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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王裕華:古代中國的興衰——國家發展的社會根源

作者:花家地鑒古觀今

#古籍裡的曆史#

講座伊始,王裕華老師首先介紹了自己關注的問題:中國古代皇帝的命運與國家力量的聯系。一方面,中國古代皇帝中隻有一半是自然死亡,剩下的一半裡大多數都是被精英推翻的。皇帝的命運大緻以唐宋之交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在此之前皇帝死于非命的比例更高,統治時間普遍較短;在此之後,皇帝的統治時間則大大增長。另一方面,考察中國古代的财政政策,可以發現唐宋之交也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增稅政策更多,之後則反之。人均稅收與财政政策情況類似,也是在唐宋之交達到頂點,而此後除了明前中期的高峰,基本呈下降趨勢。鑒于二者相反的趨勢,王裕華老師提出了兩個問題:在中國古代,為什麼短命的統治者治理一個強國家,而長命的統治者則控制一個弱國家?是什麼因素導緻了絕對君權的鞏固和中國帝制國家的衰弱?

接着,王裕華老師介紹了相關的學術史。較早思考這些問題的是以馬克思“亞細亞生産方式”及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東方專制主義”為代表的亞洲停滞論。此後,尤銳 (Yuri Pines)等學者從政治文化角度着手,指出儒家塑造了帝制中國的國家形态。二者的共同點是強調國家起源,将早期中國的一些要素視為是經久不變的,其缺陷是無法解釋曆時性變化。曆史學方面則有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費正清等人主張王朝更替理論,但皇帝命運和國家力量的變化不是朝代内部的變化而是跨越朝代的變化,是以王朝更替理論也無法完全囊括之。最近的社會科學湧現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等理論,不過隻關注帝制中國的開頭和結尾,未能解答中期過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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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 彭慕蘭著,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年

是以,王裕華老師開始嘗試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更為合理地解釋這兩個問題。王裕華老師觀點的核心是君主的困境(the sovereign's dilemma)——任何皇帝都面臨擴大君權和增強國家力量兩大目标,而這兩個目标往往無法并存。比如,如果皇帝選擇擴大君權,則勢必要削弱精英,這将削弱國家力量。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古代中國的興衰:國家發展的社會根源》)一書要論述的,正是君主的困境在不同朝代如何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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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精英結構的兩種模型:星狀結構和領結式結構選自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王裕華老師接着介紹了其研究所使用的模型、資料和方法。他将帝制中國的社會精英結構分為兩種模型:星狀結構和領結式結構。在星狀結構中,中央官員在星狀中心互相聯系(通婚),并廣泛與處于星角位置的地方精英聯系。在領結式結構中,中央官員互相缺少聯系,但選擇跟特定地域的地方精英聯系。這兩種模型可以演化出一個假設,即星狀結構不利于君權,但有利于提升國家力量,領結狀結構則反之。因為在星狀結構中,中央官員聯系緊密,與地方精英聯系也十分廣泛,這使得中央官員既有能力也有意願提升國家力量,以保護他們在全國各地的關系網絡。領結狀結構則反之。

具體到每個朝代,王裕華老師指出從秦到唐以星狀結構為主,從宋到清則以領結狀結構為主。由此可以看到,結構變遷仍然發生于唐宋之交,是以需要重點關注這一節點。在研究過程中,王裕華老師接觸到了北宋名臣富弼的墓志銘,因而察覺到墓志銘蘊含的重要史料意義。此後,他系統收集傳世文獻和墓志銘中包含的從三品以上官員的家庭關系網絡,單是唐宋時期的家庭關系網絡就涉及4190位官員和42157位關系網絡成員。這為他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經過分析,王裕華老師指出,唐朝是典型的星狀結構,中央有兩百多個主要門閥士族壟斷官位,互相通婚。該結構可能在晚唐氣溫下降及随之而來的黃巢起義後瓦解,因為地方無法繼續為朝廷提供足夠的官員。是以,宋朝必須系統發展科舉制度選拔人才,這導緻了精英的“地方化”和精英網絡地方化。這一轉向的影響可以在王安石變法中得到驗證。比如,王安石家族的地方化名額很低,因而希望推動國家改革;其政敵之一呂公著的家族地方化名額則較高,因而傾向于維護地方利益、反對改革。總而言之,唐宋之交出現了兩個重要變化:中央官員之間的聯系削弱,宋代皇帝将之加以利用以加強君權;精英家庭關系網絡地方化,中央改革意願下降,轉而專注地方利益。如此也就能解釋此後君權上升和國家力量下降的趨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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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墓志蓋

接下來,幾位與談人逐一發言。趙世瑜老師說,王教授在接受訪談時明确表示,“我沒有研究曆史,我是通過曆史來研究政治”“曆史隻是我研究政治的一個視窗”。是以,正确的曆史認識很重要,是社會科學解釋模式能否成立的基礎。比如本書的核心概念“精英社會域”(elite social terrain),用同一個含混不清的elite概念來指稱不同時期的不同利益集團,容易造成讀者的誤解。這個概念中的“精英”在北宋前後已經是不同的利益集團。更重要的是,在帝制晚期社會史研究中,local elite指的是形形色色的控制地方權力的人群,與中央高官很少重疊;所謂“精英地方化”不僅指平民階層可以通過科舉上升為中央高官的現象,更重要的是指出現了各種在地的“精英”力量。換句話說,此前的“地方社會群體”變成了此後的“精英”。

