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年談事
編輯|青年談事
前言
即使把日本上司層的失敗歸咎于性别角色的轉變，也不能改變其肉眼可見的衰落的事實。同時，隻是抱怨而沒有政策回應，本身就代表着上司層的失敗，因為已經不可能回到戰前的“賢妻良母”時代。
日本3.11事件
日本今天的政治領袖與吉田茂、石橋湛山、池田勇人等人是無法比拟的，這些人帶領日本走出戰後初期的廢墟。即使是前面提到的在道德上有争議的岸信介（他在東條英機内閣擔任軍需省大臣，戰後出任首相，在國會中強行灌輸日本服從美國的法律基礎），他的智慧、能力和世故都是其外孫、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所缺乏的。人們可能會說薩科齊與戴高樂，小布什與艾森豪威爾之間也有類似的差距，但這依然不能減輕日本所面臨問題的嚴峻性。
安倍晉三
日本的上司能力問題不限于政治，今天日本的企業家及執行官可以具有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大賀典雄、松下幸之助、稻山嘉寬、稻盛和夫等人的膽識和遠見，但他們再也無法執掌日本的大企業。與此同時，戰後初期通産省和大藏省的進階官員們被迫重建被摧毀的經濟，他們除了依靠自己的智慧，幾乎沒有什麼可依靠的，這與他們小心謹慎、士氣低落的繼任者們的對比是顯而易見的。
本田宗一郎
2011年3月11日以來發生的事和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洩漏危機，将日本核心上司層的腐敗暴露在全世界眼前。大災難猶如一把熾熱的利刃，正面插入腐敗已久的日本政治架構内。就像打開肮髒房間的電燈，成群的蟑螂就會找地方躲藏一樣，在切爾諾貝利核危機、卡特裡娜飓風、2008年的金融海嘯等災難向公衆暴露出上司層的共謀、渎職和颟顸無能時，那些吸食公共利益的“肥蟲”紛紛驚惶逃走。
這就是随福島而來的一切。大家都知道，事件始于一場可怕的地震以及它所引發的海嘯。海嘯有很強的破壞力，會摧毀沿途的一切，包括核電站，曆史上就曾發生這樣的事情。上千年前，這片海岸發生過一次更大的地震。
日本海嘯
東京電力公司未能防範這千分之一的危險因素，而考慮到核熔毀的後果，有關人員在建造和操作這些設施時，本該完全排除這項風險。事實證明，核電站的第一個設施不是被海嘯而是被地震摧毀的。人們可以通過遠離海岸來躲避海嘯，但在日本，要逃離地震則是不可能的。
在災難發生後的一段時間裡，事件逐漸表明，日本選擇倚賴核能其實是在與魔鬼共舞。東京電力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幾乎完全崩潰。盡管當時政府通過其喉舌在主流媒體上大肆歪曲事實，遮遮掩掩，甚至幹脆說謊，但東京本身已經危機四伏。切爾諾貝利式的毒氣雲可以輕而易舉地迫使3000萬人撤離，而這意味着現代日本國家的終結。
日本地震
事情的發生經過有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時任首相菅直人在得知東京電力公司可能要放棄整座核電站後，馬上乘直升機飛到福島，要求東京電力公司竭盡所能挽救核電站，即使犧牲一些管理人員和勞工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另一個版本是，菅直人的幹預弄巧成拙，使原本逐漸得到控制的局勢又開始惡化。
沒有人能确定哪一個版本是真的，雖然第一個版本更為可信。菅直人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東京電力公司這樣的企業，以及它們在官僚機構中的保護者和協調人。菅直人首次成為全國矚目的人物是在16年前，當時他在聯合内閣中擔任厚生大臣一職。他發現，省内官員準許某些日本制藥公司出售的血液制劑曾被告知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結果，日本出現了數十宗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的案例。有人曾勸菅直人不要公開這段醜聞。在日本官界，一省的名譽及其業界關系者的福祉通常比普通百姓的生命更為重要。但菅直人還是選擇了公開。
日本核電站
“3·11”事件的過程與此類似，雖然其災難的規模無可比拟。核電站最初的設計者通用電氣曾警告東京電力公司，有一些嚴重的缺陷必須修補，但這些警告被忽視了。根據警告采取行動就等于承認核電站可能存在風險，這将與東京電力公司的“原子能村”，以及學術界、政界和官僚機構中的擁護核能者釋出的資訊相沖突，因為他們始終聲稱核能是一種清潔、無風險的技術。
對正在運轉的核電站進行維修，或将備用電力裝置轉移到海嘯無法到達的地方（那裡高于為保護核電站而建立的海堤），其實等于承認風險并未消除。這讓人想起了沒有為貸款損失而預留資本的日本銀行。如果一定比例的貸款會變成壞賬，就等于承認某些貸款決策可能存在缺陷。
核電站
當然，國家的上司層變得如此自私和沉迷于自己的宣傳，以至于有可能摧毀所上司的國家，這種情況并非隻出現在日本。你隻要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英國軍部，它不斷把英國青年送到德國機槍的槍口下，或者看看勃列日涅夫上司下的蘇聯權貴階層，抑或是今天美國崛起的MBA階層，他們到處獵食，搞砸了世界經濟
日本的“獨特之處”
不過，日本有其獨特之處。在本案例中，所謂的“獨特之處”是日本的上司層變得如此無能和危險的方式。日本企業在沖銷沉沒成本方面的困難，但問題不僅僅出在商業和金錢上。在承認和正視戰略錯誤方面，日本體制有超乎尋常的困難。個人可以被譴責，甚至被當作犧牲品。日本機構名義上的上司人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陷入醜聞，為此他們進行例行公事的道歉和辭職，這些伎倆世界已經習以為常。許多這樣的動作隻是為了作秀，被牽涉的人會在幕後得到補償，并在風暴過後重新掌權。
日本
盡管如此，無數日本人确實願意為錯誤或更糟的情況承擔責任，這很令人欽佩。他們不會像很多美國人那樣躲在律師背後，恥于站出來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以避免為自己造成的混亂承擔責任。但在日本體制層面，不能承認錯誤，迫不得已才會進行劇烈的變革，這些我們可以從上一章談及的日本商業中看到，但又不限于此。這種情況随處可見，從“二戰”期間日本帝國軍隊的所作所為到已經準許便幾乎不可能撤銷的公共工程，即便有大量證據表明這些工程會成本超支和有可怕的附帶損害。
二戰時期
這些工程就像僵屍或吸血鬼一樣不斷起死回生，因為它們畢竟是由有權勢的政府部門或它的委托人簽署的，将其徹底取消就等于承認該政府部門犯了錯誤。
這種無法承認過失的作風或許可以追溯至圍繞着日本體制的半神聖化氛圍。我們談到，德川幕府刻意使日本的制度秩序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它不僅由一個神聖的實體頒布（例如神授皇權），而且本身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正如我們看到的，這種制度的神聖性不但在幕府倒台後繼續存在，而且得到明治政府的加強，用作建構民族主義思想的基礎，團結日本人民，使得日本在19世紀末的霍布斯式全球秩序下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