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桑代克的猹
編輯|桑代克的猹
魏瑪共和國是1918年的德國戰敗的直接産物, 它剛剛誕生就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就帝國一堆爛攤子。
德國國内因戰争創傷滿目瘡痍、經濟凋敝、民不聊生, 國外賠款負擔沉重、戰債糾紛紛繁複雜, 這些問題都使共和國的上司人在進行經濟決策時倍感壓力。
一戰帶給德國的打擊
一戰帶給德國的打擊是沉痛的:死亡270萬人, 占男性壯丁總數的10%, 戰争費用占其國民财富的22%, 1918年德國整個工業生産比1913年下降了43%, 其中民用工業下降了59%, 農業生産下降了40%~60%, 德國進出口貿易分别減少了3/5和3/4。
1918年的國民收入和消費支出分别隻相當于1913年的57%和42%, 戰争期間德國公債激增, 到1918年底, 德國的貨币發行量上升了9倍, 預算赤字增加了6倍, 批發價格是戰前水準的5倍, 馬克的價值跌落到戰前票面價值的一半。
人民生活水準急劇下降, 整個德國社會充斥着饑餓和苦難。根據協約國的要求簽訂的凡爾塞和約更是使已經瀕臨崩潰的德國經濟雪上加霜。
列甯指出凡爾賽和約是“駭人聽聞的掠奪性的條約”, 它把戰争的全部責任加在德國頭上, 使德國處于受掠奪、奴役的地位, 德國因和約喪失了7萬餘平方公裡的土地, 730萬人口, 其中中一半是講德語的, 還失去了15%的耕地, 75%的鐵礦, 44%的生鐵生産能力, 38%的鋼生産能力, 26%的煤炭産量。
德國在戰後還失去了上西裡西亞、阿爾薩斯—洛林以及放棄一切殖民地。遭受了這些損失的德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外國的食品和原料, 這意味着附加給德國國際支付平衡的負擔。
同時, 德國還要支付巨額賠款, 要成立賠款條約委員會來确定總金額, 在此之前, 德國應先行以黃金、商品、船舶和有價證券等支付200億金馬克。然而, 德國經濟生活的逐漸複蘇和好轉并不意味着國庫的充盈。
一方面, 國家用于賠款、償還公債和供養戰争受害者的支出日益增加。戰争從西線帶回了一大批等待政府救濟的“新窮人”, 安置他們的生活和確定其社會福利所需要的經費使本不富裕的國家财政捉襟見肘。
另一方面, 因通貨膨脹而導緻的政府收入的購買力也在逐漸下降, 支付高額賠款也直接造成了國際支付貿易逆差的嚴重後果, 德國是以不能購買足夠的外彙。
為了籌措賠款、應對财政危機, 共和國當局開始增加貨币發行量, 但這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無計可施的共和國政府隻好動用了10億的黃金儲備, 這嚴重影響了國庫的收支平衡。由于黃金的短缺, 通貨膨脹不可避免。
德國國内有些人為了使自己的财産免于抽稅或是被當作賠款之用, 将資金彙往國外, 且政府本着自由市場的原則而不願意對企業集團加以限制, 這些行為都加劇了馬克的貶值。
到1921年德國不得不停繳賠款以獲得片刻喘息。1922年8月本年度應繳賠款正式削減到7.2億馬克, 8月規定的繳納賠款推遲6個月。“在這一時期, 英國人相信德國人确實無力支付, 而法國人則認為德國人不願意履行他的義務”。
為了最大限度的削弱德國, 并從德國的賠款中獲得恢複本國生産力和經濟活力的資金, 法國和比利時于1923年1月11日進入并占領了魯爾——德國工業的心髒地區以直接索要賠款。
魯爾區被占領引起了極為嚴重的經濟後果, 咄咄逼人的法國毫無責任心的将正在逐漸恢複的德國經濟再次推入了無底的深淵。
魯爾被占領後, 法國攔截了魯爾生産的煤、鋼鐵及其他重要的工業原料, 切斷了魯爾與德國其他地區有機的經濟聯系, 使德國國内很多工業生産和企業、礦山紛紛停産和倒閉, 生産急劇下降, 失業人數不斷增加。
