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介绍了打造杏花村、冯郝沟遗址公园的设想和建议。
接下来谈一下在杏花村景区进一步延伸完善文化旅游产业链，为杏花景区增加素材，打造红色革命根据地，打造日寇侵汾惨案展示馆的设想建议。
（六）打造红色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不忘初心，以史为鉴。传承红色基因，唱响红色主旋律，打造红色旅游景点。
深度挖掘革命史料，收集文物，同时将那些资讯以景观、文物、藏品、或者声光电、三维动画、视频播放、电子互动等高科技为手段，以多媒体演绎多种方式向游人们展示那些战争年代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汾阳杏花村、峪道河边山一带的熬坡，龙湾，石老等村庄，好多个村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曾经一度是红色根据地。
因此，在当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红色革命故事。
比如；1939年，18岁的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汾阳的峪道河、开垣庄、鳌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备注1）。
1949年2月，华国锋和韩芝俊结婚照
熬坡“启洪连”红色革命基地； 这里曾是汾阳抗日民主县政府十年所在地。
汾阳抗日民主政府辖区所在地
1945年中共七大闭幕数日后，八路军警备第一旅和三五九旅部队，护送从延安挺进敌后的党政军干部，路经汾阳敖坡村时突遭日军袭击，激战12小时，最终将敌人击溃，消灭日伪军近两百人，掩护了党政军干部的安全转移。
敖坡战斗略图
战斗中，警一团八连战斗最为惨烈，连长曹启洪、指导员刘友敏壮烈牺牲，14名战士长眠在敖坡这块热土。战后，为表彰八连指战员的英雄功绩，警备第一旅以该连连长曹启洪命名，授予警一团八连“启洪连”的光荣称号。此后，敖坡村人把当年八连的主战场敖子坡改称为“启洪坡”。
启洪坡烈士陵园碑文
下面是杏花石老八路军指挥机关旧址；
石老八路军指挥机关旧址
石老八路军指挥机关旧址，位于汾阳市杏花村镇石老村村东。据《汾州沧桑》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期，晋绥八分区、八路军十二团、县大队、老六团等抗日武装曾长期驻扎或出没于石老村。八路军高级领导贺龙和王震也曾路居于此。村内东部保存有当年八路军指挥机关驻扎过的三座院落。三座院落(以下称为一号、二号、三号院)由北向南一字排开，均坐东面西。一号院内有三孔窑洞，二号院、三号院内均有四孔窑洞。窑洞均开凿于土崖壁上。窑洞保存基本完整，院墙及院门大部分坍塌，仅二号院院门保存较为完整。
据有关部门记载；1943年12月6日下午，王震司令员在汾阳边山阎家庄召开了南下支队通过晋中平原的动员大会。王震司令员讲到；今天晚上，我们要从阎家庄出发， 途经汾阳石老、龙湾、熬坡、池家庄一带村庄，冲过平原上日伪五道封锁线，穿过密密麻麻、星罗棋布的碉堡，寻找这些碉堡群的缝隙，一夜行军100多里，渡过汾河，跨过同蒲铁路，只过关，不斩将，神不知鬼不觉地穿插通过晋中平原。
以上是几处红色革命资讯，为了配合杏花村景区多元化旅游的发展，有必要将上述那些红色革命基地，打造成为景区红色文化旅游基地。
（七）打造日寇侵汾惨案展示馆；意在回顾历史，牢记日本侵略者侵华血泪仇，吸取历史经验，鞭策和鼓舞我们开辟未来，团结奋斗，去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深度挖掘历史资料，收集实物等资讯，同时也是将那些资讯以景观、文物、藏品、或者声光电、三维动画、视频播放、电子互动等高科技为手段，以多媒体演绎多种方式向游人们展示日本侵略者那些骇人听闻的惨案。不忘历史，展望未来。
