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作為地名傳進日本，竟然是因為一位禅宗大畫家的加持？

不久前與兩位老友聚會，席間偶然聊到《義勇軍進行曲》作曲者聶耳不幸溺亡之地——日本藤澤縣的湘南海岸，《人民中國》雜志總編王衆一問我湘南和内藤湖南與湖南省的關聯。知其然不知其是以然的我，當場被問倒。于是，回家後做了一番功課，遂有了這篇僞“地名考”。

日本漢學家内藤湖南（1866-1934）。（資料圖/圖）

先說後者。内藤湖南與湖南省的關系倒是簡單，簡單到沒有半毛錢的關系。内藤身上的漢學耆宿光環過于耀眼，以至于國人在談論這位傳奇人物時，往往會自帶聯想：内藤名字中的“湖南”一定是從湖南省“拿來”，且有意無意地令人聯想到“文化中心移動說”和“唐宋變革論”，就好像若不連名字都“卷”起來，便枉稱大學者似的；而日本知識人則多囿于地域主義觀念，想當然地以為既然是京都學派大佬，“湖南”之名必源自與京都府相鄰的滋賀縣湖南市，隻是此湖非洞庭湖，而是琵琶湖。其實，這兩種說法均未中的。

内藤湖南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1866年，生于陸奧國馬毛内村（今秋田縣鹿角市十和田馬毛内）。鹿角位于秋田縣的最北端，與青森縣之間隔着界湖“十和田湖”，“湖南”即十和田湖的南邊之意。十和田湖是由十和田火山噴發而形成的二重式火山湖，風光旖旎，是東北地方的名湖，作為特别名勝列入“國家文化财”。在東京都中心的國會議事堂，環繞中央大廳四周的牆上，懸挂着描繪日本列島四季風景的巨幅油畫。其中，夏季的作品即田中儀一所繪《十和田湖與奧入濑》。如此，因了内藤湖南和京都學派的影響力，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湖南省硬是被扯出關聯，連全無幹系的滋賀縣湖南市也被附會了與内藤的某種連結，而内藤生長的故土十和田湖，卻偏偏不被世人提起了。

日本國會議事堂中央大廳中所懸挂的油畫《十和田湖與奧入濑》。奧入濑是從十和田湖流出的一條河。（資料圖/圖）

再聊回前者。關于湘南與湖南省的關聯，其實并無定說。《廣辭苑》（第五版）對“湘南”的釋義雖有所指涉，但語焉不詳：①位于中國湖南省、注入洞庭湖的湘江以南一帶風景名勝地的稱謂。②将古相模國南部的“相南”，附會①而寫成“湘南”，作為對相模灣沿岸地帶的稱謂。那一帶包括葉山、逗子、鐮倉、茅崎等區域，夏季多海水浴場，是京濱的避暑地，冬季則比較溫暖。作為住宅用地，被廣泛開發。如“湘南電車”，系連結東京和（靜岡縣）沼津的中距離舊國鐵的總稱。

通過這條釋義，我們了解到，沒有中國的湖南，便沒有日本的湘南。接下來的一個問題：這種空間上的“連結”到底是何時以及如何發生的？在日本，“湘南”的表述最早見于平安時代中期的辭書《倭名類聚抄》（簡稱《和名抄》或《倭名抄》），語源是長沙國湘南縣。據《資治通鑒大辭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的解釋：湘南縣為“西漢置，治所在今湖南湘潭市西南。東漢改為湘南侯國。三國吳複為湘南縣。南朝齊廢”。不過，《倭名抄》中的“湘南”，仍是單純的中國古地名，并不等于今天日本的“湘南”。

各種證據表明，湘南真正的“越境”，與禅宗有關。葛兆光先生在《中國禅思想史》中談到，南方禅學在地理上分兩支，其中的第二支，便是“以荊州、衡嶽為中心的禅師集團”：

如荊州天皇寺的法懔、法忍，長沙寺的法京、智遠，襄陽景空寺的法聰，廬山法充等。當然，最重要的是先在光州大蘇山，後至衡嶽，開後來天台一脈的慧思（515—577）。

而天台宗，正是對日本佛教、禅宗産生了決定性影響的教派。公元804年，最澄禅師作為遣唐使入唐學法，翌年回國後，在比叡山（别稱天台山）的延曆寺傳法，繼而創立了日本天台宗。

宋末元初的畫僧牧谿法常（法常是法号，生卒年不詳），少時曾在名僧無準法師門下修禅，後成為西湖六通寺的開山祖師。其畫作于鐮倉時代末期（14世紀），随中日禅師的交流，批量流入日本，頃刻受到上流階層的狂熱追捧。那種用水墨暈章和大量餘白來表現乾坤幽趣的技法，高超圓熟，是日人眼中文人對自然山川之理想國“憧憬的象征”（日本學者山下裕二語），也深刻影響了日本的南畫。桃山時代日本畫宗師長谷川等伯、表屋宗達等人，都曾向牧谿畫作中尋求水墨畫技法的根本；狩野派藝術中也有很多臨摹牧谿的作品。牧谿的畫，是日本公卿、大名和富商争相收藏的對象，是國寶中的國寶。如室町幕府足利家族所藏繪畫珍品的記錄《禦物禦畫目錄》中，全部280件庋藏中，牧谿作品占三成，多達103件。在14世紀中期的日本文獻中，如隻寫“和尚”的話，便是對牧谿的尊稱。牧谿的畫在中國幾近絕迹（僅故宮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各藏一件），據說日本現存134幅，均藏于内閣府文化廳和全國一流美術館的珍品庫中。而牧谿作品的“天花闆”，公認是《潇湘八景圖》。全八卷中七卷在日本，餘下的一卷《山市晴岚》，至今所在不明，日本保有摹本。

