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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田野中那個男村民的嘲笑，多年以後仍在他耳邊，讓他意識到，隻要娶不上老婆，就不可能在家鄉得到尊嚴，那樣還不如留在麻風院，甯做雞頭，不做鳳尾。
配圖 | 《漫長的季節》劇照
沉沒的麻風村往事丨連載
孫栾生說，他們家祖上從福建遷來，落到潮州庵埔前後，靠養鴨母為生。這片土地肥沃喜人，樹枝插下去，第二日就能生出根。
他出生的1943年，是潮汕的饑荒年。當時日軍在汕頭地區已經盤踞了4年之久，把持糧價，加上那年幹旱，糧食歉收，東西完全不夠吃。饑荒之下，家家都想留男去女，因為養個“搭埠”可以“做種”，長大了也能留在自己身邊，養了“走仔”，最後嫁出去隻能是别人家的。于是很多女孩一出生便被扔掉，水草豐茂之處，常常隐匿死亡的腐敗氣息。孫栾生家住得離溪邊近，幾歲大的他，常能看見上遊的水裡晃晃悠悠飄來女嬰的屍體。每回遇到這樣的事情，他父親就會在水邊挖個坑，把嬰兒撈起來埋到土裡去，不讓她們曝屍荒野。
這段往事，我也從我母親口中得到了驗證。母親是揭陽人，她說，我外婆的妹妹，當年也是這樣子被丢進了田野裡，用水牛剛犁出來的那層松軟泥土蓋住了身子。而外婆的鄰居家，則會在丢女嬰之前，先在孩子脖子上點了一點紅作為印記。後來鄰居家裡又生了一個女孩，脖子上果真帶了一點紅色胎記，他們知道，這是她又尋回來了，就再也不敢扔了。
孫栾生就在這片萦繞着女嬰魂靈的土地上長大。他開始記事的時候，有一天小他兩歲的妹妹不見了，全家人驚慌失措地到處找，在池塘邊看到了妹妹的一雙小鞋。父親踩到水裡，把小小的妹妹從水草間撈出來的時候，她已經沒有了呼吸。左鄰右舍圍着，有人說趕緊把屋後的老水牛牽過來，把妹妹面朝下放在牛背上，牽着牛走一圈，如果能把她肚子裡的水颠出來，說不定就能活。可惜，無用。
兒時的孫栾生目睹這些，好像隻是受到一場驚吓。等人到中年，回憶起來，才生出一種遲到的隐痛——那麼小的女孩子，怎麼就獨自遊蕩在池塘的水波明暗之間，她黑色的柔軟的頭發，像水草一樣漂來漂去。
孫栾生七歲大，土改開始了。父親家裡有人跟共産黨沾親帶故，加上成分被劃為貧農，順理成章當上了土改隊的小頭目。晚上祠堂前的空地點起一盞煤油燈，大家夥聚到一起，母親就抱着孫栾生擠在人群裡看“鬥争”。貧苦人罵有錢人，氣勢洶洶，橫眉冷眼，小小個的孫栾生躲在母親懷裡看大人們的罵戰，心驚肉跳。
被劃為地主的，家裡的經濟要沒收，屋内的東西也全都搬走。那些财産收繳後說是歸公，實則大部分落入了土改隊裡各人的口袋，但偏偏孫栾生父親什麼也不要，一根杉木都不拿。旁人問，他就說：“現在有得住就好。接下來就看子弟，子弟要是無能，你給他房子蓋好了也沒用。”有人要拿走地主家的夜壺，父親看不過去，還會站出來說一句：“某人啊，你連他的夜壺都端走，是想讓他在大街上拉屎拉尿嗎？”是以，孫栾生父親就被調侃作“一點鬥争力也無”的“三好佬”。
木頭做的播音喇叭挂在街頭巷尾，每天唱歌播報。“互助社”“初級社”“進階社”，廣播裡一套詞一套詞地換，土地在農民手上過了一遍，又去到了集體那裡。孫栾生父親對什麼運動都很積極，從初級社開始就緊跟着入社了。但大家很快發現，搞起集體飯堂之後反而吃不飽了。孫栾生童年的印象裡，有很多大腳的人——在極度饑餓的時候，人的腳會浮腫，漲得巨大。
有一天，孫栾生跑到家裡茅草搭的雞棚裡避雨，看見兩口小棺木端端正正擺在裡面，驚了一下。回家問起，父親笑着說：“這是你老祖父老祖母啊。”原來，土改之後，政府号召興修水利，将山地改為田地，在規劃範圍裡的墳墓就要後人遷走。那是他們家不知道往上幾代的祖宗，棺材朽沒了，隻撿出來兩副骸骨，他父親就拿小一點的棺材重新裝起來，先放着，準備等有合适的位置時，再擇日下葬。
在孫家人看來，正是這次遷墳，變了家裡的風水，原本稀薄的家門改運了，開始“出丁”了——孫栾生父親本就是單傳，第一任妻子為他生下一個女兒後，在亂世中撒手人寰。後來他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生下了孫栾生和兩個女兒。遷墳之後，孫栾生母親接連生下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全家人歡喜不已，将此歸功于這次給老祖宗搬家。
