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思想家雅斯貝斯在其著作《論曆史的起源與目标》中認為，公元前五百年前後在東西方均出現了人類文化突破現象，産生了孔子、佛陀、蘇格拉底、查拉圖斯特拉等“範式創造者”，進而奠定了人類精神的基礎，并開啟了各自文明後來的發展方向，進而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倫理觀、文化模式，他把這一時期稱為“軸心時代”。
本書作者約翰·托爾佩在雅斯貝斯“軸心時代”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後的“軸心時代”僅僅是三個直接影響當代社會問題的關鍵時期之一。他認為，不是隻有一個原初的“軸心時代”及其後續發展，而是存在着三個“軸心時代”，每一個時期都直接影響了人類的生活和人類要面對的問題。
人類史的三個軸心時代
道德、物質、精神
〔美〕約翰·托爾佩 著
孫嶽 譯
本書以道德、物質和精神作為人類曆史的三重架構，從社會學角度分析了人類曆史的發展曆程。作者将“軸心時代”進一步具象化，以一種世界視野，引導讀者思考人類社會的現狀和未來。
此外，該書由主持翻譯過多部有關全球史的著作的孫嶽教授翻譯，書中附有雅斯貝斯研究者李雪濤教授所著解讀性序言，是對曆史與社會學感興趣的讀者不可錯過的佳作。
創造性地提出在迄今為止的曆史中存在着三個軸心時代的觀點
托爾佩指出，針對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概念的反對意見主要圍繞着一個事實：一方面，相關軸心時代的時段相當長，有幾個世紀之久；而另一方面，這一時段又稍嫌太短，不足以涵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道德和宗教思想的重大發展。基于這種了解，遂有學者多方修補軸心時代概念的不足，比如提出“繼發性突破”（secondary breakthroughs）之類的概念，或主張事實出現了許多個“軸心時代”，每個軸心時代都标志着一次人類事務中的重要“突破”。
托爾佩則提出了一種折中的立場，主張人類曆史上事實上有三個真正重要的軸心時代存在過：首先是大約2500年前出現的“規範性的”（canonical）道德軸心時代；其次是1750年左右開始的“物質”軸心時代；再次是發生在當今的“精神”軸心時代。與這三個時期相關的發展構成了人類這一物種目前所處的基本環境，人類對其面臨的當代挑戰做出反映也必須建立在這一環境的基礎上。從三個關鍵時期的角度來描述曆史，旨在使學生和感興趣的讀者都能認識和了解城市誕生以來的人類曆史。
将“軸心時代”進一步具象化，以世界視野引導讀者思考人類社會的現狀和未來
托爾佩認為，三個軸心時代中每一個都有自己的特别關注（characteristic preoccupation）和對待物質的态度（attitude toward material goods）。例如第一個軸心時代與超越的觀念相關，就是說将彼世作為衡量此世的度量基準，進而發現此世的匮乏。是以，這一時代努力推進道德思維和禁欲主義，因而與馬克思·韋伯曾緻力分析過的幾個“世界宗教”以及希臘古典哲學的興起有密切關聯。
另外，三個軸心時代各自均仰賴不同的能源體系（energy regime）。第一個軸心時代仰賴人力和畜力，在十八世紀末蒸汽機問世之前，整個人類的曆史都是這樣。詹姆斯·瓦特的創新使人類步入第二個軸心時代，從此依賴來自化石燃料的能源，這使得人類有能力主動地對整個生物圈進行前所未有的改造。第三個軸心時代——假如人類物種要延續下去的話——将不得不依賴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水能和其他非化石燃料，這些燃料不會像化石燃料那樣排放溫室氣體。
最後，三個軸心時代各有其獨特的思維模式（mode of thought）。道德軸心時代獨特的思維載體是智者（intellectuals）和神職人員（clerics），用羅伯特·貝拉的話說，這些人發明了“反思思維”（thinking about thinking）的思維方式。也就是說，此時的人類經曆了自我反思的巨大進步，部分原因是當時的剩餘産品足以養活一批專門思考而不需直接從事物質生産的人。第二個物質軸心時代的特點是“反思生産”（thinking about producing），其拓荒開路的思想家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均把理論的重點放到了人類社會财富的生産和配置設定上。第三個精神軸心時代不同于前兩者，而要“反思緻思”（thinking that produces thinking）。這一點最突出的表現是所謂的人工智能和“智能機器”（intelligent machines），總之，精神軸心時代就是一切都要“智能化”，比如智能手機、無人駕駛汽車、智慧住宅、精确制導武器等等。這一時代承諾提供智能技術—一更有效的技術一一以解救因人為的氣候變化而陷入危機的人類。不過另一方面，精神軸心時代已導緻為數衆多的傳統工薪階層失業，提出了諸如工作與收入的關系、新技術對人類的真正價值等亟待解決或思考的大問題。
