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知庸
昨天，一部全國排片占比僅1.5%，場次僅五千餘場，首日預售票房不足十萬的電影悄悄登陸影院。光看這些資料，這是一部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衆電影”。
但，它的場場路演活動都上座率極高，每場放映結束後，頗受感動的觀衆們都會集體自發鼓掌，迎接主創到來。一場場點映積累下的好口碑，讓影片還未上映就已取得豆瓣7.4分的不錯評價。導演一篇坦陳創作心迹的自述，微網誌轉發已破23萬，李現、白宇、劉昊然等明星紛紛轉發加油，力求幫助影片，從小衆，擴散至大衆。
這部電影，就是《撥浪鼓咚咚響》。在片中，四處遊走為子尋仇的賣貨郎苟仁，與留守兒童毛豆不打不相識。一個是尋找希望的孩子，一個是深陷絕望的父親，兩個孤寂的靈魂，因故不得不共同踏上一段尋找毛豆父親的旅途，卻意外在路上彼此救贖，發展出一段如父如子的難舍溫情。
影片由全素人陣容主演，全片未曾走出陝北這片黃土漫天之地，角色們也大多是操着陝北方言的底層勞苦大衆，這樣一部樸實、粗粝的電影，似乎确實很難受到市場青睐。自嘲是“不知名導演”的白志強，也坦言已經做好了片方零收入的準備。
但路演途中，無數觀衆對影片表達了真誠喜愛，甚至自發安利、二創，又讓他有些恍惚。“咱不是一個無人問津的小導演嗎，何德何能？”
觀衆的熱烈反響，也不隻依托于内容。由于此類電影宣發預算往往相對有限，如何高效擴散影片的好口碑和影響力，也是其能否從“小衆”變為“大衆”的關鍵。《撥浪鼓》的發行方大象點映對此出力不少，在影片的路演、活動物料制作、檔期等方面頗下心思，有效促進了影片在公映前的傳播。
正值影片正式與廣大觀衆見面之際，骨朵與白志強、大象點映路演活動負責人連城易脆（下文簡稱脆脆）聊了聊，本片在低成本現實主義電影創作，以及文藝片發行模式上的諸多探索。這面曆經近五年錘煉的《撥浪鼓》，終于要咚咚響起來了。
“要命的真實”
白志強本是一位以紀錄片見長的導演，《撥浪鼓》作為他的首部劇情片，緣起于他在拍攝紀錄片時，于一家學校留宿的經曆。
“這個學校的學生竟然全部是貧困留守兒童，其中三分之一是孤兒和單親。他們蓬頭垢面，衣衫褴褛，脖頸上黑黑的，有的孩子鞋都是反着穿。當我問到孩子們家況時，他們紛紛低頭落淚，那個畫面讓我至今難忘。”
深受觸動的白志強拉上朋友，開始了對留守兒童的幫扶工作，也是以了解了更多令人不忍的故事。一向關注城鎮化轉型過程中衍生問題的他，決定通過電影為孩子們發聲。考慮到紀錄片可能對孩子們的生活造成影響，他決定嘗試創作一部劇情片。2018年，白志強住進山村，開始了長達兩年的閉關寫作。
導演白志強
兩年期間，劇本經曆了12稿修改。起初的劇本非常類型化，講述了一個面臨多路追捕的盜墓賊，帶着一個孩子逃亡的故事。但白志強認為，這樣的故事明顯違背了影片反映現實的初衷，也違背了他對于“要命的真實”的美學追求。12稿的修改，也就成為了一個逐漸去僞存真的過程。
于是，白志強在幫扶留守兒童工作中，看到的一些真實故事，成為了片中留守兒童毛豆經曆的雛形。“有個孤兒在地上寫了‘爸爸我想你’，跑出去找爸爸，但他并不知道，說是他爸在外地跑車拉煤，其實他爸已經在跑車途中墜崖而亡。天真的孩子，依舊憧憬能夠坐在爸爸的肩膀上放煙花。”
片中的毛豆也是一個渴望尋父，但不知父親下落的孩子。在片尾，于尋父旅途中與毛豆情同父子的賣貨郎苟仁，為毛豆燃起一場煙花，這場無比動人的戲份，正是白志強希望給孩子們帶去的情感慰藉。
苟仁的故事，則與飾演這一角色的惠玉軍在經曆上有些相似。惠玉軍是白志強的發小，本職是計程車司機。曾經他的孩子患上重病，導緻他債台高築，妻子也離他而去。這份悲情也是苟仁的底色，片中因被騙去救命錢而失去孩子的苟仁，踏上了為子尋仇的孤寂之路。
