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介紹了打造杏花村、馮郝溝遺址公園的設想和建議。
接下來談一下在杏花村景區進一步延伸完善文化旅遊産業鍊，為杏花景區增加素材，打造紅色革命根據地，打造日寇侵汾慘案展示館的設想建議。
（六）打造紅色革命根據地紀念館：不忘初心，以史為鑒。傳承紅色基因，唱響紅色主旋律，打造紅色旅遊景點。
深度挖掘革命史料，收集文物，同時将那些資訊以景觀、文物、藏品、或者聲光電、三維動畫、視訊播放、電子互動等高科技為手段，以多媒體演繹多種方式向遊人們展示那些戰争年代裡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汾陽杏花村、峪道河邊山一帶的熬坡，龍灣，石老等村莊，好多個村莊在抗日戰争，解放戰争期間曾經一度是紅色根據地。
是以，在當地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紅色革命故事。
比如；1939年，18歲的華國鋒擔任抗日根據地晉綏邊區第八專區汾陽縣犧盟會特派員，在汾陽的峪道河、開垣莊、鳌坡一帶，開展抗日遊擊工作（備注1）。
1949年2月，華國鋒和韓芝俊結婚照
熬坡“啟洪連”紅色革命基地； 這裡曾是汾陽抗日民主縣政府十年所在地。
汾陽抗日民主政府轄區所在地
1945年中共七大閉幕數日後，八路軍警備第一旅和三五九旅部隊，護送從延安挺進敵後的黨政軍幹部，路經汾陽敖坡村時突遭日軍襲擊，激戰12小時，最終将敵人擊潰，消滅日僞軍近兩百人，掩護了黨政軍幹部的安全轉移。
敖坡戰鬥略圖
戰鬥中，警一團八連戰鬥最為慘烈，連長曹啟洪、指導員劉友敏壯烈犧牲，14名戰士長眠在敖坡這塊熱土。戰後，為表彰八連指戰員的英雄功績，警備第一旅以該連連長曹啟洪命名，授予警一團八連“啟洪連”的光榮稱号。此後，敖坡村人把當年八連的主戰場敖子坡改稱為“啟洪坡”。
啟洪坡烈士陵園碑文
下面是杏花石老八路軍指揮機關舊址；
石老八路軍指揮機關舊址
石老八路軍指揮機關舊址，位于汾陽市杏花村鎮石老村村東。據《汾州滄桑》記載，上世紀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期，晉綏八分區、八路軍十二團、縣大隊、老六團等抗日武裝曾長期駐紮或出沒于石老村。八路軍進階上司賀龍和王震也曾路居于此。村内東部儲存有當年八路軍指揮機關駐紮過的三座院落。三座院落(以下稱為一号、二号、三号院)由北向南一字排開，均坐東面西。一号院内有三孔窯洞，二号院、三号院内均有四孔窯洞。窯洞均開鑿于土崖壁上。窯洞儲存基本完整，院牆及院門大部分坍塌，僅二号院院門儲存較為完整。
據有關部門記載；1943年12月6日下午，王震司令員在汾陽邊山閻家莊召開了南下支隊通過晉中平原的動員大會。王震司令員講到；今天晚上，我們要從閻家莊出發， 途經汾陽石老、龍灣、熬坡、池家莊一帶村莊，沖過平原上日僞五道封鎖線，穿過密密麻麻、星羅棋布的碉堡，尋找這些碉堡群的縫隙，一夜行軍100多裡，渡過汾河，跨過同蒲鐵路，隻過關，不斬将，神不知鬼不覺地穿插通過晉中平原。
以上是幾處紅色革命資訊，為了配合杏花村景區多元化旅遊的發展，有必要将上述那些紅色革命基地，打造成為景區紅色文化旅遊基地。
