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創作挑戰賽#
東漢王朝的建立，是依靠前朝皇族在戰火中重新站起來的大一統王朝。劉秀從建立東漢就特别注重規避西漢末世時期的一些亂政和弊端，進行了經濟、行政方面的改革，注重人才培養，是以東漢前三任皇帝延續的政策是相對清明和成功得，整個國力蒸蒸日上，到東漢中期甚至有足夠的實力支撐窦憲跨越漠北擊潰匈奴，勒石記功而還。
但史學上對東漢的滅亡有個評議，叫“國恒以弱滅，獨漢以強亡”。什麼意思呢？就是很多國家是因為積貧積弱才逐漸滅亡，唯獨漢朝是在鼎盛強大的時候滅亡了。
為何王夫之會如此評論東漢？
是因為東漢王朝的滅亡非常迅速，類似一個公司突然資金鍊斷裂崩盤，倒在當下。東漢晚期的漢桓帝、漢靈帝還能組織大軍征伐平定羌族，然而不過二三十年時間，漢獻帝已經被曹操關押扣留，無力控制群組織中央軍隊，更遑論複興，這在曆代王朝中都是罕見的。
這背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東漢财政的突然崩盤，東漢晚期不僅無力維持中央軍隊，連官員俸祿都難以發出，地方諸侯并起，實則是财力徹底枯竭。
而東漢财政的崩盤實則是一隻從漢光武帝劉秀時代就在揮舞翅膀的黑天鵝，隻是沖突日積月累最終爆發于一旦，導緻了東漢的徹底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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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東漢财政的第一個隐患，和劉秀的設計有關，就是他主導的“度田制度”弊端叢生。
東漢初期，因大戰亂後人口減少，土地占有的沖突相對緩和，是以漢光武帝劉秀并沒有對土地制度進行調整，仍然遵照西漢遺留下來的舊制，“使黔首自實田”，允許地主豪強占有并交易土地，也允許自耕農讓出田地依附于地主。
但很快劉秀發現朝廷收上來的田稅與掌握的田數不符，是以在建武十九年（公元39年），漢廷頒布“度田令”，要求各州郡查清耕地和民戶人數實情，以及涉及田地的民間訴訟案件情況。
“诏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後漢書》
此诏令既有東漢統治者需要掌握确切土地情況的需求，也隐含着限制豪強貴族兼并土地、奴隸的目的，然而劉秀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能量，當度田令頒布以後，不僅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反而給後世财政收入埋下了禍根。
影視劇中漢光武帝劉秀的形象
一是度田令出發點雖然好，但侵犯了大地主、大豪強集團的利益，是以受到了他們百般阻擾，這些土地實際掌控者開始想盡明暗辦法隐瞞田地真實資料。
劉秀起兵于南陽，而且他本人戀舊信故，多任用南陽出的人才。是以河南尤其是南陽一帶的豪強鄉紳，大都與“帝親”“近臣”同氣連枝，一旦有所查據涉罪則互相關照消除，度田令成為一紙空文，虛報的資料遠遠低于實際情況，劉秀為此殺數十位名士大臣，但仍然無可奈何，隐瞞土地成為近乎公開的事實。
東漢時期反映耕作的岩畫
“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後漢書》卷二十二)
二是大量農民也自發抵制度田令。因為大多數人才剛經過亂世，對田地有很強的依賴性，對政策充滿不信任感，朝廷釋出度田诏令意味着要重新依據土地征稅，農民本能地開始抵制統計清查，隻肯少報，不肯多報，最終度田不了了之，基層官吏疲于奔命卻也無法解決。
《東漢會要》中記載的官方開墾田地資料一直很默契穩定保持在一個數量級
