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裡的曆史#
公元1141年（南宋高宗紹興十一年，金熙宗皇統元年）十一月，宋金議和，“自淮泗之北，燕趙以南，幅員萬裡”，都被大宋賣給女真人。
1142年（金皇統二年，南宋紹興十二年）金在華北地區勢力分布圖。來源/譚其骧《中國曆史地圖集》
僅僅過去73年，公元1214年（南宋甯宗嘉定七年，金宣宗貞祐二年，元太祖九年）四月，金蒙議和，随即在五月，金宣宗從中都逃至南京，并于七月召留守中都的皇太子完顔守忠南下，河朔、山東以及遼東地區，被金國抛棄，徹底淪為蒙古人的跑馬場。
被不同的朝廷賣（棄）了一次又一次的華北子民，處在“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房廬焚毀，城廓丘墟”的惡劣環境下，該何去何從呢？
相同的環境 不同的選擇
公元1211年（南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元太祖六年），成吉思汗鐵木真率軍侵金，拉開蒙金戰争的序幕。
最初，成吉思汗還沒有征服領地的觀念，他隻是遵循遊牧民族的傳統，對敵人進行殲滅、劫掠，是以，在他的率領下，蒙軍像飓風一樣，一路殺戮搶掠，肆意掃蕩金國北境，讓還處于明昌盛世餘晖中的金瞬間變得支離破碎，膽戰心驚的金宣宗于貞祐二年（1214）遷都南京，以避蒙軍鋒芒。
元太祖成吉思汗半身像。作者/[元]佚名，來源/中國台北故宮博物院
由于蒙軍在侵略過程中實施野蠻的屠城政策，“國制，凡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是以，蒙軍所過之處金帛财物、牛馬羊畜被席卷一空，農田水利被摧毀，房舍城池淪為廢墟，“汾、石、岚、管，無不屠滅”“燕、趙、齊、魏，蕩無完城”，怎一個慘字了得。
而遭受滅頂之災的華北士民不僅要面對兇殘的蒙軍，還要面對“剽掠成俗”的金國潰軍，以及趁亂而起的盜賊。
在生命、财産毫無保障的情況下，河朔、山東豪傑蜂擁而起，紛紛聚衆結寨自保，這些武裝力量的數目“多如牛毛”，占地規模大小不一，聚衆稱強的目的也各不相同，“于是擁兵者萬焉。建侯者萬焉。甲者、戈者、騎者、徒者各萬焉。鸠民者、保家者、聚而為盜賊者又各萬焉。積粟帛金具子女以為已有者，斷阡陌、占屋宅、跨連州郡以為已業者又各萬焉”。後來被統稱為“漢人世侯”的群體，就是在這些豪強中發展起來的。豪強的來源大緻分為三種：
其一是金國官吏或官吏子弟，比如劉伯林是威甯防城千戶，王玉是趙州萬戶，何實是北京留守何道忠的兒子，張晉亨是同知安武軍節度使事、領棗強令張颢的弟弟；
其二是地主或富農，最知名的真定史氏，是河北永清豪富，張榮則是濟南富農，杜泉家也是“以财雄鄉裡”；
山西省繁峙縣岩山寺的金朝壁畫。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截圖
其三是普通農家或普通儒生，張柔、嚴實、董俊、李全等出身農家，石珪以讀書力田為業，史千、謝天吉等是一般儒士家庭；是以說，不能把豪強武裝單一稱為地主武裝。
在相同的環境下，豪強們的政治選擇也各不相同，大緻可分為四種：
有忠心耿耿報效金國，為之抗擊蒙古入侵、鎮壓其他義軍的，比如沙場不倒翁武仙，即便曾被迫降蒙，又倒戈歸金，仍為大金征戰到最後一刻；還有花帽軍郭仲元，為金廷抵禦蒙古、剿滅義軍，忠貞不貳。
有死心塌地投靠蒙古，為其沖鋒陷陣、開疆拓土的，比如史天澤、張柔、董俊、劉伯林等家族。
也有遊弋于宋、金、蒙之間企圖割據稱霸的投機者，最知名的莫過于李全，他先起兵抗蒙反金，又降宋攻金，再抗宋企圖割據，最後降蒙攻宋，被宋軍擊斃。
還有心向南宋、夢想為漢人政權收複舊疆的忠義之士，比如季先、彭義斌，前者招納北方豪傑歸附南宋，為南宋收編紅襖軍，對宋廷高度忠誠，卻被猜忌的南宋設計害死；後者（彭義斌）也非常忠誠，因不恥李全襲擊南宋官軍、逐殺長官的行為，自願為朝廷分憂，提出消滅李全、北上抗擊蒙金收複國土的大計，但宋廷卻怕他成為另一個李全，故而不予理會，在北上抗蒙時兵敗拒降遇害。