（七）打造日寇侵汾慘案展示館；意在回顧曆史，牢記日本侵略者侵華血淚仇，吸取曆史經驗，鞭策和鼓舞我們開辟未來，團結奮鬥，去實作中華民族的振興。
深度挖掘曆史資料，收集實物等資訊，同時也是将那些資訊以景觀、文物、藏品、或者聲光電、三維動畫、視訊播放、電子互動等高科技為手段，以多媒體演繹多種方式向遊人們展示日本侵略者那些駭人聽聞的慘案。不忘曆史，展望未來。
1938年2月17日，日軍的鐵蹄踏占了汾陽城。我軍民同仇敵忾，以“甯死不當亡國奴”的英勇氣慨，與日寇展開了決死而持久的鬥争。驕橫殘暴的日寇在侵汾八年期間。為撲滅我軍民燃起的抗日烈火，先後制造了多起駭人聽聞的慘案，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以下整理列舉的是日軍在汾制造的幾起比較大的慘案情況。
仁岩村慘案（也叫吃油糕慘案）：仁岩村隸屬汾陽市冀村鎮，從1941年2月開始，侵占汾陽的日軍憲兵隊“滅共”主任石上保曾派人到仁岩村查訪，對仁岩、冀村、羅城、小相等村的村長、村副、闾長（備注：民國時自上而下設縣長、區長、村長、闾長、鄰長5級行政官員。5戶為1鄰，5鄰為1闾，即設闾長1人，抗戰時期的闾長也就是相當于現在的村民小組長。）、教員等愛國人士的言行進行搜集和試探，并制造了“仁岩村慘案”。
1941年農曆9月底，侵占汾陽的日軍憲兵隊以開會為名，将五區的村民、教員等142人召集到仁岩，在興國寺大院擺了十幾桌酒宴、油糕，請開會的人們吃飯。日軍憲兵隊伍長川畑說：“吃吧、喝吧！”正吃喝間，五區“指導員”柳田突然大叫一聲，讓大家站起來，聲色俱厲地說：“你們這些人都是共産黨，要殺頭的。”随即拿起一份報到薄點名，與會者無一人幸免，全部被捆綁起來。第二天便被送到汾陽城裡。分别關在考院和府學街牛家大院内，嚴刑拷打。董寺村的趙承恩被日軍用“改心棍”打的血肉模糊，當場死去。尹家社的教員馬文炯身上被澆上煤油灼燒，燒的皮開肉綻。日軍還把人們捆起來往嘴裡倒開水，用錐子紮手腕……種種酷刑，把人們折磨得死去活來。
到1942年農曆2月，憲兵隊對所有的被捕人員開始了屠殺。13日夜，冀村的王維山被殺害于莊化橋。14日夜，又有19人被特高班長石上保拉到幹河村附近用刺刀捅死。19日，石上保再次把被捕的人拉到白石一帶殘殺。日軍認定的要犯羅城的樊生源、仁岩的劉庚枯、艾子的郭奉恩等28人押到太原。審訊中又有19人被殺害。
至此，先後被殺者共41人，不堪折磨死于監獄者12人，越獄逃跑者2人。其餘87人經嚴刑逼供後，被拘禁3個月，罰款100元，始得以生還。其餘都被打的遍體鱗傷。其中有十幾人被折磨緻死。人們把這一慘案稱為“吃油糕案”。
11月11日，僞區公所按照日軍的布置給各村發出通知，要求各村村長、村副、闾長、文書、教員以及有文化的部分村民于12日到仁岩村受訓七天。受訓的人一報到，身份證即被收繳。當日，日軍召集受訓者開會時讓便衣徐自生當衆宣布“檢舉信”：冀村村長曹世仁、冀村學校校長王殿钰、羅城村村長樊生源、仁岩村村長李毓堂、艾子村村長郭奉恩、裴會鎮女教員馬桂文以及五區區長王維三等13人當即被捕，并被連夜審問，受盡了各種酷刑。在以後的幾天中，不斷有人遭到毒打和辱罵。
16日上午，日軍五區指揮官柳田通知受訓的人下午請客吃飯。宴間日軍川煙和柳田惡狠狠地拿出一張“告密名單”，凡念到名字的人轉眼便由“坐上客”變成了“階下囚”，被關進鐵佛寺内的大殿。夜裡，日軍又從裴會鎮、狄家社等村抓來一批人關在别處，其中還有帶孩子的婦女。
