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您關注“永大英語”！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對基礎教育之“基礎”的颠覆與重置

李政濤

摘要：ChatGPT與基礎教育的關系是雙重挑戰：ChatGPT對于基礎教育的挑戰，基礎教育之于ChatGPT的挑戰。就ChatGPT帶給基礎教育的挑戰而言，帶來的是對基礎教育之“基礎”的颠覆性變革，既是根本性的颠覆，也是體系性的颠覆。就基礎教育帶給ChatGPT的挑戰來說，需要通過反向思考，回答三個根本問題：一是ChatGPT改變了基礎教育的一切，但基礎教育能否改變ChatGPT？如何改變ChatGPT？；二是什麼樣的技術變革和ChatGPT，是能滿足基礎教育需要、符合基礎教育規律的技術變革和ChatGPT？三是基礎教育變革能否，以及如何改變、甚至颠覆以ChatGPT為代表的技術變革之基礎？最根本的颠覆方式：是為ChatGPT在基礎教育中的運用“立法”，立教育之法，包括教育價值觀和教育思維。

關鍵詞：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礎教育；基礎；颠覆；重置

作為基礎教育人，身逢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将基礎教育與ChatGPT連接配接起來，是理所當然、順理成章之事。但這樣的聯結并非易事，它展現了一種雙向式的互釋互構：

既是以“ChatGPT之眼”看基礎教育，它将給基礎教育帶來什麼，可以改變什麼，我們還可以期待什麼，同時注意或警惕什麼？也是以“基礎教育之眼”看ChatGPT，立足基礎教育，找到ChatGPT演變、發展和運用的基礎教育方式或普通教育邏輯，進而與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特殊教育等區分開來。

這是兩種雖有關聯，但又完全不一樣的要求與挑戰：ChatGPT對于基礎教育的要求與挑戰，基礎教育之于ChatGPT的要求與挑戰。因而是對兩種不同邏輯的探尋：基礎教育的ChatGPT邏輯和ChatGPT的基礎教育邏輯。後者的提出，既是試圖扭轉長期以來基礎教育對于技術變革習慣性的“被動式應答”，也暗含了思維方式的多元轉向：從單向思維轉向雙向思維，從割裂思維走向共生思維。其中還遵循了一種預設：基礎教育和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共生體。

一、已有的探究：ChatGPT對于教育的影響及風險

作為一種大規模人工智能技術，ChatGPT憑借着強大的自然語言處理能力的技術支援，向基礎教育發起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帶來諸多新影響和新風險。

（一）ChatGPT為基礎教育帶來的影響

1. 提供了更加個性化和差異化的教學範式

ChatGPT可以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和特點，為他們提供更加個性化的學習資源和輔助工具，滿足學生的不同需求，提高學習效果。“ChatGPT可以建立自動化學習評估系統，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或問題情境中根據學生的認知變化做出即時反應，及時檢測學生的學習進度和 了解情況，為學生提供即時的學習回報和建議，滿足學生多樣化學習需求”（馮雨奂，2023）。此外，“ChatGPT 根據學生的不同學習水準提供個性化的學習方案和學習材料；輔助閱讀與寫作，幫助學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教學内容；針對學生的不同特點生成回報和評價結果；根據學生學習過程中的回報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和學習瓶頸，進而為學生提供更加精準的學習建議和指導”（陳增照，2023）。這些特征都反映了在基礎教育領域ChatGPT對于個性化教學的提升作用。ChatGPT 的介入有望拓展教學目标的外延、提升基礎教育階段教學目标的高階性（鄭燕林、任維武，2023）。

2. 增強了教師的教學能力和效率，推動教師的自我反思與變革

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展現出的日益強大的知識能力與溝通能力表明，我們已經進入了以“人工智能”為師的新時代，這更是一個“人師－機師”構成的“雙師并存”的時代（李政濤，2021）。ChatGPT可以為教師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和工具，例如智能輔助教學系統、自适應學習平台等，幫助教師更好地實作教學目标，提高教學效率和效果。與此同時，教師也是智能技術的掌控者與支配者，“不是所有的人機聊天都具有教育價值，如何讓這場因ChatGPT而生的對話，通過自身‘轉化力’的施展和提升，産生教育效能，發揮育人功效，是教師的第一要務”（李政濤，2023）。教師應在與智能技術的交融中學會反思，“教師依然是教育者，但是人工智能對話機器人确實會讓教育生态變得更加複雜……教師要想成為反思的教育者，就應思考在學習方式大變革的今天，學生怎麼學，就應該思考為什麼要教我們所教的東西；就應該思考是否為思維而教、為素養而教，以促進教育、教學轉型更新”（鄧友超，2023）。