可見，盡管豪強們所處的環境相同，但他們的選擇卻不一樣，而他們的抉擇，同時還受時間與地域的影響，從時間上也分三個節點：
第一個時間節點在蒙金戰争初期，當時雖有投降蒙軍的豪強地主，但多為仇恨金國的契丹遺民，比如移剌捏兒、石抹也先等等；而更多的豪強内心中還是偏向金的，他們在防禦金潰軍以及盜賊劫掠之餘，還是以抵抗蒙軍為主，并希望接受金的收編。
野狐嶺之戰前，宣平縣的土豪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财産不被蒙軍掠奪，紛紛主動請纓，願意充當先鋒迎擊蒙軍，隻需要官兵在後方支援即可，但金軍統帥完顔承裕卻“畏怯不敢用”，反而私下打聽去宣德州的近路，豪強們很失望，嘲諷完顔承裕：“溪澗曲折，我輩谙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果不其然，金軍在野狐嶺大敗，“識者謂金之亡，決于是役”。
第二個時間節點就在野狐嶺之戰後，河北地區的民間豪強對腐朽的金朝心生失望，投降蒙古的逐漸增多，像屯軍在定州的郭寶玉，通過童謠和天象，認為這是上天預示要改朝換代，不願意再為金朝賣命，遂帶着軍隊投降蒙古。擔任撫州威甯千戶的劉伯林，與同僚女真人夾谷常哥、契丹人石抹高奴，也在蒙軍圍城之下請降。還有史秉直、王義、邸順、趙迪等豪強，為了保全家族先後降蒙。
第三個時間節點在金宣宗不聽大臣勸阻執意遷都南京、又召太子南下後，無能金廷的南遷，标志着黃河以北地區被徹底抛棄，原本就惶惶不安的華北地區更是亂成一團。再加上蒙古開始萌生占據更多金國領土想法，經略華北的太師國王木華黎一改往日大肆殺戮的作風，開始懷柔招降，越來越多的武裝豪強或不戰而降或戰敗投降，像張柔、董俊、王珣、王善、趙柔、賈德等等，都在蒙古的武力招撫下趨利避害，改變政治意向，叛金降蒙。
再從地域角度來講，兩河地區的豪強歸降蒙古時間早、數量多，與蒙古的關系也最密切，最典型的就是史、董家族。而山東地區的豪強，則具有更強的獨立性，也投降較晚，自然與蒙古的關系相對疏遠，因為山東距離漠北遙遠，且鄰近南宋，是宋、金、蒙三國反複角逐的地區，局勢不明朗，觀望的豪強們對前路更難抉擇。
正是是以，出身山東的漢人世侯東平嚴氏、益都李氏，後來就成為蒙元統治者嚴加防範以及重點打擊的對象。
不管怎麼說，豪強們好歹還有選擇的餘地，數量更多的普通百姓，在這場慘絕人寰的浩劫中沒有什麼選擇權，他們隻能随波逐流，或四處躲避被“人相食”，或被豪強們裹挾前行，成為“屍積數十萬，磔首于城，殆于城等”中的一員。應了那句“甯為太平狗，莫作離亂人”。
1208年（金泰和八年，南宋嘉定元年）金、蒙、西夏疆域範圍圖。來源/譚其骧《中國曆史地圖集》
那麼，在金、宋、蒙交替之際，漢人占多數的北方豪強，在相同的環境下，為何選擇不同呢？
宋的軟弱與“城頭變換大王旗”，随着時間推移，北方漢人的“夷夏觀”已經淡薄了。
北方淡薄的“夷夏觀”
西晉末年，北方少數民族逐鹿中原，你方唱罷我登場，鮮卑建立的北魏甚至一統中國北部，成為中原之主，一直到隋朝取代北周，近三百年裡，北方士民被迫生活在北方遊牧民族統治之下，無所逃避。到唐末五代，中原受沙陀統治，燕雲則被沙陀賣給契丹。及北宋末年，整個中原又陷入女真之手，至金末又是三百餘年。
長時期的北方遊牧民族統治，為命運所迫的北方士民不得不适應不斷變換的生活環境，民族交往融合程序加快，胡漢之别、夷夏觀念日漸淡薄，與南宋滅亡前的南方大不相同。
孔子作《春秋》時曾提出華夷之别的标準——是否奉行、恪守中華文明，“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隋代大儒王通也認為：隻要能居中國、行中國禮、庇護天下百姓，就有資格成為中國之主，“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
正因受時代風氣（夷夏觀淡薄）的影響，唐太宗才能自豪地說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的話，作為第一個提出胡漢一家統治理念的皇帝，能夠摒棄傳統的貴中華、賤夷狄的成見，讓各族綏服，足見“天可汗”的寬廣胸襟及相容并蓄。
