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紀有東征宣傳家借用封建主義的架構進行言說：正如一個人必須全力為塵世的領主服務，他也必須全力為永恒天國的領主服務。巴勒斯坦是耶稣的世襲地産，十字軍戰士作為上帝的附庸，奪回聖地是履行附庸義務。
世間的領主授予附庸封地，永恒天國的領主則賜予東征戰士靈魂不朽。不過，這些言說政策并不占主流，而通過宗教次元闡述東征之合理性與緊迫性的做法一直延續到14世紀。盡管如此，13世紀晚期以來人們逐漸質疑東征是否合理必要。首先，這項事業是否還得到上帝的支援。羅馬的亨伯特追問：上帝為何要讓巴巴羅薩淹死在東征途中？為何一直不肯将勝利賜給路易九世的強大軍隊？其次，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異教徒有權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及擁有自己的土地，基督徒不應騷擾或挑釁他們，至于動武更是不正當。再次，西歐與東方基督徒的兄弟情義日益淡化。“西歐對東方基督徒兄弟的命運已經漠不關心，準備任其自生自滅。”卡斯蒂利亞國王宣稱：“教皇任命我為叙利亞和埃及的統治者，我不願意做忘恩負義的人，輪到我說話的時候，我宣布由哈裡發繼承我的位置。”
簡言之，13世紀晚期以後，特别是阿克城陷落以後，西歐社會的東征熱情逐漸冷卻，是以，14世紀初期東征理論家面臨的首要任務是重新闡述東征的理由、價值及緊迫性，進而争取社會的認可和支援。托爾塞洛的論點如下。第一，耶路撒冷王國的覆滅使西歐直接暴露在馬穆魯克王朝的軍事威脅之下，西歐隻有發動新的十字軍東征才能解除威脅。在以往十字軍東征運動中，西歐所呈現的是積極擴張的态勢，東征的參與者也堅信東征是他們在海外建功立業的良機。作為東征的後方，西歐遠離異教敵人的軍事威脅。然而，随着耶路撒冷王國的覆滅，西歐在地中海東部沿岸的屏障和據點全部喪失，馬穆魯克王朝的威脅近在咫尺，随時可以攻入西歐本土。第二，隻有重新發動東征，奪回巴勒斯坦，才能維持西歐貿易與經濟的繁榮局面。
顯而易見，馬穆魯克王朝占領巴勒斯坦之後，西歐喪失了地中海與東方貿易的最直接、最經濟的線路，進而嚴重影響西歐的經濟發展和日常生活需求。第三，擊敗馬穆魯克及確定西歐安全是追求知識和智慧的前提。自13世紀亞裡士多德主義複興以來，知識與智慧被認為是人存在的進階方式和實作“至善”的必經之路，而追求知識和智慧的前提是和平的環境。托爾塞洛強調，西歐如果不采取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将馬穆魯克王朝勢力阻擋于外的話，那麼西歐将永無甯日，永遠不可能有機會追求知識和智慧。當然，托爾塞洛沒有完全抛棄宗教因素，隻是理想主義的宗教激情不再占據主導地位。這種現實主義的言說政策更契合西歐社會的集體心理結構。13世紀以來西歐經濟和商業持續發展，物質生活日益繁榮；思想層面上，世俗思想家積極發掘和論證現世生活的美好與價值，批判奧古斯丁以來的以彼岸為價值導向的神學學說。
這些因素導緻人們的生活目标和旨趣日益世俗化。托爾塞洛的言說颠倒了以往宗教和現實因素的主次關系：東征不再主要是基于理想主義的宗教激情及對他者的義務，而是出于保障西歐自身的政治安全、經濟繁榮和智識追求。進一步而言，托爾塞洛的言說折射出14世紀初期西歐對外關系理念的兩個重要變化：第一，十字軍東征從擴張性手段變為防禦性手段。東征逐漸喪失理想主義色彩，西歐也抛棄了世界主義的追求，直到15世紀末期才重新對外擴張。第二，對于異文明權力入侵的恐懼意識日益主導西歐對外交往的精神氣質。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時，這種恐懼意識達到頂峰。但它同時也是促成西歐團結局面的重要因素。14—15世紀西歐出現一系列建構國家聯盟以共同抵禦外敵的倡議，實際上就是這種恐懼意識的産物。托爾塞洛認為，以往的十字軍東征運動隻強調軍事層面，根本沒有傷及敵人的緻命要害。是以，在對馬穆魯克王朝展開新的軍事進攻之前，西歐需要在貿易和外交方面削弱對手的實力，進而實作釜底抽薪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