3. 促進了教育公平與包容

ChatGPT以公開性的網絡平台面對不同地區、不同經濟水準的所有閱聽人，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區經濟、文化環境對于教育公平的限制，可以為缺乏教育資源和條件的學生提供更好的學習機會和平台，彌補不同地區和不同群體之間的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平和包容。已有研究證明，ChatGPT等自然語言人工智能能夠有效引導和開發學習者的批判型思維以及創新能力（Deng, X.; Yu, Z，2023）。這也打破了經濟發達地區對于尖端人才培養的壟斷，有助于精英教育以智能技術為媒介，進而傾向平民化、大衆化的發展方向。與此同時，ChatGPT自身在教育評價上的智能屬性也值得關注，教育機會均等性是教育公平的重要名額之一。ChatGPT可以通過自動評分和智能輔導等方式，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和學習成果，進而減少因家庭背景、經濟狀況等原因導緻的教育機會不均等現象。

（二）ChatGPT帶給基礎教育的風險

1. 以“人工智能”侵占“人類智能”，人類思維的自主性喪失風險

心智未成熟的個體，如果過度依賴ChatGPT等語言人工智能，則存在導緻個體智慧“退化”的巨大風險。有學者指出“人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互動既涉及大型語言模型的發展進化，又涉及人的進化和相應的退化。不同的人機互動不僅具有對于人的不同進化和退化效果，甚至影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方向。學生使用ChatGPT完成作業就是典型例子。如果學生用ChatGPT完成作業，無疑是應付式學習，結果不言而喻”（王天恩，2023）。在這一問題上，教師使用智能技術的素質與能力可能是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ChatGPT 可能會把學生變成被動學習者，他們從 ChatGPT 擷取答案并提供給不知情的老師。但是，教師也可以對 ChatGPT 敞開懷抱，引導學生成為有判斷力的知識消費者和使用 ChatGPT 進行學習的主動學習者。教育的未來取決于教師們現在如何使用 ChatGPT”（海倫•克朗普頓、任冠虹，2023）。

2. 以“離場學習”代替“現場教學”，教學共同體的裂解風險

好的教育需要建構真實有效的社會聯系，但在通用大模型與教育的結合中，學習者之間的真實交往被削弱，教師與學生間所獨有的教學活動也将裂解為獨立的“教”與“學”。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在教育活動中打破時空局限的同時，也可能造成教育場域内人際關系的疏離，“借助人工智能的學習者，在其中實作的是一種與機器的虛拟互動性，通用大模型成為學習者建立自身同世界連接配接的媒介。這意味着在教育中更多展現的是技術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難以建立”（高奇琦、嚴文鋒，2023）。

3. 以“機器答卷”充當“學習成效”，傳統考試評價的瓦解風險

ChatGPT首先是一種機器學習的技術，雖然它可以提供語言生成和文本處理的服務，但是它并不能替代學生自己的思考和創造力。如果學生完全依賴ChatGPT來完成考試，那麼他們可能會喪失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其次，由于機器學習的局限性，ChatGPT存在許多漏洞和錯誤，尤其是在複雜的語言處理和推理任務上。如果學生依賴ChatGPT來完成考試，那麼他們可能會受到機器學習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的影響，導緻考試成績不穩定或者出現偏差。另外，學生在考試中使用ChatGPT也存在作弊的風險。如果學生利用ChatGPT來抄襲或者作弊，那麼他們可能會被檢測出來，面臨着懲罰和信用損失的風險。目前，美國部分大學生使用 ChatGPT 寫作業和論文，由此導緻嚴重的知識産權和學術誠信問題，紐約大學部分課程的教學大綱已明确把使用 AI 視為作弊行為，香港大學也明令在教學中禁用 ChatGPT 等 AI 工具（鐘秉林、尚俊傑、王建華、韓雲波、劉進、鄒紅軍、王争錄，2023）。