1923年生鐵的熔鑄量比1922年減少了1/2, 煤的開采量下降了1/2, 銅産量也是如此。除魯爾地區以外, 完全失業人數為300萬。1923年德國被法國搶走的财富, 共計為四億七百萬法郎, 德國88%的煤、96%的生鐵和82%的鋼被法、比兩國控制。
魯爾危機導緻了魏瑪共和國經濟生活的全面紊亂, 政府為了應對各種财政補助而增印貨币, 嚴重惡化了自1922年下半年以來的最嚴重的通貨膨脹, 最終在1923年演變為超速通貨膨脹, 猶如洪水泛濫般一發不可收。
拉特瑙被刺事件更具有導火索的效應, 加劇了外國金融界對德國貨币的不信任感, 國家中央銀行有黃金儲備有限, 對扭轉貨币貶值頹勢也是力不從心。
于是乎, 美元兌馬克的匯率像火箭般迅猛上蹿, “1922年11月2日, 1美元兌換9000馬克, 到年底, 财政預算的數字得用萬億做機關, 衆議院财政委員會估計财政赤字為7萬億。
1923年3月, 由威廉·庫諾主持的政府試圖将馬克的匯率穩定到2.2萬馬克兌1美元, 但該措施無效。
第二天美元攀升到兌2.95萬馬克, 4月底達到了4萬多馬克, 8月到了100萬, 接着很快就是300萬、600萬、1000萬。1923年11月1日, 1美元值10億馬克”。
整個德國刮起了數字的旋風, 超速通貨膨脹的打擊橫掃了各個社會階層, 德國馬克作為一個貨币機關幾乎失去了計量價值, “在德國, 美元已成為衡量價值的标準, 物價的調整不是以馬克而是以美元來計算”。
匯率每天都向上浮動, 物價在一夜之間就有天壤之别, 馬克已不再具有儲存的價值, 到了一有馬克就必須立刻脫手的地步。人們日常談話通常談到的天氣問題已經讓位于談論每天的美元行情”。
300多家造紙廠和2000多家印刷廠日以繼夜的為國家銀行提供所需的鈔票仍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 以至于政府擔心印刷的鈔票面值還支付不了印刷的成本。
通貨膨脹
随着通貨膨脹的持續, 人民生活水準急劇下降, 整個德國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物價成百倍的增長, “在柏林, 地鐵票的價格漲了30倍, 糖幾乎是找不到了, 礦泉水也休想買到, 就算設重獎懸賞也白搭。
在大部分家庭裡,桌子上的肉每周隻能出現一次”。12馬克一路狂跌, “到了1923年10月, 人們想買一片面包或者是寄出一封信必須付出的錢币機關已不是幾百萬或是億的機關可以解決的, 必須經常以兆來計算”。失業率在極短的時間内驟然增加了。
在1923年的大混亂中, 因工會無法與雇主達成有效的工資協定,勞工的經濟地位普遍惡化。工資大為下降, 失業率也明顯提高。在1923年底估計為25%, 1924年1月達到就業人口的27%, 而未失業的德國人有52%沒有全職工作。
通貨膨脹帶來的最慘重的後果則落在了城市中産階級的身上, 他們平日依靠固定收入、養老金或是銀行儲蓄生活, 而馬克的貶值使他們的全部儲蓄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所有以證券、保險單和貨币形式持有的存款變的一錢不值。
中産階級在精神和經濟上受到了雙重的摧殘, 給當時的德國社會刻下難以愈合的傷痛。恩斯特·艾裡希·諾特在《一個德國人的回憶》中講述到, 一位老人在銀行存了一輩子以供孫子讀大學的8000馬克, 到了1923年從銀行取出來時隻剛好購買一塊面包、500克人造奶油和60克咖啡。
正如施特雷澤曼在1927年6月29日所講的那樣:“有文化有建樹的中産階級一直是國家的傳統中間力量, 但是, 他們在戰時為國家的自我犧牲所換來的代價卻是被剝奪了全部财産, 成為無産者。
