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數字勞動過程的國際分工與協作體系
數字經濟下，無論是在固定網絡或移動網絡和裝置上使用的網際網路，都比前幾代通信技術提供了更多、更豐富的功能來支援全球經濟中更廣泛的交易，新的市場關系、國際分工與協作體系出現。
數字變革中傳統和新興企業通過平台化轉型實作了全球範圍内的價值鍊重組，盡管産業鍊的全球化并非一個新的現象，但數字資訊技術和平台經濟的發展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深的廣度影響了這一程序。數字資訊技術降低了商品和服務在生産與配置設定中的交易成本，随着運輸成本的下降和國際市場的發展，新的數字勞動過程國際分工與協作體系逐漸形成。
（1）國際分工與協作體系的扁平化網絡化特征
數字勞動過程的國際分工受到勞動對象從實物領域拓展至數字領域的影響。在全球化的數字勞動過程中，不僅沒有物質實體形式的資料、圖像、資訊等成為常見的勞動資料或勞動對象，遠端醫療、線上教育、線上教育訓練等數字服務也在全球範圍内蓬勃發展起來。勞動資料或勞動對象的運輸方式也從過去的海運、陸運、空運等傳統實體運輸拓展到數字網際網路、區域網路等虛拟空間中的比特流傳輸。
數字勞動過程的國際協作體系具有網絡化、扁平化的特征。通過在不同勞動參與者之間建構科學合理的分工與協作模式，能夠提升生産效率，實作整個産業鍊的平穩有效運作。在經濟社會的曆史發展中，伴随科學技術的發展，出現過多次分工協作模式的改變和調整。
而從全球範圍來看，數字技術的應用打破了過去國際協作體系範式，并逐漸建構起一套基于數字資訊網絡的更加高效便捷的國際協作體系，在這個新的體系中，不同勞動參與主體之間的國際協呈現出網絡化、扁平化的特點。
（2）數字技術決定數字勞動過程國際分工新格局
在數字勞動過程的國際分工格局形成過程中，數字技術水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工業經濟時期，制造機器裝置所需的工業技術是影響國際分工格局的重要因素。而這一規律在數字經濟時代仍然适用，那些較早進行數字技術變革、具有數字技術優勢的國家，在數字勞動的國際分工中往往處于優勢地位。
數字資訊新技術不斷湧現并在個别國家和地區較早得到大規模應用，為開發中國家制造趕超發達國家機遇的同時，也有可能進一步擴大數字鴻溝。包括中國在内的部分開發中國家把握機遇，積極發展和改善數字基礎設施，在新的數字技術賽道上與西方發達國家實作了同步發展，甚至在一些特定領域還超過了發達國家。但是那些沒能把握住數字技術契機的開發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并在國際分工格局上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二、數字勞動過程中全球配置設定的不平等
（1）個人收入配置設定的皮凱蒂效應
疫情通過非自然演進的方式加速了全球各部門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也為全球人口就業和個人收入配置設定之間的差距提出了新的挑戰。從數字勞動過程中的全球配置設定來看，極少數的人占有了大量的社會收入和财富，一些數字企業的創始人，例如亞馬遜的創始人傑夫貝佐斯，微軟的創始人比爾蓋茨、臉書的創始人馬克紮克伯格等憑借數字資本和數字技術的壟斷獲得了大量的個人收入和财富。
在福布斯2022年全球前十的富豪榜單中，僅有三位富豪的收入來源于傳統企業，剩下七名富豪的收入來源都與數字技術和數字産業密切相關。在數字勞動過程的全球圖景中，極少數的人卻占有了大量社會收入和财富，全球個人收入配置設定方面出現了“皮凱蒂效應”。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發表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著作以全新的視角研究了個人收入和财富配置設定的不平等，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
在這本書中，皮凱蒂通過對英國、法國、德國以及美國等全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個人收入配置設定規律進行統計研究，指出私人資本的回報率長期傾向于超過收入和産出增長率，這将導緻個人之間的貧富差距擴大。
由此皮凱蒂質疑了庫茲涅茨曲線的科學性，即持續的經濟增長并不能自然地消除個人之間的貧富差距和不平等問題。皮凱蒂指出由勞動收入帶來的不平等并不是溫和的，而由資本收入帶來的不平等則更加極端。
