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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根良:中國經濟有陷入“慢性蕭條期”的風險?

作者:MJ愛國者

賈根良:中國經濟有陷入“慢性蕭條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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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重大問題是疫情過後如何恢複經濟,實作經濟長期繁榮。 目前關于這個問題争論較多,主流觀點是刺激消費。 然而,消費是收入的函數。 提高居民特别是消費傾向高、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中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要優化收入配置設定結構,通過多管道,緩解居民消費支出後顧之憂。

但收入配置設定結構的調整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見效。 最直接、立竿見影的辦法就是大幅加大中央政府赤字支出的力度,因為中央政府作為貨币發行的壟斷者,其支出并不依賴稅收或借貸。 為其融資。 赤字支出的空間在于可用勞動力、過剩産能等實際資源,而不是道聽途說、追捧的所謂3%财政赤字率“紅線”。 這種過時的觀念在中國仍然占主導地位,嚴重阻礙了經濟複蘇。 。 在目前大陸産品大量過剩、失業嚴重的情況下,大幅擴大中央财政赤字支出規模,将刺激投資和消費,進而增加數千萬人就業,重振數以百萬計的民營企業。

中國經濟面臨陷入“慢性蕭條”的風險

中國一直是家庭儲蓄傾向較高的國家。 但近十幾年來,總體趨勢是中國家庭儲蓄率快速下降,負債率快速上升。 家庭債務占GDP的比例從2011年的不到20%上升到2021年的30%,達到62%。疫情期間家庭儲蓄率有所上升。 在對未來幾年就業和收入增長的悲觀預期下,為了應對不确定性,絕大多數家庭正在考慮如何保持儲蓄不變或增加儲蓄。

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刺激消費。 是以,要發揮消費對擴大内需的主要作用,我們面臨着如何增加居民就業和收入的問題。 筆者的回答是:除了調整收入配置設定外,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大幅增加中央财政赤字。

中國家庭儲蓄和消費行為的變化直接影響房地産。 20年來,房地産業一直是中國經濟的“支柱産業”。 購房是導緻大陸家庭負債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因素。 包括恒大集團在内的一些房企近兩年的“爆倉”和生存困境表明,去杠杆仍将是未來房企的主旋律。 在目前拯救房地産的呼聲下,大部分房企很可能會利用短期回暖來抛售庫存來償還債務、降低負債率,而不是像以前那樣購買土地并開始新的開發周期。

房地産行業的衰退正在終結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為基礎的發展模式。 地方政府财政困難日益嚴重,直接拖累中國經濟增長。

賈根良:中國經濟有陷入“慢性蕭條期”的風險?

打破房地産困局成為中國經濟複蘇關鍵

20年來,基于房地産熱潮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支撐了地方政府的市政建設。 以土地作為抵押擷取貸款是地方政府債務的主要原因。 “十四五”期間,約四分之一的省級政府将有超過50%的财政收入用于償還債務本息。 除了受疫情影響外,“土地财政”模式的不可持續性是地方财政困難的主要原因。 到目前為止,一些縣級政府隻能依靠變相貸款支付公務員工資,或者以“協調”名義挪用項目支付工資。

2015年以來,中國企業去杠杆,即修複資産負債表,成為政策目标。 然而,由于我們不了解民間部門去杠杆需要中央政府加杠杆這一現代貨币理論原理,特别是财政赤字率不能超過3%的傳統觀念的主導影響,去杠杆企業部門的表現并不像預期的那麼強勁。 金融企業負債率仍高達160%左右。

去杠杆、修複資産負債表仍将是未來很多年許多企業的首選,這将直接影響企業投資。 加之中國家庭去杠杆影響,投資預期進一步減弱,企業擴大再生産受到抑制。 降低利率的貨币政策難以發揮刺激企業投資的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不得不拼命鼓勵企業擴大出口。 然而,房子漏水,整夜下雨。 在逆全球化浪潮中,中美經濟部分脫鈎已成大勢所趨。 疫情讓各國更加關注供應鍊的自給自足。 受疫情影響,美國進口供應鍊部分從中國轉移至其他開發中國家。 中國制造的海外市場不再能夠像疫情前那樣強勁地帶動國内經濟增長,大陸的産能過剩問題将更加嚴重。 這是建構以内需為基礎、國内大循環為主導的新經濟發展格局的背景。

但依靠内需消化大量過剩産能,也遇到了前面提到的消費意願不足、企業資産負債表修複、地方政府财政困難等困難。 在疫情影響下,中國經濟很可能進入失業率上升、民間投資不足、經濟低迷時期。 “慢性憂郁症”。

采取比現行“激進”财政政策更“激進”的政策

如何解決中國經濟遇到的這一困境? 事實上,解決目前經濟困難的辦法很簡單,就是采取比目前“積極”财政政策更為“激進”的政策,将國家财政年均财政赤字率提高到5%以上。未來十年。 隻有這種高強度的财政力量,才能幫助中國經濟盡快擺脫陷入“慢性蕭條”的風險,重回經濟中高速增長軌道。 為什麼這麼說呢?