孫栾生父親曾有幾個姐妹，她們在戰亂中嫁的嫁，走的走，隻剩下一個妹妹。曾有一個華僑求娶她，但孫栾生父親舍不得讓唯一的妹妹遠渡重洋——長兄如父，他不同意，這事自然就罷了。後來，妹妹嫁到隔壁的鹳巢村，離孫家住的西林村一鋪路（5公裡）遠。孫栾生小時，每天天黑到路都看不清的時候，姑母就獨自步行一個鐘頭來他家裡，跟他母親坐着，一起在油燈下說說體己話。
孫栾生問她：“姑姑，你怎麼總是這麼晚才來？”
姑姑說，沒辦法，自己要先煮飯給家裡的孩子吃，照顧完那邊，才有空過來坐。長大後，孫栾生回憶起姑母在夜色昏暗時走來的孤影，總覺得有些莫名的悲怆——時代走到這裡，豆燈一盞，至親寥落。
按潮汕風俗，孩子長到十五歲，無論男女，都該辦“出花園（成人禮）”了。有錢人家要給孩子備新木屐、新衣衫，當晚要一身洗淨，次日白天不能出門，須在家裡宴請親人，然後拜花公花姆（潮汕衆多神仙中的兩位，專門照顧孩童）。不過在1958年，農産品已經統銷統購，禁止私人買賣，姑母隻能從在村裡偷偷賣豬肉的兒子那裡，給孫栾生割了一塊豬肉過來，家裡又用糯米粉搓了一點丸子。吃完豬肉和糯米丸子，孫栾生就是大人了。
兩三年後，孫栾生發現自己身上長了一些不痛不癢的紅斑。去檢查，醫生遮住他的眼睛，拿一根羽毛輕輕點長斑的那塊皮膚，問他：我點了沒有？孫栾生答沒有。醫生便斷定是麻風發病了——他那塊皮膚沒有知覺。
麻風病在潮州土話裡叫“泰哥”，這個詞有時候也用來形容一個人身上肮髒、皮膚醜陋，用來恐吓小孩子。孫栾生不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詞。西林村南邊是一座山，因為“遍植桑樹”得名“桑浦山”，在他“出花園”那一年，桑浦山下辦了一個麻風院。當時西林村開了個會，村幹部對村民說：“這些（生了麻風病的）人來到這裡，你們不要去說人家的派話（壞話），不要去跟伊吵架。”
那時，政府對麻風病開始實行“邊調查，邊隔離，邊治療”，一兩年間，全國各市縣建立起了大量收容麻風病人的醫院。麻風院選址，多是由政府單獨辟一塊地出來，成群的麻風病人宛如天外來客，忽然就落入普通人的生活周邊。因為麻風污名已久，麻風院周圍的農民與醫院的沖突十分常見，村幹部說這番話，也是防患于未然。
孫家有個鄰居就在桑浦山麻風院當職，有一天，孫栾生跑到他家裡玩，看見屋裡挂着一隻駁殼槍，槍上還綁着一條紅綢帶。他好奇，想拿下來摸摸，被鄰居趕緊喝止：“快放下，這可不能四散來（亂來）！”
一到夏天，村裡男女老少都湧到了山腳下的江灘上摸魚釣蝦。成年後，孫栾生有一天在韓江邊撈貝，注意到江上停着一艘小船，有幾個人正從岸邊上船。他們臉上、身上的皮膚都有一些不大尋常的紅色斑塊，有的人手指還有一些缺失。船上載着一些木凳、行李，船夫撐開竹竿，小船就慢慢在江面上飄遠了。
“咦，是桑浦山下的那些麻風病人。”孫栾生想。“這些人怎麼上船了，他們要去哪裡？”他稍稍想了一下，又把心思放回到水下泥沙裡的那些蚬子上——能撈到一些的話，小個可以拿來鹵，大個直接煮來吃，今晚就能加菜了。
| 如今韓江上還有捕魚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花公花姆沒有庇佑孫栾生，1961年，見過那些個麻風病人沒多久，這病就像天上落雨一般，突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醫生讓他收拾一下衣服和床闆，到古巷的嶺後醫院去醫治。等醫生帶他到了那裡，孫栾生才知道，原來那些麻風病人從桑浦山下遷出，經水路過大窖、到新鄉，再繞大埔亭，一直往北，就到了潮州西邊的山嶺腹地。在一條叫“洋鐵嶺”的山巒背後，潮州政府為了收容本地的麻風病人，劃出了這三百畝山地，名“後嶺醫院”。
一道山巒隔斷醫院與城區，長久以來，隻有繞行蜿蜒的山路菜可以進到嶺後。建院三十年後，才打通了一條五百米長的、沒有燈的山體隧道。過了這段伸手不見五指的隧道，一出洞口，天光明媚，樹木蔥郁，嶺後醫院，到了。
木門高大，兩邊是鵝卵石砌的牆。院區沒有封閉起來，裡面山地起伏，很是開闊。山的高處是醫療室，山腰是行政辦事處，山下面寬闊平坦的山谷則是米倉、文化室、打籃球和放電影的地方。住在這裡的病人們稱呼這裡為“寨”。女病人在寨門口有三棟住房，數量翻倍的男病人分散住在山坡上，醫生則住在山頂——很多麻風院都是這麼布局的，據說是跟水流有關，上遊的水幹淨，有“污染”的病人就會被安排在下遊居住。