在選角上，希望演員與角色有相似經曆，以此力求真實的白志強，自然将惠玉軍作為了主演人選。由于惠玉軍并沒有演出電影的經驗，白志強希望從外形和心理上，先将他塑造成苟仁，“開拍前三個月，我就讓他開始留胡子和頭發，不洗澡也不洗臉，盡量與人少說話。我還給他‘催眠’，沉浸式的給他講苟仁的所有家庭故事，他聽得嚎啕大哭。”
毛豆的飾演者白澤澤，則是白志強從當地農村學校中海選出來的。“他的性格和毛豆很像，在表演上也非常有靈性，看一遍劇本就能記住大部分台詞。但他并不是留守兒童，于是在拍攝之初，我就安排他的父母與他分離，說是去打工了。起初他還很高興，終于沒人盯着寫作業了，但慢慢還是因為分離而感到難受。拍攝完煙花那場哭戲，他硬是多哭了十多分鐘，劇組誰都哄不住。”
白志強認為，這兩位演員，就是他要尋找的“天選之人”。有了貼合現實的演員，在影片的質感上，白志強同樣把真實作為第一要求。為此，影片有意采用了較為樸素的影像風格，在美術、服化道、音效等技術層面，則也力求真實。
“毛豆的鼻涕、假發套，苟仁指甲中的泥污、胳膊上的傷疤，都要做細緻。音效上要混入廣播、叫賣聲、施工聲等雜音，用聲音塑造真實的環境質感，來完成‘大時代小人物’的叙事。”
劇本、選角齊備，質感方向也已确定，《撥浪鼓》開始走上正軌。但影片面臨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負債拍片
盡管《撥浪鼓》是一部低成本制作，但拉投資還是讓白志強犯了難。
影片既沒有名導演大明星大IP，也沒有華麗的大場面，故事上則是市場表現往往堪憂的農村現實主義題材，這讓白志強找到的一衆投資人們，最終都拒絕出資。“大家都說你做的事值得敬佩，但是片子不容易賣座。他們不僅不投資，也奉勸我不要幹，得不償失。我無法争辯，因為我也覺得他們說得對。”
影片唯一的招牌，是監制、劇本顧問蘆葦。曾編寫過《霸王别姬》《活着》等名作的蘆葦，被稱為華語電影“第一編劇”。作為白志強的恩師，蘆葦為本片劇作提供了不少指導，還在拉投資上切實出了不少力氣，幫影片站台。
監制、劇本顧問蘆葦
白志強回憶，“有一次蘆葦老師在重症監護室陪護母親，同時有一個投資人想投，看我們體量也不大，說隻要蘆葦老師在就投。蘆葦老師聽說之後，讓我到醫院旁邊跟人約個飯，然後他從醫院趕過來，給人家安利了半天。但是這樣的投資，最終也沒拉成。”
面臨如此困境，白志強陷入了躊躇。但最終，他還是決定要把影片拍出來。“人生就是用來造的，不幹會讓我瞧不起自己。失敗了從頭再來，大不了用幾年時間掙錢還賬呗。”
最終，影片還是在白志強一衆朋友們的支援下，湊到了啟動資金，“劇組竟然有一半的兄弟，願意舍棄工資加入進來。有朋友把住房公積金打到了我賬戶，攝影師還幫我借錢。開拍前體驗賣貨郎生活的惠玉軍，最終幹得極其熟練，每天竟然還能掙些錢交回來，讓我貼補拍攝經費。”
影片雖終于能開機，但還是時常面臨資金捉襟見肘的困境。最窮的時候，劇組賬上隻剩7塊錢，車加不起油，連片尾煙花戲的煙花都放不起，隻能“蹭”附近村民的煙花。拍一場深山夜戲，頂着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冬，劇組卻沒有取暖裝置，演員胡子結了冰，隻能開大燈曬着等待融化。
片尾最後一場戲，白志強希望在晴天拍攝，但天氣就是晴不了，因為再多等一天，劇組回家的路費就不夠了，隻能留下遺憾按期拍攝。影片故事發生在2008年，但由于沒錢置景，難免會有畫面中出現智能手機等穿幫出現。不過對此，白志強卻認為沒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每部電影都是在拍攝當下。”