劉秀開展度田十餘年，成效甚微。從東漢初年全國人口不足2000萬，漢和帝時人口增長到戶籍223.36萬，口5900萬人，按理說人口翻番，當時畝産也就50-100斤以内谷物，開墾土地應翻番兩倍都不止，可實際上開墾土地始終在690萬頃到730萬頃左右徘徊，隐瞞土地成為地方的通常做法，朝廷根本無力制約。
這樣的現實對朝廷财稅基數帶來極大影響，直接壓縮了田稅在财政中的占比。到漢靈帝時期，田稅貢獻太低，倒逼整個朝廷想其他招數開稅源，結果皇帝昏招疊出，讓财政問題雪上加霜。
02
東漢後期财政崩盤和皇帝施政昏庸有直接的關聯，最典型的就是賣官鬻爵，導緻了官吏體系極度膨脹和相關财政支出情況的惡性循環。
從西漢末開始，位于西北的羌族發展逐漸壯大，與中原王朝摩擦劇烈，史稱“羌患漢事”。為了平定羌族叛亂，漢安帝、漢桓帝時期就不得不反複派兵征讨，這場曠日時久的平亂戰争消耗了東漢本就不富裕的國庫，為了遷徙羌民，東漢從财政也拿出了不菲的費用用于安置災民，讓國庫更加空虛。
據史料不完全統計，朝廷平羌花費上百億錢。
“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甯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後漢書》
花出了窟窿，總要補齊的。
前面也講到了，田稅不足，随便加賦稅又總被百官勸阻，皇帝隻好想一些撈偏門的辦法。
到漢靈帝時，昏庸懶惰又貪财好色的皇帝聽信了宦官的建議，開始大肆售賣官職，以此來獲得暫時性收入。
其實從漢光武帝時起，允許一定範圍内的賣官，但隻限于名譽性爵位，以及部分基層官職，品級不超過六品，主要用于獎勵跟随劉秀打天下的武将子弟。漢靈帝則飲鸩止渴，放開了所有限制：
原五品以下的官吏，隻要繳納對應的錢糧，可獲得朝廷敕封的關内侯、五大夫、虎贲羽林郎的官爵，到漢獻帝時，甚至“九卿”“三公”也可以拿出來賣了，九卿定價500萬錢，三公(東漢三公為太尉、司徒、司空)定價1000萬錢；
社會上的屠夫、工匠、商人（秦漢時商地位最低）隻要出得起價錢，可以擔任縣衙内小吏或入軍籍，其家免徭役、減賦稅。
“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後漢書·宦者列傳》
如此一來，整個東漢的官僚階層迅速膨脹起來。漢靈帝和宦官們打着“佐國以急用”的名義，在數年時間裡賣出幾千個職務，收入固然是上來了，但卻對整個漢朝的吏治、财稅制度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摧毀。
花錢的人要在官職上收回成本，到任即開始上下撈錢，敗壞吏治；官吏大幅度增加，朝廷财政承擔的俸祿支出也随之大大增加，而最終整個社會為官員隊伍的膨脹買單，百姓怨聲載道。東漢的财政則持續性大失血，越發孱弱，隻好走上“賣職務-入不敷出-隻能再賣”的惡性循環。
靈帝時冀州有位名士叫崔烈，花500萬錢買司徒。冊封之日，漢靈帝看到崔烈春光滿面、毫無負擔，竟然和身邊宦官嘀咕認為賣給他價格低了，應該多報點價宰一筆。崔烈回家後問兒子，今日受封，家鄉故友如何評價？兒子崔鈞老老實實回答：“論者皆嫌其銅臭。”
03
東漢财政迅速崩盤的第三個原因是皇室财政支出和國庫支出的比例失衡。
這個隐患其實在漢武帝之前還是比較好的隔離開了，但随着西漢末期外戚幹政出現，皇室财政支出愈加增多，東漢則在隔離制度上幹脆打破了平衡。
西漢以來，财政支出一直是公私分開，其中皇室開銷單獨設定少府卿作為主管官員，國庫支出單獨設定大司農作為主管官員，二者互不幹涉影響。
“（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有六丞...諸仆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漢書》
“（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漢書》