直到1942年1月，日軍陸續對被捕者進行處理，處理有四種情況：一、被列為所謂“共産黨首要分子”的。如：劉赓佑、王殿钰、郭奉恩、樊生源、王維三等23人被押往太原，這些人中有19人慘遭殺害。二、有将近70餘人在汾陽被就地殺害。殺人現場在縣城西門外、幹河、白石村、洪南社村等地。大多數人被用刺刀殺死，當時屍橫遍野。三、被判處徒刑住一至三個月看守所，期滿時還要交僞鈔30到100元，有許多人不堪折磨死在看守所。四、有些人僥幸生還，但由于受盡酷刑，骨瘦如柴，回家不久也相繼死去。在這次事件中，死于日軍手中的人中國村民、幹部共160餘人。
1995年5月，在仁岩中心國小建立了的“仁岩慘案死難教師紀念碑”，并于2002年6月被确定為汾陽市第三批重點文物保護機關。
南馬莊慘案； 南馬莊村隸屬汾陽市三泉鎮，是我市有名的革命搖籃，開國少将許志奮将軍的故鄉。1937年，中共汾陽縣委恢複重建時就駐在南馬莊村，此後抗日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也駐在南馬莊，上司汾陽人民進行艱苦的抗日鬥争。
“南馬莊慘案”舊址
1938年8月2日，日寇在該村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馬莊慘案”。
在汾陽的抗戰史上，南馬莊慘案是最為典型，也是尤為突出的。1938年7月，中共汾陽縣委、縣犧盟會，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及八路軍686團民運股一個前哨連均駐在南馬莊。
農曆七月初七拂曉，侵占汾陽城的日軍突然襲擊，從東、西、北三面包圍了南馬莊。八路軍前哨連奮起反擊，因寡不敵衆，堅持到早飯時撤出。8時許，日軍攻占了南馬莊，從東西大街丁字門以東挨門逐戶大搜查，見人就殺。村民閻履謙等6人當場被打死在街上。日軍進入師永順家，将師及長工程天佑等4人打死。接着進到劉隆勝院内，将劉學珠、張振榮打死，張妻因失聲痛哭也被日軍打死，村民張達富見日軍刺來，用雙手抓住刺刀，日軍猛一抽手，手被拉開，随即被捅死在血泊中。日寇挨門搜殺了18人。日寇還捆綁了18名群衆，拉到大麻窟（水坑）邊，刀劈槍殺，鮮血染紅了坑水。其中，張道玉負傷未死，僥幸生還，經曆和目睹了此慘狀。“七七”慘案，死難者共計42人。
此後，抗日宣傳隊也把這次慘案改編做民謠，揭露日寇侵華的劣迹，激發群衆的抗日熱情：
七月初七大炮響，鬼子竄進南馬莊。
槍殺百姓四十二，漚麻坑裡血淚淌。
南馬莊抗日救國會舊址，位于汾陽市區西南17.5公裡的三泉鎮南馬莊村，地處汾陽、孝義交界的山垣區。
2002年6月被确定為汾陽市第三批重點文物保護機關。2010年10月，南馬莊村支部村委立碑修亭，銘文紀念。
坡頭慘案；坡頭村位于汾陽城西三十華裡的邊山高垣地區，全村分為新舊兩寨，抗日戰争時期,該村共有五十多戶人家。
1938年2月17日(農曆正月十八日)，日寇侵占了汾陽城，日軍侵占汾陽後的第三天，即2月20日，坡頭村家家戶戶正準備歡度“添倉節”，預祝新的一年糧食滿倉，豐收太平。但是想不到就在這一天，日軍進犯坡頭，給全村帶來災難，使群衆受到血的洗劫。這天一大早，侵汾日軍出動騎、步、炮兵五六百人，沿馮家莊、田村、宋家莊向西進犯、企圖消滅駐紮在坡頭一帶的抗日武裝。晌午時分，日軍到達坡頭。此時，退駐在坡頭的闫錫山的騎一車的18個敗兵，一夥在張步财家打牌，另一夥在孟慶偉逼迫其為他們包餃子吃，寨門樓上的崗哨看見日軍後，慌忙放了兩槍，随及逃走。