盡管波折不斷，但影片最終還是順利完成了拍攝。“從業以來見過最有幹勁的劇組”“窮開心”，是白志強對這次拍攝的高度評價。片中他還在一段台詞裡，加入了自己的名字進行自嘲，“白志強還欠我錢呢！”
拍攝結束後，白志強還在不斷試圖為影片籌資，好把劇組朋友們的工資還上。片中出現了一輛車身上寫着“電影廣告招商”的貨車，這正是白志強希望為影片廣告招商留下的口子，但最終他跑了兩百多個廣告商，也未能成行。白志強隻得将其他工作掙的錢都先拿來還債，但到現在，他還未還完本片的所有欠賬。
成片後，影片于2020年在一衆國内外電影節上亮相，頗有斬獲。但時運不濟，又撞上疫情肆虐，影院停工，影片本就因其體量難以進行宣發，這下更是被逼入絕境。“雖然我們片子小，但如果影院都沒開，沒有觀衆去看的話，我們不是更慘嗎？”
如此情況，《撥浪鼓》隻得一直蟄伏。這一等，就等到了2022年。
四兩撥千斤
2022年，大象點映團隊看到了《撥浪鼓》的幕後紀錄片，認定這是一部值得走入市場的好電影。最終，大象決定承擔本片的宣發工作，推動影片走向全國公映。
一直以來，大象點映專注于文藝片、紀錄片的宣發賽道。成立之初，大象曾創立一套觀衆自發發起影片點映的模式，進而将發行模式由“影院放映，觀衆購票”的B2C模式，颠覆為“觀衆發起，影院點映”的C2B模式。這種發行上的探索，讓大象找到了更多熱愛文藝片、紀錄片的點映發起人和觀衆，也發掘了更多願意排映這些影片的影院，進而推動了此類電影的市場擴充。
所謂點映的“點”字，自然要講究精準。大象點映路演活動負責人脆脆表示，“大象希望讓好的電影遇見對的觀衆，是以宣發政策一定要圍繞影片的精準閱聽人來進行。文藝片、紀錄片往往缺乏宣發預算，無法大水漫灌的宣發，是以必須把錢花在刀刃上，四兩撥千斤。”
是以，以往大象在宣傳電影時，都會點明影片的推薦觀影人群。但在《撥浪鼓》的宣發上，大象相信本片的溫情能讓廣大觀衆都有所感觸，是以将影片的好口碑精準傳遞給觀衆，便成為了大象點映這次發力的重點。
大象發行的電影，往往宣發周期比較久，《撥浪鼓》更是在映前一個多月就開始了點映活動，還組織了20天跑遍20城，足迹遍布全國的路演。脆脆告訴骨朵，“小體量的電影，非常依賴口口相傳的口碑發酵。要想有足夠時間讓口碑擴散出去，就要做足夠提前、足夠數量、足夠覆寫區域的點映。甚至到了上映後，也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
在路演城市的選擇上，也頗有講究。除了北京、上海這兩個電影重鎮之外，大象會根據電影本身的定位尋找對标片，然後找出對标片全國票房産出最高的二三十個城市。對标片在這些城市中取得過好成績，也就意味着新片更容易在當地精準找到閱聽人。
此外，大象還會根據影片主題進行路演城市的擴充，例如《撥浪鼓》是一部陝北電影，那西安自然是影片路演的關鍵一站。
大象的路演，還離不開當地點映發起人的幫助，借助發起人在當地的影響力，影片往往能取得出乎意料的宣傳效果。“通過一個有影響力的人，一下就能擴散出大量觀衆。我們就以電影本身的好内容作為優勢，去撬動那些有影響力的人。”
在《撥浪鼓》的路演中，影片之是以來到衢州這座極少被列入正常路演名單的城市，就與當地的發起人有關。當地一位跑教育線的記者在組織點映時，邀請了一位校長，校長看完覺得本片非常有教育意義，便直接包下整家影院，組織全校師生一起觀看。
衢州路演現場
回憶起在衢州的經曆，白志強笑言，“當地院線經理給我們豪華接待，我說咱們是小片子，不是應該請您吃飯求您幫忙，怎麼反過來了？人家說太感謝你們了，馬上要進入淡季，這個片子卻在當地特别受歡迎。”