4. 以“外來技術”沖擊“本土教育”，教育數字化的治理風險

首先，“ChatGPT 作為國外技術，潛藏着跨國治理難題。使用 ChatGPT 必然會産生資料跨境流動，使用者的教育資料極有可能被隐藏的私營人工智能營運商挖掘和操控，再者，對于使用者使用 ChatGPT 的權責界定目 前仍模糊不清。研究表明，雖然現階段人工智能技術逐漸走向成熟，但現行法律規定和法律執行遠遠滞後于 ChatGPT 的疊代創新和滲透速度，與之相配套的教育法律法規體系尚未形成（周洪宇、李宇陽，2023）。ChatGPT等人工智能所造成的風險往往在于其内在的技術控制——所謂技術黑箱引發的。全面規制生成式 AI 引發的風險，必須追根溯源于程式設計、運作的底層邏輯，這為相關法規的出台以及執行造成了技術上的困難（王洋、闫海，2023）。

必須指出，除一般性資料保護法規外，對人工智能應用于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領域中産生的倫理問題，目前世界各國基本處于立法空白和管制失序狀态。針對 ChatGPT 可能引發的倫理風險和資料安全問題，亟須進一步健全相關法律法規體系（苗逢春，2022）。

整體來看，僅就ChatGPT帶給基礎教育的要求和挑戰而言，已有的思考、研究和認識，為本文的研究和寫作帶來很多啟迪，但同時也顯現出尚未充分認識到ChatGPT的革命性作用。在我看來，ChatGPT帶來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改變，而是颠覆性的變革。這種颠覆性的變革，既是根本性的颠覆，也是體系性的颠覆。

二、ChatGPT對傳統基礎教育的根本性颠覆

所謂根本性的颠覆，是對基礎教育之“基礎”的颠覆。任何與“基礎教育”之“基礎”相關的問題，都是根本問題或基本問題。基礎教育的根本問題具有結構性，主要由四類問題構成：一是與“人”有關的問題；二是與“知識”有關的問題；三是與“能力”有關的問題；四是與“關系”有關的問題。

（一）與“人”有關的問題

涉及到“如何了解人？”“培養什麼人？”“如何培養人？”“誰來培養人”和“為誰培養人？”等，它們都是基礎教育的根本問題。

就“如何了解人”而言，“人是誰？”是教育的前提性問題。既然教育指向于“育人”，育人的前提必定是了解人、研究人和讀懂人，這是不可被忽略的教育常識之一：不懂人，就無從育人。換言之，要教育，要育人，則需要從洞察人本身開始。如何了解人的本性和本質，就會有什麼樣的教育。人的問題，是每個時代共有、共享的問題，答案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會“疊代更新”，不斷推出各時代的新版本。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時代，打破了對人的傳統了解，從農業版、工業版，走向了智能版。傳統之于人之本性或屬性的了解，在智能時代遭遇到巨大的挑戰。之前對于人的了解方式，是在人與神、人與動物的參照和比較中形成，彰顯出相對于神性、動物性而來的人性。走入智能時代以後，當機器越來越有智能，是以越來越像人的時候，尤其是自碳基之後矽基人的出現，人的傳統模樣開始變得模糊不清，“人何以為人”的問題再度浮現。“人與機器”的關系由此成為新的了解人性的參照系。與以往不同，此時的參照，不再隻是一種對立性的“相對而言”，如相對于神性的人性、相對于動物性的人性，或者相對于機器性的人性，轉而走向了合成或融合，例如，出現了“人機合成智商”。是以，對于人來說，機器既是參照、比較的對象，也是融合，更是共生的夥伴，智能時代，是走向人機共融、共生的時代。