昭陵博物館中少數民族官俑形象。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截圖
在這種情況下，胡漢融合已是北方普遍存在的現象，是以，北方漢人更容易以文化論華夷，而不是以民族論夷夏。北宋人也承認三代聖王有肇基于東夷、西羌的曆史事實，隻要蠻夷之人能行王道，就能受天命成為中國之主，這種觀念顯然是促進民族融合的一大進步。
是以，一旦遇到北方遊牧民族統治，出于對死的恐懼和對生的貪戀，北方漢人更容易以現實利益為考量，優先考慮如何保全身家性命、财産，以及安定的生活，避免鄉黨族人的生靈塗炭，對于統治者的興亡更替并不是多在意，決定立場的，是生存和利益。
北方漢人的實用主義自然不符合統治者的要求，金世宗曾多次批評燕人詭随：“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随，有自來矣！”“漢人性奸，臨事多避難。”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漢人（燕人）是因為“屢經遷變”為了避免戰端、免受屠戮才“詭随”的。他自己在虐殺的暴君面前尚且十分溫順，怎麼好意思指責燕人在暴權面前軟骨頭呢？
其實，金世宗不是第一個如此評價燕人的，早在遼亡金興之際，宋人馬擴就說過，燕雲屢經蹂躏，“燒掠殆盡，富豪散亡，苟延殘喘，契丹至則順契丹，金人至則順金人，王師至則順王師。但營免殺戮而已”。
燕人所受到的評價，可以折射出整個華北士民面臨的窘迫和艱難，當落入北方遊牧民族統治後，初期即便有不願歸附之心，但經過無果的反抗以及時間的推移，新的一代人故國之思、華夷之防逐漸淡化，漸漸認同現實統治，如此，也是對生存環境無可奈何的适應。
是以金世宗在即位後，努力矯正官僚們能屈能伸的“詭随”習性，去培養臣僚的忠君愛國意識，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金亡之後，就有很多士大夫慷慨殉國，“士大夫死以千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還有很多遺民通過詩作來表達故國之思，比如元好問、杜仁傑等。可見，經過女真人的百年統治，确實也赢得了不少人的忠心。
當然，這些向金盡忠的士民并不能代表所有北方漢人，還有不少仇恨金廷暴政——簽軍、括地——的各族人民，從不間斷地抗金，比如漢人侍旺起義，契丹人耶律撒八、移剌窩斡大起義等等。在蒙金戰争初期，又有遼東契丹人耶律留哥起兵反金，山東也爆發由漢人楊安兒、劉二祖上司的紅襖軍起義。
金人統治的确殘暴，初入中原時甚至“嘗欲盡誅南人”，還“禁民漢服，又下令髡發，不如式者殺之”，推行高壓恐怖政策逼迫北方漢人臣服。但經過幾代皇帝努力推行漢法後，差不多得到了民心認可。是以，蒙古初入侵時，把女真統治者和更兇殘暴虐的蒙古統治者相比，北方漢人反而對金更有認同感，是以，在戰争初期，北方士民多數都心向金國。
直到金宣宗遷都抛棄華北地區，金在河朔、山東的統治迅速土崩瓦解，随着秩序的崩潰，以及生存的艱難，加重了群眾對金廷的絕望以及憤恨，在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打擊下，豪強們唯利是圖、趨利避害的個性迅猛出籠，為了自己的利害得失，奔波在金蒙之間叛降不定，自然不會為金國殉死。
金宣宗承認的北方割據勢力，史稱“九公封建“。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截圖
再者，華北一帶多以平原為主，基本無險可守，卻很利于騎兵馳騁，面對兇殘的入侵者，即便豪強武裝們奮起抵抗，在沒有朝廷強有力支援的情況下，也不可能支撐太久。
北方漢人要直面尴尬、窘迫的痛苦處境，不管他們反抗與否，都既無法真正融入征服者族群中，又不能被故國故人所接受。不管同族還是北方遊牧民族，都對他們心存猜忌，把他們當作民族邊緣人，此等處境，又是何等無奈？
宋金蒙三國對北人的态度