| 嶺後舊寨
之前孫栾生在江邊瞥見到的人，後來都成了同院病友。嶺後病人最多時有三百多人，來自各行各業，文武雙全。會做木工的幫大家削桌椅，有文化的開了個夜班免費教認字。孫栾生記得，有一個手腳健全的、從東鳳鎮來的病人，畫畫特别厲害，他描過一幅嶺後的地圖給大家看，各個地方各個景緻，畫得清楚明白，大受稱贊。不過這人後來跑到登塘的山縫裡自殺了。
當年這塊地方曾是國民黨軍隊與日軍交戰的戰區，從高處的醫療室可以望見西北角的地裡還遺留着一條一條的戰壕。寨裡年紀大點的病友們說，當年日本人在這裡打死了很多人，來不及收埋，便帶了一群狗過來吃屍體，後來軍隊走了，狗留了下來。那些狗因為啃食了太多死人，性情變得兇狠狂暴，見人就咬。院裡安排孫栾生去放牛，一個工一角錢，一個月能拿一塊多現金。一日傍晚，他牽着牛，擡頭就望見一隻碩大的山狗從對面的山頭上走下來，那隻狗渾身赤褐，足有一頭小牛犢那麼高。
每月，政府會給每個病人發二十八斤米，大概一天可以喝兩頓粥，沒有肉，鹽都得省着用。雖然勞動力強的人能多得一點工分，但大家近乎平等地餓着肚子。實在餓得不行了，孫栾生就到田裡抓幾隻青蛙拿回來，捏掉肚子，水燒滾了扔進去，也不下鹽，就這麼吃。有時候會發一些番薯，病人們就在下面廚房裡煲，風裹着熱氣騰騰的香味，就把山上的醫生也給勾了下來。
那時，醫生與病人同食是不被允許的——政府為了動員病人入院，宣傳說麻風傳染性很大，說得龍虎獅象怎樣怎樣，是以醫患之間的隔離也做得緊張。醫生下來給病人們看病，還得在中間的一個小房子裡換好衣服、戴上口罩，要是被上司發現他們跟病人一起吃番薯，少不了挨幾句批評。但有的醫生仍會趁着管行政的上司不在的時候偷偷溜下來吃，會跟孫栾生他們悄悄講：“免驚免驚（不要怕），麻風的傳染性沒有那麼嚴重的。”——說來說去，“醫生的肚皮也是幺的（餓得往裡塌的）”。
嶺後附近的農民也和醫生們一樣，為了幾口吃的，什麼也不怕。寨裡種的番薯，附近楓洋鎮的人也會偷偷跑進來掘幾個走。偷得少也就算了，有陣子他們實在翻得太多了，寨裡就安排了一個楓洋本地的病人去守田，說是同鄉之間，總要給一點面子，後來偷番薯的事果然就少一些了。
冬天時最難熬，山裡北風呼嘯，裹着寒意滑過一個又一個山頭。身上沒有幾兩肉的孫栾生，瘦長一條，衣衾寒薄，就在寨裡到處找暖和的地方——還真就給他找到了，寨門進來不遠處，有個榨甘蔗的糖廠，整日火燒火燎。寨裡種了大片的甘蔗，又有足夠的病人做勞力，就在裡面建了個榨汁的廠子，交給有經驗的病人來打理。廣東省衛生部門早就出了一份通知，安排各市縣政府積極收購由麻風院種植出來的甘蔗和榨出來的糖。這份檔案，也側面反映出當時衛生機關是懂得麻風病的傳染性有限，麻風病人接觸過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十八歲的孫栾生已經是個半個人精了。他溜進糖廠裡烤火時從不亂說話，也不叨擾幹活的人，就站在旁邊靜靜看着。年底甘蔗收成的時候，兩個連着的孔明竈日夜不停，熱氣燎人，火光暖照，灼燒的甘蔗葉與甘蔗渣發出“噼裡啪啦”的響聲。勞工們用巨大的銅勺子一刻不停地攪拌，防止糖汁在底下粘鍋——底下一焦，糖就苦了，這一鍋就毀了。
三個大鼎的糖汁，最後隻燒出來一個大鼎的量。糖汁越熬越濃，水汽蒸發，留下糖晶。孫栾生留心看大人們怎麼判斷糖已經燒好——要準備一個面盆的冷水，手在水裡晃幾圈，然後食指和中指迅速伸到沸騰的糖汁邊緣挖一點出來，放進冷水裡面冷卻，再拿出來看，如果是軟的，就還沒好，如果是酥脆的，就說明水分已經熬幹，可以關火了。
糖汁倒出來冷卻後，再把凝結的糖塊碾開，倒進竹編的筐裡。一日一夜能榨出很多糖汁，天亮時，手腳健全的病人，每個人挑兩籮筐，去古巷的政府開的收購站，報上機關名字，稱重之後就可以拿到一張單子，再去銀行出貨款——當時買糖還要糖票，是以寨裡做的糖，是不能分給衆人的。
這就是黑糖（紅糖）的生命史。一件事物，如果知道了它怎麼來怎麼去，感情就會不一樣。孫栾生自小就明白這件事——在天空之下，在風雷雨霧之中，在泥土地之上，人類是和神靈、和各種動物植物一起生活着的。這世間，萬事萬物，沒有一樣不重要。