1938年2月17日，日军的铁蹄踏占了汾阳城。我军民同仇敌忾，以“宁死不当亡国奴”的英勇气慨，与日寇展开了决死而持久的斗争。骄横残暴的日寇在侵汾八年期间。为扑灭我军民燃起的抗日烈火，先后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惨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以下整理列举的是日军在汾制造的几起比较大的惨案情况。
仁岩村惨案（也叫吃油糕惨案）：仁岩村隶属汾阳市冀村镇，从1941年2月开始，侵占汾阳的日军宪兵队“灭共”主任石上保曾派人到仁岩村查访，对仁岩、冀村、罗城、小相等村的村长、村副、闾长（备注：民国时自上而下设县长、区长、村长、闾长、邻长5级行政官员。5户为1邻，5邻为1闾，即设闾长1人，抗战时期的闾长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长。）、教员等爱国人士的言行进行搜集和试探，并制造了“仁岩村惨案”。
1941年农历9月底，侵占汾阳的日军宪兵队以开会为名，将五区的村民、教员等142人召集到仁岩，在兴国寺大院摆了十几桌酒宴、油糕，请开会的人们吃饭。日军宪兵队伍长川畑说：“吃吧、喝吧！”正吃喝间，五区“指导员”柳田突然大叫一声，让大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共产党，要杀头的。”随即拿起一份报到薄点名，与会者无一人幸免，全部被捆绑起来。第二天便被送到汾阳城里。分别关在考院和府学街牛家大院内，严刑拷打。董寺村的赵承恩被日军用“改心棍”打的血肉模糊，当场死去。尹家社的教员马文炯身上被浇上煤油灼烧，烧的皮开肉绽。日军还把人们捆起来往嘴里倒开水，用锥子扎手腕……种种酷刑，把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
到1942年农历2月，宪兵队对所有的被捕人员开始了屠杀。13日夜，冀村的王维山被杀害于庄化桥。14日夜，又有19人被特高班长石上保拉到干河村附近用刺刀捅死。19日，石上保再次把被捕的人拉到白石一带残杀。日军认定的要犯罗城的樊生源、仁岩的刘庚枯、艾子的郭奉恩等28人押到太原。审讯中又有19人被杀害。
至此，先后被杀者共41人，不堪折磨死于监狱者12人，越狱逃跑者2人。其余87人经严刑逼供后，被拘禁3个月，罚款100元，始得以生还。其余都被打的遍体鳞伤。其中有十几人被折磨致死。人们把这一惨案称为“吃油糕案”。
11月11日，伪区公所按照日军的布置给各村发出通知，要求各村村长、村副、闾长、文书、教员以及有文化的部分村民于12日到仁岩村受训七天。受训的人一报到，身份证即被收缴。当日，日军召集受训者开会时让便衣徐自生当众宣布“检举信”：冀村村长曹世仁、冀村学校校长王殿钰、罗城村村长樊生源、仁岩村村长李毓堂、艾子村村长郭奉恩、裴会镇女教员马桂文以及五区区长王维三等13人当即被捕，并被连夜审问，受尽了各种酷刑。在以后的几天中，不断有人遭到毒打和辱骂。
16日上午，日军五区指挥官柳田通知受训的人下午请客吃饭。宴间日军川烟和柳田恶狠狠地拿出一张“告密名单”，凡念到名字的人转眼便由“坐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被关进铁佛寺内的大殿。夜里，日军又从裴会镇、狄家社等村抓来一批人关在别处，其中还有带孩子的妇女。
直到1942年1月，日军陆续对被捕者进行处理，处理有四种情况：一、被列为所谓“共产党首要分子”的。如：刘赓佑、王殿钰、郭奉恩、樊生源、王维三等23人被押往太原，这些人中有19人惨遭杀害。二、有将近70余人在汾阳被就地杀害。杀人现场在县城西门外、干河、白石村、洪南社村等地。大多数人被用刺刀杀死，当时尸横遍野。三、被判处徒刑住一至三个月看守所，期满时还要交伪钞30到100元，有许多人不堪折磨死在看守所。四、有些人侥幸生还，但由于受尽酷刑，骨瘦如柴，回家不久也相继死去。在这次事件中，死于日军手中的人中国村民、干部共160余人。
1995年5月，在仁岩中心小学建立了的“仁岩惨案死难教师纪念碑”，并于2002年6月被确定为汾阳市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马庄惨案； 南马庄村隶属汾阳市三泉镇，是我市有名的革命摇篮，开国少将许志奋将军的故乡。1937年，中共汾阳县委恢复重建时就驻在南马庄村，此后抗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也驻在南马庄，领导汾阳人民进行艰苦的抗日斗争。
