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认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东西方均出现了人类文化突破现象，产生了孔子、佛陀、苏格拉底、查拉图斯特拉等“范式创造者”，从而奠定了人类精神的基础，并开启了各自文明后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宗教－伦理观、文化模式，他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
本书作者约翰·托尔佩在雅斯贝斯“轴心时代”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的“轴心时代”仅仅是三个直接影响当代社会问题的关键时期之一。他认为，不是只有一个原初的“轴心时代”及其后续发展，而是存在着三个“轴心时代”，每一个时期都直接影响了人类的生活和人类要面对的问题。
人类史的三个轴心时代
道德、物质、精神
〔美〕约翰·托尔佩 著
孙岳 译
本书以道德、物质和精神作为人类历史的三重架构，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作者将“轴心时代”进一步具象化，以一种世界视野，引导读者思考人类社会的现状和未来。
此外，该书由主持翻译过多部有关全球史的著作的孙岳教授翻译，书中附有雅斯贝斯研究者李雪涛教授所著解读性序言，是对历史与社会学感兴趣的读者不可错过的佳作。
创造性地提出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存在着三个轴心时代的观点
托尔佩指出，针对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概念的反对意见主要围绕着一个事实：一方面，相关轴心时代的时段相当长，有几个世纪之久；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段又稍嫌太短，不足以涵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道德和宗教思想的重大发展。基于这种理解，遂有学者多方修补轴心时代概念的不足，比如提出“继发性突破”（secondary breakthroughs）之类的概念，或主张事实出现了许多个“轴心时代”，每个轴心时代都标志着一次人类事务中的重要“突破”。
托尔佩则提出了一种折中的立场，主张人类历史上事实上有三个真正重要的轴心时代存在过：首先是大约2500年前出现的“规范性的”（canonical）道德轴心时代；其次是1750年左右开始的“物质”轴心时代；再次是发生在当今的“精神”轴心时代。与这三个时期相关的发展构成了人类这一物种目前所处的基本环境，人类对其面临的当代挑战做出反映也必须建立在这一环境的基础上。从三个关键时期的角度来描述历史，旨在使学生和感兴趣的读者都能认识和理解城市诞生以来的人类历史。
将“轴心时代”进一步具象化，以世界视野引导读者思考人类社会的现状和未来
托尔佩认为，三个轴心时代中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别关注（characteristic preoccupation）和对待物质的态度（attitude toward material goods）。例如第一个轴心时代与超越的观念相关，就是说将彼世作为衡量此世的度量基准，从而发现此世的匮乏。因此，这一时代努力推进道德思维和禁欲主义，因而与马克思·韦伯曾致力分析过的几个“世界宗教”以及希腊古典哲学的兴起有密切关联。
另外，三个轴心时代各自均仰赖不同的能源体系（energy regime）。第一个轴心时代仰赖人力和畜力，在十八世纪末蒸汽机问世之前，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这样。詹姆斯·瓦特的创新使人类步入第二个轴心时代，从此依赖来自化石燃料的能源，这使得人类有能力主动地对整个生物圈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造。第三个轴心时代——假如人类物种要延续下去的话——将不得不依赖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和其他非化石燃料，这些燃料不会像化石燃料那样排放温室气体。
最后，三个轴心时代各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式（mode of thought）。道德轴心时代独特的思维载体是智者（intellectuals）和神职人员（clerics），用罗伯特·贝拉的话说，这些人发明了“反思思维”（thinking about thinking）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此时的人类经历了自我反思的巨大进步，部分原因是当时的剩余产品足以养活一批专门思考而不需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第二个物质轴心时代的特点是“反思生产”（thinking about producing），其拓荒开路的思想家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均把理论的重点放到了人类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第三个精神轴心时代不同于前两者，而要“反思致思”（thinking that produces thinking）。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是所谓的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intelligent machines），总之，精神轴心时代就是一切都要“智能化”，比如智能手机、无人驾驶汽车、智慧住宅、精确制导武器等等。这一时代承诺提供智能技术—一更有效的技术一一以解救因人为的气候变化而陷入危机的人类。不过另一方面，精神轴心时代已导致为数众多的传统工薪阶层失业，提出了诸如工作与收入的关系、新技术对人类的真正价值等亟待解决或思考的大问题。
托尔佩在书中依次详细探讨了这三个轴心时代，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当下的世界如何运作。同时他也指出三个轴心时代为增进人类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时至今日仍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人类，但相比从前，有些方面现已得到显著改善。
作者简介
〔美〕约翰·托尔佩
John Torpey
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现任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教授、拉尔夫·邦奇国际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和批判理论、比较历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著有《护照的发明：监视、公民权和国家》《政治与过去：论修复历史不公正》《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伊拉克战争后的跨大西洋关系》等。他是期刊《理论与社会》的编委会成员，并担任天普大学出版社“政治、历史和社会变革”丛书的编辑。同时，他还担任播客“国际视野”的主持。
译者简介
孙岳
孙岳，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翻译教学及文史类跨文化研究，近年来更多致力于大历史研究。主要译作有《起源：万物大历史》《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历史学宣言》《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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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 言