三年時間須臾而過。1963年，孫栾生割了兩次皮膚去化驗，醫生說已經看不到什麼麻風杆菌了，他可以出院了。孫栾生就歡天喜地，把自己來時的家當——兩件床闆和椅條，仔仔細細刷幹淨了，拿到太陽底下曬幹，再拿一個盒子收疊好衣衫。到出院那日，一根扁擔兩頭挑起來，晃晃悠悠踏上了回家的二十公裡路。
半路上，忽然遇到一隊學生将他攔了下來，說要考他的國語：“且未且未，這幾個詞說了再走。”學生們一個個問：“‘慢走’怎麼說？‘吃飯’怎麼說？” 二十歲的孫栾生，隻在祠堂裡上過幾年國小，勉強記得一些字，學生們見他回答不出來，就一遍遍教他，等他都說對了，才擡手放行。這一耽擱，他挑着東西回到家，已是夜裡十點多。
孫栾生回村後，見街頭巷尾都在背毛主席語錄，學講國語。回家後，他發現自己歡喜得有點早了，家裡的生活比在麻風院還要辛苦。大娘生的那個大姐，年長他十多歲，處處勤快，家裡的事以前都是她在管。他回來前，大姐已經出嫁了，他回來沒多久，父親的胃大出血了一次，被送到了醫院救治。出院後，生産隊照顧他，隻給他安排一些拔草割草的輕活兒。母親要照顧幾個弟弟妹妹，地裡的活，便大都落到了他的身上。冬天天還未亮，他就要起床去池塘邊挑水，挽起褲腿來澆田，回家時雙手凍得通紅，僵硬得拿不起筷子。小妹會繡花幫忙賺幾個錢，弟弟也會摸幾隻蝦回來給他補身體，他們都還在讀書，還未走上社會。
生産隊的上司看在他父親的面子上，對從麻風病院醫好回村的孫栾生也照拂了一些，有一回見他頭發很長了，出納還主動給他預支一塊錢，讓他拿五毛錢去剪頭發。那時他二姐也出嫁了，剩下的五毛錢就被他存了起來，等到春尾政府賣春糧時再來買糧——他們還是在缺糧區呢。
又過幾年，學校裡興起了紅衛兵小隊，學生不上課了，到處“大串聯”，沒錢就去銀行支。文革第一年，潮州最有名的寺廟，唐朝建的開元寺，裡面的佛像就被毀掉了。各個村裡的“營老爺（遊神活動）”也都停了，有些老爺、夫人像被砸毀，有些則被人請回家偷偷藏起來。西林村的三頂老爺轎子和一個香爐轎子也被人偷走了，這些轎子通常用沉木雕刻，鍍金華麗，紋飾精美——要知道，金漆木雕是潮州本地的絕活，很值錢的。再過幾年，串聯就慢慢冷下來，政府又把年輕人喊回來“物生産”。
孫栾生完全不似當年的父親，他身在人群中，對這些運動避而遠之。起初大隊安排他去放牛，孫栾生對牛跟對人一樣，好聲好氣說話，要它走，就輕輕拉一下繩子說：“來來來，來做工課（幹活）。”耕田的時候，也會小心不讓耙犁插傷牛的腳。水牛脖子粗，力氣大，耕田比較得力，但照顧起來也費心，天氣熱了就要牽它到水裡泡澡。潮州原本有兩隻在韓江邊鎮水的牲牛（鐵牛），清雍正年間所建，立在湘子橋邊面朝江水。其中一隻在發大水時被沖入了韓江，剩下那隻在文革期間被當作迷信之物毀掉了。
春天秧苗剛插好，牛沒有草吃，孫栾生便牽着水牛上了桑浦山，在山上住了幾個月。當時桑浦山上有另一個大隊的人在開山修路，他自己一人煮飯不便，就把米和一個小面盆托給人家，請開山隊炊飯的時候多加一份。若哪天開山隊的人過來跟他說“今天你自己煮噢”，他就知道，開山隊今天加餐，人家有木瓜番薯吃了。
桑浦山在榕江的入海口附近，南北走向的兩道山體，中間平地處有居民和耕田。那時還未分家的潮州、汕頭、揭陽包圍着桑浦山，春天時，山腳下晴朗，山頂上卻下着簌簌的小雨。孫栾生喜歡爬到近揭陽這邊的最高峰，看向東南——榕江的江面越來越寬廣，水波蕩漾，南流入海，行船就像小小的樹葉一樣，一片一片漂在江面上。
若望向汕頭的方向，就能看見江邊有兩個小山頭，早年潮汕人下南洋做生意，“過番”就從這裡出——出海口的海底布滿了礁石，是汕頭的“龍石”，風水之地，不能炸掉，公海的船要進來時，須要裡面的船出來接引。1969年夏天，這裡遭遇了一場特大台風，汕頭牛田洋的堤岸邊，飓風夾着十米高的巨浪，把五百多名試圖搭起人牆的軍人和大學生卷進了黑色的海水。之後附近就有傳言說，夜裡總能聽到他們的魂靈在哭鬧，不得安甯，直到後來總理來了，說了很多安撫的話，這些魂魄才安靜下來。
在桑浦山上住完一個夏天，等到北風起了，孫栾生就牽起自己的牛，下山去割稻子。
到1975年，生産隊裡的老保管年紀大了，要找人接班，但沒有男社員願意主動頂上——一是因為搞“四清運動”時，大家看到保管會計被當作靶子打，怕了，二是因為這個工作不僅收稻谷的時候要清點入倉，平時還要把稻子搬出來曬，跟婦女一起勞作。那時男人們去耕田，下午有一餐額外的番薯，曬谷的婦女們卻沒有。
隊裡指名讓孫栾生和另外兩個年輕人一起幹——不過鐮刀一響，那兩人就溜了，最後還是孫栾生一個做了保管。因為沒有番薯吃，婦女們“造反”抗議，這才争取到了同樣的“番薯權利”，孫栾生也跟着有的吃。
