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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到1850年激進運動的出現到衰落，展現的不僅是英國轉型時期的社會狀況，更是對這一時期英國社會政治變革的絕好說明。
激進運動的發展與此時期英國的政治發展互相作用，而激進報刊則是英國激進變動的晴雨表。對于激進報刊以及激進運動相關報刊輿論的研究，能夠很好的反映這一時期英國政治的民主化程序。
激進運動之初的報刊輿論鬥争
伴随着法國大革命而興起的激進運動，最初得到了衆多英國群眾的支援，激進群衆認為英國也應該掀起向法國一樣的改革，随着激進運動的發展，激進派逐漸達成了一個共識，他們決心教育大衆，以啟發大衆的政治權利意識，以此促進議會改革。
在會這樣的狀況下，激進派積極宣傳組織政治讨論，投入大量資金創辦出版物，分發宣傳品。例如著名的倫敦通訊社，在1794年1月到1795年1月期間，他們設法出版了一份8個頁碼的周刊《政治人》，共出版了4期。
随着激進報刊的創立，為支援法國大革命,傳播激進改革思潮提供了宣傳力量。1789年10月，《肯特公報》刊登了“給英國自由擁有者”的講話，希望法國革命的榜樣能促進國内改革。
這篇文章稱：“在歐洲大陸的一個由于其卑鄙的奴役而一直被我們所鄙視的國家，現在宣稱人類有着不可剝奪的權利，并且，要在最廣泛的基礎上建立自由。考慮到在我們這個世襲自由的土地上，仍然存在對常識和共同權利感到厭惡的法律，真是太可怕了。”
《謝菲爾德紀事報》亦曾經宣稱:“兩千六百萬同胞打碎了束縛他們的枷鎖，奴隸制的堕落枷鎖被瞬間抛棄。并且預言，今後的政府不再是少數人針對多數的陰謀，而是會促進大衆共同利益。
激進運動的發展在一開始便使得統治階層感受到了威脅,随着法國大革命的暴力傾向,激進主義在英國群眾中市場越來越小。例如,《晨郵報》和《紀事晨報》在開始的階段都不同程度上支援了革命思想，但是當法國大革命開始出現暴力過度傾向時，它們開始退縮。
與此同時，出現了衆多親政府的保守主義刊物，開始攻擊法國大革命，反對激進運動提倡的議會改革。英國的激進派被刻畫為嫉妒貴族統治階級理應享有的榮耀和特權的煽動家、野心勃勃的抗議者。
激進派所要求的議會改革被描繪成君主制及貴族政治走向滅亡的第一步,而其對政治特權的攻擊則被看成是威脅私有财産及整個社會等級的序幕。認為激進派不遺餘力的促進所有人的平等，不僅使富人受到掠奪，也會徹底毀掉窮人。
保守勢力認為“英國雅各賓派”構成的威脅是非常真實的，旨在引起讀者之間的強烈反應。1792年12月，《世界報》反映了國家面臨可能的國内起義的擔憂，宣稱盡管存在着政府的宣傳和壓制行動以及忠誠者的協會，但是，叛亂都潛伏在這個偉大城市的許多地方。
克萊夫·艾姆斯利指出，這種普遍存在的國内革命信念造成了1792-17933年的“極度恐懼”。一些報刊如《倫敦紀事報》，詳細報道了英國雅各賓派的“革命計劃”，其中包括摧毀上議院、騎兵衛隊、聖詹姆斯宮和法院。
另外，保守派宣傳家，将英國描述為地球上最為繁榮昌盛的國家，其國民在平等公正與法制體系下享有自由和财産、安居樂業。他們宣稱，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生命安全和财産保障之上的。在英國，窮人和富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能夠安然的保全自己的财産。
有産精英階層嚴肅認真的對待自己的責任，為那些勤勉的窮人提供保障。保守派的政治宣傳并不滿足于僅僅證明現存政治體制下的諸多實際好處，或者隻為了展示這些好處是如何實作的，它同時也要摧毀激進派所訴諸的自然權利學說中的道德和知識基礎。