托爾佩在書中依次詳細探讨了這三個軸心時代，幫助我們更好了解當下的世界如何運作。同時他也指出三個軸心時代為增進人類福祉做出了巨大貢獻，雖然時至今日仍有一系列問題困擾着人類，但相比從前，有些方面現已得到顯著改善。
作者簡介
〔美〕約翰·托爾佩
John Torpey
美國社會學家、曆史學家，現任紐約市立大學社會學和曆史學教授、拉爾夫·邦奇國際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是社會和批判理論、比較曆史社會學、宗教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著有《護照的發明：監視、公民權和國家》《政治與過去：論修複曆史不公正》《舊歐洲，新歐洲，核心歐洲：伊拉克戰争後的跨大西洋關系》等。他是期刊《理論與社會》的編委會成員，并擔任天普大學出版社“政治、曆史和社會變革”叢書的編輯。同時，他還擔任播客“國際視野”的主持。
譯者簡介
孫嶽
孫嶽，首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從事翻譯教學及文史類跨文化研究，近年來更多緻力于大曆史研究。主要譯作有《起源：萬物大曆史》《大曆史與人類的未來》《曆史學宣言》《獨立宣言：一種全球史》《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等。
目錄一覽
目錄
緒 言
導 論
第一章 道德軸心時代第二章 物質軸心時代第三章 精神軸心時代
索 引譯者後記
試讀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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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與第一個軸心時代相關的發展對人類擁有的财富總量卻沒有任何顯著影響。世界上大多數人口持續在相對較低的生存水準度日，饑餓與使人衰弱的疾病經常地威脅着人們，隻有極少數精英享有相當大的優勢，但其壽命卻不比其他人口更長。大體上說，在1750年以前，上述狀況着實變化不大。著名中世紀史學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最近指出，“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前，隻有一種實體經濟，而且是以農業為基礎的”。費爾南·布羅代爾稱這個世界為“舊生物體制”（Biological Old Regime），那個體制有“一系列的限制、障礙、結構、比例和數量關系”，而所有這些直到十八世紀才“在中國和歐洲都被打破”。
特裡·伯克認為，上述舊生物體制曾經曆“階段性的人口暴漲、農業産量激增和貿易繁榮，但随之而來的是周期性的生存危機，饑荒和疾病引發了經濟衰退”；這一舊生物體制“從公元前一千紀起直至1750年，就一直支配着人類事務”。就算是中世紀末期曾出現一定程度的改進，但1750年以前的總體水準，“以我們現在的标準看，仍然是低得可憐”。同樣，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J.戈登（Robert J. Gordon）曾這樣寫道：十八世紀晚期之前“有好幾千年，幾乎沒有什麼經濟增長”，可算是對上述經濟學觀點的一個小結。
然而，就在這一曆史節點，經濟上卻出現了令人稱奇的大發展，而且成了史無前例的更為懸殊的不平等，并使“西方”驟然領先于“東方”。工業革命而後又繼續加速，再次借用戈登的話，“造成了迄今史上最快、最偉大的變革”。（見圖 2.1）具體而言，這一令人稱奇的曆史節點大約是從1750年持續至1850年，德國史學理論家萊因哈特·科澤勒克甚至稱其為“Sattelzeit”，其本意為“鞍型期”，但更恰當的翻譯可能該是“關鍵”（hinge）期或“軸心”（axial）時代。後兩種譯文之是以更恰當，是因為科澤勒克本人最關注的是這個時代發生的曆史意識或自我了解上的轉變。