导 论
第一章 道德轴心时代第二章 物质轴心时代第三章 精神轴心时代
索 引译者后记
试读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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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第一个轴心时代相关的发展对人类拥有的财富总量却没有任何显著影响。世界上大多数人口持续在相对较低的生存水平度日，饥饿与使人衰弱的疾病经常地威胁着人们，只有极少数精英享有相当大的优势，但其寿命却不比其他人口更长。大体上说，在1750年以前，上述状况着实变化不大。著名中世纪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最近指出，“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前，只有一种实体经济，而且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称这个世界为“旧生物体制”（Biological Old Regime），那个体制有“一系列的限制、障碍、结构、比例和数量关系”，而所有这些直到十八世纪才“在中国和欧洲都被打破”。
特里·伯克认为，上述旧生物体制曾经历“阶段性的人口暴涨、农业产量激增和贸易繁荣，但随之而来的是周期性的生存危机，饥荒和疾病引发了经济衰退”；这一旧生物体制“从公元前一千纪起直至1750年，就一直支配着人类事务”。就算是中世纪末期曾出现一定程度的改进，但1750年以前的总体水平，“以我们现在的标准看，仍然是低得可怜”。同样，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J.戈登（Robert J. Gordon）曾这样写道：十八世纪晚期之前“有好几千年，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增长”，可算是对上述经济学观点的一个小结。
然而，就在这一历史节点，经济上却出现了令人称奇的大发展，而且成了史无前例的更为悬殊的不平等，并使“西方”骤然领先于“东方”。工业革命而后又继续加速，再次借用戈登的话，“造成了迄今史上最快、最伟大的变革”。（见图 2.1）具体而言，这一令人称奇的历史节点大约是从1750年持续至1850年，德国史学理论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甚至称其为“Sattelzeit”，其本意为“鞍型期”，但更恰当的翻译可能该是“关键”（hinge）期或“轴心”（axial）时代。后两种译文之所以更恰当，是因为科泽勒克本人最关注的是这个时代发生的历史意识或自我理解上的转变。
在这一概念的早期形成阶段，科泽勒克曾写道：那时他最感兴趣的是“旧世界的解体以及在此过程中新世界的涌现，尤其是在历史概念的理解方面”。最重要的，这一新时代令人目睹了经历与期待的断裂，让人感觉到“本不属同一时代的汇聚到了同一时代”（contemporaneity of the noncontemporaneous）。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泽勒克对这一时代特征的认定与发明第一个“轴心时代”概念的那些思想家在理念上是相通的，因为后者也或多或少关注这一时代的智识或意识形态特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Sattelzeit这个词又获得了许多其他的含义。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其有关十九世纪的权威历史著作中考察了Sattelzeit七个不同维度的内涵，以使这一概念的解读更具全球关联，即大国关系与“全球帝国主义的第一个时代”；欧洲移民社会政治解放的开始；民族主义的传播；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开始，虽然初期成效甚微；新兴的“从地产到阶级”的转变，奴隶制遭遇日益严峻的挑战；“现代”——即在新能源体系基础上实现了持续稳步的经济增长——在全球的腾飞；以及在文化领域出现的极为有限的“全球化”。然而，推动妇女平等，将先前的臣属纳入彻底的“民主”政体，将战争改造成主要由全世界各地的穷人从事的活动，在世界多地实现全面工业化，所有这些都要等到二十世纪才会发生。奥斯特哈默有关十九世纪的著作可谓一个有价值的提醒，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认为的“现代生活”中有许多都是相当晚近的发明或发现，往往不超过一个世纪。
从广义上说，经Sattelzeit而来的大发展为人类福祉带来了极大的改善，但这一发展的基础理念却是与自然对立的或忽视了自然，因此，这一由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使人类本身陷入了巨大风险。这一矛盾重重的发展的后果已被诺贝尔奖得主荷兰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和生物学家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所指出，后者认为我们当下所处的地质时代应被称作“人类世”（Anthropocene）。他们用这个词来强调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了环境，并由此造成了地质时间尺度上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据称，这一新时代始于十八世纪晚末，而这样称谓是为唤起人们关注人类在其生态基础的存续力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这两位学者当然明白，选择一个新时代开启的日期在本质上具有任意性，但他们最初提出的起点正是十八世纪后半叶。他们这样认为：“这一时段恰逢从冰川冰芯中提取的数据明确显示大气中几种‘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开始上升，其开启的日期也恰好与1784年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间相吻合。”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世的到来基本上与工业革命是同时发生的，工业革命主要依靠化石燃料，先是煤，后是石油。不过，最近又有学者依据人口迅速增长及人为因素对生物圈造成巨大影响的数据，将人类世的起始年代推后至1950年之后。这就是所谓的“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说，据说这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整体理解”之上的一个术语，这一点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确定时代起始日期的问题也许无法避免地一直都会存在争议，但后1950说目前更为学界拥戴。
系列简介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由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主编，汇集了二十世纪前后人文领域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典著述之精译，涵盖人文各学科、各领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既注重学术性与专业性，又强调普适性与可读性，意在使读者尽可能丰富地感受到人文研究的多彩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