就“培養什麼人”而言，倘若把這一根本問題放在智能時代的背景之下，以技術為視域，以ChatGPT這一生成式智能機器人為參照，過去所遵循的全面發展之人、整體之人，具有綜合素養、核心素養之人等，其特性、内涵與構成等，都将面臨重構。至少“智能”将成為所欲培養之人的關鍵詞之一：為智能時代培養智能之人，為此，“培養什麼人”的時代之問，就變成了“培養什麼樣的智能之人？”，這是一種以“智能”為尺度的培養新标準。但這還不是最根本的颠覆，最根本的颠覆在于作為培養對象的人将發生變化，不僅人從自然人、純生物人變為人機合成人，而且機器人或矽基人等新型人類，都可能成為新的培養對象，即“讓機器人受教育”。

就“如何培養人”而言，ChatGPT的出現，對于已有培養機制和培養方式的挑戰，主要集中在教育内容、教學方式上。以人工智能力不能及的知識、能力和素養為新的教育内容核心，人機互動将替代人人互動成為教學方式的主流。

就“誰來培養人”而言，除了教師的能力和素養标準，将因為ChatGPT的存在與大規模運用而發生改變之外，“機師”的出現，成為與“人師”并存的又一種新型教師，導緻教師的類型構成與隊伍建設的格局發生徹底改變（李政濤，2021）。

就“為誰培養人”而言，在智能時代，如果以人類為機關，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培養人，培養出有助于鞏固和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并為之做貢獻的人；如果以文明為視野，則是為人類文明共同體，為地球文明培養人，在面對人工智能的挑戰的同時，在地球與更廣大的宇宙世界更緊密連接配接的背景下，培養出具有守護人類文明意識、推動人類文明發展能力的地球智能人。

（二）與“知識”有關的問題

“什麼知識最有價值？”這一斯賓塞以來的根本問題，主宰了人類教育的目标體系、内容體系與課程體系等。ChatGPT的出現，讓我們再度重審判斷知識重要性的标準，進而生成新的知識觀和教學觀，形成一個新的基本準則：“凡是人工智能擅長的知識和能力，可以少教甚至不教，凡是人工智能不擅長或者無能為力的知識和能力，需要多教或重點教。”（李政濤，2023）這是對工業革命以來，對以傳授确定性知識為核心的整個基礎教育知識體系的颠覆。

（三）與能力有關的問題

如果對标ChatGPT擁有的能力，它所擅長的記憶型、計算解題型、考試訓練型的技能，表明其具有超強的資訊檢索能力、超強的文本生成能力和自然語言能力已經遠超人類可能達到的邊界，不用多教，甚至不用教了，轉而把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向其無法替代的能力上，如價值觀、高階思維，好奇心、社會情感、想象力、審美力等。以價值觀為例，人首先是理性的生命，理性通往理智，人類把自身的理智賦予給了人工智能，讓其擁有了“智”，其核心是邏輯和計算，人工智能既複制也逐漸超越了人類的邏輯理性和計算理性。但在理性之外，人類還擁有非理性的“感性”，具有豐富多樣的情感、态度和價值觀，它們并非“計算”，而是“算計”，充滿了各種不确定性和選擇性， 它們無法通過編碼、程式設計等确定化的格式來完美呈現，機器無法了解什麼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何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何為“美好生活”。這些向善、趨善的沖動和對價值選擇的算計，是人之為人的特質之一，正因為人是理性和感性的融合體，是以人才成為“進階生物”，産生了“文明”。再以高階思維為例，一方面，人類擁有機器不具備的概念思維能力，機器不了解概念，機器“了解”的是機率分布，不是概念推理，是機率推理；另一方面，需要重新思考人類的獨立思考能力，以往的獨立思考，是相對于他人或前人而言，如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是相對于教師、家長和同學而言的“獨立”，相對面依然是“人”，但ChatGPT時代的獨立思考能力，則是相對于機器思考而言的“獨立”，其目的是擺脫對機器的依賴。

