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對話英國社科院院士、心理學家李湄珍：腦科學解碼情緒的真相，科研應走入人群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我心中的抑郁就像一隻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

未曾親身經曆過，或受過專業學術訓練的人，似乎很難認知了解抑郁症。文學藝術史上，多位耳熟能詳的名人如列夫·托爾斯泰、貝多芬、顧城、海子等都曾受抑郁症侵襲——這一度為抑郁症蒙上一層“神秘面紗”，讓人們可能将其與“天賦”、“才華”等挂鈎。

事實上，作為一種精神疾病，抑郁症正影響着許多人的日常生活。如同丘吉爾所言，抑郁症這隻帶有邪惡意味的“黑狗”十分張狂，它出現時，便會将人拖入“深淵”。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的統計，全球大約有2.8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占總人口的3.8%。抑郁症已經成為世界第四大疾病。

“整個世界來說，精神緊張（的情況）很厲害。世界變得很快，抑郁、焦慮症很快就成為非常嚴重的疾病。”香港大學心理學系講座教授、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李湄珍近日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

自1996年加入港大心理學系以來，李湄珍一直從事腦神經心理學等領域的研究。從人腦及其認知，到心理過程和行為的關系，李湄珍帶領團隊數十年來孜孜不倦，試圖揭開抑郁症情緒表象背後的“真相”。她指出，“抑郁症和簡單的不開心絕對不是一樣的。”

大衆往往容易陷入這樣的誤區，認為抑郁症隻是“想太多”、“不開心”的一種情緒波動——盡管該病症往往由此開始，但研究發現，進入臨床狀态的抑郁症患者的腦部活動多有異常。

“簡單的不開心是我們日常都有的，正常情況我們都可以很快恢複過來；但當‘不開心’日趨嚴重，（患者）本身是沒有辦法恢複過來的，并且衍生出其他問題。”李湄珍表示。

解碼抑郁症

大約公元前400年，“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第一次對抑郁進行了臨床描述，提到了與躁狂、抑郁類似的情緒。在他提出的四個氣質類型中，就包括抑郁質。

公元2世紀時的一位内科醫生Aretaeus，對抑郁症患者的描述是這樣的，“悲傷、沮喪、失眠……因為心煩和缺乏好的睡眠，他們形容消瘦……更有甚者，滿懷悲觀主義和想死的念頭”。

不同于對情緒本身的描述，現代科學家們傾向于從生理層面尋找答案。

“其實，我們人對于情緒的反應，都是在腦袋裡面發生的，”李湄珍解釋道，“腦袋裡的前額葉與皮層下面的一些區域進行互動，進而調控皮層下腦區的活躍程度，進而調控我們的情緒反應。”

在所有靈長類動物中，人類腦額葉的發展最為先進，是以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從“不開心”等情緒中恢複過來，回歸正常狀态。從神經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研究發現，抑郁症患者腦部前額葉對于皮層下腦區内活動的調控能力較常人更弱，導緻患者對于情緒的調控出現問題，進而引發抑郁。

作為香港大學腦與認知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李湄珍2022年與中國科學院院士陳霖合作，進行了一項研究，分析腦橋和皮質邊緣神經網絡如何讓抑郁症患者持續感受悲傷情緒。研究結果釋出在Nature出版集團旗下的學術期刊《Communications Biology》上。

腦橋位于大腦顱骨底部附近，是腦幹的一部分。目前關于人類情感處理的研究多着重皮質邊緣網絡的活動，而忽略了這一個區域的重要性。

李湄珍帶領的這項研究則發現，抑郁症患者的腦橋與杏仁核的連接配接強度，明顯高于健康人；更重要的是，這兩個腦區的連接配接強度與抑郁症狀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即連接配接越強，抑郁症狀越嚴重。

“一般來說，我們要了解一個病人抑郁的嚴重程度，就是詢問他，（然後）他給一個答案，比如睡眠怎麼樣，吃得怎麼樣，”李湄珍表示，但如果有一個生理上的名額，就可以輔助臨床醫生更直覺準确地判斷出患者的治療進度如何。“當然這個還要做一系列的其他科研，去證明它的有效度。”

