作者内化為心象，表現為美好理想遭遇侵襲阻隔的心理距離。後主詞與趙幹畫的類同之處，當然不意味着前者模仿後者，而是表明江南自然空間對南唐藝文普遍的内在影響。
馮詞同樣呈現一種平遠的空間距離，而與李詞趙畫微有小異，是先疏再密。詞首以“碧”色和“玉笛”聲設定凄清氛圍；以江水茫茫不見吹笛之人，書寫路程之遠，營造送客之悲。經由“蘆花”“霜月”兩種與李氏《憶江梅》如出一轍的意象鋪陳，明日關山之“隔”取代了江水之“疏”，為綿長的心理距離再設一重蔽障。李、馮二詞中空間、距離、心态轉換之關捩，均由江南風物自然引發，可證南唐詞境界之大，及其疏朗清雅形态，與江南空間不無關聯。
進一步來看，南唐士人的心靈思維，與江南山川風物形成某種同構。因而，政治元素在藝文中的呈現形式，帶有一種源自江南空間的美感。偏安政權的惶惑孤寂，正由山川遼遠的寒色，及蘆花深處舣泊的孤舟表出。我們固然可以将之視為“比興”傳統的一種變化，但更應了解它不隻是一種仿如外在工具的“技法”，而是植根于南唐作者心靈的“心法”。
江南士人觀看風景，并不隻是一個主客體的并置，而是一個塑造士人身份和政權形象的過程。但是在發掘自然意蘊的過程中，靜觀審美的快适又沖淡了權力的宰制色彩，反而提供了一條越出權力，使自我直面世界的路徑。江南文化以審美引導政治，而又吸收政治質素所賦予的厚重、高遠。
南唐之于江南的文教意義
從南朝到南唐，江南政權在文化方面塑造政權形象優越性的方式，似乎以闡發風物之美為主。但南唐在五代亂世中吸引唐朝士人歸附，儲存唐代制度、學術，而又培植起衆多儒學世家。它對近世江南的文化意義，同樣不容忽視。
在李昪的引導下，南唐的武人紛紛轉型文事。元宗、後主兩位尚文君主，更是提倡推動文教。例如李煜“懼時運之難并，鑒谟猷之可久”，自作《雜說》百篇，推動韓熙載《格言後述》《皇極要覽》、郭昭慶《經國治民論》、陳彭年《皇綱經》等系列著作的撰寫。
即使宋朝滅亡南唐，宋人依然肯認南唐儲存文化之功。如馬令《南唐書》認為：“昔韓宣子适魯，而知周禮之所在。且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為近于道矣。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馬令前文還提及南唐“所統州縣，往往有學”，是以馬令這段話說的不僅是藏書，而是對南唐文教意義的一個總判斷。江南在五代亂世中獨存禮樂文明，即當時道之所在。
自近世文化的線索來看，南唐入宋為後者輸送大量士人，在發揚風尚、編輯圖書、引導詩體等方面發揮作用。然而，南唐之于近世文化的意義更在于将唐朝士人招徕至江南，使其落地生根，發展為地方文化世家。
南唐在五代亂世儲存士人、文獻，即在文化層面造成“保江南即保中國”的态勢。而其塑成的文化家族在江南之傳承，不僅終有宋一朝未曾動搖，甚至綿延至元明，無論居鄉、入仕，皆對近世文化産生絕大影響。正如錢穆先生所言：“在野學校之提倡，在朝風節之振厲，文章之盛，朋黨之起，皆由南士。”其中除朋黨外，皆為江南士人之功績，南唐在此過程中實發揮着樞紐中介的作用。
結語
由于南唐國祚甚短，是以學者們在論析江南文化史的過程中，往往忽略了它。實則，南唐在江南文化由中古向近世演變的過程中，發揮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自文教的大方面而言，南唐不僅儲存人才、典籍于戰火，還造就系列江南尚文家族。
自藝文作品對江南美感的發現而言，南唐将六朝、唐代遊觀江南風物的模式彙合，以藝文自塑景觀。南唐對江南風物審美的新貢獻，則是通過詞作、繪畫的新體裁呈現，尤其是詞體吸收南唐畫學對空間的把握。綜上，南唐在江南文化史上應占有一個樞紐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