日本鬼子聽到槍聲後，立即包圍了新寨，打了一陣槍炮後，看見寨子裡沒有什麼動靜，便蜂擁而進，逢門即入，見人就抓，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其狀慘不忍睹，駭人聽聞。村民陳天禮被槍殺，懷孕臨産的陳妻大罵鬼子，被日軍用刺刀從嘴角挑至兩耳岔。幾個鬼子圍着青年農民張慶垣，持刺刀輪番亂紮。張痛得滿地打滾，慘叫不已，其妻心如刀絞，自知不能幸免，即拿菜刀砍死自己的孩子後自殺(後經搶救未死)。
日寇對當過兵的人更加仇視，參加過防共保衛團的姚殿元，一次因擦槍走火，把手上穿了個槍眼，愈後留下傷痕。被日寇抓住後，發現他手上有槍傷，認定是當過兵的，立即剝光他的衣服，綁到新寨後背院的柱子上，用燃燒着的木棍直插兩腿向和小腹，焚燒一陣，奸笑一陣，折磨一天之久，然後，拖到土場上，用洋刀割下頭來示衆。
日軍進犯坡頭、使新寨20戶人家、戶戶遭劫，人人受害。當時，坡頭村被槍殺和燒死的有24人,被刺刀捅死的有12人，連同外村走親戚的4人和闫晉緩軍退兵9人共計49人。
日寇在坡頭住了兩天，新寨20多戶人家的窗戶全部被燒光，豬、羊、雞被殺，拉走騾、驢50多頭，趕走羊200多隻，家家戶戶的糧食及則物被搶劫一空。
上古池慘案；上古池是汾陽頭道川的一個山村。抗目戰争時期，這一帶曾經是我抗日根據地。
1943年，日寇對我山區抗日根據地發動了瘋狂的“大掃蕩”，1月6日(農曆臘月初一)，日軍從汾陽、文水、交城調集千餘步、騎兵、采取“分進合擊”和所謂的“篦梳式掃蕩”，如虎豹豺狼撲向頭道川，日寇兵至頭道川的上古池，初一至初四，在頭道川各村反複“清剿"，臘月初四，日寇将“大掃蕩”中抓獲的51名村民裹協到上古池，從中拉出上古池群衆武仁榮、耿有生和交口村群衆王達昌為他們帶路，将其他人因禁于該村郭如漢院内的一間套窯中。
初五清晨，日寇指令武仁榮、耿有生和王達昌三人将大量木闆山柴堆放到囚禁群衆的窯門及房門口，然後放火焚燒。刹那間，烈火撲入窯内，房内，群衆慘叫痛哭，怒罵鬼子，日寇惱羞成怒，将一桶毒瓦斯噴入火中，可憐我48名同胞被活活燒死，一個個軀體卷縮，焦頭爛額，面目全非，殘不忍睹。上古池村民郭有義家的八口人被燒死七口(妻子、嶽母、女兒、外甥女、三小姨及三小姨的小女孩)。他女兒郭蘭則，在日寇放火時沖出窯門口，當即被鬼子用刺刀捅死。
這次上古池遇難的群衆還有郭二明、劉登來、武七八、馬三則、武啟兒、唐清華的妻子。唐垣村遇難的群衆有耿五金、武四兒、李濤柱。交口村遇難的群衆有兒童團長田永盛。其餘都是日在沿途“掃蕩”中抓來的，其中還有我八路軍偵察員一名。
初五清晨，日寇還放火燒了村裡的房子，全村除杜學義在坡頂上的一間土窯洞未被燒外，其餘125間房屋全被燒毀，連村東的玉帝廟、觀音廟也都被燒毀。老弱病殘不能行走的上古池群衆武振仁、張萬榮的妻子被燒死在家裡。日寇在上古池搜山中還用刺刀捅死武存湯(小名虎腦)，拐嶺底村的王二狗二人。日寇還将上古池的20多頭耕牛宰殺，群衆的糧食被燒掉，所有财物洗劫一空。