科研應走到人群中

除了神經心理學家的身份外，李湄珍也是一名注冊臨床心理學家。在豐富的臨床經曆中，總有一些案例時刻牽動着她，驅使她不斷踐行着從事科研的初心，即推動社會的腦健康與心理健康。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有一個腦創傷的病人，因為他的創傷是在額葉部分，外表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李湄珍說，“但因為額葉功能受損，他沒有辦法自我調控，導緻很多問題出現，比如不能持續工作。”

然而，大衆對于腦部功能的認知尚淺，哪怕是朝夕相處的家人，也難以了解患者“為何這麼懶惰，整天躲在家”。

認知不足也是當下阻礙抑郁症患者治療的主要問題之一。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顯示，盡管對精神病患來說已有行之有效的治療辦法，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超過75%的患者得不到治療。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對精神衛生保健的投資、缺乏訓練有素的衛生保健提供者，以及社會對精神病患的歧視等等。

“是以，我很希望科研能夠走到人群中，能夠提升他們對于腦功能的認識和了解。當他周圍的家人、朋友在受到抑郁侵擾的時候，可以伸出他們的援手。”李湄珍表示。

2023年5月5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表示，全球疫情總體呈下降态勢，衛生系統承壓減輕，但也并不意味着新冠疫情不再是全球健康威脅。

值得注意的是，生理健康之外，心理健康也同等重要。李湄珍發現，疫情期間“出現情緒問題的（人）特别多。”

此前，李湄珍帶領港大心理學系的團隊，聯同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香港教育大學心理學系等，于2021年兩度展開調查，分别通路超過4000名和超過2000名15歲以上的香港居民。兩次調查結果顯示，焦慮症狀的可能發病率分别為14.9%和14%；抑郁症狀的可能發病率分别為19.6%和15.3%。其中，焦慮和抑郁的發病率增加與日常生活節奏的紊亂有正向的關系。

“因為疫情導緻我們很多正常的活動受到影響；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對這個病（新冠）不太了解，擔心它對我們的生命有所威脅，是以焦慮也會影響心理健康。”李湄珍表示。

李湄珍感慨道，疫情過後，很多人可能忽視了情緒的康複。她建議，保持社交活動、規律作息、向信任的家人朋友傾訴等，都可以幫助穩定情緒。

團隊合作1+1大于2

事實上，除了抑郁症之外，還有多種影響腦部健康的精神類疾病。

談及未來的研究計劃，李湄珍表示，重點在于推動對腦健康以及心理健康的基礎研究。“年紀大的時候，都會擔心有腦退化的情況，我們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要研究，怎樣可以保護腦功能，以及延緩或減弱腦退化。”

她強調，“科學不能隻是留在大學，留在實驗室，我們做科學是希望提升人類的幸福感。”是以，如何将基礎研究作有效的轉化，并将其成果推動應用于社會，是她和團隊未來重要的發展路線。

目前，李湄珍所在的實驗室集聚了數十位來自社會科學、心理學、醫學等領域的各地研究學者。在她看來，要了解人類的腦功能，并非單一學科可以實作。“希望能夠吸引更多在大灣區的學者，加入我們的團隊。”她補充道，“我們的想法是希望1+1能産生大于2的energy（能量）。”

“1+1大于2”不僅适用于團隊内協作，同樣可以形容香港與内地的合作交流。

早在2004年5月，香港就和内地簽訂了協定，成立“内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委員會”，負責制定和統籌兩地的科技交流與合作。

2005年，香港大學獲科學技術部準許成立的兩個重點實驗室正式投入運作，這是首批獲國家準許在内地以外地區成立的重點實驗室。其中，一個為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現負責人為該領域的權威教授管轶和袁國勇；另一個則是李湄珍所在的腦與認知科學重點實驗室。