“南马庄惨案”旧址
1938年8月2日，日寇在该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马庄惨案”。
在汾阳的抗战史上，南马庄惨案是最为典型，也是尤为突出的。1938年7月，中共汾阳县委、县牺盟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及八路军686团民运股一个前哨连均驻在南马庄。
农历七月初七拂晓，侵占汾阳城的日军突然袭击，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南马庄。八路军前哨连奋起反击，因寡不敌众，坚持到早饭时撤出。8时许，日军攻占了南马庄，从东西大街丁字门以东挨门逐户大搜查，见人就杀。村民阎履谦等6人当场被打死在街上。日军进入师永顺家，将师及长工程天佑等4人打死。接着进到刘隆胜院内，将刘学珠、张振荣打死，张妻因失声痛哭也被日军打死，村民张达富见日军刺来，用双手抓住刺刀，日军猛一抽手，手被拉开，随即被捅死在血泊中。日寇挨门搜杀了18人。日寇还捆绑了18名群众，拉到大麻窟（水坑）边，刀劈枪杀，鲜血染红了坑水。其中，张道玉负伤未死，侥幸生还，经历和目睹了此惨状。“七七”惨案，死难者共计42人。
此后，抗日宣传队也把这次惨案改编做民谣，揭露日寇侵华的劣迹，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七月初七大炮响，鬼子窜进南马庄。
枪杀百姓四十二，沤麻坑里血泪淌。
南马庄抗日救国会旧址，位于汾阳市区西南17.5公里的三泉镇南马庄村，地处汾阳、孝义交界的山垣区。
2002年6月被确定为汾阳市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10月，南马庄村支部村委立碑修亭，铭文纪念。
坡头惨案；坡头村位于汾阳城西三十华里的边山高垣地区，全村分为新旧两寨，抗日战争时期,该村共有五十多户人家。
1938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十八日)，日寇侵占了汾阳城，日军侵占汾阳后的第三天，即2月20日，坡头村家家户户正准备欢度“添仓节”，预祝新的一年粮食满仓，丰收太平。但是想不到就在这一天，日军进犯坡头，给全村带来灾难，使群众受到血的洗劫。这天一大早，侵汾日军出动骑、步、炮兵五六百人，沿冯家庄、田村、宋家庄向西进犯、企图消灭驻扎在坡头一带的抗日武装。晌午时分，日军到达坡头。此时，退驻在坡头的闫锡山的骑一车的18个败兵，一伙在张步财家打牌，另一伙在孟庆伟逼迫其为他们包饺子吃，寨门楼上的岗哨看见日军后，慌忙放了两枪，随及逃走。
日本鬼子听到枪声后，立即包围了新寨，打了一阵枪炮后，看见寨子里没有什么动静，便蜂拥而进，逢门即入，见人就抓，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其状惨不忍睹，骇人听闻。村民陈天礼被枪杀，怀孕临产的陈妻大骂鬼子，被日军用刺刀从嘴角挑至两耳岔。几个鬼子围着青年农民张庆垣，持刺刀轮番乱扎。张痛得满地打滚，惨叫不已，其妻心如刀绞，自知不能幸免，即拿菜刀砍死自己的孩子后自杀(后经抢救未死)。
日寇对当过兵的人更加仇视，参加过防共保卫团的姚殿元，一次因擦枪走火，把手上穿了个枪眼，愈后留下伤痕。被日寇抓住后，发现他手上有枪伤，认定是当过兵的，立即剥光他的衣服，绑到新寨后背院的柱子上，用燃烧着的木棍直插两腿向和小腹，焚烧一阵，奸笑一阵，折磨一天之久，然后，拖到土场上，用洋刀割下头来示众。
日军进犯坡头、使新寨20户人家、户户遭劫，人人受害。当时，坡头村被枪杀和烧死的有24人,被刺刀捅死的有12人，连同外村走亲戚的4人和闫晋缓军退兵9人共计49人。
日寇在坡头住了两天，新寨20多户人家的窗户全部被烧光，猪、羊、鸡被杀，拉走骡、驴50多头，赶走羊200多只，家家户户的粮食及则物被抢劫一空。
上古池惨案；上古池是汾阳头道川的一个山村。抗目战争时期，这一带曾经是我抗日根据地。