再如,本書的主要觀點是,弱君主能統治一個強國家,而強君主反而導緻一個弱國家,宋代以後的國力日益衰弱。這個國力的資料是按歲入(特别是田賦收入)算出來的。必須要清楚,政府的歲入絕不是國家财用資源的全部,更不能用來代表國力。以明代為例,上供物料有多少、作為服務的徭役怎麼算、戶部之外其他部門的收入有多少(比如作為另外一套國家管理系統的衛所屯田),加起來是怎樣一個數?同樣,清代内務府的收入(不能隻了解為“皇帝的腰包”)、分布于各地的各類八旗旗地上的稅收和物料等,也不算在這個戶部歲入裡面。是以,如何估計明清時期的國力,還要慎重。

本書的結論是,正是因為國家與社會的夥伴關系,在前者衰弱的時候,地方精英可以接管對社會的控制,才使國家獲得某種程度上的穩定,而19世紀的列強入侵和太平天國打破了這種平衡,最終導緻清朝國家的衰亡。依作者的看法,就是那個傳統的“精英社會域”被損毀或颠覆了。不過,近年來國内學者對晚明以來的賦役冊籍系統的建立有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從地方上的各種戶籍冊和地籍冊的編制到省以至中央的《會計錄》和《賦役全書》可以看到,國家可以按同一種原則和方式控制人口和土地。這種體制從明代一直延續到民國,從内地一直到邊疆。在這樣的機制中,哪些人在發揮作用?又如何用“精英社會域”加以解釋?事實上,原有的“精英社會域”模型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或者說,轉變成為一種内部關系結構不同的新的“精英-民間社會域”,并與國家重建立立聯系。是以,精英社會網絡的變化不僅僅是中央-邊緣的位置調整,該網絡本身的性質和運作邏輯也在改變,研究者必須慎重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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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刻本《山東東昌府賦役全書》

張靜老師認為,王老師的研究勝在資料的系統性,很難徹底推翻,但需注意辨析精英行為背後的基礎。比如,如果親緣網絡越是遍布全國的精英,越在态度上支援國家變法,那麼這些地方精英,是希望這個法律能保護自己的利益,還是希望以支援國家的态度,營造一種關系,進而能夠通過和國家的關系保護自身利益?這兩種情況下國家都可以增強自身的能力,但所依賴的基礎不同:一個是法治(制度基礎),一個是關系(網絡基礎)。張靜老師提問道,精英的行為為何隻是基于已知的确定利益,而不是創造利益機會,進而能夠進入皇權庇護網絡,或者颠覆這個庇護網絡?這裡存在理論預設的變化:以社會結構業已存在的利益關系作為解釋變量,還是關注精英宗族的戰略行動創造關系,追求形成新利益,作為解釋變量,更能夠貼近曆史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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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和人均稅收(0-1900年)選自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張泰蘇老師主要提出了兩個問題。首先,中國古代王朝财政能力的确從宋開始呈現宏觀上的下降趨勢,而其中關鍵的節點是宋朝和清朝。宋朝是正常漢人王朝中的異例,清朝則是異族征服王朝,出于意識形态實行超低稅收。這樣來看,研究者是否需要一個統一的模型來解釋不同朝代的變化?其次,政治精英網絡與軍事權力網絡不一定重合。在中國古代,軍事權力對君權的威脅比士大夫精英更大。而且二者邏輯相反——精英越地方化越安全,軍事權力則反之。那麼,研究者應該如何處理不同權力之間的張力?

嚴飛老師也從兩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将國家力量分為兩個面向:對外擴張與對内攫取,後者又分為暴力和意識形态兩種方式。是以,強國家不僅意味着财政收入的提升,更要考察意識形态能力和公民服從度。其次,精英與統治者之間有不斷的回合互動。精英可能在上一個回合提出反抗,在下一個回合則表達忠誠。那麼精英做出決策的出發點未必是靜态的精英家庭網絡,更多是不斷的回合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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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by Yuhua Wa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2

随後,王裕華老師對各位與談人的寶貴意見表示感謝,并一一作出回應。對于财政能力和國家力量的關系,王老師認為财政收入作為研究上千年曆史的名額的确不完美,但卻是最好的。而徭役等攫取形式之是以存在恰恰是因為國家力量弱,無法負擔正常雇傭成本;内務府是皇家收入,與國家力量無關。此外,田賦的确在國家财政中占主要地位。是以,通過田賦收入衡量财政收入,進而衡量國家力量的方法仍是合理的。對于精英為何不創造新關系和新利益的問題,王老師認為科舉的競争性導緻精英傾向于維護地方關系網絡,而非開辟新的利益。對于宋朝的特殊狀況,王老師指出,宋朝中央官員黨争嚴重,有利于外敵入侵,是以仍與精英關系網絡的變化相關。最後,王老師将曆史學研究比作寫實派,将社會科學研究比作印象派,強調了理論建構的重要性。

講座最後,與會觀衆熱情發言,提問涉及古代中國遠距離姻親網絡的社會條件、元清兩大異族征服王朝的精英網絡情況、星狀和領結狀結構中精英競争的程度、君主方面對精英網絡的利用等方面。王裕華老師逐個予以簡要回答,此次讀書活動至此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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