在宋、金、蒙三國縱橫捭阖之際，他們對待北方士民又是怎樣的态度？
先說金，金宣宗最初對各路義軍是懷疑和警惕的，苗道潤向金廷求編制時，朝廷還問他“肯終為我盡力乎？”随着戰事緊迫，金廷不得不轉變思維，招撫義軍，希望他們盡心竭力對抗蒙軍、收複失地，比如提拔郭仲元、郭阿鄰、苗道潤，以及封建九公等，為遏制蒙軍的進攻起到一定作用，還相應解決金廷兵力不足的問題。
但是，河還沒過去，擔心義軍會尾大不掉的金宣宗君臣就想拆橋了。在金廷眼中，義軍“皆從來背本趨末，勇猛兇悍、盜竊亡命之徒”，應該把他們拆分，“分處其衆，以備不測之變”。對金廷忠心的花帽軍、黃鶴袖軍和其他義軍一樣都被拆分，不滿的義軍哭訴請求朝廷把他們分駐在大河附近，“我曹以國家多難，奮義相從，捐田宅，離親戚，轉戰至此，誓同立功，偕還鄉裡。今将配置設定他軍，心實艱苦。乞以全軍分駐懷、衛、輝州之間，捍蔽大河，惟受阿鄰節制”，卻被金宣宗無視。
金宣宗像（網傳畫像）
金宣宗不僅拆分打散義軍，還在将領之間制造沖突，離間将領們的戰友情，最典型的就是郭仲元、郭阿鄰、李霆三人，在金宣宗的各種騷操作下三人幾乎形同陌路，再沒有同時出戰過。
南遷之際，金宣宗大概就考慮要放棄河朔了，他繼召太子南下後，又遷徙河北的猛安謀克屯田軍家屬到河南，宰相高汝砺勸谏他：“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将驚疑，謂國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搖？”宣宗不聽，遷戶果然加劇中都的恐慌，在留守中都的完顔承晖的強烈請求下，宣宗不得不應付了事的派人救援中都，其救援結果可想而知，中都旋即淪陷。
金廷在南遷後就視蒙占區如棄履，把一家之民分為南北，坐視蒙占區軍民忍着饑餓效死禦敵而不救，南宋在對待金占區士民問題上同樣不遑多讓。
早在北宋末年，宋廷君臣提到燕雲漢人時，就不把他們視為同胞族人了，認為燕雲人“自唐末至于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為蕃種，豈複九州中國舊民哉”。南宋君臣則把這種歧視擴大到整個中原和北方故土。
宋金初對峙時，金占區的漢人民心其實甚為可用，嶽飛紹興十年的北伐，就有兩河豪傑紛紛響應，意氣風發的嶽飛本以為渡河指日可待，卻被高宗的十二金字牌召回，當“憤惋泣下”的嶽飛奉命還軍時，中原的父老鄉親們攔馬痛哭：“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為了避免支援宋軍的士民遭受金人屠戮，嶽飛隻能帶着他們南遷，“進而南者如市”。
盡管秦桧提出“南人歸南，北人歸北”，紹興和議中也有“今後上國捕亡之人，無敢容隐。寸土匹夫，無敢侵掠”的條款，但仍有大批或有感于民族道義，或出于生存目的，先後逃到南宋境内，被南宋人冠上含有歧視意義的“歸正人”稱号，甚至為了是否接納他們在朝廷發生無休止的争執。
紹興三十二年（1162）七月，即位不久的孝宗就該不該接納歸正人的問題讓大臣展開讨論，張浚在《論招納歸正人利害疏》中，從天理人情、民心、情報受阻以及兵源等各方面分析，提出應該接納歸正人，以免北方故土的士民寒心。
孝宗的老師史浩，則在《論歸正人劄子·第二劄子》中，從防微杜漸入手，認為招納歸正人會導緻冗官冗費、空耗财用，還指出歸正人貪得無厭，輕易招納反而容易滋生奸細，是以，為了南方的穩定，陷沒已久的北方漢人應該各安本土，不要動不動就跑到南邊來，“他日得我故地。汝皆吾民。又何舍墳墓棄親戚而來？”
張浚、史浩争執不下，又在孝宗面前辯論，張浚說：“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史浩則嗤之以鼻：“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張浚反駁：“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為内應。”史浩輕蔑地反擊：“勝、廣能以鋤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