1943年，日寇对我山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大扫荡”，1月6日(农历腊月初一)，日军从汾阳、文水、交城调集千余步、骑兵、采取“分进合击”和所谓的“篦梳式扫荡”，如虎豹豺狼扑向头道川，日寇兵至头道川的上古池，初一至初四，在头道川各村反复“清剿"，腊月初四，日寇将“大扫荡”中抓获的51名村民裹协到上古池，从中拉出上古池群众武仁荣、耿有生和交口村群众王达昌为他们带路，将其他人因禁于该村郭如汉院内的一间套窑中。
初五清晨，日寇命令武仁荣、耿有生和王达昌三人将大量木板山柴堆放到囚禁群众的窑门及房门口，然后放火焚烧。刹那间，烈火扑入窑内，房内，群众惨叫痛哭，怒骂鬼子，日寇恼羞成怒，将一桶毒瓦斯喷入火中，可怜我48名同胞被活活烧死，一个个躯体卷缩，焦头烂额，面目全非，残不忍睹。上古池村民郭有义家的八口人被烧死七口(妻子、岳母、女儿、外甥女、三小姨及三小姨的小女孩)。他女儿郭兰则，在日寇放火时冲出窑门口，当即被鬼子用刺刀捅死。
这次上古池遇难的群众还有郭二明、刘登来、武七八、马三则、武启儿、唐清华的妻子。唐垣村遇难的群众有耿五金、武四儿、李涛柱。交口村遇难的群众有儿童团长田永盛。其余都是日在沿途“扫荡”中抓来的，其中还有我八路军侦察员一名。
初五清晨，日寇还放火烧了村里的房子，全村除杜学义在坡顶上的一间土窑洞未被烧外，其余125间房屋全被烧毁，连村东的玉帝庙、观音庙也都被烧毁。老弱病残不能行走的上古池群众武振仁、张万荣的妻子被烧死在家里。日寇在上古池搜山中还用刺刀捅死武存汤(小名虎脑)，拐岭底村的王二狗二人。日寇还将上古池的20多头耕牛宰杀，群众的粮食被烧掉，所有财物洗劫一空。
日寇杀人放火，作恶之后，于初五上午撤离上古池，经交口村取道交城的窑上村一带。被迫给日军带路的武仁荣、耿有生、王达昌三人在途中趁机逃跑，得以生还，他们亲眼目睹了日寇血洗上古池的种种暴行。
日寇走后,外出躲避的群众回到村里，村庄已烧成一片废墟，乌鸦野鼠成群结队啄食尸体，到处是凄惨景色，人们泣不成声，悲痛欲绝。
随后，我抗日民主政府派人前往上古池进行了善后工作。掩埋了死难群众的尸体，可是，群众在村里已无法安身，只好投亲靠友去别村寄住，第二年开春，我民主政府又积极组织陆续回村里的群众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上古池广大群众并没有被日寇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吓倒，大家化悲痛为力量，一致同仇敌忾，继续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做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
冯家山底惨案； 冯家山底，座落在吕梁山主峰旁，是一个有6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的小山庄。该村虽小，但所处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43年，冯家山底村已成为我党我军开展抗日活动的前哨阵地，村里常有我军来往驻防。驻汾日军得知冯家山底村一带有八路军六支队和县大队部分干部的消息，立即出动大队人马于3月9日(农历二月初四)，从后沟村迂回包围了该村。
战斗打响后，因寡不敌众，我军边打边保护部分群众转移，在撤出战斗过程中，有30多个群众乘隙向桑弯方向跑去，日寇误认为这部分群众跑出的方向是我军退出的方向，便集中全力进行追击，把这些人全都抓了回来，集中到村里的一个大场上，进行讯问。
村民冯学善的母亲手拉十二岁的儿子也在其中，日寇从人堆中把学善母亲手中的孩子拉出来，用利刀顶住孩子的肚皮，逼问其母亲道；“八路军的有”,“共产党的有”,学善母亲回答说；“不知道”，万恶的日寇对准孩子腹部连捅三刀，可怜这个幼小的孩子一声惨叫，离开了人世。其母见状痛恨万分，哭得死去活来。