從數字勞動過程的角度來看，數字技術運用于勞動過程之中，極大的提高了生産效率，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但就像皮凱蒂所指明的那樣，經濟增長并不能像庫茲涅茲曲線所展示的那樣自然而然地帶來個人貧富差距的縮小。
相反，由于數字勞動過程中，數字技術使得社會總體生産資料作用不斷強化而個體勞動者活勞動作用不斷弱化，這就使得依靠勞動收入的低收入個人面臨更加不利的勞動收入來源，而依靠資本收入的高收入個人則具有更加有利的資本收入來源。
擁有數字資本和技術的高收入個人在配置設定環節中，可以憑借關鍵數字要素生産條件獲得較高的配置設定比例。在數字勞動過程中，資本利用數字技術控制手段不斷降低勞動者的配置設定比例。與傳統勞動相比，數字勞動具有的靈活特點使其更偏向采用計件工資的形式，計件工資不僅加強了勞動者工作強度，而且降低了勞動者的收入水準。
數字資本還通過“去勞動技能化”降低了勞動門檻，各種智能語音助手、APP流程使得原來需要一定技能的勞動變成低進入門檻的勞動，進而增加了相關勞動的可替代性，産生了大量潛在的勞動者，“逐底競賽”使數字勞動的收入處于相對低的水準。
同時數字勞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去勞動關系化”，使得勞動者自己承擔相應的社會保障成本，這進一步加大了資本的利潤空間，增加了資本所有者的個人收入。随着數字資本在全球的不斷擴張，由皮凱蒂所講的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差距導緻的個人收入配置設定的不平等将進一步加劇。
（2）國家之間收入配置設定的不平等
馬克思就曾探讨過國家之間收入配置設定的不平等問題。在《資本論》第四卷中，他指出世界市場形成之後，商品就從國内價值轉化發展為國際價值，此時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的表面公平的國際貿易和交換掩蓋了實際上的不平等。各個國家作為國際貿易的參與主體具有不同的中等勞動強度，“于是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它的計量機關是世界勞動的平均機關”。
事實上，這一過程伴随着數字資本的全球擴張，發達國家憑借先天技術優勢、後天全球數字規則制定優勢将開發中國家納入數字生産價值鍊的底層，開發中國家的勞動者們承擔了主要的勞動，成為價值創造的主體，但這些價值卻被掌控數字資源技術的發達國家平台企業所剝削和轉移。
在全球化的數字勞動過程中，數字科學技術與勞動者相分離的趨勢愈加明顯。發達國家的數字企業越來越多地占據全球産業鍊的高端，而承擔了繁重的勞動的開發中國家卻處于産業鍊底層，科技成為了掠奪勞動的工具。尤其是考慮到自動化、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發展，即使是處于産業鍊底層的開發中國家體力勞動者也面臨大批失業的風險。
例如為蘋果等幾家大型電子公司生産商品的富士康曾經吸收了包括中國、越南等開發中國家大量的勞動力，但是現在富士康的一部分生産流水線就采用了智能機器人代替人工，2021年富士康已經利用機器人技術，将昆山工廠的員勞工數從11萬減少到5萬，而且還在繼續投入研發新型的智能機器人。
這種過早的去工業化的趨勢，使得開發中國家的勞動者處境更加艱難，他們可能被迫與機器競争接受更加勞累繁重的體力勞動，或者會更多提供人所特有的服務性勞動，出賣自己的情感勞動、甚至是人格和尊嚴，馬克思所講的勞動的異化、人的異化得到了深刻的展現。
數字勞動過程中全球配置設定的不平等還展現在發達國家憑借數字壟斷租金的方式轉移其他經濟體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球化數字平台企業，如谷歌、臉書、亞馬遜等具有其他國家企業不具備的壟斷性交易條件，能夠加快數字資本的周轉速度，在假定利潤率不變的條件下，就可以在同樣的時間内獲得超額利潤，形成更高的總利潤率。
全球化的數字平台企業憑借更高效的算法比對技術、更多使用者數量的雙邊效應能夠無形中增強市場信譽，提升消費者交易時的信任度，降低了交易過程中的資訊搜尋和甄别成本。起源于發達國家的跨國數字平台企業不僅使世界各地的使用者逐漸納入全球市場體系當中，而且還憑借其具有的壟斷性交易條件向其他國家中的組織和個人收取大量租金，這進一步加劇了數字勞動過程中全球配置設定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