（四）與“關系”有關的問題

牽涉到教育與人、教育與社會、教育與自然、教育與技術等問題，它們都是基礎教育的基礎性關系或根本性關系。在以往，教育與人的關系是首要關系，教育與社會、教育與自然的關系圍繞并服務于教育與人的關系，教育與技術的關系，則一直處在邊緣性位置。由于資訊技術的發展，在人工智能和如今ChatGPT的推動之下，不僅教育與人、教育與社會、教育與自然的關系性質、内涵與實踐方式發生了許多改變，而且基礎教育的教育技術之維也漸漸從邊緣走向中心，演變為基礎教育發展中的主要關系，它通過貫穿教育、人、社會和自然的關系而影響和推動人類文明，進而颠覆了海德格爾以來哲學家們對技術文明的認知與批判，技術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而是改變人類生活方式、提升生命品質的積極力量，雖然，它依然隐藏或者觸發某些弊端的可能。

在如上根本性、基礎性問題中，人的問題，是根本之根本，是基礎之基礎，其它問題都從中衍生出來，與之發生關聯，并為它服務：有助于培養ChatGPT時代的理想之人的知識，才最有價值；培養出ChatGPT所無法替代和超越的能力，才最為關鍵；隻有重建教育與技術等多種關系，才可以更好地培養出理想之人。

三、ChatGPT對傳統基礎教育的體系性颠覆

所謂體系性的颠覆，意味着人類基礎教育體系，從此将從無ChatGPT的舊體系，轉向有ChatGPT的新體系。有人認為，人工智能動搖了誕生于大工業時代，以标準化、教導主義和教師控制來批量培養人才的現行教育體系。這說明，ChatGPT改變的不是某一點、某一方面的局部問題，而是改變了一個體系，如同馬丁•布伯所言，你不能隻改變一點而不改變一切。ChatGPT的到來，對基礎教育由“點”到“一切”的改變，是體系化的改變，是以新的體系，而不是以舊的體系來應對ChatGPT帶來的挑戰、風險與動蕩。

因ChatGPT而颠覆的基礎教育新體系，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體系？

（一）“以ChatGPT為尺度”的基礎教育價值新體系

最根本的颠覆，是對傳統尺度和标準的颠覆。ChatGPT就是一個全新的尺度或标準，而不隻是一種新智能或新技術。作為新尺度的ChatGPT，内含了新的“價值觀”，指向于人的價值、教育的價值、知識的價值、技術的價值和學校的價值等。過往的一切，都會以ChatGPT為視角和尺度加以重估，ChatGPT提供了重估一切價值的機遇，在重估中，一切舊有的觀念都将得到重審，需要重新解析和思考，或堅守，或粉碎，或保留，或淘汰，或贊美，或批評：“文化傳統不能依靠沒有價值的描述（即描述文化自身發生了什麼）傳承延續，而依靠對它的解讀、解釋和思考，依靠對它的贊美、尊重和譴責，依靠接受或拒絕它繁衍生息”（理查德.大衛.普雷希特，2022）。說到底，ChatGPT既是一種破壞性、颠覆性的力量，更是一種推動人類文明、人類教育文明不斷“繁衍生息”、持續“重建生長”的動力。

（二）“以人機共育為對象”的基礎教育對象新體系

在前ChatGPT時代，人是唯一的教育對象，整個基礎教育體系都是以人為中心、以人為機關的體系，其背後的雙層預設根深蒂固：教育，是人的教育；人是具有可能性、可塑性的存在，是以才有教育的可能性。ChatGPT的出現，既展現了人工智能的疊代更新，也賦予或創造了一種新的可能：人工智能和人類一樣，同樣具有可能性、可塑性，因而具備教育的可能性，同樣需要通過“教育”，把它的潛能變為現實。由此一來，在原有以“人”為機關和對象的傳統基礎教育體系之外，增添了“機器”這一教育新機關和新對象，這是ChatGPT引發的重大轉向：從“人的教育”轉向“機器的教育”，從“育人”到“育機”。不過，這樣的轉向，并非在二者之間造成二進制對立、互相割裂，進而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并存，還是共生，更是共育：人與機器既共同受教育，也共同育人，從人人共育走向人機共育。前者意味着機器成為人類的同學，後者則表明機器成為人類的同僚。自教育元宇宙催生的“虛拟同學”出現之後，又一新的同學樣态誕生了：“機器同學”；機器和人類一起成為共同學習的夥伴：人向機器學習，機器向人學習，人與機器共同學習。後者則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作了，越來越多的教育實踐表明，機器不僅可以成為“機師”，而且也可以成為了不起的“教育者”，甚至成為卓越的“教育家”。這徹底颠覆了人與機器的關系：工業時代，機器隻是人類運用和操作的工具；智能時代，機器則是合作的夥伴，共生的夥伴，在基礎教育領域裡， 是共學共教共育的夥伴。人機之間不再是布伯眼中的“我與它”的關系，而是“我與你”的關系，ChatGPT為此改變了基礎教育中的師師關系、師生關系及其對話關系，人-機-人的三角關系是這一新型對話關系的新常态。

