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選手莉亞·托馬斯為跨性别孩童聲援，為他們争取從事體育運動的權利。
在12歲的貝基·佩珀-傑克遜（Becky Pepper-Jackson）真正了解“跨性别”這個詞的含義之前，她就已經以女孩的身份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了。
國小時，貝基是學校啦啦隊的一員。進入中學後，貝基在熱愛跑步的家人影響下，參加了學校的女子越野長跑隊。但貝基所在的美國西弗吉尼亞州在2021年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隻有“生物學意義上的女性”才可以參加州内公立學校的女子運動隊。在這項法律中，個體的生殖系統結構與出生時的基因情況才是性别判斷的準則，身為跨性别女性的貝基則無法繼續跟随女隊一起訓練。
▲2021年，貝基所在的弗吉尼亞州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隻有“生物學意義上的女性”才可以參加州内公立學校的女子運動隊。随後貝基和母親向聯邦法院起訴西弗吉尼亞州的這項法律，今年4月6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駁回了西弗吉尼亞州的請求，貝基也終于可以與隊友們繼續訓練。
為了重新跟随女子越野長跑隊訓練，貝基和母親起訴西弗吉尼亞州的這項法律與美國憲法不符。聯邦地區法院在2021年7月暫時叫停了這項法律的實施，西弗吉尼亞州則繼續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起訴，申請限制跨性别運動員參與體育運動的緊急動議。今年4月6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則駁回了西弗吉尼亞州申請緊急動議的請求，貝基也終于可以與隊友們繼續訓練。
貝基并不是唯一一個因為性别認同與生理性别不一緻而無法參與體育活動的跨性别女性。在西弗吉尼亞州之外，美國還有18個州都對跨性别者參與體育活動進行了限制，對跨性别女性的要求則尤為嚴格，如艾奧瓦州完全禁止了跨性别女性參與女子體育項目，俄勒岡州則要求跨性别女性運動員接受至少一年的激素治療。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駁回西弗吉尼亞州的請求的同一天，拜登政府也公布了一份關于規定跨性别者參與獲美國政府資助的學校體育運動的草案。這份草案雖然規定學校不能“一刀切”拒絕跨性别運動員參與體育運動，但是當跨性别運動員可能讓競争環境不公平時，這份法案也為拒絕跨性别運動員的參與留有餘地。
近年來，盡管包括跨性别者在内的性少數群體的可見度在提升，但跨性别女性能否名正言順地參與女性運動隊、并與順性别女性同場競技，依舊衆說紛纭。當一名跨性别女運動員想要參加女性運動隊、參與女性比賽時，她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外界的審視、面臨限制甚至是诘難。而對于順性别女性運動員們而言，原本屬于她們的競技場同樣因為跨性别女性運動員的到來而不再平靜。
失去平衡的天平
雖然貝基與其他跨性别女性想要獲得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障礙重重，但奧運會與NCAA的賽場上都已出現過跨性别女性運動員的身影。當然，與這些跨性别女運動員的亮相所相伴的，往往還有争議。
2021年6月，紐西蘭奧委會公布了東京奧運會舉重項目派遣名單，一位名叫勞瑞·哈巴德（Laurel Hubbard）的選手格外引人注目。這并不是因為哈巴德曾經獲得過世錦賽亞軍，也不是因為43歲的她是奧運會曆史上第四年長的舉重項目參賽選手，而是因為她将成為曆史上首位以公開跨性别者身份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
雖然哈巴德獲得了紐西蘭奧委會以及關注性少數群體權益人士的支援，但她以女運動員身份征戰奧運會，招緻更多的仍是質疑。
根據國際奧委會在東京奧運會時針對跨性别運動員參賽的準則，跨性别女性運動員需要将其體内的睾酮水準控制在10納摩爾/升以内至少一年，方可以女運動員的身份參賽。雖然哈巴德符合這一要求，但有人認為，曾經以男性身份參加過高水準舉重比賽的哈巴德擁有生理和心理的雙重優勢，再與女運動員同場競技則是對女性的不公。哈巴德的同胞、同為舉重選手的特雷西·蘭布雷赫茨（Tracey Lambrechs）更是公開表示，如果哈巴德奪得金牌，還需要為生理性别為女性的運動員另外再準備一枚金牌。
蘭布雷赫茨的擔憂，卻并沒有在東京奧運會成為現實。哈巴德的東京奧運會之旅因三次抓舉失敗而草草告終，中國選手李雯雯則獲得了哈巴德所報名項目（女子87公斤以上級）的金牌。哈巴德在東京奧運會的亮相，也并沒有為更多跨性别女性打開參賽之門。相反，對跨性别女性運動員參與女子組比賽的争議自此之後愈演愈烈。