與中産階級的徹底崩潰、無産階級的悲苦生活相反, 奸商、投機商和龐大的康采恩工業巨頭卻在通貨膨脹中大獲其利, 積聚了巨額的财富。
由于馬克不值錢, 德國成為了外國人消費、購物和旅行度假的天堂。商人利用國家銀行發放的補助低息貸款将市場貨物和不動産收購一空以攫取利潤。
工業家胡戈·施廷内斯就是這樣一個例子。1923年他依靠銀行貸款将其财産翻了四番, 擁有了4500家企業, 還涉足鋼鐵、報刊、旅店、海運、制煙和精糖提煉等各行業分支中去。
像克虜伯、帝森和克呂克納這樣的企業所遭受的損失都小于其利潤, 德國國民經濟并未留下重大損失的記錄。貨币貶值、信用崩潰、市場蕭條、價飛漲、投機猖獗, 超速通貨膨脹所帶來的這一切使1923年成為魏瑪共和國經濟生活中最不幸的一年。
人們在經濟生活中所遭受的痛苦僅為次要的, 更永久的、難以愈合的則是德國人心理上的創傷。
德國傳統文化中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觀念相當淡漠, 理性共和黨人邁諾克曾說過:“德國人還未成熟到能夠适應民主的議會政治, 特别是在凡爾塞和約條款的壓力下。
共和國就像是由協約國引進城内的特洛伊木馬, 德國人用懷疑審慎的眼光打量着新事物, 不知道共和國能将德國的命運帶向何方。
馬基雅維利曾說過:“建立一種新秩序是最難以組織、最易于失敗和充滿風險的事業人們對新事物總是充滿疑慮, 知道他們親身體驗到好處後才會真正相信。
但是, 在協約國壓力下滿懷疑慮的接受了“強加的民主與和平”後, 德國人并沒有嘗到新事物的甜頭, 國際賠款的重負、國際貿易的逆差、戰後混亂的政局和國際形勢, 迫使德國的經濟恢複一直都裹足不前, 超速通貨膨脹的襲擊、政府經濟政策的軟弱和已成為濫觞的自由主義則使1923年的
德國飽受辛酸和痛苦。經濟生活全面紊亂, 整個中産階級崩潰瓦解, 無産階級在失業的痛苦中掙紮, 工業巨頭和投機商卻趁此機會大發橫财。
德國社會階層經曆了一次重組, 兩極分化日益嚴重, 生活的窘迫和艱辛使人民對共和國産生了強烈的不滿和不信任, 激進主義者更是加入了極端的右翼勢力公開與共和國作對, 阿道夫·希特勒于1923年11月9日在慕尼黑啤酒館進行的奪權嘗試便是最好的例證。
如此辛酸的初期曆史注定了年輕的魏瑪民主将因德國人的不信任而慘遭抛棄, 最終在納粹的踐踏下走向滅亡。
同時, 1923年的通貨膨脹也給德國日後的經濟生活的發展留下了極為嚴重的後遺症。
對一國經濟政策的任何不信任, 特别是該國政治或是軍事的穩定性的任何懷疑, 都會增加對投資的疑慮, 進而減少那些促進生産的投資”,這是當時德國經濟最真實的寫照。
超速通貨膨脹使德國的金融業蒙受了巨額的損失, 多年積攢的家财在一夜之間一文不值的慘痛記憶使廣大儲戶完全喪失了儲蓄的信心, 1923年以後德國的儲蓄率特别低, 這些擔心和疑慮使國内市場投資大幅減少, 大大制約了德國經濟的發展。
為了使國内經濟發展籌措到充足的資金, 共和國政府和地方當局不得不大舉外債, 日積月累使德國的經濟嚴重依附于外國資金, 國際因素對德國經濟的影響與日俱增, 進一步暴露了魏瑪德國經濟的脆弱性。
1910~1913年按市場價格計算,投資占淨國民生產毛額的15.2%, 而1925~1929年僅占11.1%。總而言之, 1919~1923年的經濟混亂, 成為了德國人心裡揮之不去的一塊陰影。
雖然經曆了1924年全面整頓後經濟恢複了良性發展的軌道, 但對德國人各方面造成的惡劣心理影響并沒有因時間的流逝而沖淡, 反而給以後德國的經濟生活留下了一些不能擺脫的窠臼, 成為了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和群眾反對共和國的心理籌碼。
參考文獻
[1] 陳從陽.美國因素與魏瑪共和國的興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