幸而孝宗正銳意北伐收複失地，并沒有聽史老師的昏話，而是采納張浚的建議，接納北人，并興兵北伐，即便遭遇符離之敗，在隆興和議中也特别提出“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就是隻歸還被宋軍俘虜的北人，但不歸還主動投南的北人。
遺憾的是，雖然隆興和議有不還歸正人的條款，從崔敦禮《代陳丞相論淮岸跳河及彼界來歸人劄子》内容可知，南宋迫于金人的壓力，還是有遣還歸正人的行為，“臣竊見乾道四五年間，敵取歸正人，朝廷不得已發遣，被遣之人号哭呼天，大出怨言，怒罵而去”。可知南宋對歸正人終究是失信了。
宋開禧三年（1207）六月，北伐失利的權臣韓侂胄在與金議和的國書中，又提及歸正人的問題，稱歸正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大宋并沒有重用過他們，并不以歸正人為意。從“雀鼠”這個蔑稱，可見南宋對歸正人的歧視。
金元更疊時，面對歸正人的不斷投誠，南宋依舊不敢放手接納，對比成吉思汗放手木華黎招撫華北豪強，南宋卻僅僅讓楚州知州應純之去同歸正人聯絡，同時還“沿江增戍”防備義軍過江。即便紅襖軍在淮河以北屢屢取得勝利，應純之都奏報朝廷說“中原可複”，權臣史彌遠仍然不敢大力支援山東忠義軍，坐視義軍被蒙軍和金軍圍攻，以至于斷糧潰敗。
影視劇中的木華黎。來源/電視劇《成吉思汗》截圖
應純之的繼任者賈涉為了避免忠義軍出現強者，還誘殺對南宋最忠誠的季先，使野心家李全坐大，又針對石珪，迫使石珪抛家棄子投降蒙古。此後幾任楚州官僚都沒有出兵援助義軍抗金、抗蒙，反而挑撥義軍自相殘殺，企圖以此控制義軍，又迫使從金歸附過來的花帽軍張惠轉頭複降金，受封臨淄郡王，為大金奮戰到力竭而亡······
其實，北方漢人不管是為女真人還是蒙古人賣命，造成這個結果的諸多推手中，就有怯懦和退縮的南宋。
那蒙古人對北方士民的态度就比宋、金強嗎？非也。
以偏師侵金的木華黎為了擴大戰果，就采納降将建議，頒布止殺令，招撫豪傑，根據其人口、兵力、地盤封以相應官職，并允許世襲，或附金或觀望的豪強們，遂紛紛識時務地歸降蒙古，為蒙古沖鋒陷陣開疆拓土。
蒙古人在全力拉攏武裝豪強的同時，還對豪強多有防範，像割據勢力張鲸降蒙後，木華黎就命早期歸降的契丹人石抹也先去做他的監軍，張鲸圖謀叛蒙，就被石抹也先斬殺。而降将武仙前腳反蒙歸金，他當質子的兄弟後腳就被殺了。
豪強們不管是主動投降還是抵抗失敗後被迫投降，在成為蒙古世侯後，不僅要納質，還有助軍、獻戶口、納貢賦、入觐、設驿、接受達魯花赤監臨等各項義務，在蒙古的高壓政策面前，世侯們即便是身負重傷也不能下戰場，因為怕蒙古人懷疑其詐傷；還得忍受蒙古同僚的嚣張跋扈，終生都要謹小慎微、如履薄冰。
像戰敗後歸降的張柔，即便身先士卒，仍不被蒙古同僚信任，燕帥孱赤台為了殺張柔的剛直之氣還多次淩辱他，甚至想殺掉他，因突然暴死才讓張柔躲過死劫。從孱赤台的行為，就能窺見蒙古統治者對中原豪傑既想利用又怕失去控制的沖突心理，更不要說後來蒙古統治者對世侯們的各種拆分、打壓、削弱了。
徒單公履曾在《書張侯言行錄後》中，描寫過世侯們在蒙古權貴面前的痛苦窘迫，隻能不争不搶、不怨不怒，才能與“強悍勃惡、剛犷暴露”的蒙古權貴和睦相處，如果不願意忍耐，“甘心以求逞，則決裂之禍至矣，其于國計何如耶？”徒單公履還調侃與蒙古人相安無事的這位張姓世侯的處事行為，并奉勸世人，如果不能做伯夷、叔齊，“當以張侯行事為處身之法”。
從徒單氏的話可知，漢人世侯即便你身處統治階層，也擺脫不掉某些痛苦而難堪的局面。
參考文獻：
趙文坦《金元之際漢人世侯的興起與政治動向》
符海朝《蒙元時期漢人世侯群體若幹層面研究》
張沖《南宋歸正人若幹問題研究》
謝波《宋金對峙時期南宋歸正人政策之運作》
史浩《鄮峰真隐漫錄》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
蘇天爵《元文類》
脫脫《金史》《宋史》
宋濂《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