（三）“以新三維目标為核心”的基礎教育課程新體系

與教育對象的新體系相應，ChatGPT帶給教育目标的挑戰，首先在于拓展了教育目标的次元類型，從有關“人的教育目标”，延擴到有關“機器的教育目标”和有關“人機共育的教育目标”，一個全新的三維目标體系由此生成：教育目标的人之維、機器之維與人機關系之維。無論是哪種教育對象的教育目标，由于有了ChatGPT的介入和影響，都被賦予了“機器的内涵”，例如，ChatGPT墊高了人類群體的智慧台階，加快了人腦和人工智能的融合，培養“融合智商”或“合成智商”，成為人與機器共同的教育新目标。在這一新目标的背景之下，已有基于核心素養的新課程标準有了重構的功能：人的“機器素養”成為新的核心素養之一；機器則需要具備“人的素養”，如道德素養等，它們都可以轉化為新的通識課程和必修課程。

（四）“以人機全流程對話與賦能為機制”的基礎教育教學新體系

如前所述，ChatGPT改變了教育教學中的對話關系，形成了基于人-機-人的多元對話關系，帶來的是教學全流程再造，形成了教學過程推進展開的新邏輯，同時也對教師的專業能力提出了新挑戰和新要求，尤其是在多元對話中即時生成的能力，以及指導學生與機器對話生成的能力等愈發凸顯。與此同時，全流程人機對話的過程，也是全流程人機雙向賦能的過程：人師在與機師對話中，以合适的方式，将自己的教學經驗和方法賦能給機師；反過來，機師在和人師、學生對話中，也不斷施之以各種刺激和挑戰，倒逼師生實作能力增值和自我能力進化更新。

（五）“以多元融通為标志”的基礎教育學校新體系

無論如何，和教師一樣，經受ChatGPT沖擊的學校将始終存在，教育在，則教師在，教育在，則學校在。但學校的性質、内涵、功能及其存在方式都将發生颠覆性改變。

如果以葉瀾所言的“現代型學校”為依據（葉瀾，2021），以ChatGPT為視角和眼光，“現代型學校”将是“ChatGPT型學校”，其“現代”之内涵，也随之發生改變：在價值提升上，ChatGPT型學校育在挖掘和提升師生為代表的人的生命價值之外，還将同時挖掘機器的教育價值或育人價值，并以人機共生的方式彰顯人機合成人的生命價值；在重心下移上，ChatGPT型學校的管理将因更加智能化、網絡化而更加扁平化，所傳授的知識也将更多地從象牙塔的知識下移到日常生活，在加快原有知識體系更新換代的同時，也将和智能時代的日常生活緊密關聯的“智能型知識”（與人的特殊能力相應）、“機器型知識”（與人的機器素養相應）的地位凸顯出來——最根本的重心下移，是下移到人之為人的價值根基、知識根基與能力根基之中，守住人的底線；在結構開放上，ChatGPT型學校将建立或串聯起和家庭、社群、政府更加緊密的關聯體系，一個“家校社政技協同育人”的大時代就此降臨；在過程互動上，ChatGPT型學校在承接了已往現代型學校追求的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的同時，也将強化人機互動，特别是人師-機師-學生的三角互動，這是一個發生在人-機-人之間高頻率、高效率多元多向互動的新型學校；在動力内化上，ChatGPT型學校秉持雙向賦能的理念與目标，既賦予機器以教育動力，也通過日益強大的人工智能，賦能給師生以自我更新、自我發展、自我進化的内在動力。