稻谷收成，要入庫，稻谷曬幹了，稱回一些給農民，剩下的繼續入庫。倉庫的鑰匙在孫栾生那裡，一本簿子裡面記着誰拿了多少，還了多少，又剩了多少。入冬後，幾千斤糧食放在加工廠裡，大家都要來拿，拖犁幹活的人要吃，噴農藥的人要吃，挖溪流的人、掘番薯的人也都要吃。孫栾生總是跟要稻谷的人說：“夠吃就好，不要拿多，多了以後怎麼辦？”
1976年，文革結束了，孫栾生的父親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孫銮生白天去參加“修補東堤”，晚上就回家照料父親。白天幹活的堤岸上，幾根竹竿一個字一個字地挂起了一句話：打倒“四人幫”，思想大解放，生産力大解放！
父親在臨終前，曾把孫栾生叫到床邊，先是說，要他跟已經出嫁的姐姐們多走動，不要疏遠了感情，特别是大姐，畢竟大姐跟他們不同一個娘，父親擔心他一走了，孩子們情分就斷了。孫栾生說，放心，除非大姐不要我們，不然一定會去的。
接着父親又說，村裡人辦喜事請吃飯的時候，“你大膽去，免驚（不要怕）”。
父親說這話不是沒有原因的：孫栾生出生在饑荒年，到了婚齡時，同齡的男多女少，再加上他是患了麻風回來的，更難找到親事。在潮汕農村，男人而立之年還未成婚，常常會被人私底下取笑。村裡人結婚宴請的時候，孫栾生作為長子，時常要代替父親出席，每次他去吃席，都如坐針氈，飯總是吃得不大爽快。
孫栾生明白父親的意思，答應說：“好，你免煩惱，到時再看。”
眼看着父親要不行了，孫栾生就去把大姐喊了回來——父親是最疼惜大女兒的。大姐聽到消息，一路奔走回家，遇到台階都是兩步當一步跨。她給父親做了一碗甜面，灑了一些平時舍不得吃的糖。父親吃下了，說：“很好吃，甜甜的。”吃完這碗面，人就走了。
按潮汕習俗，家裡有人老了，要請“師公”來做白事，搭起棚子跟逝者告别。但公社說，就不要大辦喪事了，可以照顧他們家八十斤米和一百塊錢。出喪那日，公社十九個小隊送來了十九個花圈，那一百塊錢就補了父親生病住院欠下的窟窿——孫栾生的二姐夫說，欠銀行的錢，光利息，一年就沒了一頭豬。幸好大隊裡一個說得上話的人，說孫家孩子還小，公家得幫一點，才把這欠款給補上了，全家人這才松了一口氣。
父親入土時，孫栾生就在旁邊看着，父親的腳要綁着，棺木下去再拿掉。做風水看的方向好了，把指南針放在棺木上面，頭朝哪裡，腳朝前面，方向要對準，說得好像逝者還可以再坐起來一樣。棺材和挖的坑之間要留一條縫，子孫要提前去灰窯拿一些蚝殼敲碎的石灰，加水，趕緊擔到山上，等灰“發”好了，時辰也到了，有力的青年便扛下棺木，輕輕正正放好。埋之前，要用石灰澆築整個棺木，家底厚的，灰也澆得厚，棺木儲存的時間就越久，不會被塌爛。
日子仍然不好過。
學堂恢複之後，孫栾生的二弟三弟都去上學了，每天早上，母親都要拿一個小布袋裝一點米，給兄弟倆帶到學堂，交給飯堂一起煮，兩個孩子一人一個缽仔，再帶一點菜脯，就是一天的飯食。有一天早晨，兩個弟弟正在舀米，母親就把孫栾生叫過去，說：“某人啊，你來，你看看。”
孫栾生望過去，隻見老三拿着布袋子用力地抖動，把袋子裡的米晃實了，又多抓了一把放進去。見母親臉色有些生氣，孫栾生趕緊勸道：“姨（媽）啊，人家家裡有華僑有錢的，鵝肉都有得吃，我們沒錢，就這一點米，讓他拿去吃吧，不要嫌他吃得多。”
有時候家裡米缸見底，他就到大姐家裡讨一點。大姐家離得遠，一來一回通常天色已暗。拿布袋子裝好米後，大姐總要把他送到門口，再細細叮囑，從哪條路走回去更近一些——其實走過這麼多次了，他哪裡不知道呢。
父親入土四個月後，還需有一次拜祭。本來孫栾生想要自己去，但十來歲的小妹纏着要一起。他買了兩條小銀劍魚，在家裡又炊了一塊米糕，兩個人就拎着去了。剛剛拜完，收拾了要走，就有一個半老男人走過來，好聲好氣地讨吃的——也許他是一直等到這兄妹倆拜完才過來的。孫栾生說：“可以給你，但是不能全給，拜的東西要拿一些回去，你了解嗎？”說完，便把米糕掰了一大半遞給對方。
在堤岸上工的時候，那些青壯年勞動力一個人下午能吃掉一堆番薯。孫栾生看着，總忍不住要多嘴：“有飯吃就算了，你們這個吃法，家裡老人得餓死。”——他這裡吃完了，剩下的食物再按工作量分到每個家庭，老人孩子就分不到什麼了。一起耕田的時候，到了飯點，隊裡會有人擔着飯到田裡來給大家分餐，有的小孩子也眼巴巴地跟着送飯的人一起來了，剛歇下的母親，一碗飯扒上幾口，就會招呼孩子過去，把飯讓給孩子吃。孫栾生望着，心裡想：不知道要什麼時候才有孩子拎來（飯）給我吃？我是不可能了，弟弟什麼時候才能成家？