日寇这种杀子吓母的手段，并未使他们得到什么，恼羞成怒的鬼子军官，又用枪敲着学善母亲的头继续追问共产党八路军的情况，烈士母亲视死如归，准备以死相拼，狠狠地骂了鬼子们一顿，并唾了日军官一脸，气急败坏的鬼子用沾满了儿子鲜血的刺刀刺进了母亲的胸膛。日本鬼子对冯家山人民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慨，怕的要死，但又不甘心就此罢休。 他们又疯狂的下令架起了机枪，瞄准了被抓到场上的几十名群众准备射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民兵胡常富同志挺身而出，对着敌人大声喊道；“我就是共产党”,“我就是八路军”,“他们是老百姓，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我告诉你们八路军的住处”,日军官一听，便挥手示意不要开枪，并跑到常富跟前说:“你的大大的好人”,并让群众“统统开路”,人们离开场上跑向山沟，心里直惦记着常富的安危。
在人群跑散之后，场内鸦雀无声，只听到日本军队的铁蹄声和自语声。胡常富同志却在心里盘算着对付敌人的办法，这种沉默仅几分钟，敌人便开始对他进行审问了，先是日军军官伸出一个大拇指说；“你的大大的好人，只要说出八路军、共产党在什么地方，金票大大的有，美女大大的有”。胡常富仍未吭气，他心里计算着时间，先用拖的办法延长时间，后又用绕的办法，你说东，我说西，估计到群众已经走远了，他便对日军军官说；“太君，八路军、共产党大大的有”。
日军军官高兴地说:“他们的在那里”，胡常富同志从容回答说:“八路军、共产党统统的在我心中”。
日寇听了常富同志的回答，其是气得哭笑不得，气急败坏的骂到；“八嘎呀路！脑筋的坏啦，坏啦的！”并用手枪对着常富的脑袋，恐吓说:“你不说，死啦，死拉的！"常富神态自如地说:“我要向你们说的都说了”。
日寇军官露出了侵略者的凶残面孔，恶狠狠地向胡常富同志的脑袋开了一枪。
胡常富同志倒下去后，敌人歇斯底里地又把万恶的枪口对准了跑散的群众，疯狂地扫射，当即被乱枪打死的有胡迫武、臭女、沈志晓等6人(其余三人姓名不详)，并放火烧了数十间房屋。
现在，村里老一些的人，一谈起日寇残杀火烧冯家山底的人民群众，无不挥泪，对英勇为人民群众献出宝贵生命的胡常富同志寄以深深的怀念。
中庄惨案；1943年12月17日至31日(农历腊月初一至初五)侵占汾阳、文水、交城、离石的日军，采用“分进合击”和“篦梳式扫荡”的办法，在汾阳三道川中庄行政村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这次惨案中，日寇惨无人道的杀害无辜群从133人，烧毁房屋1012间，抢走大牲畜232头，羊1670只，中庄一带家家户户被洗劫一空。
在我党领导下的中庄行政村，位于汾阳县三道川中部，下辖李家庄、程家庄、下社、温家庄、小柏沟、中庄六个自然村，东西长约三十华里。抗日战争时期属八路军根据地。晋绥八地委、汾阳县民主政府、老六团、洪赵支队都在这里驻扎过。因此，日军恨之入骨，总想把它一口吞掉。
1943年12月27日后半夜，驻汾阳、文水、交城、离石日军联合出动，偷偷地从吴城、东社、交口三方面进入三道川，向中庄各村突进。他们行动诡秘，不鸣枪炮，又是夜间，群众毫无觉察，日寇侵入各村后，挨门逐户抓捕群众，扫荡洗劫。今天抓不住的，隐匿兵力，明天再抓。所到之处野蛮实行"三光”政策。
一连五天，抓获无辜群众130多人，分别囚禁在李家庄、王家社等村内，然后进行血腥屠杀，日寇将囚禁在李家庄西沟子两眼窑洞中的36人，把他们身上和窑洞口柴堆上浇上汽油，点燃后活活烧死。对囚禁在王家社的41人，其中16人被日寇用刺刀捅死在后沟平台上，25人在受审中，大多被折磨至半死，又扔进村中一个山药蛋窖内，用石头砸死23人，李月英、李月娥两个小女孩装死逃命，得以生还。对囚禁在程家庄的30多人，其中14人被日寇箍到一堵快要倒塌的石墙下，推倒石墙压死，其余的被烧死在山梁上。
日寇烧杀抢掠，残忍至极，抓住村民田有礼的妻子，用木棒硬塞入阴门内钉死，抓住九岁的女孩李玉莲，用刺刀插入阴道内致命。许多妇女是被日军强行轮奸后惨遭杀害的，有几个婴儿竟被日军撕成两半，扔在村外喂野犬。日寇把抓住的人杀绝后，又把牛羊赶走，鸡和猪宰光，财物抢劫一空，然后放火烧毁所有的房屋。