在這一概念的早期形成階段，科澤勒克曾寫道：那時他最感興趣的是“舊世界的解體以及在此過程中新世界的湧現，尤其是在曆史概念的了解方面”。最重要的，這一新時代令人目睹了經曆與期待的斷裂，讓人感覺到“本不屬同一時代的彙聚到了同一時代”（contemporaneity of the noncontemporaneous）。從這個意義上說，科澤勒克對這一時代特征的認定與發明第一個“軸心時代”概念的那些思想家在理念上是相通的，因為後者也或多或少關注這一時代的智識或意識形态特征。
然而，随着時間的推移，Sattelzeit這個詞又獲得了許多其他的含義。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其有關十九世紀的權威曆史著作中考察了Sattelzeit七個不同次元的内涵，以使這一概念的解讀更具全球關聯，即大國關系與“全球帝國主義的第一個時代”；歐洲移民社會政治解放的開始；民族主義的傳播；公民參與政治決策的開始，雖然初期成效甚微；新興的“從地産到階級”的轉變，奴隸制遭遇日益嚴峻的挑戰；“現代”——即在新能源體系基礎上實作了持續穩步的經濟增長——在全球的騰飛；以及在文化領域出現的極為有限的“全球化”。然而，推動婦女平等，将先前的臣屬納入徹底的“民主”政體，将戰争改造成主要由全世界各地的窮人從事的活動，在世界多地實作全面工業化，所有這些都要等到二十世紀才會發生。奧斯特哈默有關十九世紀的著作可謂一個有價值的提醒，使我們認識到：我們認為的“現代生活”中有許多都是相當晚近的發明或發現，往往不超過一個世紀。
從廣義上說，經Sattelzeit而來的大發展為人類福祉帶來了極大的改善，但這一發展的基礎理念卻是與自然對立的或忽視了自然，是以，這一由人類引發的氣候變化和全球變暖使人類本身陷入了巨大風險。這一沖突重重的發展的後果已被諾貝爾獎得主荷蘭化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和生物學家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所指出，後者認為我們當下所處的地質時代應被稱作“人類世”（Anthropocene）。他們用這個詞來強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響了環境，并由此造成了地質時間尺度上的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據稱，這一新時代始于十八世紀晚末，而這樣稱謂是為喚起人們關注人類在其生态基礎的存續力方面所面臨的挑戰。
這兩位學者當然明白，選擇一個新時代開啟的日期在本質上具有任意性，但他們最初提出的起點正是十八世紀後半葉。他們這樣認為：“這一時段恰逢從冰川冰芯中提取的資料明确顯示大氣中幾種‘溫室氣體’（特别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濃度開始上升，其開啟的日期也恰好與1784年詹姆斯·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時間相吻合。”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世的到來基本上與工業革命是同時發生的，工業革命主要依靠化石燃料，先是煤，後是石油。不過，最近又有學者依據人口迅速增長及人為因素對生物圈造成巨大影響的資料，将人類世的起始年代推後至1950年之後。這就是所謂的“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說，據說這是建立在政治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對現代社會本質的整體了解”之上的一個術語，這一點展現在他的代表作《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确定時代起始日期的問題也許無法避免地一直都會存在争議，但後1950說目前更為學界擁戴。
系列簡介
二十世紀人文譯叢
“二十世紀人文譯叢”由上海師範大學陳恒教授主編，彙集了二十世紀前後人文領域一批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經典著述之精譯，涵蓋人文各學科、各領域的理論探讨與實證研究，既注重學術性與專業性，又強調普适性與可讀性，意在使讀者盡可能豐富地感受到人文研究的多彩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