漢光武帝劉秀建立後為帶頭踐行節儉行事，特意取消了皇室單獨支出的特權，把皇室管轄的山川林木、沼澤陂池都劃給了國庫管轄，他本意是皇室不搞特殊化，一切财政支出走一個口子。
但他也沒有想到，東漢末期外戚幹政如此嚴重，他這個制度反而成了皇室增加開銷的突破口。
以前皇室的自然資源就那些，使用支出有一個上限，花光了，也沒有辦法，不得突破，現在好了都納入國庫預算，外戚掌權的時候外戚說了算，甯可花光國庫也要優先保障皇室親戚們的利益。
外戚貴族的相關開銷占國庫支出的比例越來越高，到漢靈帝時期，已經尾大不掉，各種皇親貴族每年消耗的錢糧要占到國庫一半左右。
東漢初年天下穩定後，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達40多億，給官吏們的薪俸占去一半；而少府作為負責皇室收支的機構，每年獲得13億的收入；兩者合并後攏共收入維持在60億錢的水準。
漢光武帝到漢和帝，尚能保持節儉之風，甚至到鄧太後臨朝管理，也能夠引導節儉勤勉，史書記載鄧太後主導裁撤“太官”“湯官”這種伺候皇室生活起居的部門，每年節約錢過億，但随着鄧太後去世，後面的外戚基本上都是飛揚跋扈、奢靡無度。
漢桓帝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除掉梁冀，也不容易
跋扈将軍梁冀背後的河間梁氏家族，有三位皇後（名義上）；明帝皇後馬氏家族，章帝皇後窦氏（後因叛亂被削去勳爵），順帝皇後梁氏、桓帝皇後窦氏、靈帝皇後何氏等都曾掌控朝政，背後的外戚貴族财富膨脹速度同樣驚人，各自享有的封邑、田莊和奴仆都成幾何倍增長，一切都得由國庫買單。
以梁冀為例，梁氏一族身為皇親國戚，漢桓帝見他勢力龐大，兩個妹妹分别做太後和皇後，也不敢得罪，先後封賜梁冀大将軍府并增加封邑，又封梁冀的兄弟和兒子為萬戶侯。其妻孫壽被封為襄城君子，兼食陽翟租稅。
這導緻的後果就是漢靈帝、漢獻帝時期，國家财政嚴重入不敷出，被皇室外戚們早就瓜分了大部分的利益，整個國庫堪稱“外強中幹”。
04
東漢的曆史其實并不複雜，無非是軍事開國、豪族共治、宦官專政、外戚鬥争，還有就是小冰河時期的自然災害，但作為一個被強迫禅讓的王朝，其統治力結束的根源在于财政的全面崩盤，本質上和一家大型跨國公司突然資金鍊斷裂是相似的，财政管理和政策調控上出現問題，積攢下來導緻了最終系統性崩壞。
東漢後期幾任不負責任的皇帝昏招疊出，不斷侵蝕國家的财政基礎，特别是漢桓帝和漢靈帝大搞個人享受，造成了财政大混亂，飲鸩止渴，已無力再去開展系統性變革調整。
東漢末年王朝崩塌，最終天下三分
黃巾之亂爆發後，朝廷因财力孱弱，無法組織中央軍平叛，權力被迫落入地方勢力強大的諸侯手中，從此東漢王朝開始敲響了滅亡的喪鐘，開啟了諸侯割據、天下轉為分裂的局面。
漢章帝曾考慮過把鹽鐵改回專營，增開稅源，但反對聲音太大，實施後政策不了了之，這也側面反映出東漢時期地方豪強勢力的強大，以及王朝掌控力薄弱。
東漢财政破産的情況對當時掌權者都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曹操，他吸取經驗教訓，建立曹魏政權後極力避免外戚幹預的情況，在他前後曹魏從未有過太後臨朝的局面，結束了外戚幹預的惡政傳統。
曹操特别注重避免外戚幹預，曾刻意立過多任皇後，分散外戚勢力
晉朝在建立以後，對皇室财政制度上也做了調整和設計，徹底廢除少府機構，改為“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黃左右藏、油官等丞。”從此國庫财政的管轄權集中到尚書台，由尚書令（後演變為宰相直統）負責管理，對皇帝本人負責，減少了皇族支出對财政的壓力。晉朝雖然享受國祚較短，但在财政制度設計上确實吸取了兩漢時期很多經驗教訓，很多晉朝的制度都被後世繼承下來，在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