在哈巴德之外，美國跨性别女遊泳運動員莉亞·托馬斯（Lia Thomas）則因其性别轉換後成績排名的顯著提升而被關注。2022年3月，托馬斯奪得NCAA第一級别錦标賽女子500碼自由泳冠軍，成為第一位在NCAA第一級别賽事中奪冠的跨性别運動員。NCAA錦标賽也是托馬斯最後一場大學遊泳比賽，她計劃參加2024年巴黎奧運會的美國隊選拔賽，争奪一個奧運席位。
▲莉亞·托馬斯（左）與對手之一萊利·蓋恩斯（Riley Gaines），後者曾公開指出她因托馬斯遭遇NCAA的不公正對待。
但在2022年6月，國際泳聯卻為跨性别女性運動員參與國際賽事制定了嚴格的标準，規定在12歲之前完成性别轉換或從未經曆譚納标準第二階段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别女性才可以參賽，而且還需要控制體内睾酮水準。在20歲時才開始以激素替代療法進行性别轉換的托馬斯自然也不符合國際泳聯的新規定，她的奧運之夢尚未開始便已宣告終結。
盡管國際奧委會在2022年釋出的新版針對性别認同與性别轉換的規則架構明确指出，不應因跨性别身份、外表而假定某些運動員擁有先天的優勢，運動員們也不應接受“不必要的”醫療治療來達到參加比賽的标準。但與此同時，跨性别運動員能否參與比賽的決定權卻依舊屬于各單項體育協會。
跟随國際泳聯的腳步，國際田聯在2023年3月更新了面向跨性别選手的參賽規則，禁止經曆過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别女性運動員參與國際田聯管理的國際賽事。
國際奧委會雖然倡導包容與多樣性，但如今包括國際泳聯、國際田聯在内的單項體育協會，都隻能為了保證比賽的公平而在多樣性上做出取舍。跨性别女性運動員像是為女性體育比賽的天平增加了一顆額外的砝碼，在現階段無論如何調整杠杆，天平都無法達到平衡的狀态。順性别女性運動員擔心競争環境會因為跨性别女性的加入而變得不再公平，跨性别女性運動員則希望擁有同等參與各級别女子比賽的機會。
由來已久的“性别擔憂”
保護順性别女性在女子體育比賽中的生存空間，其實并不是一個随着跨性别運動員出現才浮出水面的訴求。早在哈巴德和托馬斯之前，女性體育其實就面臨着“性别擔憂”。這樣的擔憂，在田徑項目中則表現得尤為明顯。
1936年柏林奧運會時，分獲女子100米金銀牌的美國選手海倫·斯蒂芬斯（Helen Stevens）和波蘭選手斯黛拉·沃爾什（Stella Walsh）就曾因性别備受質疑。斯蒂芬斯為此還接受了性别檢查，且最後被确認為女性。沃爾什在1980年去世後，她被發現擁有部分男性性征。這種情況如今則被稱為性别分化多元性（diverse sex development，簡稱DSD），也有人将其稱為間性人或雙性人（intersex）。個體染色體、基因與激素水準的異常，都有可能呈現出性别分化的多元性。
▲南非短跑名将卡斯特·塞門娅（Caster Semenya），成為21世紀以來最受關注的“個例”。
由于彼時有不少田徑選手像斯蒂芬斯一樣被卷入“性别疑雲”，國際田聯從1966年起引入了對女性運動員的性别檢測，國際奧委會則從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會起，也開始進行性别檢測。但在在争議與涉嫌歧視的指控之下，1992年和1999年，國際田聯和國際奧委會分别叫停性别檢測，轉而隻對存在争議的個别選手進行檢查。南非短跑名将卡斯特·塞門娅（Caster Semenya），則成為21世紀以來最受關注的“個例”。
2009年柏林田徑世錦賽，18歲的塞門娅在奪得女子800米金牌之後便因其體格和面龐特征以及快速提升的成績而引發了外界對其性别并不友善的關注。國際田聯則在塞門娅的比賽結束後對其進行了性别檢測，并最終在2010年7月準許塞門娅繼續參加比賽。
塞門娅重返賽場後不久，國際田聯則在2011年頒布了一項關于雄激素過多症選手參與女子比賽的規則，明确規定參與女子比賽的選手睾酮水準必須在10納摩爾/升以下。睾酮可以讓人的肌肉量、力量和血紅蛋白含量，對運動表現的提升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女性的睾酮水準在2.4納摩爾/升以下，男性的睾酮水準則為10-35納摩爾/升。國際田聯同時要求，激素水準不符合标準的選手需要采用醫療手段進行抑制，否則該選手将無法參加女子組的比賽。
國際田聯的這項規則在2015年因印度選手杜提·尚德（Dutee Chand）在國際體育仲裁法庭的上訴而暫停，國際體育仲裁法庭還要求國際田聯在兩年時間内給出對運動員進行睾酮檢測有效性的證明。2017年，一項由國際田聯委托進行、刊發于《英國運動醫學雜志》（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的研究以2011和2013年兩屆世錦賽超過2000名運動員為樣本，分析後發現睾酮水準較高的運動員确實在400米、400米欄、800米、鍊球和撐杆跳項目中“有明顯的競技優勢”。