在點映活動現場，大象還會派發影片的票根、衍生品等周邊。《撥浪鼓》便以片尾煙花戲為主題設計了一款票根，每位觀衆均可領取，片中的重要道具Ok繃，大象也制作了手繪款，觀衆同樣人手一份。在點映影院的門廳，大象還放置了一個巨大的撥浪鼓，供觀衆拍照打卡留念。而在每場路演映後，主創都會到場或與觀衆連線，同觀衆直接交流。
談起這些舉動的用心，脆脆認為，“觀衆觀影體驗的構成其實是多元度的，除了電影内容本身要好以外，影院的放映品質，觀衆獲得的電影周邊，映後交流的内容，都是體驗的一部分。通過在多方面提升觀影體驗，大象希望讓觀衆有更多的獲得感，而不僅隻是看了一部電影而已。”
大象點映制作的手繪版《撥浪鼓》Ok繃
在正式公映的時間上，《撥浪鼓》與大象大多數電影一樣，選擇于周六而非正常的周五起片。脆脆表示，這樣可以避免影片與周五起片的大量影片競争，盡量争取到更高的首日排片率。且周五作為工作日，就算要到排片，可能也被排在白天工作時間，但周六排片就算放在白天，也容易有觀衆進場。
路演、周邊、檔期都做足用心，大象為《撥浪鼓》的宣發可謂下了大力氣。曆時近五年，影片終于要走到與觀衆見面這一刻。
撥浪鼓的餘音
《撥浪鼓》的結局是開放式的，而這種設定正源自于白志強的真實經曆。他在幫扶留守兒童時，遇到一位瘸子父親，父親問他，“我看你是個好人，你能不能把我的孩子帶走？”震驚的白志強一時不知所措，最終沒有選擇領養孩子。
在《撥浪鼓》的結局，苟仁面臨着同樣的道德困境，而白志強想把故事的選擇權留給觀衆。“這場夢幻之旅結束了，回到現實的時候，我們每個人應該怎麼選擇？故事應該從生活中來，再回到生活中去，時間的長河不會停止，真正的命運在人們自己手裡。”
這樣的結局或許有些壓抑，但白志強希望，觀衆走出影院時可以感動，但是不要難過。影片的原始版本是沒有配樂的，這也更符合影片以新現實主義為美學參考的要求，但最終，白志強決定還是以極少的、克制的音樂來疏導觀衆情緒，讓觀衆盡量得到釋放，也讓影片能被更多觀衆所接受。
影片的大衆性，也在路演途中得到了觀衆認可。高強度的路演，讓白志強有些疲憊，但他坦言，精神上的喜悅勝過了一切。“映後提問，經常碰到觀衆并不是想問我問題，而是抒發自己的感動。有時整個路演我一直等着回答問題，但大家自問自答就全講完了。我感觸特别深，覺得電影遇見了對的觀衆。”
一位跟着路演團隊跑了8個城市的“自來水”影迷，某日自制了一個《撥浪鼓》主題的蛋糕，在活動現場送給白志強，巧合的是，這天正是白志強的生日。除了白志強本人，包括宣發團隊在内，現場沒有人提前知曉這件事。
白志強感慨，“我剛一說完今天剛好是我的生日，現場就響起熱烈掌聲，然後幾百個人給我唱生日快樂歌。我真的從未有過這種感動，那一刻都恍惚了。我何德何能，讓大家給予這樣的鼓勵，我不是無人問津的小導演嗎？但還是很感激，哪怕隻是暫時的一個夢，在那一刻，我的善意得到了觀衆的呼應，真的很開心。”
如今，《撥浪鼓》終于要真正走向大衆，盡管白志強在路演中已經感受到了觀衆山呼海嘯般的熱情，但對于票房，他仍不敢有太高期待。“我已經做好了作為片方收入為0的準備，電影傳達了我的初衷，履行了它的社會使命，就夠了。但我特别希望，大象點映能把宣發費用掙回來，讓他們可以幫助更多《撥浪鼓》這樣的電影，薪火相傳。”
大象點映作為宣發方，則對影片的成績有更多期許，脆脆表示，“希望它的票房能夠不辜負主創團隊的努力，能夠豐富中國電影的市場生态，為這類電影在市場上探索出一條更好的路。”白志強也坦言，“如果《撥浪鼓》票房好，下一部，我就有繼續這種貼近生活拍法的可能。”
不管結局如何，這面錘煉了五年的《撥浪鼓》，終于咚咚響起來了。希望它的餘音，能夠飄向更遠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