一大家孩子，大拉扯小，小照顧大，總算陸續成人。孫栾生二弟三弟讀的書多，一個去了糧管所，一個做了老師。有一天，孫栾生從田裡割完草回來，村裡人迎面走來，笑着說：“你家裡來了兩個妹子呢！”訝異的孫栾生快步走回家，屋裡頭真的坐着兩個沒見過的女孩——其中一個在衛生部門工作，正是二弟的相好，兩人是在一個講政治路線的會議上認識的。
這妹子體格很好，孫栾生和母親看了都很喜歡。婚事談定，由母親操辦，孫栾生隻負責一件事——跟糧管所讨一根杉木的名額，上桑浦山砍一棵杉樹運回家，叫人來家裡給新人做一張大床——不然厝裡一窮二白，一件新物件也沒有。
既然答應過父親，孫栾生心裡就有了身為長子的自覺，外頭有人結婚了，需要家裡出一個人去吃席，再怎麼不願意，他也硬着頭皮去。有一天，他在田裡幹活，一個村民忽然間笑嘻嘻問他：“某人啊，你桌（席）吃得感覺怎麼樣？”這擺明了是來奚落他，孫栾生一下子直起身子來，大聲說道：“怎麼樣，又香又甜呢！”那人便一臉讪讪，無趣地閉嘴了。
孫栾生心頭火大，雖面上不表露，但是後來再見到這個村民，連招呼都不會打，全當他是空氣。當然，這事他不會往家裡倒，因為二弟的脾氣比他還大，知道了怕是會去找人家幹架。
到了1979年，孫栾生三十六歲了。在池塘中洗澡時，堂哥忽然來尋他，正事又不說，先問：“某人啊，你最近身體怎麼樣？”
他說：“身體平平，沒什麼問題哩。怎麼了？”
堂哥說：“你有沒有三百塊錢？有的話，可以去興甯帶一個妹子回來。”
是堂嫂在興甯老家的隔壁人家，說隻要有三百塊錢給兒子，就可以把女兒娶走。當時大米一毛四一斤，用孫栾生的話來說，“百元大過大銅鑼”，當地把彩禮叫做“送花粉”，三百塊的花粉錢，差不多能買兩千斤大米，無疑是天價了。
于是他說：“哪裡有這個錢？手頭有一點，還沒捂熱就買肥料投到田裡去了。”
當時孫栾生的身體确實并無異常，誰知這話說出口的第二年，他就感覺身體不太對勁了——鋤地的時候，左手手指有些僵硬，抓不穩鋤頭。孫栾生心想，這下完了。他自己騎車去了沙溪，找以前在嶺後工作的一個麻風醫生，醫生一看，果然是麻風複發了。
他之前得的是界線型麻風病，菌數很少、症狀較輕的那種，但當時的麻風藥隻有氨苯酚，治愈後還有30%的複發率，而且治愈後也應該補充營養好好休養，但他整日操勞，吃又不夠吃——好了，重回嶺後，已是闆上釘釘，生産隊保管的事情他交給了别人，倉庫裡還剩多少糧食，哪些是“早種”，哪些是“晚種”，哪些曬過，哪些沒有，要怎麼驅蟲防潮，逐個寫了标簽，一項項都交接好了，才卸下擔子。
至于家裡，弟弟妹妹都已成人，沒什麼要交代了。
二弟剛好搞到了一張自行車證，全家人就湊了一百多塊買了輛28的紅棉——紅棉沒有鳳凰和永久牌名氣大，但在1978年的自行車載重比賽中拿了全國冠軍，剛好就可以給孫栾生騎到山溝裡去。這輛單車，後來在孫栾生嶺後的生活裡派上了大用場。
也就是這一年，潮州撤銷了革命委員會，風暴停息，“改革開放”從農民的嘴裡說出來是這樣的：“體制下放了！”東南亞的僑民和香港的潮商集資，重新修複了開元寺，接着，韓江邊被毀掉的那隻牲牛也重新澆築了。整個社會正從廢墟中緩慢恢複生機，隻有孫栾生，騎車掉頭，往山裡走去。
二次“進宮”，熟門熟路，早些年過來，醫院還強調要病人自己帶床闆，這回則什麼也不用帶，空口白舌也可以了。以前三百多人的醫院，現在病人已不足百人，孫栾生回到昔日的山巒，一木一石都如此熟悉，隻是那些認識的面孔都已老了十多歲。他站在山裡，環顧四周，感覺命運的捉弄如雷霆般在耳邊轟然作響。
晚年時，孫栾生說，“一回懵懵，二回了了”。他第二次入院時，已看清楚，這一世，自己已經不可能再與麻風院斷絕關系。他笃定堂哥說親和麻風複發兩件事之間的關系，就是冥冥之中命運的注腳。這次姻緣被撞散，全是老天的安排。
孫栾生入院不到二十天，三弟進山來告知他，自己将要成婚的消息。孫栾生很歡喜，問對象是誰介紹的，三弟說，是堂嫂。聽說介紹人是知根知底的親戚，孫栾生就放下心來，想着要包個紅包，全身摸索一遍，林林總總的碎錢，加起來湊了十二塊，正好是個雙數，就這樣全塞了過去。再後來，小弟結婚，他在寨裡種的花生剛好收成，就拔了一堆載回家，拿去宴請賓客。