賈根良:中國經濟有陷入“慢性蕭條期”的風險?

我們先不談地方政府的财政問題。 居民消費意願不足和企業去杠杆表明私營部門正在修複資産負債表并增加儲蓄,這将導緻消費和投資低迷。 美國、歐盟和日本過去十年的經驗表明,央行通過購買私人部門國債增加銀行體系準備金的量化寬松和降低利率的貨币政策對經濟的影響不大。刺激消費和投資。 原因在于,企業和家庭努力修複資産負債表、增加儲蓄,結果是金融體系中大量現金堆積,信貸機制失靈。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采取強有力的财政政策,大幅增加财政支出。 私營部門隻有依靠财政赤字來滿足其修複資産負債表和增加儲蓄的願望後,才會增加消費和投資。 貨币政策失敗的更深層次原因是它無法增加私營部門的金融淨資産,無助于其去杠杆。 整個私營部門的金融資産淨額必須來自主權政府的财政赤字,即整個私營部門的金融資産淨額等于國債。 這是現代貨币理論所揭示的現代貨币經濟的基本事實。

正如筆者早在2015年底的一份内部研究報告中指出的,如果财政赤字率低于4%,不足以應對未來一段時間外需下降、生産過剩和企業去杠杆的挑戰。幾年。 目前私營部門遇到的困難證明了筆者的預測:國家财政赤字率較低,并不能完全滿足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資金需求。

過去幾年,在國内民間投資低迷、财政赤字率不足以滿足民間儲蓄的情況下,企業拼命擴大出口。 未來十年,私營部門儲蓄的增加和去杠杆化将需要增加财政赤字。 貿易順差的下降将需要增加财政赤字,特别是在淨出口為零的情況下。 私營部門去杠杆、修複資産負債表的唯一出路就是讓政府部門繼續增加财政赤字,以消化大量過剩産能。 這種财政行為不僅不會導緻通貨膨脹,還會給名義利率帶來下行壓力并支援充分就業。

現代貨币理論表明,無論多麼嚴重的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大多數擁有主權貨币的國家都可以通過國家财政支出來解決,更何況大陸私營部門的情況比日本當時的情況要好得多。 20世紀90年代房地産泡沫破滅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 那時的美國。

賈根良:中國經濟有陷入“慢性蕭條期”的風險?

有很多人拘泥于傳統觀念,不相信甚至強烈反對現代貨币理論。 現代貨币理論在經濟理論中的突出貢獻是強調國家财政赤字,即中央政府作為主權貨币的壟斷發行者,對國民經濟運作的決定性作用。 用官方的話來說:金融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

是什麼決定了中國财政政策的空間?

金融本質上是功能性的。 所謂功能性金融,是指政府隻關注财政收支對經濟的實際影響,具體是能否滿足納稅需求和淨儲蓄願望,能否在保持物價穩定的同時實作充分就業。

截至2022年底,中國城鎮失業人員超過2600萬人,表明政府赤字率過低。 中國流行的“3%赤字率紅線”是一種自我限制,阻礙了為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的可能性。

由于主權政府是本國貨币的壟斷發行者,它可以“購買”任何以本國貨币出售的閑置資源,包括所有閑置勞動力,這就是主權政府擁有的财政空間。 當主權政府這樣做時,它永遠不會耗盡資金,也不存在償付能力問題。 是以,無論一個主權政府的債務有多大、負債率有多高,其支出能力,即财政空間都不會受到影響。

與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完全相反,主權政府的财政空間與赤字和債務比率水準無關。 這與尋找工作的失業人口、閑置的資本裝置以及尋找其他生産資源買家的公司有關。 隻要名義需求增長與實際産能增長一緻,财政赤字的增加就不會導緻通貨膨脹。 隻有實作充分就業,主權政府支出才不再有财政空間。

然而,在今天的中國,即使在主張采取擴張性财政政策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中,大多數人仍然被傳統的财政赤字觀點所主導。 例如,有學者認為,中國政府的債務比率遠低于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 是以,中國實施擴張性财政政策的空間明顯大于大多數發達國家。 也有學者指出,目前大陸“中央政府債務率為21%,屬于很低水準,中央财政發力的政策空間比較充足”。

根據這些流行觀點,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日本、意大利、美國、新加坡和加拿大等許多國家的債務比率遠高于中國。 難道這些國家就沒有應對疫情的政策空間嗎? 相反,這些國家在疫情期間大多經曆了比中國更大的财政擴張。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财政政策的空間是由中國大量過剩産能、超過2600萬城鎮失業人員的就業需求以及私營部門去杠杆和修複資産負債表決定的。 這也是由貿易順差的不斷減少和廣大人民群衆增加收入的願望決定的。 是以,中國目前需要遠高于3%的赤字率來解決經濟困境。

賈根良:中國經濟有陷入“慢性蕭條期”的風險?

《中國現代貨币理論》,賈根良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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