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东汉王朝的建立，是依靠前朝皇族在战火中重新站起来的大一统王朝。刘秀从建立东汉就特别注重规避西汉末世时期的一些乱政和弊端，进行了经济、行政方面的改革，注重人才培养，因此东汉前三任皇帝延续的政策是相对清明和成功得，整个国力蒸蒸日上，到东汉中期甚至有足够的实力支撑窦宪跨越漠北击溃匈奴，勒石记功而还。
但史学上对东汉的灭亡有个评议，叫“国恒以弱灭，独汉以强亡”。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国家是因为积贫积弱才逐渐灭亡，唯独汉朝是在鼎盛强大的时候灭亡了。
为何王夫之会如此评论东汉？
是因为东汉王朝的灭亡非常迅速，类似一个公司突然资金链断裂崩盘，倒在当下。东汉晚期的汉桓帝、汉灵帝还能组织大军征伐平定羌族，然而不过二三十年时间，汉献帝已经被曹操关押扣留，无力控制和组织中央军队，更遑论复兴，这在历代王朝中都是罕见的。
这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东汉财政的突然崩盘，东汉晚期不仅无力维持中央军队，连官员俸禄都难以发出，地方诸侯并起，实则是财力彻底枯竭。
而东汉财政的崩盘实则是一只从汉光武帝刘秀时代就在挥舞翅膀的黑天鹅，只是矛盾日积月累最终爆发于一旦，导致了东汉的彻底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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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东汉财政的第一个隐患，和刘秀的设计有关，就是他主导的“度田制度”弊端丛生。
东汉初期，因大战乱后人口减少，土地占有的矛盾相对缓和，因此汉光武帝刘秀并没有对土地制度进行调整，仍然遵照西汉遗留下来的旧制，“使黔首自实田”，允许地主豪强占有并交易土地，也允许自耕农让出田地依附于地主。
但很快刘秀发现朝廷收上来的田税与掌握的田数不符，因此在建武十九年（公元39年），汉廷颁布“度田令”，要求各州郡查清耕地和民户人数实情，以及涉及田地的民间诉讼案件情况。
“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后汉书》
此诏令既有东汉统治者需要掌握确切土地情况的需求，也隐含着限制豪强贵族兼并土地、奴隶的目的，然而刘秀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能量，当度田令颁布以后，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反而给后世财政收入埋下了祸根。
影视剧中汉光武帝刘秀的形象
一是度田令出发点虽然好，但侵犯了大地主、大豪强集团的利益，因此受到了他们百般阻扰，这些土地实际掌控者开始想尽明暗办法隐瞒田地真实数据。
刘秀起兵于南阳，而且他本人恋旧信故，多任用南阳出的人才。因此河南尤其是南阳一带的豪强乡绅，大都与“帝亲”“近臣”同气连枝，一旦有所查据涉罪则互相关照消除，度田令成为一纸空文，虚报的数据远远低于实际情况，刘秀为此杀数十位名士大臣，但仍然无可奈何，隐瞒土地成为近乎公开的事实。
东汉时期反映耕作的岩画
“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后汉书》卷二十二)
二是大量农民也自发抵制度田令。因为大多数人才刚经过乱世，对田地有很强的依赖性，对政策充满不信任感，朝廷发布度田诏令意味着要重新依据土地征税，农民本能地开始抵制统计清查，只肯少报，不肯多报，最终度田不了了之，基层官吏疲于奔命却也无法解决。
《东汉会要》中记载的官方开垦田地数据一直很默契稳定保持在一个数量级