在這份研究刊出後，國際田聯則在2018年重新開機并調整了“睾酮規則”。新規則要求睾酮水準在5納摩爾/升以上的DSD運動員，需采用藥物控制至少6個月，方可參加女子組的中距離徑賽。被這項規則“精準打擊”的塞門娅試圖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上訴，但是卻未獲成功。2018年之後，塞門娅再也未曾在世錦賽和奧運會中參與過中距離項目的比賽。
今年3月國際田聯的新規則對DSD運動員的限制則更加嚴格。運動員的睾酮水準上限下調至2.5納摩爾/升，控制期也延長至2年，規則的覆寫範圍也從中距離項目擴大至所有田徑項目。
從對斯蒂芬斯和塞門娅的性别檢測，再到面向DSD運動員日益嚴格的睾酮規則，田徑界的“性别擔憂”其實并不基于性别本身，而更關乎部分運動員異常睾酮水準以及對其競技表現所帶來的影響。
前女子馬拉松世界紀錄保持者寶拉·拉德克利夫（Paula Radcliffe）在杜提訴國際田聯與印度田徑協會一案的證詞中，便談及她對睾酮水準影響競技公平性的看法，她的想法也代表了不少女運動員的顧慮。“比起天賦和付出努力的差異，更高的睾酮水準對比賽公平與否的影響更加深遠。睾酮水準更高的運動員在訓練和比賽中身體的反應與普通女性不同，她們也更加強壯，這也使得比賽本質上不公平。”
跨性别女運動員的“無依之地”
正像國際田聯、國際泳聯的規則中總是并列提及對DSD運動員和跨性别運動員的要求一樣，對跨性别女性運動員因身體條件讓女性競技體育變得不公平的擔憂，與對DSD運動員因過高的睾酮水準而占優的顧慮一脈相承。
當莉亞·托馬斯在2021年底的大學比賽中展現出驚人的統治力并且不斷迫近由奧運冠軍凱蒂·萊德基（Katie Ledecky）和密西·富蘭克林（Missy Franklin）所保持的大學紀錄時，NCAA則收到了一封來自托馬斯隊友家長的匿名信。家長們認為，相比順性别女性，度過了男性青春期的托馬斯擁有身體方面的優勢，跨性别女性往往四肢更長、手腳更大，骨密度和肺活量也更高，而這些也都是有利于遊泳選手的特質。
一位家長還在接受《體育畫報》時采訪表示，他們并不是不支援托馬斯跨性别者的身份，而隻是不滿于她為女子體育比賽帶來的不公平。“我們支援莉亞也希望她擁有幸福美滿的生活，但是我們不能忍受的是她不斷改寫紀錄，把‘生理女性’淘汰出局。”
誠然，托馬斯是跨性别女性運動員中一個突出的個例，但這是否就意味着跨性别女性如隊友家長們所言，在競技體育中擁有普遍優勢？
美國《科學》期刊則援引了兩項研究，表明現有的對跨性别運動員的研究成果，還不足以支援相關規則和政策的制定，而且跨性别女性所保留下的“身體優勢”或許并不如人們想象得那麼明顯，而且有的優勢也确實會随着跨性别流程的進行而消失。
有趣的是，國際田聯的發言人也正是以同樣的邏輯來捍衛其對待跨性别女運動員的立場。國際田聯決定禁止所有經曆過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别女性運動員參與國際比賽，正是因為“沒有充足的證據證明，跨性别女性原有的男性優勢會消失”。
▲NCAA賽場邊反對跨性别女性參與女子比賽的抗議者。
在賽事公平性争議不斷且并無可靠依據的混沌狀況下，單項體育協會大多采取與國際田聯相同的方式，把跨性别女性以盡可能嚴苛的标準隔離在賽事之外，以此維護女子項目的競賽公平。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跨性别運動員參與男性比賽，幾乎鮮有規則障礙。而在盡量規避男性青春期的影響之外，有明确跨性别運動員準入規則的單項體育協會也對跨性别女性選手提出了控制體内睾酮水準的要求。從2022-23學年開始，NCAA也要求跨性别運動員在賽季開始前、賽期中、錦标賽開始前的不同時段記錄自己的睾酮水準。
但對于跨性别女性而言，她們若想把自己融入到這些維護競賽公平的規則中無異于削足适履。國際泳聯和田聯都隻允許未經曆過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别運動員參賽，卻并未關注到讓未成年人做出性别轉換的決定本身就存有争議。而使用藥物及其他醫療手段人為降低睾酮水準同樣也會對運動員的身體産生影響，塞門娅等天生睾酮水準較高的DSD運動員也曾經提及，控制睾酮藥物為其帶來了腹痛、惡心等不适症狀。
如今看起來包容且關照跨性别運動員的國際奧委會新規則架構，實際上也如拜登政府“留有餘地”的方案一樣，并無法成為跨性别女性選手的安全島。大多數跨性别女性，無法進入與自己性别認同一緻的隊伍并參加比賽，卻又不願回到男子組或者隻在不限性别的“公開組”競賽。在找到足以支援跨性别運動員規則制定的科學證據之前，體育或許将一直會是跨性别女性運動員們的“無依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