日寇殺人放火，作惡之後，于初五上午撤離上古池，經交口村取道交城的窯上村一帶。被迫給日軍帶路的武仁榮、耿有生、王達昌三人在途中趁機逃跑，得以生還，他們親眼目睹了日寇血洗上古池的種種暴行。
日寇走後,外出躲避的群衆回到村裡，村莊已燒成一片廢墟，烏鴉野鼠成群結隊啄食屍體，到處是凄慘景色，人們泣不成聲，悲痛欲絕。
随後，我抗日民主政府派人前往上古池進行了善後工作。掩埋了死難群衆的屍體，可是，群衆在村裡已無法安身，隻好投親靠友去别村寄住，第二年開春，我民主政府又積極組織陸續回村裡的群衆開展生産自救，重建家園。上古池廣大群衆并沒有被日寇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吓倒，大家化悲痛為力量，一緻同仇敵忾，繼續為抗擊日本侵略者和根據地的鞏固發展做出了許多積極的貢獻。
馮家山底慘案； 馮家山底，座落在呂梁山主峰旁，是一個有60多戶人家，200多口人的小山莊。該村雖小，但所處的戰略位置十分重要。
1943年，馮家山底村已成為我黨我軍開展抗日活動的前哨陣地，村裡常有我軍來往駐防。駐汾日軍得知馮家山底村一帶有八路軍六支隊和縣大隊部分幹部的消息，立即出動大隊人馬于3月9日(農曆二月初四)，從後溝村迂回包圍了該村。
戰鬥打響後，因寡不敵衆，我軍邊打邊保護部分群衆轉移，在撤出戰鬥過程中，有30多個群衆乘隙向桑彎方向跑去，日寇誤認為這部分群衆跑出的方向是我軍退出的方向，便集中全力進行追擊，把這些人全都抓了回來，集中到村裡的一個大場上，進行訊問。
村民馮學善的母親手拉十二歲的兒子也在其中，日寇從人堆中把學善母親手中的孩子拉出來，用利刀頂住孩子的肚皮，逼問其母親道；“八路軍的有”,“共産黨的有”,學善母親回答說；“不知道”，萬惡的日寇對準孩子腹部連捅三刀，可憐這個幼小的孩子一聲慘叫，離開了人世。其母見狀痛恨萬分，哭得死去活來。
日寇這種殺子吓母的手段，并未使他們得到什麼，惱羞成怒的鬼子軍官，又用槍敲着學善母親的頭繼續追問共産黨八路軍的情況，烈士母親視死如歸，準備以死相拼，狠狠地罵了鬼子們一頓，并唾了日軍官一臉，氣急敗壞的鬼子用沾滿了兒子鮮血的刺刀刺進了母親的胸膛。日本鬼子對馮家山人民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慨，怕的要死，但又不甘心就此罷休。 他們又瘋狂的下令架起了機槍，瞄準了被抓到場上的幾十名群衆準備射擊，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我民兵胡常富同志挺身而出，對着敵人大聲喊道；“我就是共産黨”,“我就是八路軍”,“他們是老百姓，你們把他們放了吧，我告訴你們八路軍的住處”,日軍官一聽，便揮手示意不要開槍，并跑到常富跟前說:“你的大大的好人”,并讓群衆“統統開路”,人們離開場上跑向山溝，心裡直惦記着常富的安危。
在人群跑散之後，場内鴉雀無聲，隻聽到日本軍隊的鐵蹄聲和自語聲。胡常富同志卻在心裡盤算着對付敵人的辦法，這種沉默僅幾分鐘，敵人便開始對他進行審問了，先是日軍軍官伸出一個大拇指說；“你的大大的好人，隻要說出八路軍、共産黨在什麼地方，金票大大的有，美女大大的有”。胡常富仍未吭氣，他心裡計算着時間，先用拖的辦法延長時間，後又用繞的辦法，你說東，我說西，估計到群衆已經走遠了，他便對日軍軍官說；“太君，八路軍、共産黨大大的有”。