刘秀开展度田十余年，成效甚微。从东汉初年全国人口不足2000万，汉和帝时人口增长到户籍223.36万，口5900万人，按理说人口翻番，当时亩产也就50-100斤以内谷物，开垦土地应翻番两倍都不止，可实际上开垦土地始终在690万顷到730万顷左右徘徊，隐瞒土地成为地方的通常做法，朝廷根本无力制约。
这样的现实对朝廷财税基数带来极大影响，直接压缩了田税在财政中的占比。到汉灵帝时期，田税贡献太低，倒逼整个朝廷想其他招数开税源，结果皇帝昏招迭出，让财政问题雪上加霜。
02
东汉后期财政崩盘和皇帝施政昏庸有直接的关联，最典型的就是卖官鬻爵，导致了官吏体系极度膨胀和相关财政支出情况的恶性循环。
从西汉末开始，位于西北的羌族发展逐渐壮大，与中原王朝摩擦剧烈，史称“羌患汉事”。为了平定羌族叛乱，汉安帝、汉桓帝时期就不得不反复派兵征讨，这场旷日时久的平乱战争消耗了东汉本就不富裕的国库，为了迁徙羌民，东汉从财政也拿出了不菲的费用用于安置灾民，让国库更加空虚。
据史料不完全统计，朝廷平羌花费上百亿钱。
“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后汉书》
花出了窟窿，总要补齐的。
前面也讲到了，田税不足，随便加赋税又总被百官劝阻，皇帝只好想一些捞偏门的办法。
到汉灵帝时，昏庸懒惰又贪财好色的皇帝听信了宦官的建议，开始大肆售卖官职，以此来获得暂时性收入。
其实从汉光武帝时起，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卖官，但只限于名誉性爵位，以及部分基层官职，品级不超过六品，主要用于奖励跟随刘秀打天下的武将子弟。汉灵帝则饮鸩止渴，放开了所有限制：
原五品以下的官吏，只要缴纳对应的钱粮，可获得朝廷敕封的关内侯、五大夫、虎贲羽林郎的官爵，到汉献帝时，甚至“九卿”“三公”也可以拿出来卖了，九卿定价500万钱，三公(东汉三公为太尉、司徒、司空)定价1000万钱；
社会上的屠夫、工匠、商人（秦汉时商地位最低）只要出得起价钱，可以担任县衙内小吏或入军籍，其家免徭役、减赋税。
“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后汉书·宦者列传》
如此一来，整个东汉的官僚阶层迅速膨胀起来。汉灵帝和宦官们打着“佐国以急用”的名义，在数年时间里卖出几千个职务，收入固然是上来了，但却对整个汉朝的吏治、财税制度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摧毁。
花钱的人要在官职上收回成本，到任即开始上下捞钱，败坏吏治；官吏大幅度增加，朝廷财政承担的俸禄支出也随之大大增加，而最终整个社会为官员队伍的膨胀买单，百姓怨声载道。东汉的财政则持续性大失血，越发孱弱，只好走上“卖职务-入不敷出-只能再卖”的恶性循环。
灵帝时冀州有位名士叫崔烈，花500万钱买司徒。册封之日，汉灵帝看到崔烈春光满面、毫无负担，竟然和身边宦官嘀咕认为卖给他价格低了，应该多报点价宰一笔。崔烈回家后问儿子，今日受封，家乡故友如何评价？儿子崔钧老老实实回答：“论者皆嫌其铜臭。”
03
东汉财政迅速崩盘的第三个原因是皇室财政支出和国库支出的比例失衡。
这个隐患其实在汉武帝之前还是比较好的隔离开了，但随着西汉末期外戚干政出现，皇室财政支出愈加增多，东汉则在隔离制度上干脆打破了平衡。
西汉以来，财政支出一直是公私分开，其中皇室开销单独设置少府卿作为主管官员，国库支出单独设置大司农作为主管官员，二者互不干涉影响。
“（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汉书》
“（大司农）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又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汉书》
汉光武帝刘秀建立后为带头践行节俭行事，特意取消了皇室单独支出的特权，把皇室管辖的山川林木、沼泽陂池都划给了国库管辖，他本意是皇室不搞特殊化，一切财政支出走一个口子。