公開資料顯示，國家重點實驗室計劃是由科技部管理的主要國家科技發展計劃之一，在2018年以前，香港的這類實驗室全稱為“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夥伴實驗室”，與内地的其他國家重點實驗室就資源、人才培養等方面均有深入的交流合作。

截至目前，香港有1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及6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香港創新科技署向這些機構提供的資助上限自2022/23财政年度起倍增至每年4.4億港元，以加強支援研發工作及促進與内地、海外機構的合作交流。

在李湄珍看來，内地的人力、研究資源非常豐富，“比如，我在做人類腦功能的科研，想要在内地尋找一些（特定）人群就更容易。”此外，她也指出，科學的可持續發展一定要依賴人才，那麼兩地如何加快推動人才的合作培養，是值得關注的重要方向。

抑郁症不同于“不開心”

21世紀：很多人對抑郁症可能有一些誤解，覺得隻是單純的不開心或者想太多導緻的，是這樣的嗎？

李湄珍：抑郁症跟簡單的不開心絕對不是一樣的。簡單的不開心就是我們日常都有的情緒波動，但是正常情況來說，我們都可以很快地恢複過來，繼續過我們正常的生活。抑郁症通常都是由不開心開始産生，但是這個不開心越來越嚴重甚至沒有辦法恢複過來時就會産生其他的問題，可能會導緻人沒有辦法去過正常的生活。

21世紀：一般來說，不開心達到多長時間就會有這個抑郁的傾向？

李湄珍：一般來講，除了時間的長短以外，還要看其他的症狀是怎樣的。比如他的睡眠質素是怎麼樣的，日常生活有沒有受到影響，能不能正常工作，這樣來判斷他是不是已經進入一個臨床的狀态。

21世紀：請您用腦部的專業的神經知識來和我們解釋一下這個問題。

李湄珍：其實，我們人對于情緒的反應都是在腦袋裡面發生的，在腦袋裡面我們有一個皮層，這個前額葉跟皮層下面的一些區域會做一個互動，就可以調控皮層下腦區的活躍程度，進而去調控我們的情緒反應。

一般來說，因為我們人類腦額葉的發展非常厲害，比起其他靈長類（生物）來說，我們是最先進的，是以，我們能夠做到調控并且恢複到原來的狀态。但是，到（抑郁的）臨床狀态的時候，我們發覺他（患者）額葉的活動力量弱了一點，對于皮層下一些腦區活動的調控就沒有那麼順暢，這個時候就可能出現一些抑郁的情況，再過一段時間就可能就引起臨床的症狀。

21世紀：您去年和中科院陳霖院士有一項合作研究，主要研究腦橋和皮質邊緣神經網絡，怎樣讓抑郁症的患者持續感受悲傷情緒。能和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研究的成果及其應用嗎？

李湄珍：這個研究背景來源于我做臨床工作的時候，有一個腦橋病人，他原來是腦橋受創傷，大家發覺他這個病恢複以後就出現一個情緒調控的問題。這就引起我的思考，關于腦橋在情緒調控以及加工中扮演一個什麼重要的角色，我就開始做這方面的科研。

我們跟其他的研究實驗室，比如和北京大學陳霖院士的實驗室做了一系列的合作，其中我們發現，腦橋跟杏仁核的功能的連接配接，就跟這個抑郁症狀的嚴重性呈現一個正面的關系。

這一點來說非常有趣，因為一般來說，如果我們要了解這一個病人抑郁的嚴重程度，就詢問他一些問題，比如睡眠怎麼樣，吃得怎麼樣。但是如果我們有一個腦袋以及生理上的名額，我們就可以（更直覺地）看得出他的治療進度怎麼樣。比如，是不是他的治療進度好的時候，腦橋跟杏仁核的連接配接就會減弱。這是一個比較有趣的發現，當然還要做一系列其他的科研去證明它的有效性，是不是和我們想象的一樣。

21世紀：如果這個研究順利結束或者被驗證了之後，它對臨床最大的應用價值是在哪個方向？

李湄珍：就像我剛剛說的，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客觀的方法去驗證這個人的病程進展是怎樣的，這是很重要的，可以幫助臨床大夫做一個診斷。