日軍軍官高興地說:“他們的在那裡”，胡常富同志從容回答說:“八路軍、共産黨統統的在我心中”。
日寇聽了常富同志的回答，其是氣得哭笑不得，氣急敗壞的罵到；“八嘎呀路！腦筋的壞啦，壞啦的！”并用手槍對着常富的腦袋，恐吓說:“你不說，死啦，死拉的！"常富神态自如地說:“我要向你們說的都說了”。
日寇軍官露出了侵略者的兇殘面孔，惡狠狠地向胡常富同志的腦袋開了一槍。
胡常富同志倒下去後，敵人歇斯底裡地又把萬惡的槍口對準了跑散的群衆，瘋狂地掃射，當即被亂槍打死的有胡迫武、臭女、沈志曉等6人(其餘三人姓名不詳)，并放火燒了數十間房屋。
現在，村裡老一些的人，一談起日寇殘殺火燒馮家山底的人民群衆，無不揮淚，對英勇為人民群衆獻出寶貴生命的胡常富同志寄以深深的懷念。
中莊慘案；1943年12月17日至31日(農曆臘月初一至初五)侵占汾陽、文水、交城、離石的日軍，采用“分進合擊”和“篦梳式掃蕩”的辦法，在汾陽三道川中莊行政村制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大慘案，這次慘案中，日寇慘無人道的殺害無辜群從133人，燒毀房屋1012間，搶走大牲畜232頭，羊1670隻，中莊一帶家家戶戶被洗劫一空。
在我黨上司下的中莊行政村，位于汾陽縣三道川中部，下轄李家莊、程家莊、下社、溫家莊、小柏溝、中莊六個自然村，東西長約三十華裡。抗日戰争時期屬八路軍根據地。晉綏八地委、汾陽縣民主政府、老六團、洪趙支隊都在這裡駐紮過。是以，日軍恨之入骨，總想把它一口吞掉。
1943年12月27日後半夜，駐汾陽、文水、交城、離石日軍聯合出動，偷偷地從吳城、東社、交口三方面進入三道川，向中莊各村突進。他們行動詭秘，不鳴槍炮，又是夜間，群衆毫無覺察，日寇侵入各村後，挨門逐戶抓捕群衆，掃蕩洗劫。今天抓不住的，隐匿兵力，明天再抓。所到之處野蠻實行"三光”政策。
一連五天，抓獲無辜群衆130多人，分别囚禁在李家莊、王家社等村内，然後進行血腥屠殺，日寇将囚禁在李家莊西溝子兩眼窯洞中的36人，把他們身上和窯洞口柴堆上澆上汽油，點燃後活活燒死。對囚禁在王家社的41人，其中16人被日寇用刺刀捅死在後溝平台上，25人在受審中，大多被折磨至半死，又扔進村中一個山藥蛋窖内，用石頭砸死23人，李月英、李月娥兩個小女孩裝死逃命，得以生還。對囚禁在程家莊的30多人，其中14人被日寇箍到一堵快要倒塌的石牆下，推倒石牆壓死，其餘的被燒死在山梁上。
日寇燒殺搶掠，殘忍至極，抓住村民田有禮的妻子，用木棒硬塞入陰門内釘死，抓住九歲的女孩李玉蓮，用刺刀插入陰道内緻命。許多婦女是被日軍強行輪奸後慘遭殺害的，有幾個嬰兒竟被日軍撕成兩半，扔在村外喂野犬。日寇把抓住的人殺絕後，又把牛羊趕走，雞和豬宰光，财物搶劫一空，然後放火燒毀所有的房屋。
日軍的暴行并沒有吓倒中莊一帶人民群衆，相反激發了對日寇的刻骨仇恨，在八年抗戰的艱苦歲月裡，中莊一帶人民群衆為我黨我軍發展鞏固抗日根據地，消滅日寇做出了有力的貢獻。
龍灣慘案；張小渠 陳湘平；
1938年春，戰總會遊擊一支隊工作團、中共文交工委進駐汾陽北部邊山地區後，龍灣一帶便成為汾北黨組織活動的地區。百團大戰後，這一帶被日寇劃為實行“三光”政策的“匪區”。
從1940年春到1942年底的三年中，龍灣村先後被日本鬼子燒殺搶掠13次。