但他也没有想到，东汉末期外戚干政如此严重，他这个制度反而成了皇室增加开销的突破口。
以前皇室的自然资源就那些，使用支出有一个上限，花光了，也没有办法，不得突破，现在好了都纳入国库预算，外戚掌权的时候外戚说了算，宁可花光国库也要优先保障皇室亲戚们的利益。
外戚贵族的相关开销占国库支出的比例越来越高，到汉灵帝时期，已经尾大不掉，各种皇亲贵族每年消耗的钱粮要占到国库一半左右。
东汉初年天下稳定后，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达40多亿，给官吏们的薪俸占去一半；而少府作为负责皇室收支的机构，每年获得13亿的收入；两者合并后拢共收入维持在60亿钱的水平。
汉光武帝到汉和帝，尚能保持节俭之风，甚至到邓太后临朝管理，也能够引导节俭勤勉，史书记载邓太后主导裁撤“太官”“汤官”这种伺候皇室生活起居的部门，每年节约钱过亿，但随着邓太后去世，后面的外戚基本上都是飞扬跋扈、奢靡无度。
汉桓帝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除掉梁冀，也不容易
跋扈将军梁冀背后的河间梁氏家族，有三位皇后（名义上）；明帝皇后马氏家族，章帝皇后窦氏（后因叛乱被削去勋爵），顺帝皇后梁氏、桓帝皇后窦氏、灵帝皇后何氏等都曾掌控朝政，背后的外戚贵族财富膨胀速度同样惊人，各自享有的封邑、田庄和奴仆都成几何倍增长，一切都得由国库买单。
以梁冀为例，梁氏一族身为皇亲国戚，汉桓帝见他势力庞大，两个妹妹分别做太后和皇后，也不敢得罪，先后封赐梁冀大将军府并增加封邑，又封梁冀的兄弟和儿子为万户侯。其妻孙寿被封为襄城君子，兼食阳翟租税。
这导致的后果就是汉灵帝、汉献帝时期，国家财政严重入不敷出，被皇室外戚们早就瓜分了大部分的利益，整个国库堪称“外强中干”。
04
东汉的历史其实并不复杂，无非是军事开国、豪族共治、宦官专政、外戚斗争，还有就是小冰河时期的自然灾害，但作为一个被强迫禅让的王朝，其统治力结束的根源在于财政的全面崩盘，本质上和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突然资金链断裂是相似的，财政管理和政策调控上出现问题，积攒下来导致了最终系统性崩坏。
东汉后期几任不负责任的皇帝昏招迭出，不断侵蚀国家的财政基础，特别是汉桓帝和汉灵帝大搞个人享受，造成了财政大混乱，饮鸩止渴，已无力再去开展系统性变革调整。
东汉末年王朝崩塌，最终天下三分
黄巾之乱爆发后，朝廷因财力孱弱，无法组织中央军平叛，权力被迫落入地方势力强大的诸侯手中，从此东汉王朝开始敲响了灭亡的丧钟，开启了诸侯割据、天下转为分裂的局面。
汉章帝曾考虑过把盐铁改回专营，增开税源，但反对声音太大，实施后政策不了了之，这也侧面反映出东汉时期地方豪强势力的强大，以及王朝掌控力薄弱。
东汉财政破产的情况对当时掌权者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曹操，他吸取经验教训，建立曹魏政权后极力避免外戚干预的情况，在他前后曹魏从未有过太后临朝的局面，结束了外戚干预的恶政传统。
曹操特别注重避免外戚干预，曾刻意立过多任皇后，分散外戚势力
晋朝在建立以后，对皇室财政制度上也做了调整和设计，彻底废除少府机构，改为“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准、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从此国库财政的管辖权集中到尚书台，由尚书令（后演变为宰相直统）负责管理，对皇帝本人负责，减少了皇族支出对财政的压力。晋朝虽然享受国祚较短，但在财政制度设计上确实吸取了两汉时期很多经验教训，很多晋朝的制度都被后世继承下来，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