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有东征宣传家借用封建主义的框架进行言说：正如一个人必须全力为尘世的领主服务，他也必须全力为永恒天国的领主服务。巴勒斯坦是耶稣的世袭地产，十字军战士作为上帝的附庸，夺回圣地是履行附庸义务。
世间的领主授予附庸封地，永恒天国的领主则赐予东征战士灵魂不朽。不过，这些言说策略并不占主流，而通过宗教维度阐述东征之合理性与紧迫性的做法一直延续到14世纪。尽管如此，13世纪晚期以来人们逐渐质疑东征是否合理必要。首先，这项事业是否还得到上帝的支持。罗马的亨伯特追问：上帝为何要让巴巴罗萨淹死在东征途中？为何一直不肯将胜利赐给路易九世的强大军队？其次，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异教徒有权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及拥有自己的土地，基督徒不应骚扰或挑衅他们，至于动武更是不正当。再次，西欧与东方基督徒的兄弟情义日益淡化。“西欧对东方基督徒兄弟的命运已经漠不关心，准备任其自生自灭。”卡斯蒂利亚国王宣称：“教皇任命我为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者，我不愿意做忘恩负义的人，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宣布由哈里发继承我的位置。”
简言之，13世纪晚期以后，特别是阿克城陷落以后，西欧社会的东征热情逐渐冷却，因此，14世纪初期东征理论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重新阐述东征的理由、价值及紧迫性，从而争取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托尔塞洛的论点如下。第一，耶路撒冷王国的覆灭使西欧直接暴露在马穆鲁克王朝的军事威胁之下，西欧只有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才能解除威胁。在以往十字军东征运动中，西欧所呈现的是积极扩张的态势，东征的参与者也坚信东征是他们在海外建功立业的良机。作为东征的后方，西欧远离异教敌人的军事威胁。然而，随着耶路撒冷王国的覆灭，西欧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屏障和据点全部丧失，马穆鲁克王朝的威胁近在咫尺，随时可以攻入西欧本土。第二，只有重新发动东征，夺回巴勒斯坦，才能维持西欧贸易与经济的繁荣局面。
显而易见，马穆鲁克王朝占领巴勒斯坦之后，西欧丧失了地中海与东方贸易的最直接、最经济的线路，从而严重影响西欧的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需求。第三，击败马穆鲁克及确保西欧安全是追求知识和智慧的前提。自13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复兴以来，知识与智慧被认为是人存在的高级方式和实现“至善”的必经之路，而追求知识和智慧的前提是和平的环境。托尔塞洛强调，西欧如果不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将马穆鲁克王朝势力阻挡于外的话，那么西欧将永无宁日，永远不可能有机会追求知识和智慧。当然，托尔塞洛没有完全抛弃宗教因素，只是理想主义的宗教激情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现实主义的言说策略更契合西欧社会的集体心理结构。13世纪以来西欧经济和商业持续发展，物质生活日益繁荣；思想层面上，世俗思想家积极发掘和论证现世生活的美好与价值，批判奥古斯丁以来的以彼岸为价值导向的神学学说。
这些因素导致人们的生活目标和旨趣日益世俗化。托尔塞洛的言说颠倒了以往宗教和现实因素的主次关系：东征不再主要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宗教激情及对他者的义务，而是出于保障西欧自身的政治安全、经济繁荣和智识追求。进一步而言，托尔塞洛的言说折射出14世纪初期西欧对外关系理念的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十字军东征从扩张性手段变为防御性手段。东征逐渐丧失理想主义色彩，西欧也抛弃了世界主义的追求，直到15世纪末期才重新对外扩张。第二，对于异文明权力入侵的恐惧意识日益主导西欧对外交往的精神气质。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这种恐惧意识达到顶峰。但它同时也是促成西欧团结局面的重要因素。14—15世纪西欧出现一系列构建国家联盟以共同抵御外敌的倡议，实际上就是这种恐惧意识的产物。托尔塞洛认为，以往的十字军东征运动只强调军事层面，根本没有伤及敌人的致命要害。因此，在对马穆鲁克王朝展开新的军事进攻之前，西欧需要在贸易和外交方面削弱对手的实力，从而实现釜底抽薪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