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春盡安
編輯|文知遠
一、瑞典工會制度與集體談判制度的建立
（1）工會制度的建立
十九世紀中葉，瑞典工會正式成立了，随着社會生産力的不斷提高，勞動力與資本家二者的沖突也表現的尤為激烈。
主要表現在工會遭遇雇主強烈抵制，工會上司人被罷免，地方性罷工事件頻發。
為了維持和平有秩序的勞動力市場，首個全國性機器制造業集體協定于一九〇五年在瑞典正式簽訂。
一九〇六年，瑞典工會聯合會與國家雇主聯合會簽訂了《一九〇六年12月妥協》，這項協定旨在鼓勵采用集體協定的方式來管理勞工市場，确認結社權利，對雇主随意解雇雇員的行為加以制約，進而産生了瑞典勞動法。
一九一二年，瑞典第一次頒布了保護勞工安全代表的條例。随後于一九二八年頒布了首項勞動合同法律。
議會于一九三六年正式準許了集體勞動法案，将談判群組織的權利授予工會。瑞典的雇主聯合會與工會代表于一九三八年簽訂了一份具有時代意義的基礎協定。
該協定承認工會有權組織勞工，并代表勞工進行協商最終簽訂勞動合同。
（2）集體談判制度的建立
從傳統的觀點來看，國家在很大程度上盡量減少通過法律調節勞動力與資本家二者的關系。瑞典工會在調整勞資關系方面，以集體協定的形式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九七六年共同規制法》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法律。
這項法律的頒布與實施，使得工會在公司的地位有了明顯提升，加強并擴大了工會的權利。“瑞典模式”包括國家、工會和雇主三方協作，在全球範圍内都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随着互相協作、平等互惠的集體談判制度的建立，勞動力市場也日趨穩定。
一方面，勞工部僅作為政府利益的代表參與三方談判，給予工會和雇主絕對的獨立性，通過集體協定制度，勞資雙方能夠自行對勞動力市場的沖突與沖突進行調節，進而形成發展國民經濟的中堅力量。
另一方面，瑞典勞動法的私法化和架構化特征突出了勞工市場組織在管理集體協定和法律方面的角色特點。
瑞典勞動法中明确表示，隻有在集體協定下才能做出與具體法律準則不一緻的協定，如果是雇主和雇員的個人協定，因為其利益沒有受到法律的保護，不一緻的協定就會失效。集體協定的法律效益對協定各方及成員均有效。
隻有在集體協定允許的條件下，雇主和雇員在執行同一集體協定時，才能夠商議出該協定内容的單個協定。
當違反集體協定的情況發生時，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集體協定的首要原則是平等與互惠。集體協定一經簽訂，協定雙方及成員的行動權自然而然被終止。
（3）工會制度和集體談判制度的實質
瑞典社會經曆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執政，它是勞工、雇主、政府職員等勞工階層利益的集中代表。
綱領實施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瑞典成為了一個具備社會主義特點的資本主義國家。
瑞典社會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從市場和工會這兩個方面建立了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
一方面通過市場促進經濟增長、擴大投資，確定企業獲得足夠的利潤與福利。
另一方面工會制度在企業中占有的地位則有效地保護普通勞動者的利益免于被侵害，是以在經濟層面協調了勞資雙方的利益，帶來友好的合作氛圍。
在瑞典的勞方利益與資方利益關系中流行着勞動者工作積極性高、資本家投資意願強的友好合作氛圍。而這種和平氛圍是通過集體談判形成的。
在瑞典進行集體談判的過程中，工會不但承諾為勞工争取合理的權益，同時為了謀取高工資和高福利，工會十分願意與資方進行合作，以緩和勞工階級與資産階級之間的沖突。
然而，瑞典國内的企業仍然是以私有制為基礎，資本家對剩餘價值的攫取依然有巨大的野心，是以從長期的角度來看，勞資雙方的沖突無法被根本解決，改良主義的弊端随之而來。
二、瑞典資本主義改良的短期成效
二戰後的三十年是瑞典經濟的黃金發展期，經濟增長速度位居世界前列。二戰後的三十年間瑞典的資本主義改良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成效，将從以下三個方面具體說明。
（1）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實踐表明瑞典的資本主義改良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遭遇世界範圍内石油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沖擊後，瑞典社民黨力求對相關經濟政策進行調整，以便快速擺脫經濟危機，轉換政府對勞動者失業的消極态度為積極态度，采取積極的财政政策以達到失業率降低的目标。