21世紀：您主要的研究方向也包括一些社會認知或者情緒規範，過去3年的疫情或者社交距離限制對大衆的心理狀況有什麼樣的影響？

李湄珍：關于這個課題我們也做了一系列的調研，現在疫情已經差不多過去了，但是疫情中出現情緒問題的特别多。

（開始的時候）我們不太清楚這個病引起的身體問題有多嚴重，擔心會對我們生命有所威脅，這個焦慮也會影響到心理健康，後來人正常的起居生活也都受到影響。我們發覺，一個人的孤獨感是引起抑郁的非常重要的因子，是以疫情就引起很多我們剛剛說的情緒問題，無論是焦慮還是抑郁，都會對人造成很大的改變。

21世紀：在日常生活中，大家怎麼樣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行為去幹預個人的心理狀況或者舒緩自己的心情以避免抑郁情緒？

李湄珍：我覺得如果有心結，首先要找你信任的家人朋友先說一說，看看能不能找到另外一個角度去看這個事情。除了這個，就一定要保持一個正常的生活。

根據我們的研究，保持一個正常的生活，就是我們說的Daily routine（日常作息），可以比較有效地（幫助）穩定情緒。因為疫情我們很多人都居家工作，居家工作的時候吃東西的時間，睡眠的時間就開始混亂，這對于人的情緒來說是一個危險的因子。是以保持正常的生活節奏是很重要的。

另外要多做exercise（運動），運動很重要，因為有助于我們腦袋的健康，有很多科研都證明了這一點。同時還要保持我們的社交活動。

倡跨學科、跨地域合作推展科研

21世紀：您是腦與認知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主任，請介紹一下這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大概怎樣運作？

李湄珍：我們的重點實驗室是一個multidisciplinary（跨學科）的平台，主要是在做關于人類腦功能的科學研究。

要了解腦功能，不是一個學科可以解決的，是以我們首先要不同的專業人才進入重點實驗室，然後我們團隊就要解決一些重大的健康題目，就是（研究推動）腦袋的健康以及心理的健康，這就是我們重點實驗室的重要任務。

21世紀：實驗室成立到現在有十幾年的時間，您覺得這一類實驗室在做臨床試驗或者吸納研究資金方面有怎樣的優勢？

李湄珍：我覺得有非常好的優勢。因為進入我們實驗室的都是一些非常有實力、非常出色的科研學者，最重要的還是我們是非常熱心地想推動腦功能科學的一群人。

我們現在主要的研究學者（principal investigator）有20多個，他們從Social Science(社會科學)或者心理學過來，也有從我們醫學院過來的。因為香港畢竟是一個小的地方，我們希望能夠吸引大灣區這個領域的學者都能夠加入我們的團隊，共同推進這個腦科學的發展。

21世紀：您剛才提到說想要吸引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學者來加入這個團隊，這方面進展怎樣？現在主要和哪些機構或者實驗室有一些相關的合作？

李湄珍：我們做科研合作的同時，也在做人才的培養以及交流，是以我覺得一步步地這麼走是可以的。

就在香港來說，我們跟其他的大學有很多的研究合作，比如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我們有一批principal investigators（研究組負責人），他們本身也都跟内地以及國外的很多研究團隊有很好的合作。

21世紀：其實這一類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内地的合作非常緊密，之前香港國家重點實驗室有一個字尾，叫夥伴實驗室，後來取消了這個字尾，這兩者間有什麼差别？字尾的取消有什麼樣的意義？

李湄珍：我的了解是這樣的，開始的時候，國家重點實驗室成立在内地，後來就想推進内地和香港科研的合作，就在香港成立了香港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

2018年的時候，科技部覺得不再需要“夥伴實驗室”這一字尾，我估計是希望讓我們可以繼續發展得更大，可以再擴大我們跟國外以及内地的合作，是以就把“夥伴實驗室”這個名字取消。