其中，1940年12月16日，日軍在龍灣村殘殺群衆19人(其中本村群衆16人)。這天淩晨，駐汾陽城及羅城、仁岩據點的日僞軍五、六百人從東、西、南三面包圍了龍灣村。住在該村的20多名遊擊隊員立即投入戰鬥，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下，遊擊隊員們向村北面的後山撤退，突圍中，汾陽縣抗日民主政府建設科科長蔡維權中彈犧牲。
日軍進村後，抓不到抗日幹部和遊擊隊員，便向手無寸鐵的群衆施暴了。仁昌吉因阻止日軍牽走牲口被刺倒在血泊中，該妻阻攔日軍燒窯洞時連同懷中抱着的4歲小兒子被推倒在大火中活活燒死。仁昌吉嶽母見狀連哭帶罵，被日本鬼子一槍擊倒。穆全春的外公被日軍扣在一口大鐵鍋下，四周堆上幹柴，澆上汽油後放火點燃，“七尺高”(綽号)的老人被燒得縮成一小堆肉炭。張開泰被抓到村中的溝邊,日本鬼子獰笑着問他坐沒坐過飛機，張答沒有，4個日本鬼子将其擡起抛向幾十米的深溝中摔成肉泥。溫長孩聽見槍聲後披着被子和羊氈向村外猛跑，被日寇機槍射死，武世昌的母親則被投進水窖中淹死，穆應鋒和3名外村村民被日寇砍掉腦袋。
這次慘案中，被打死、燒死的還有武昌耀的父親、武昌青的父親、穆春瑞的父親、李玉斌的哥哥和穆春秀等，穆全春患病的父親被日寇打成重傷，後醫治無效含恨而亡。殘遭毒打的有掩護遊擊隊員的武昌盛夫婦及張萬禮、張力智等，被日軍奸污的婦女則不一數舉，穆全新的父親已入棺待葬，日本鬼子将汽油倒在棺木上，連同窯洞燒為灰燼。日軍還将抓住的十幾名群衆圈進張汝祥家的一間窯洞中，外面堆起柴禾放火焚燒，年輕婦女張淑珍踢開窗戶跑了出去，其他的群衆趁日寇追趕張淑珍之機，沖出窯門四散逃走才幸免于難。
這次殘案，龍灣村所有窯洞108間、房屋和畜棚150餘間、廟宇7座全都燒毀一空，另外日寇燒死羊200隻、豬十幾頭，搶走大牲畜60多頭(匹)。殘案發生後，中共汾陽縣委、汾陽縣抗日民主政府組織人員向龍灣村調運糧食、衣被等生活和生産用品，幫助群衆重建家園。龍灣人民經過血與火的洗禮，心與共産黨貼得更緊了，青壯年紛紛參加遊擊隊和民兵自衛小組，挖道地、造地雷、堅壁清野，與日寇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争，直至抗日戰争勝利，龍灣村一直是汾陽抗日根據地的前哨陣地，多次被評為抗日模範村 。
小相村“四三”慘案；
1945年抗日戰争進入反攻階段，我軍民主動出擊，日僞軍遭到嚴重打擊，損失慘重。是以，日寇對我軍民的報複，更加殘酷。
5月14日(農曆4月初3)，日僞軍突然包圍了小相村，東方剛亮，村民侯守江趕着性口外出耕地，被日軍抓回，打了個半死。這時日為軍挨門逐戶，逼着全村村民到姑姑庵院裡開會，中午11點鐘左右，全村人被逼到齊後，日本小隊長開始講話，然後将一份名單遞給翻譯，讓翻譯按照名單叫每一個民兵的名字。念完後，日寇把7戶未來得及轉移的民兵家屬； 闫環銀、曹連登、韓二清、吳庭福、王風池和王明山的母親、任國才的父親，押到人群面前。鬼子問他們的兒子幹什麼去啦？大家異口同聲回答:“支差去啦”。
日本鬼子無奈，就将這7名民兵家屬每人頭上都用白粉子畫上圓圜，推到一個挖了樹根的大土坑内(其中任國才父親趁鬼子不注意将頭上的白圈用衣袖擦掉，後免遭殘害)。鬼子又逼着部分群衆到這7戶人家，把木器家具全部搬到姑姑庵寺院内，其餘東西全部掃地出門。如韓二清家磨了三天的面，全部被倒在大街上，盆盆罐罐打了個粉碎。搬到寺院内的木器家具放火燒着，通天大火使村北的莊上村、石老村，村南的中寨村、馬寨村都能看到火光。大火燒着後，鬼子把各家的豬、羊、狗全部扔進火坑内，鬼子的笑聲、群衆的哭聲、豬羊的叫聲亂成一團，好不凄慘……。