“娶媳婦房内紅，嫁女兒房内空”，潮州的婚俗是男方家辦婚禮，女方家不辦，是以妹妹的婚事，孫栾生也沒有什麼能幫上手的。妹妹從小一直靠繡花幫補家裡，每天放學，人還未踏進家門，母親就招手道：“妹啊，快來做花。”
孫栾生偶爾會想，如果自己那時真的先成了家再發病入院，把老婆一人留在家裡，也是對人家不住。
事已至此，第一先考慮治病。這事不能不緊張，倘若治得不好，留下手腳殘疾，就沒法下地幹活，沒法養活自己，就會成為家人的累贅。寨裡很多人其實都已經醫好了，就是因為後遺症，回不了家，離不開醫院了。院裡有一個醫生，早年去廣州教育訓練進修過，自己也是麻風康複者。孫栾生第一次來時就知道他醫術了得，這次來了便常常去找他，央他幫忙開幾貼中藥，然後自己拿個小火爐，每天都蹲在那裡，認認真真地煲兩回中藥。辦事處的行政老陸看到了，打趣他：“你怎麼天天都在煲藥？”孫栾生就說：“那當然，本來就是破相（生病）來治病的。”
他仍和上次住院一樣，吃氨苯酚，再加上幾年的中藥，又康複了，皮膚裡已經驗不出什麼菌。他很感激那個醫生，覺得是他讓自己免于手腳殘缺。但還是有一些身體上的印記留下來了：本來跟常人一樣的左手，手指有了一定程度的彎曲，無法伸直成一個平面了，手掌上的肉掉了很多，尤其是虎口，幾乎摸不到什麼肉了；左腳也因為潰瘍也有了一些“死肉”，後來他有錢穿襪子的時候，即便是三十多度的夏天，也不會把襪子脫下來了。
1983年，麻風院裡也跟着外面“體制下放”，把土地标給了個人承包耕作，不再搞集體生産了。為了鼓勵耕作，留在寨裡的人不僅可以無息貸款買肥料，原本要上交的公糧份額也取消了——外面直到2006年才取消了農業稅。
孫栾生也不想回家了，他先是和另一個鐵鋪來的病友合作承包種地，那個人家裡有老婆，經常回去跟家人“共度好時光”，孫栾生發現自己幹得多，吃虧了，就很生氣。第二年對方還想叫他養多一頭豬，他幹脆拒絕了，撇下對方，自己承包了四五畝田地單幹。收獲季，稻子不飽粒，風櫃裡一打，大半粒子輕飄飄幹癟癟的。他去問楓洋的老農民，人家問他：“剛抽穗的時候你有沒有再下一次肥？”他說沒有。就這樣一點點跟有經驗的老農民請教，再長出來的稻谷就飽滿了，風櫃打下去的聲音噗噗作響，落在他耳朵裡非常好聽——是糧食啊。
三個弟弟都結婚後，母親說她一個人管不了那麼一大家子，要分家了。兄弟姐妹就聚在一起，商量分家分厝，孫栾生也回去了。大姐聽到消息，也趕來了，她不是為自己來的，是來勸孫栾生的：“你要留一點房子，不然将來無人愛你（要你）。”
1986年，國家正式取消麻風強制隔離，即使查出患病，也不再要求入院，隻需在家服藥醫治就好。但孫栾生已經決意在嶺後紮根——之前田野中那個男村民的嘲笑，多年以後仍在他耳邊，讓他意識到，隻要娶不上老婆，就不可能在家鄉得到尊嚴，那樣還不如留在麻風院，甯做雞頭，不做鳳尾。他最終沒有要房子，因為他認定自己此生沒有機會成家了。
但他依然還是長兄。
小弟在家裡做了農民，但是分到的田地并不多。有一次孫栾生回西林村，小弟媳對他說，家裡的米快要吃完了，孫栾生就說：“你不用煩惱，（我的）田裡快可以割稻子了，一定要給孩子們吃飽。”之後，嶺後麻風院那四五畝地裡長出來的稻子，都被那輛紅棉自行車一趟趟運回了三十多公裡外的西林村。
嶺南的夏季炎熱多雨，到了六月收割的那幾天，如果忽然來一場大雨，黃澄澄的稻子一被淋濕，尾巴重，杆子軟，就全都蔫了，谷粒打都打不出來。是以，中午十二點吃完飯，即便地面還騰騰冒着熱氣，孫栾生也要抓緊時間下地。他戴上鬥笠，将一條紅色格子的長汗巾綁在肚子上，“防止暑氣從肚臍眼進去”。稻谷打出來後還要晾曬，他就拿一架木頭梯子倚着屋檐，把稻谷一袋袋背上屋頂，曬好了再背下來。六月的空氣裡有着糧食的香氣，但熱浪還是會讓他中暑、小便帶血。他就在山裡拔一些草藥——一種走路會粘在褲腿上、果實是黑色毛刺的植物，加上一點黑糖，煲了吃。
有楓洋人見孫栾生一個人種了這麼多地，提出要跟他買糧食，他擺擺手：“糧食我一粒都不舍得賣。”
| 孫栾生曬稻谷的梯子和撈魚的魚竿
靠着嶺後的這四五畝地，孫家的第三代不用再像上一輩一樣挨餓了。後來地裡又增加了洋芋、番薯、芥藍、花生，逢年過節，孫栾生還可以從魚塘裡抓一條二十斤的鮮活草魚，綁在車筐裡活蹦亂跳地帶回西林村。堂嫂見孫栾生回回往家裡載東西，說他做的是“賠本生意”，他隻是一笑，說自己是“希望工程”。弟弟則信誓旦旦地說：“兄啊，以後我的孩子都是你的孩子。”