21世紀：近年來我們也關注到香港創科的發展，香港和内地的創科合作愈發緊密，之前提到過您和中科院的陳霖院士是有合作的。這個合作機制大概是怎麼樣的呢？

李湄珍：這個需要看研究的課題是怎麼樣的。我們一般在讨論一些課題時，會看實驗室研究員的專長以及實驗室的配套設施情況。比方說有一個課題，你要找某一類的臨床病人，可能在某一個實驗室，他們就能夠做到。

21世紀：您覺得内地和香港的科研合作，還有哪些可以進一步去加深或者改善的地方？

李湄珍：就現在來說，能夠再加深一點的就是人才合作培養這個方向。

因為科學要持續的發展，一定要依賴人才。内地和香港要合作培養一些人才，比方說我們培養了一些學生後，我們的學生可以在内地和香港兩地的實驗室裡面交流，我覺得這樣更能促進香港跟内地的合作。

我有一些學生是從内地過來香港工作的。如果内地有合作，他們就會回到内地去處理課題，也都可以跟内地的老師學習。我們的實驗室裡有學生、研究員、postdoctoral fellow(博士後)以及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研究助理教授），我們希望這個團隊能夠充分發揮他們各自的專長，達到1+1>2的效果，進而創造出更大的energy(能量)。

21世紀：香港現在也要打造國際創科中心，以您的研究領域為例，您覺得香港和内地分别有怎麼樣的優勢？兩地應該怎樣去協同合作發展？

李湄珍：内地擁有非常豐富的人力資源，有不同專長的專家，我覺得香港和内地在這方面要加速加深合作。

比如，我們做關于人類腦功能的科研時，在讨論出一個課題之後，可能在内地比較容易找到目标的人群。此外，香港畢竟比較小，内地地域廣闊，能産生出更多不同的重要科研課題。

科研應走進社會、走入人群

21世紀：您接下來有什麼相關的研究計劃，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李湄珍：目前我們會重點推動關于腦健康以及心理健康的基礎研究，但我們同時也希望能把這些科研推廣到社會上，希望能把這些研究真正應用于推動腦健康以及心理健康的治療上。

畢竟當我們年紀大的時候，都會擔心腦退化，是以研究的一個重點就是要看怎麼樣可以保護腦功能，同時延緩或減弱腦退化的情況。

現在整個世界來說，精神緊張（的問題）很厲害。世界變得很快，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抑郁和焦慮很快會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疾病。是以我們想在這一方面多做一點工作，比如提升我們的壓力（抗壓）彈性以降低産生情緒疾病的機率。同時，（希望）從科研資料中去促成一些成果的轉化，這個是我們現在想發展的路線。

21世紀：您一直很熱心社會工作，在做這些活動時，有沒有遇到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李湄珍：我個人的信念是這樣的，我覺得科學不能隻留在大學，隻留在實驗室，我們做科學其實是希望提升人類的幸福感。是以要讓更多人認識到怎麼樣可以保護自己的腦袋及身體健康。

我遇到過很多不同的案例，其中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一位腦創傷病人，他的創傷是在額葉部分，雖然他外表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但因為額葉功能受損，是以沒有辦法持續地工作，沒有辦法自我調控，就導緻了很多問題。

大多數人對于腦袋的功能認知是比較簡單的，是以他的家人不太能了解他的行為，以為他懶惰，整天躲在家裡不去工作。另外一個類似的案例是一位腦中風病人，當他感覺到非常抑郁的時候就會回到家，他的家人都覺得他懶惰，但其實是因為這位病人腦袋裡負責說話的部分嚴重受損，沒有辦法表達出自己的不開心，後來他陷入了嚴重抑郁的情況。

是以我很希望，科研能夠走到人群中，提升大家對于腦功能的認識及了解。對于他周遭的家人、朋友可能在（受抑郁困擾時），可以及時伸出援手。

（實習生李思儀對此文亦有貢獻）

策劃：于曉娜

記者：尹琛

編輯：李豔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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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 黎雨桐 實習生 向添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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