如果以“未來學校”為目标，同樣以ChatGPT為視角和尺度，未來學校就是以ChatGPT型學校為代表的典範（李政濤，2021），它以“智能技術”的運用為切入點和突破口，連接配接了未來學校的“人文藝術”之維、“社群社會”之維、“天地自然”之維與“世界公民”之維，進而為之增添了隻有智能技術；隻有ChatGPT才可能有的新内涵與新路徑。可以說，ChatGPT是一個支點或杠杆，撬動了未來學校發展的整體格局，讓人類的學校樣态從此脫胎換骨，煥然一新。

（六）“以共生共長為核心”的基礎教育思維新體系

與知識的關系一樣，ChatGPT與思維的關系，也始終是探讨焦點之一，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是“什麼思維最需要或最值得培養？”，例如，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等，它們其實與工業時代的思維導向并無二緻，是任何時代都需要的理想思維，隻不過到了ChatGPT時代顯得愈發重要和迫切而已。真正的思維變革，或者最容易被忽略的思維變革，是變革對于人機關系的思考方式。以往的思維方式是替代思維，習慣性地把ChatGPT為代表的新技術新機器視為“狼來了”，進而孜孜不倦、戰戰兢兢地追問：什麼職業會被替代？教師有多大機率會被替代？或者，什麼可以被替代，什麼不可被替代？這種思維方式，本身有合理之處，因為确實存在被替代的可能與現實，人被機器、人類智能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事實與現象已經屢見不鮮；然而，如果隻是以替代性的思維方式來審視人機關系，勢必帶來割裂和對立，引發點狀思維、二進制對立式思維和非此即彼式思維，将人類與機器、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人師與機師割裂開來，對立起來，進而陷入非此即彼式選擇的怪圈和巢穴之中。二進制對立思維主導了現有的很多有關ChatGPT所引發的各種挑戰和機遇的探讨。打破這種思維定式的根本出路，是走向共生思維，以此思維為依據，人與機、人師與機師的關系，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關系，而是在協同互動中，通過雙向賦能、雙向進化、雙向超越達成的“共生共長”的關系。這種共生思維不僅有助于促進人機共生，也有助于推動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創造思維與批判性思維、确定性思維和不确定性思維等不同思維方式的共生。它們的共生意味着對各自局限的認知與互補：無論人，還是機器，也不論哪種思維方式，都不是無所不能、完美無缺的，都各有其優勢與局限或限度，人與ChatGPT互為鏡子，彼此照出了各自的限度，是以才需要在人機協同互動中互補，進而走向共生共長。

如上多元新體系的建構與生成表明，ChatGPT帶給基礎教育體系上的革新，是從理論邏輯到實踐邏輯，從頂層邏輯到底層邏輯的整體革新，它重置進而重新開機了人類的基礎教育整個體系。

四、基礎教育變革能否引領和改變ChatGPT？

本文既是對現實的考量，也是對未來的預言，還有對未來的期望。

如前所述，之前有關ChatGPT的各種探究，基本上是在同一個層面、同一條路徑上：ChatGPT如何影響和改變基礎教育？基礎教育如何應對ChatGPT帶來的各種挑戰與風險。

我的問題在此生成：

ChatGPT改變了基礎教育的一切，但基礎教育能否改變ChatGPT？如何改變ChatGPT？

我的期望在此出現：

直面ChatGPT與基礎教育的關系，我們還需要反向思考，尋找一條反向路徑：從基礎教育變革到ChatGPT。

這一路徑的價值和意義有三：

一是改變“被動狀态”：已往基礎教育在技術變革前的被動局面和亦步亦趨的慣性：技術變，教育就變，新技術提出什麼新要求，教育就千方百計滿足這些要求，在技術變革前面，教育似乎成了耳提面命的學生或學徒，總是在技術變革的壓力和批評下，以技術的标準反思自身的不足，并努力改進。

二是彌補“尺度缺失”：長期以來，資訊技術或智能技術變革中始終缺失“教育尺度”，教育隻是智能技術變革的應用場所或應用終端，而不是“前端”。教育之尺度，恰恰是教育和教育技術的魂魄、初心與前端。