日军的暴行并没有吓倒中庄一带人民群众，相反激发了对日寇的刻骨仇恨，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中庄一带人民群众为我党我军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消灭日寇做出了有力的贡献。
龙湾惨案；张小渠 陈湘平；
1938年春，战总会游击一支队工作团、中共文交工委进驻汾阳北部边山地区后，龙湾一带便成为汾北党组织活动的地区。百团大战后，这一带被日寇划为实行“三光”政策的“匪区”。
从1940年春到1942年底的三年中，龙湾村先后被日本鬼子烧杀抢掠13次。
其中，1940年12月16日，日军在龙湾村残杀群众19人(其中本村群众16人)。这天凌晨，驻汾阳城及罗城、仁岩据点的日伪军五、六百人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龙湾村。住在该村的20多名游击队员立即投入战斗，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游击队员们向村北面的后山撤退，突围中，汾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建设科科长蔡维权中弹牺牲。
日军进村后，抓不到抗日干部和游击队员，便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施暴了。仁昌吉因阻止日军牵走牲口被刺倒在血泊中，该妻阻拦日军烧窑洞时连同怀中抱着的4岁小儿子被推倒在大火中活活烧死。仁昌吉岳母见状连哭带骂，被日本鬼子一枪击倒。穆全春的外公被日军扣在一口大铁锅下，四周堆上干柴，浇上汽油后放火点燃，“七尺高”(绰号)的老人被烧得缩成一小堆肉炭。张开泰被抓到村中的沟边,日本鬼子獰笑着问他坐没坐过飞机，张答没有，4个日本鬼子将其抬起抛向几十米的深沟中摔成肉泥。温长孩听见枪声后披着被子和羊毡向村外猛跑，被日寇机枪射死，武世昌的母亲则被投进水窖中淹死，穆应锋和3名外村村民被日寇砍掉脑袋。
这次惨案中，被打死、烧死的还有武昌耀的父亲、武昌青的父亲、穆春瑞的父亲、李玉斌的哥哥和穆春秀等，穆全春患病的父亲被日寇打成重伤，后医治无效含恨而亡。残遭毒打的有掩护游击队员的武昌盛夫妇及张万礼、张力智等，被日军奸污的妇女则不一数举，穆全新的父亲已入棺待葬，日本鬼子将汽油倒在棺木上，连同窑洞烧为灰烬。日军还将抓住的十几名群众圈进张汝祥家的一间窑洞中，外面堆起柴禾放火焚烧，年轻妇女张淑珍踢开窗户跑了出去，其他的群众趁日寇追赶张淑珍之机，冲出窑门四散逃走才幸免于难。
这次残案，龙湾村所有窑洞108间、房屋和畜棚150余间、庙宇7座全都烧毁一空，另外日寇烧死羊200只、猪十几头，抢走大牲畜60多头(匹)。残案发生后，中共汾阳县委、汾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人员向龙湾村调运粮食、衣被等生活和生产用品，帮助群众重建家园。龙湾人民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心与共产党贴得更紧了，青壮年纷纷参加游击队和民兵自卫小组，挖地道、造地雷、坚壁清野，与日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抗日战争胜利，龙湾村一直是汾阳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多次被评为抗日模范村 。
小相村“四三”惨案；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我军民主动出击，日伪军遭到严重打击，损失惨重。因此，日寇对我军民的报复，更加残酷。
5月14日(农历4月初3)，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小相村，东方刚亮，村民侯守江赶着性口外出耕地，被日军抓回，打了个半死。这时日为军挨门逐户，逼着全村村民到姑姑庵院里开会，中午11点钟左右，全村人被逼到齐后，日本小队长开始讲话，然后将一份名单递给翻译，让翻译按照名单叫每一个民兵的名字。念完后，日寇把7户未来得及转移的民兵家属； 闫环银、曹连登、韩二清、吴庭福、王风池和王明山的母亲、任国才的父亲，押到人群面前。鬼子问他们的儿子干什么去啦？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支差去啦”。