牧谿法常《潇湘八景圖》之《漁村夕照》。（資料圖/圖）

所謂“潇湘”，《辭海》的釋義為：①湘江的别稱，因湘江水清深得名。《山海經·中山經》：“交潇湘之淵。”《湘中記》：“湘川清照五六丈，是納潇湘之名矣。”又或專指湘江中遊與潇水會合後一段，即“三湘”之一。②泛指湖南地區。鄭谷《淮上與友别》詩：“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③古鎮名。五代時置，在今湖南永州市西北。因當潇湘二水合流處得名；亦稱潇湘關或湘口關。據此而顧名思義，“潇湘八景”即湘江并入了潇水後，一路向北的湘江沿岸至洞庭湖一帶的八處佳勝。北宋以降，代有畫家以之為題創作，寄情山水，“潇湘八景”幾成一種藝術範式。著名者有宋迪作同名畫卷，後被沈括寫入《夢溪筆談》，分别為遠浦帆歸、平沙落雁、煙寺晚鐘、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漁村夕照、潇湘夜語——“八景”的名目，自此“出圈”。不過，與宋迪等人的作品相比，日人顯然獨鐘牧谿。至于個中緣由，哲學家韓炳哲認為：

牧谿受禅宗啟發創作的《潇湘八景圖》，也是“空”之圖景，筆墨簡淡含蓄，一片空無，意境幽玄，寥寥數景隐沒于無限疏闊的餘白中，謹慎的筆法讓物象浮動在實與虛、黑與白之間，不道盡其中意蘊。物象相融相依，彼此映照，而非驅離、分割彼此。空仿佛成了友善的中介。水住，山流，天地合。空寂并未将畫中靜物湮沒，而是反襯出靜物之雅。（《禅宗哲學》，第35頁）

如此，從鐮倉時代到江戶時代，從足利将軍家族（足利義滿、義政）到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從德川将軍家族（德川家康、吉宗）到松平不昧、村田珠光，牧谿的《潇湘八景圖》在這些人物之間流轉，其價值已不能用金錢來估評。日人實在是太愛“潇湘八景”了，恨不得移景于日本。果然，後來日人在武藏國倉城郡六浦莊村（今京濱急行電鐵的金澤八景站）一帶，“發現”了“金澤八景”——整個是“潇湘八景”的“箱庭”版。妙就妙在每處佳勝，竟與潇湘的原風景一一對應，且被歌川廣重搬上了浮世繪，計有《乙舻帆歸》《平潟落雁》《稱名晚鐘》《洲崎晴岚》《内川暮雪》《濑戶秋月》《野島夕照》和《小泉夜語》，共八幅。元祿7年（1694），從大明亡命東瀛的東臯心越禅師為“金澤八景”各題漢詩一首，有了中國大儒的七言絕句背書，金澤俨然潇湘矣。

據說江戶時代初期，澤庵和尚把江之島一帶開始稱為“湘南”。同一時期，室町時代從中國移居日本的中國人後代、小田原的祛痰藥商崇雪，在大矶的鴫立庵建一石碑，碑上刻“著盡湘南清絕地”七字。此碑今猶在，被視為湘南地名的起始。而近代之前，漢學始終是日本的顯學，故出于某種文人趣味也好，或說附庸風雅也好，用“湘南”作雅号的禅僧、詩人所在多有，如禅僧湘南淙、詩人大久保湘南等。

湘南電車通車後，被稱為“湘南”的區域進一步擴大，連三浦半島都被歸入其區劃。明治29年（1896）5月，德富蘇峰為雙親在逗子海濱購置一棟别墅，然後把照料二老的任務交給弟弟德富蘆花，自己便踏上了周遊世界之旅。彼時，蘆花正身心交瘁，對放浪生活感到厭倦，決定暫去父母的别墅隐居，同時考慮未來的進路。他在緻胞兄的信中寫道：“東京的空氣，對我來說太冷了。我想在湘南住些日子。”彼時的湘南，已成為上流人士的住宅區。

也是差不多同一時期，夏目漱石和鈴木大拙各自在位于北鐮倉的圓覺寺跟随禅師釋宗演參禅。漱石參禅是為自我療愈，而大拙則為了學法。時空交錯，二人的目的既不相同，也未相遇。從鐮倉幕府時代起，因幕府統治者得宗家族的庇護，禅宗得以在此地生息、發育，曆經五個世紀的發展，及至漱石和大拙禅修時，已蔚為大觀，鐮倉這座古刹林立、禅意十足的古城，也成了如假包換的禅宗“麥加”。

就這樣，從牧谿法常的《潇湘八景圖》到“金澤八景”，從澤庵和尚到亡命東渡的中國禅師，可以說，正是因了禅宗的加持，這個以江之島為中心、沿相模灣向東西延展的狹長的海岸地帶，才從古地名的“相南”變成了今天世人眼中的“湘南”，自帶一種迥然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浪漫風情。譬如，住在首都圈的人，周末開一輛挂“湘南”車牌的車，跑在134号國道上，哪怕隻是一台再普通不過的輕型機動車，也不失為一件拉風的事，車牌的“含金量”甚至碾壓東京都内進階住宅區“品川”。

（原題“何處是湘南”，現标題為編者所拟）

劉檸

責編 劉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