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年谈事
编辑|青年谈事
前言
即使把日本领导层的失败归咎于性别角色的转变，也不能改变其肉眼可见的衰落的事实。同时，只是抱怨而没有政策回应，本身就代表着领导层的失败，因为已经不可能回到战前的“贤妻良母”时代。
日本3.11事件
日本今天的政治领袖与吉田茂、石桥湛山、池田勇人等人是无法比拟的，这些人带领日本走出战后初期的废墟。即使是前面提到的在道德上有争议的岸信介（他在东条英机内阁担任军需省大臣，战后出任首相，在国会中强行灌输日本服从美国的法律基础），他的智慧、能力和世故都是其外孙、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所缺乏的。人们可能会说萨科齐与戴高乐，小布什与艾森豪威尔之间也有类似的差距，但这依然不能减轻日本所面临问题的严峻性。
安倍晋三
日本的领导能力问题不限于政治，今天日本的企业家及执行官可以具有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大贺典雄、松下幸之助、稻山嘉宽、稻盛和夫等人的胆识和远见，但他们再也无法执掌日本的大企业。与此同时，战后初期通产省和大藏省的高级官员们被迫重建被摧毁的经济，他们除了依靠自己的智慧，几乎没有什么可依靠的，这与他们小心谨慎、士气低落的继任者们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
本田宗一郎
2011年3月11日以来发生的事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危机，将日本核心领导层的腐败暴露在全世界眼前。大灾难犹如一把炽热的利刃，正面插入腐败已久的日本政治框架内。就像打开肮脏房间的电灯，成群的蟑螂就会找地方躲藏一样，在切尔诺贝利核危机、卡特里娜飓风、2008年的金融海啸等灾难向公众暴露出领导层的共谋、渎职和颟顸无能时，那些吸食公共利益的“肥虫”纷纷惊惶逃走。
这就是随福岛而来的一切。大家都知道，事件始于一场可怕的地震以及它所引发的海啸。海啸有很强的破坏力，会摧毁沿途的一切，包括核电站，历史上就曾发生这样的事情。上千年前，这片海岸发生过一次更大的地震。
日本海啸
东京电力公司未能防范这千分之一的危险因素，而考虑到核熔毁的后果，有关人员在建造和操作这些设施时，本该完全排除这项风险。事实证明，核电站的第一个设施不是被海啸而是被地震摧毁的。人们可以通过远离海岸来躲避海啸，但在日本，要逃离地震则是不可能的。
在灾难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事件逐步表明，日本选择倚赖核能其实是在与魔鬼共舞。东京电力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几乎完全崩溃。尽管当时政府通过其喉舌在主流媒体上大肆歪曲事实，遮遮掩掩，甚至干脆说谎，但东京本身已经危机四伏。切尔诺贝利式的毒气云可以轻而易举地迫使3000万人撤离，而这意味着现代日本国家的终结。
日本地震
事情的发生经过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时任首相菅直人在得知东京电力公司可能要放弃整座核电站后，马上乘直升机飞到福岛，要求东京电力公司竭尽所能挽救核电站，即使牺牲一些管理人员和工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另一个版本是，菅直人的干预弄巧成拙，使原本逐渐得到控制的局势又开始恶化。
没有人能确定哪一个版本是真的，虽然第一个版本更为可信。菅直人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东京电力公司这样的企业，以及它们在官僚机构中的保护者和协调人。菅直人首次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是在16年前，当时他在联合内阁中担任厚生大臣一职。他发现，省内官员准许某些日本制药公司出售的血液制剂曾被告知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结果，日本出现了数十宗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的案例。有人曾劝菅直人不要公开这段丑闻。在日本官界，一省的名誉及其业界关系者的福祉通常比普通百姓的生命更为重要。但菅直人还是选择了公开。
日本核电站
“3·11”事件的过程与此类似，虽然其灾难的规模无可比拟。核电站最初的设计者通用电气曾警告东京电力公司，有一些严重的缺陷必须修补，但这些警告被忽视了。根据警告采取行动就等于承认核电站可能存在风险，这将与东京电力公司的“原子能村”，以及学术界、政界和官僚机构中的拥护核能者发布的信息相矛盾，因为他们始终声称核能是一种清洁、无风险的技术。
对正在运转的核电站进行维修，或将备用电力设备转移到海啸无法到达的地方（那里高于为保护核电站而建立的海堤），其实等于承认风险并未消除。这让人想起了没有为贷款损失而预留资本的日本银行。如果一定比例的贷款会变成坏账，就等于承认某些贷款决策可能存在缺陷。
核电站
当然，国家的领导层变得如此自私和沉迷于自己的宣传，以至于有可能摧毁所领导的国家，这种情况并非只出现在日本。你只要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军部，它不断把英国青年送到德国机枪的枪口下，或者看看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权贵阶层，抑或是今天美国崛起的MBA阶层，他们到处猎食，搞砸了世界经济
日本的“独特之处”
不过，日本有其独特之处。在本案例中，所谓的“独特之处”是日本的领导层变得如此无能和危险的方式。日本企业在冲销沉没成本方面的困难，但问题不仅仅出在商业和金钱上。在承认和正视战略错误方面，日本体制有超乎寻常的困难。个人可以被谴责，甚至被当作牺牲品。日本机构名义上的领导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陷入丑闻，为此他们进行例行公事的道歉和辞职，这些伎俩世界已经习以为常。许多这样的动作只是为了作秀，被牵涉的人会在幕后得到补偿，并在风暴过后重新掌权。
日本
尽管如此，无数日本人确实愿意为错误或更糟的情况承担责任，这很令人钦佩。他们不会像很多美国人那样躲在律师背后，耻于站出来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以避免为自己造成的混乱承担责任。但在日本体制层面，不能承认错误，迫不得已才会进行剧烈的变革，这些我们可以从上一章谈及的日本商业中看到，但又不限于此。这种情况随处可见，从“二战”期间日本帝国军队的所作所为到已经批准便几乎不可能撤销的公共工程，即便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工程会成本超支和有可怕的附带损害。
二战时期
这些工程就像僵尸或吸血鬼一样不断起死回生，因为它们毕竟是由有权势的政府部门或它的委托人签署的，将其彻底取消就等于承认该政府部门犯了错误。
这种无法承认过失的作风或许可以追溯至围绕着日本体制的半神圣化氛围。我们谈到，德川幕府刻意使日本的制度秩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不仅由一个神圣的实体颁布（例如神授皇权），而且本身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制度的神圣性不但在幕府倒台后继续存在，而且得到明治政府的加强，用作建构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础，团结日本人民，使得日本在19世纪末的霍布斯式全球秩序下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