日本鬼子无奈，就将这7名民兵家属每人头上都用白粉子画上圆圜，推到一个挖了树根的大土坑内(其中任国才父亲趁鬼子不注意将头上的白圈用衣袖擦掉，后免遭残害)。鬼子又逼着部分群众到这7户人家，把木器家具全部搬到姑姑庵寺院内，其余东西全部扫地出门。如韩二清家磨了三天的面，全部被倒在大街上，盆盆罐罐打了个粉碎。搬到寺院内的木器家具放火烧着，通天大火使村北的庄上村、石老村，村南的中寨村、马寨村都能看到火光。大火烧着后，鬼子把各家的猪、羊、狗全部扔进火坑内，鬼子的笑声、群众的哭声、猪羊的叫声乱成一团，好不凄惨……。
与此同时，鬼子将这6名民兵家属，押到庙街前的一块空地上，一字排开，向他们射出了罪恶的子弹，5名同志当场被打死,，闫环银因流血过多，于第二天死亡。六区区长李高峰由于伤势过重，不久也牺牲于小相寨村。
以上资讯来自汾阳文史资料 第六辑；
汾阳残案还有许多；朋友山为石峻讲述: 士伟兄我看到你在朋友圈发的 ，我知道些事情案例告诉老兄。
日本鬼子在汾阳神头庙机枪扫射杀死住庙八个道士。
日本鬼子得知神头庙上是八路军交通联络站，日本鬼子扫荡搜山，进庙查询八路消息，日本鬼子进庙后用日语和手势比试对道士们说八格亚路的干活。道士以为说他们八个压路是八个人的意思，道士点头，等八的手势说八个人，当时正好是八个人，日本鬼子说统统的八路，道士说统统的，八个道士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残死在日本鬼子的机抢扫射之下。
其实有一位住持高僧高大爷早几天就预测到他们有难了。对八位道士说咱们有一难要来临，要出庙躲一躲，这八位道士不相信高大爷说的是真。他八个没有走就惨死在日本鬼子的枪下〈八个道士其中一人是我二叔解友槐〉。
所以我从小就听我父亲说我二叔是日本鬼子杀害残死的。日本鬼子在汾阳犯下的罪行永远不能忘记。
现在神头庙有记载八道士名号，只说道士名号不说名字。
提到峪道河神头寺庙。实际上日本鬼子机枪射杀八道士后一把火烧毁寺庙。也就烧毁了八路军联络点。那个时侯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有一次日本鬼子搜山把上金庄村的部分窑洞 烧毁以及许多个院落，还烧死很多冤魂村民。
日本鬼子在汾阳犯下的罪行，永远铭记。
汾阳残案还有许多；仁岩吃油糕残案，杀害不少抗日进步人士。
罗城村麻地庄残案，由于汉奸出卖致使抗日英雄被日本鬼子包围残害，后又放火烧了所藏身窑洞。
罗城村307公路100公里处残案，当时八路军埋伏在307公路100公里处要炸毁日本鬼子从仁岩据点出来增援汾阳县城日本住军，被汉奸告密，日本鬼子先调骑兵从公路北包抄埋伏的八路军，将17人全部包抄杀害，最小的八路军才16岁。
（备注1）华国锋在汾阳；1939年1月，山西牺盟总会太原中心区派特派员华国锋及张志贤、陈巨和、李广谦来到汾北，组建了牺盟汾北县分会，华国锋任分会秘书，分会地址在熬坡村。华国锋在汾虽仅短短的四个来月，但他的足迹踏遍了汾阳北部边山的每个山庄窝铺，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宣传抗日道理;整顿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各级群众抗日组织;动员群众囤积公粮支援部队，坚壁清野防敌扫荡;组建自卫队，土法造地雷，曾带领自卫队员在开垣庄村东口儿摆下地雷阵，炸跑到边山抢掠群众财物的驻罗城据点日伪军。群众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3月中旬的一天，华国锋等组织边山各村自卫队员200余人趁夜破坏了罗城段2公里长的太汾公路，配合保安支队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3月25日，华国锋等4人受牺盟太原中心区委派参加秋林会议，并从此调离汾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