保守派思想家不接受天然平等的概念，也反對所有人都應該享有選舉權這一說法。保守派理論家們堅持認為政府有必要保護私有财産、維護自然的社會等級、抑制人自私和狂熱的本性。
在論戰中，保守派也積極創辦刊物攻擊激進派，宣傳保守政治理念，其中最出名的是由喬治·坎甯、威廉·吉福德、約翰·胡克曼在1797年7月創辦的《反雅各賓報》，其後《反雅各賓報》被《反雅各賓評論》所取代，這本刊物一直發行到1821年。
還有一本在下層群眾較為成功的保守政治宣傳刊物，該刊是由漢娜·莫爾創辦的，1791年,莫爾受到了倫敦主教的支援,出版了非常成功的《鄉村政治》一書。
對于保守主義的宣傳來說，政治諷刺畫和卡通漫畫既吸收了受過既定教育的公衆，也是向下層群眾進行宣傳的重要手段。像伊薩克·克魯克香克、詹姆斯·吉爾雷、托馬斯·羅蘭森等衆多諷刺畫家們明确的贊頌英國憲法，希望保護它，使其免受外來的攻擊和内部的颠覆。
在與激進刊物的政治宣傳戰中的很多保守刊物,不是由政治精英主筆就是直接受到他們鼓勵而創作。不僅如此，政府更是通過給予報刊津貼的方式對保守刊物宣傳攻勢的進行資助，津貼甚至被列入政府财政預算，逐漸形成了宣傳經費中的“津貼制度”。
其中在倫敦像著名的,《反雅各賓評論》創辦于1789年，是在政府的直接資助下創辦的，1792年政府資助創辦《太陽報》，1793年政府贊助了日報《真正不列颠人》。同一時期，他們還參與了期刊《英國評論家》的創辦。
激進報刊的發展及其作用
十九世紀報刊業中出現了三種不同的變化趨勢，首先是大量激進報刊的出現;其次是追求經濟利益的有影響力的資産階級報刊不斷壯大:最後是周報和周末報刊的出現并成為了下層階級群眾的重要讀物。
而在這一系列的變化變化中，激進報刊的出現無論是對于當時報刊業還是社會政治都産生了重要影響。激進報刊以普通群眾的利益作為其鬥争目标,在當時報刊産業開始向商業化模式轉型的狀況下,這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政治度獨立。
這些激進報刊試圖挑戰現存政治秩序，極力鼓動革命性變革，布萊克伍德的《愛丁堡雜志》充分認識到它對現狀的破壞性意圖，認為“激進主義是颠覆、完全切除和推翻、替代，而不是一種政體的另一種秩序，而是徹底毀滅現狀”。
在無印花的報刊新聞業中表達的這種激進主義的遺産是政治分析語言的重組，對創造勞工階級認同感有着巨大的作用。與此同時，在當時的社會中刊物的閱聽人也開始下移。
以前很多人都認為，所有報刊讀者來自一個相對同質的中産階級,是以報紙所有者和貢獻者都沒有興趣針對讀書窮人，大多數報紙和期刊都是根據這一假設量身定做的。下層階級通過諸如民謠、小冊子、年曆等不規範的出版物來滿足閱讀需求。
然而，在國外政治和社會事件以及國内狀況的壓力下，經曆了早期工業革命中失業和城市化的壓力之後，讀者群越來越多地被階級化和政治化。報刊開始以兩種方式向讀者展示，即作為經濟目的的市場和作為政治目的的社會階層。
19世紀初，報刊新聞業重新認識了自大約兩百年前的英國内戰以來在規模上前所未有的政治争議。雷蒙德·喊廉姆斯寫道：“19世紀帶給我的是一種新的戰鬥型政治新聞“。
18世紀末，發生的衆多事件導緻了19世紀早期英國媒體激進思想的增長，并且報刊新聞話語的範圍進入一種非閱讀的論戰模式。自從從平等派産生開始，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是一個明顯的号角，它堅持要求英國“不提供任何代表性的稅收”。
在威爾克斯與他的《北不列颠人》的政治文章傳統基礎之上，在美國獨立戰争之前的宣傳戰中，一位重要的人物是英國移民托馬斯·潘恩，創造了史密斯所謂的“流行的激進新聞”。
由于英國、美國和法國之間的政治環境關系,潘恩制作了廣泛的辯論新聞,包括他的三個主要出版物《常識》，《人權》和《理性時代》。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