三是扭轉“思維慣性”：習慣性地要求教育充分了解和運用新技術，習慣性地進行自我反思和重建，以滿足技術變革對于教育變革的需要。如今需要的是新的思維習慣：走向雙向思維，基于教育的尺度和基礎教育的特性，針對對新技術變革，對于持續疊代更新的ChatGPT，反向提出來自教育的要求和挑戰。不再隻是回答：“我”需要做出什麼改變，才能适應技術變革的需要和要求；同時還要追問：需要新技術需要做出什麼改變，才能滿足“我”的需要和要求。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根本性問題：

其一，什麼樣的基礎教育變革，能夠滿足技術變革和ChatGPT的需要？

其二，什麼樣的技術變革和ChatGPT，是能滿足基礎教育需要、符合基礎教育規律的技術變革和ChatGPT？

對後者的探索，是一條相對寂寞無聞的領域和道路，但對于基礎教育界而言，恰恰是一個同樣至關重要的關鍵問題。它不僅事關教育和基礎教育在技術世界中的地位，更事關基礎教育自身發展的方向，如果始終以技術變革方向為基礎教育的方向，很可能會讓基礎教育在南轅北轍中誤入歧途。

基于雙向思維，在回答了ChatGPT如何改變了基礎教育之“基礎”之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反向追問：基礎教育是否能夠改變技術變革之基礎？是否可以帶來對技術變革和ChatGPT未來發展方向的颠覆性改變？這種改變意味着另一種颠覆：以技術變革引領教育變革，轉向以教育變革引領技術變革。

依托ChatGPT，提出并回答這一根本性追問，構成了三方面重大契機：重審并重構基礎教育和技術變革的關系、教育學理論與技術變革實踐的關系、基礎教育理論或基礎教育學與技術變革的關系。

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依然是“基礎教育是否以及能否改變技術變革之基礎”。

技術變革之基礎是什麼？表面上，基礎是“技術”，永遠追求最新最好的技術，構成了技術變革的核心基礎。實際上，技術變革的基礎是“技術觀”，是主導技術變革方向的觀念或理念，正因為如此，技術世界始終需要技術哲學，需要“技術哲學”的奠基和引領，它解決的是“技術有什麼意義？”“技術變革走到哪裡去？”等根本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ChatGPT運用于基礎教育的過程中，教育雖然無法直接改變技術本身，那是工程師和科學家的專業，但可以賦予技術以教育觀，影響、改變甚至颠覆已有的技術觀和教育技術中内含的教育觀，真正讓進入教育領域，并與教育深度結合的教育技術，成為用教育來引領的技術，具體而言，是用理想的教育價值觀來引領技術變革和技術服務的方向。這些價值觀表現為：什麼是好教育？什麼是好學校？什麼是好課堂？什麼是好教師？什麼是好學生？它們都是教育技術世界中的“教育之法”，這是基礎教育影響和颠覆技術變革之基礎的根本方式：為ChatGPT的開發和在基礎教育中的運用“立法”，亦即立教育之法。最基礎、最核心的教育之“法”，一是教育價值觀。不僅是通過教育培養出有合理教育價值觀的技術人，而且為技術理性、技術思維賦能教育價值，教育價值觀的核心永遠是“以人為本”，以培養主動健康發展的理想新人為本，這是教育的初心。無論ChatGPT技術如何不斷拓展技術的邊界，進而拓展了人的邊界，從自然人、純生物人擴充到人機合成人，是以也拓展了教育的邊界，但“成人育人”這個教育的初心必須堅守。二是教育思維。它既是以育人、成人為核心的原點思維，也是以“成技成人”為導向的關聯思維：在運用技術中成人，人成了，才能更好地運用技術。隻有這樣的教育之法，才能得以在ChatGPT運用于基礎教育的過程之中被樹立和确認，才能促使教育真正成為技術的燈塔，用教育之燈照亮技術變革之路。

同理，如果說，ChatGPT的演化變革是一條路，當它與基礎教育并軌合體之後，就需要在此道路上，建造和安放一座基于教育尺度和标準的燈塔，為其點上教育之燈，在它的照耀下，走出并走好教育引領下的技術變革與發展之路，充分發揮以ChatGPT為代表的智能技術的育人價值。

（參考文獻 略）

（本文首次發表在《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