家裡頭，孫栾生确實最看重小弟媳，她太勤快了，勤快得讓孫栾生高看一眼——他每次回西林村，小弟媳都在地裡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幹活。1990年後，很多人下海做生意，有一天他載米回去，小弟媳拉着他，不好意思地問：“大兄啊，你有沒有兩百塊錢借我？”她說想做點服裝生意，又不夠本錢，孫栾生一聽：“說什麼借，拿去就是了。”
小弟媳懷到第三胎時，管計劃生育的人要她把這胎打掉。孫栾生的母親不同意：“不能打，我大兒子沒有成家，這個孩子不管男女，以後都是給他的。”後來小弟媳生了一個男孩，名義上給了孫栾生做兒子，孫栾生說：“就是我倒賬（去世）的時候，他得來做點事。”
回到寨裡，白天晚上，病友們閑暇時就坐在一起談世情說世事。那日有個親戚來嶺後找孫栾生，一個楓溪病友看見了，便問他：“剛才來的那個是你什麼人？”
孫栾生說是一個親戚的孩子，來買水果。
楓溪人說：“這個孩子看起來，做生意隻顧自己。”
孫栾生見他說得準，詫異道：“你怎麼知道？”
“我會看面相。”楓溪人說自己很小的時候，家裡人為了避戰，把他送到了歸湖鳳凰山裡一戶人家做兒子，養父母家又将他送到汕頭學五行之術，後來得了麻風才入院了。說完，他仔細打量了一下孫栾生，問他有沒有老婆，聽完回答，又說：“你還有一次婚姻的機會。”
孫栾生笑了：“哪裡找去？怎麼會有人要我？我也不敢想。”
那人說：“真的還有，你看着吧。”
不久後的一天，孫栾生從古巷買菜回來，騎車在回嶺後的山路上。山上的樹木茂盛，野草叢生，到了陡峭處，車騎不上去，要下來牽着走。後面有個年輕女孩，也牽着輛自行車在走，見到孫栾生便問：“兄啊，嶺後怎麼走？”
孫栾生問：“你到嶺後有什麼事？”
“我有個村裡人在那裡住的，他家人這幾天在那裡幫忙插秧，我過來載他媽媽回家。”
“你一個人來過這裡嗎？”
女孩說沒來過，孫栾生便很詫異——進山本就容易迷路，何況這裡面還是外人聞風喪膽的麻風村：“你膽子怎麼這麼大，不認識路你也敢來？”
女孩說：“文祠、鳳凰那些地方，我也一個人騎車去呢！”
這女孩提到的這兩處都是潮州僻靜偏遠的地方，文祠在西角，路深難行，鳳凰在北邊，山高千米。孫栾生見她長得高高大大，便知是常幹活的人，又見她膽大心細，心裡也起了一點敬意：“我就是嶺後人，剛好要回去，你跟着我走吧。”
孫栾生在前面推着車走，女孩在後面跟着，兩人也沒說話，孫栾生隻偶爾回頭，看看她有沒有跟上。走了一會兒，兩人推車到了一個略微平坦的地方，孫栾生指給女孩看山腰上一簇一簇坐落着的房子——那就是嶺後麻風院了。到了寨裡，孫栾生便帶着女孩去找人。女孩也不怕這裡的病人，見大家都在田裡幹活，紮起褲腿就麻利下地幫忙了。當晚女孩在嶺後住了下來——那時恐懼麻風病的還大有人在，她實在是膽大。
隔天，孫栾生正在做飯，女孩下田回來過來找他，問他有沒有衫褲要洗，說可以幫他一起洗了。那時孫栾生獨自搬到了已經被棄用的醫療室住，離集體宿舍比較遠，圖個清靜。那裡有山上流下來的泉水，清澈涼爽，洗澡洗衣服都友善，他住得很惬意，是以就大大咧咧地回答說：“什麼衫褲？我沒有什麼要洗啊，我就一個褲衩。”
之後，這個從深河來的女孩又自己騎車來找過孫栾生幾次，問他要不要幫忙擔水什麼的。寨裡的熟人看出一點意思，便當面打趣，問她是不是想嫁給孫栾生？她也不承認。聽到病友們私底下在嚼舌頭，孫栾生才後知後覺，自個在心裡琢磨：“難不成這個妹仔是想要跟我談？”一個病友對他直言道：“哎，你就是不曉得，要是曉世情一點，談着談着就成了。”這樣的話聽多了，孫栾生也會為自己辯白：“我沒有錢，怎麼敢去要人家？”
農忙結束，深河那個病友的家人要回去了，孫栾生騎車幫他載着家人回去。騎了二十公裡，到了深河地界，病友指着山腳下一處地方說：“呐，那裡就是那個妹仔的家。” 孫栾生遠遠望了一眼，心想，聽說她還有三個哥哥，看來也是窮苦人家。
後來那個姑娘再也沒有見過。三十多年後，當孫栾生講述起這段往事時，目光長時間地望着虛空的一處，拇指和中指輕輕地互相摩挲，像是一聲對過去的歎息——沒想到，那個學五行之術的楓溪人，說的話竟是真的。
對孫栾生來說，人生的一些關口，也許有着第二條道路，隻不過他未曾選擇。（洪夢霞）
（應受訪者要求，孫栾生為化名）
（摘編自微信公衆号人間theLiv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