與此同時，鬼子将這6名民兵家屬，押到廟街前的一塊空地上，一字排開，向他們射出了罪惡的子彈，5名同志當場被打死,，闫環銀因流血過多，于第二天死亡。六區區長李高峰由于傷勢過重，不久也犧牲于小相寨村。
以上資訊來自汾陽文史資料 第六輯；
汾陽殘案還有許多；朋友山為石峻講述: 士偉兄我看到你在朋友圈發的 ，我知道些事情案例告訴老兄。
日本鬼子在汾陽神頭廟機槍掃射殺死住廟八個道士。
日本鬼子得知神頭廟上是八路軍交通聯絡站，日本鬼子掃蕩搜山，進廟查詢八路消息，日本鬼子進廟後用日語和手勢比試對道士們說八格亞路的幹活。道士以為說他們八個壓路是八個人的意思，道士點頭，等八的手勢說八個人，當時正好是八個人，日本鬼子說統統的八路，道士說統統的，八個道士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殘死在日本鬼子的機搶掃射之下。
其實有一位住持高僧高大爺早幾天就預測到他們有難了。對八位道士說咱們有一難要來臨，要出廟躲一躲，這八位道士不相信高大爺說的是真。他八個沒有走就慘死在日本鬼子的槍下〈八個道士其中一人是我二叔解友槐〉。
是以我從小就聽我父親說我二叔是日本鬼子殺害殘死的。日本鬼子在汾陽犯下的罪行永遠不能忘記。
現在神頭廟有記載八道士名号，隻說道士名号不說名字。
提到峪道河神頭寺廟。實際上日本鬼子機槍射殺八道士後一把火燒毀寺廟。也就燒毀了八路軍聯絡點。那個時侯日本鬼子實行三光政策，有一次日本鬼子搜山把上金莊村的部分窯洞 燒毀以及許多個院落，還燒死很多冤魂村民。
日本鬼子在汾陽犯下的罪行，永遠銘記。
汾陽殘案還有許多；仁岩吃油糕殘案，殺害不少抗日進步人士。
羅城村麻地莊殘案，由于漢奸出賣緻使抗日英雄被日本鬼子包圍殘害，後又放火燒了所藏身窯洞。
羅城村307公路100公裡處殘案，當時八路軍埋伏在307公路100公裡處要炸毀日本鬼子從仁岩據點出來增援汾陽縣城日本住軍，被漢奸告密，日本鬼子先調騎兵從公路北包抄埋伏的八路軍，将17人全部包抄殺害，最小的八路軍才16歲。
（備注1）華國鋒在汾陽；1939年1月，山西犧盟總會太原中心區派特派員華國鋒及張志賢、陳巨和、李廣謙來到汾北，組建了犧盟汾北縣分會，華國鋒任分會秘書，分會位址在熬坡村。華國鋒在汾雖僅短短的四個來月，但他的足迹踏遍了汾陽北部邊山的每個山莊窩鋪，在與群衆同吃、同住、同勞動中宣傳抗日道理;整頓農救會、青救會、婦救會等各級群衆抗日組織;動員群衆囤積公糧支援部隊，堅壁清野防敵掃蕩;組建自衛隊，土法造地雷，曾帶領自衛隊員在開垣莊村東口兒擺下地雷陣，炸跑到邊山搶掠群衆财物的駐羅城據點日僞軍。群衆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3月中旬的一天，華國鋒等組織邊山各村自衛隊員200餘人趁夜破壞了羅城段2公裡長的太汾公路，配合保安支隊打了個漂亮的伏擊戰。3月25日，華國鋒等4人受犧盟太原中心區委派參加秋林會議，并從此調離汾陽。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