與此同時，配合加入了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降低通貨膨脹，使經濟危機對居民的影響降到最小。大範圍地降低了勞工罷工次數，相應的罷工規模也逐漸縮小，初步控制并穩定了國内經濟蕭條的趨勢，經濟活力漸漸恢複，各方面發展持續向好。
是以相比其他西方國家，瑞典較快速的擺脫了經濟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世界範圍内，凱恩斯主義開始在學術界廣泛傳播。
瑞典政府和經濟學界堅信，可以選擇寬松的增加公共支出的财政政策帶動瑞典經濟的持續增長，使得公共福利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擴張。
實踐也表明，在勞動市場、充分就業和收入平等配置設定這三個方面，瑞典選擇了寬松擴張的公共福利政策，增加政府公共支出。
對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增長産生極大的積極影響，使瑞典的經濟發展正式進入黃金發展期，發展模式逐漸走上頂峰。
（2）基本實作了全社會的充分就業
瑞典社會以就業平等為目标，倡導勞動力特别是女性勞動力也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價值，進入勞動力市場為社會生産做貢獻。
一九三二年，社會考慮到瑞典目前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是失業。
是以大力倡導全部适齡勞動者加入勞動力市場，通過增加公共支出減輕投資不足給社會帶來的影響，使得就業機會不斷擴張，最終降低失業率。
社會的這一舉措不僅受到群眾的大力支援，而且凱恩斯理論與該舉措的核心思想不謀而合，其核心是評判就業、經濟發展的水準和企業活力的情況不應該由資本家獨立進行評判，需要加入政府的幹預得以修正資本家的錯誤。
是以公共服務部門的快速擴張對經濟增長、就業環境向好起到促進作用。
瑞典的就業環境在二戰以後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社會全面平等的就業理念主要表現在女性勞動力人數的大幅擴張。
一般來說，勞動力供給需求結構的變化直接導緻了就業結構的變化，首要原因是随着經濟的增長與技術的進步，産生了許多女性能夠勝任的工作崗位。
其次是因為産業結構的轉型，由以制造業為代表的第二産業向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産業轉型，政府公共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也相對增長。
以上兩個表現都增加了社會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
而瑞典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通過政府相應經濟政策的實施，使得勞動力供給需求結構的變化相對較快，對女性勞動力得以加入市場做出了重要貢獻。
（3）縮小各階層的差距以推進社會平等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一個顯著的社會事實是，收入和财富不能平等配置設定。那麼如何避免兩級分化，縮小社會各階層的差距，促進社會平等，規避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潛在風險，降低改良程序中的未知影響，是包括瑞典在内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試圖完成的目标。
在瑞典，社會各階層間的較小差距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政府為全體群眾提供普惠的福利制度，縮小各階層間的差距。
第二是政府采取的措施，即通過征收高額的稅負為社會生産的再配置設定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撐。
瑞典選擇的具體做法有兩種。
首先，政府給予全體群眾各類社會保險和社會救濟支援，低收入階層有了基本的保障來維持生計。
因而在較短的時間裡取得明顯的成效，而且從長久的角度來看對社會結構的改變起到促進作用，因為對當代人收入和财富的直接再配置設定，直接導緻後代人在先天條件中實作絕對平等。
其次，政府選擇了高的邊際稅率累進制度來支撐普惠的高福利制度，該稅收制度使居民間的收入差距有了明顯的減小。
綜合這兩類做法即構成了瑞典的收入再配置設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會各階層在收入與财富上的差距逐漸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