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頤
時間好快，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1936-2021）辭世已經周年了。
以研究明清中國曆史為畢生志業的美國著名曆史學家、曾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的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1936-2021），2021年歲末，在美國家中溘然長逝，走完了自己85歲的人生旅程。一路走來，他留下了14部高品質的研究中國曆史的著作，當然，還有滿園桃李。
1936年8月11日，他出生于英國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畢業于牛津大學和海德堡大學，德語流利，在出版社和畫廊工作，曾為約瑟夫·康拉德的圖書編輯，母親熟讀法國文學，兩個哥哥分别是古典學者和化學工程師，姐姐不僅擔任電影制片工作，而且是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專業譯者。這種家庭背景，使他深受古典人文精神熏陶。13歲時，他進入英國最古老的公學之一溫切斯特學院（Winchester College）。中學時就表現出對曆史的興趣與才能，曾獲得曆史獎學金。1956年進入劍橋大學卡萊爾學院學習。專業為英國史，在校期間還擔任了文學雜志與劍橋學生報紙的編輯。大學文學編輯經曆，對他後來的寫作方式和文風，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1959年他來到美國，進入耶魯大學，在耶魯大學曆史系教授、以《同治中興》一書聞名的女教授芮瑪麗（Mary C. Wright）指導下學習明清史。研三時，經治學甚嚴的芮瑪麗推薦，他來到澳洲，在燕京大學畢業的房兆楹門下學習文獻學。房兆楹給他起了中文名字“史景遷”，寓景仰司馬遷之意，這個名字，他欣然接受。房兆楹在美國、澳洲多所大學、圖書館任職，編撰許多權威文獻資料。在他的指導下，史景遷對明清史料、文獻的掌握與查尋，大有長進。經房的推介，他得以進入台北故宮博物院查閱檔案。以大量檔案為基礎，完成了博士論文。該論文以《曹寅與康熙》為标題于1966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此後，他一發不可收，著述不斷，主要有《曹寅和康熙皇帝》、《改變中國：在華西方顧問，1620—1960》、《康熙皇帝自畫像》、《王氏之死》、《天安門》、《利瑪窦的中國宮殿記憶》、《胡若望的疑問》、《追尋現代中國》、《前朝夢憶》、《中國走馬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雍正皇帝之大義覺迷》、《上帝的中國之子：洪秀全與太平天國》等等。
史景遷著作中，“人”是他曆史叙事的核心主題，不論寫法如何，實質都是人物傳記。當然從帝王将相到文人雅士，以精英為多，但是，也有曆史上不被注意的小人物的曆史，典型的如《王氏之死》。不論傳主的地位高至帝王或多低至無名的勞動婦女，他的研究視角一律平視。而《天安門》，則為中國知識分子畫了一幅群相。
在人物研究中，最難的是小人物研究，因為他/她們隻是芸芸衆生中的普通一員，在曆史過程中如塵埃之微，幾乎不被記錄。偶有所載，也極為零碎。然而，《王氏之死》記叙的是殘酷的大時代下小人物的悲劇命運。有關王氏的史料實在太少，但他用四分之三的篇幅鋪陳述說了故事的背景，17世紀山東郯城的地震、饑荒、土地争奪、鄉間權力沖突以及貞婦烈女的事迹交織一起。王氏的困苦、欲望和夢想，鑲嵌在這種背景下被完整呈現。一塊塊散亂零星的史料，他悉心“拼湊”成了一幅王氏個人、地方與時代的畫面。通過“王氏之夢”，他表達的其實是哀哀無告的卑微平民在天災人禍中如何保有夢想與自尊。
史景遷是英國人，在美國大學當教授，會好幾國語言。這種獨特的背景或優勢，使他幾乎是不知不覺或本能地進行跨文化研究。《利瑪窦的中國宮殿記憶》、《胡若望的疑問》就是運用英德法意幾種文字，查閱有關檔案、記載，對明清的傳教士與東西文化交流史、與全球化史作了深度透視。利瑪窦大名鼎鼎，無需多說。《胡若望的疑問》發端于歐洲發掘出的與傳教有關的三份抄本檔案，他是雍正年間中國少而又少的天主教教徒，一位法國耶稣會在華傳教士要傳回歐洲，希望能夠找一兩位中國人和他一起前往歐洲，幫助他抄寫中文書籍，以便研究中國古籍。胡若望主動請纓，其簽署了一份五年的聘用合同，之後兩人一起前往歐洲。《胡若望的疑問》則研究分析了檔案所記胡在歐洲的種種表現和疑問，對傳教士來華，多有記載和研究，而那個時間到歐洲的中國人，本就不多，記載更少，有關研究可謂鳳毛麟角。文化沖突、碰撞與融和，通過種種細節，許多使人忍俊不禁，立體生動地表現出來。細細讀來，引人深思、發人深省。對洪秀全的研究，他也是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切入的。一個從未出過國的讀書人，科舉不第，失意之中如何就接受了外來的基督教，組織、動員掀起了大海怒潮般的農民造反，他如何改造這種外來宗教使之成為中國農民能接受的“天國”理想。他将洪秀全的思想和理念，放在全球化程序中去觀察，确有新意。
史景遷的人物研究，總是把人置于當時的曆史環境之中。從人可以看到、透視當時的社會、政治、曆史、文化、風俗等方方面面。同時，這些又使讀者對這個曆史人物的了解更加深刻。這種人與環境的一體，總是不動聲色、讓人不知不覺，聽他娓娓道來，進入“故事”之中，似乎沒有理論。其實，他多次表示自己不喜歡那種在寫作中把理論橫加插入标準的學術述事方法。他認為理論都有局限，是以不想讓自己的述事方法局限一隅。當然，他也有自己贊同的理論與架構，但少有理論先行或概念先行。他的目标是化理論于無形，“匿名地”（anonymously）将其融入到叙事之中。
二戰後，美國學院派曆史學主流的範式是高度的“社會科學化”，曆史研究中是資料統計、理論分析、解釋架構、社會結構，而“人”越來越少，越來越邊緣。而史景遷的研究方法卻是“逆流而上”，與主流完全不同。然而，這樣一位與主流大相反對的曆史學家，卻曾擔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足見他的學術“認可度”。
在他的著述中，“人”是中心、是主角，透露出濃厚的古典人文精神。古典與人文，是他的著作中散發出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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