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作者阿布拉姆·範·恩根（Abram C. Van Engen）是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宗教與政治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美國早期文學史、宗教史、思想史、記憶史、情感史，對十七世紀清教思想的研究尤為精深。本文原題“How America Became ‘A City Upon a Hill’: The Rise and Fall of Perry Miller”（Humanities, Winter 2020, Volume 41, Number 1），經作者授權，由武漢大學曆史學院的碩士研究所學生夏冰清翻譯，杜華副教授校對。
佩裡·米勒（Perry Miller）
佩裡·米勒（Perry Miller）是上世紀中期哈佛大學的曆史和文學學者，是學術界的巨人。正如學者邁克爾·克拉克（Michael Clark）所總結的那樣，從1931年到1963年，米勒“主持了大部分關于美國文化的早期形式的文學和曆史研究”。米勒幫助建立了他稱之為“美國文明”（American Civilization）的研究，促進了新學科“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的興起。
米勒緻力于研究他所稱的“美國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merica），試圖解開它的奧秘，了解“美國為使自身可被了解而進行的不懈努力”。在米勒去世後，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說“米勒的曆史工作……水準如此之高，不僅讓那些欣賞他的想象力和探索能力的人感到愉悅，而且還對整個美利堅民族的自我了解做出了貢獻”。
對佩裡·米勒來說，這種自我了解起源于清教徒。米勒曾回憶，早在研究所學生期間，“我就明顯地知道，我必須從清教移民開始研究”。《荒野之旅》（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1956）是米勒讀者數量最多的一本書，在這本書短短三頁的序言内米勒使用“begin”“beginning”“began”“commence”和“origin”的次數達到14次，而且都是直接用于清教徒。由于米勒從清教開始研究美國，而且由于他的研究方式如此新穎，并擁有巨大沖擊力，是以他在自己的身後留下了一長串學者，他們懷着新的興趣開始早期新英格蘭的研究，他們所有人都是為了二十世紀而重構清教主義。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然而，米勒最持久的影響不是來自其對清教徒的總體性研究，而是來自他對一篇特殊文本的斷言。在斷言“美國經驗的獨特性”從根本上說是清教主義的時候，米勒轉向了美國的确切起源——1630年，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乘坐阿貝拉号（Arbella）到來，建立了波士頓。或者，更确切地說，他轉向了一段幾乎被遺忘的文本中被标記為起源的那一刻。雖然，其他清教徒在1628年建立了塞勒姆；五月花号上的英國教會分離派在1620年建立了普利茅斯；荷蘭人在1609年到達了曼哈頓島；西班牙在1565年建立了聖奧古斯丁；美洲原住民此前一直都在這兒。然後，還有更南邊的另一個英國殖民地，弗吉尼亞，成立于1607年，米勒将它排除在外，認為它缺乏“能夠讓我條理清晰地開始的内部一緻性”。
換句話說，米勒并不尋求美國的某個起源（an origin of America），而是探求對于起源的表達（an expression of origins）：“我可以利用的第一個清晰的表達體”。對于米勒來說，清教徒“盡其所能地充分表達，在這個過程中沒有比約翰·溫斯羅普更出色或更令人信服了，當時他在旗艦阿貝拉号上進行了一次俗人布道，稱它為‘基督慈善的典範’（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約翰·溫斯羅普1630年的布道，現如今主要因其宣稱“我們将成為一座山巅之城”而出名。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将此篇布道中的這句話置于其政治生涯的中心。裡根從約翰·溫斯羅普開始追溯美國的故事，對美國例外主義進行了強有力的闡釋——他解釋說，美國例外論指的是“有某種神聖的計劃，将這塊偉大的大陸置于兩大洋之間，供那些對自由有着持久熱愛和特殊勇氣的人去尋找”。在2012年，美國例外論——用短語“山巅之城”來概括——成為了共和黨黨綱的官方準則。
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
在米勒開始他的職業生涯之前，沒有一個政治家把“基督慈善的典範”作為美國的起源，或者通過引述、引用或援引它來謀求國家公職。幾乎沒有人知道這篇布道的存在，也沒有人把這個國家描述為“山巅之城”。在米勒之後，也不僅僅是裡根拿起了它，溫斯羅普的文字幾乎被每一位在任的總統所引用：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和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
在米勒職業生涯之前的許多年裡，市場上的曆史教科書均未把約翰·溫斯羅普所乘之船的到來視為美國曆史的特殊開端，也沒有把美國稱為“山巅之城” 。米勒去世後，溫斯羅普的布道開始在各個教育階段的教科書中傳播，到2010年甚至出現了一本以《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為标題的新的美國曆史教科書。
米勒的主張也重塑了文學。整個二十世紀中期，美國文學史上都沒有“基督慈善的典範”的位置。米勒去世後，溫斯羅普的布道逐漸成為定義和解釋美國文學從起源到當代發展的關鍵文本。到1979年，這個文本成為《諾頓美國文學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的開篇和支柱。這也是市場上最受歡迎的美國文學選集。無數的學生今天仍在閱讀它。
為什麼會這樣？對佩裡·米勒來說，溫斯羅普的布道意味着什麼？溫斯羅普的布道對于在米勒之後的二十世紀的美國人意味着什麼，以至于他們如此熱烈地采納和宣傳它？
1905年，佩裡·吉爾伯特·埃迪·米勒（Perry Gilbert Eddy Miller）出生在芝加哥的奧斯汀區的一個新英格蘭移民家庭，離歐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家隻有幾個街區之遙（譯者注：1920-1921年間，海明威曾在芝加哥居住），而後者大緻是同一時期在伊利諾伊州的奧克帕克鎮長大。與海明威一樣，米勒成長為了一個無神論者（有時是不可知論者），對意義有着存在主義的追求（existential quest），對旅行和冒險有着強烈的渴求。高中畢業後，米勒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但很快就退學了，在科羅拉多、紐約、墨西哥、地中海和非洲漫遊。他聲稱，自己是在非洲卸貨桶裝的美國石油時頓悟的。想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著名曆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米勒解釋說，他和吉本一樣，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在中非的叢林邊緣，同樣郁郁不樂的我，被賦予了一種使命，即闡釋我所認為的美國最深層的驅動力。”他将把他的思想、職業生涯、課堂、筆和公開演講，都獻給這一事業。他用餘生來尋找美國的真正意義，并說服美國群眾相信美國的真正意義。
米勒後來重新入讀芝加哥大學，獲得了學士學位，然後在1931年獲得博士學位。他随即開始在哈佛大學任教，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裡，他建構了一個強大的美國故事，在這個故事中美國開始于十七世紀清教主義的智識文化，衰落成20世紀美國物質主義的現代巨獸。他試圖讓美國回歸理性，回歸其本源，回歸一種比石油能買到的所有商品都要豐富的智識和文學文化。 當他偶然發現一篇1630年的鮮為人知的布道時，米勒決定，講述他的故事的最好方式就是宣揚這一特定文本的重要性。
“基督慈善的典範”有目的地開啟了米勒的美國故事。米勒講道：“在現代社會，一個清晰明确地了解自我意圖的社會是非常罕見的”“歐洲和亞洲的大多數國家都是在地理或政治上的偶然和意外中成長起來的”。他解釋說，在其他國家，随着時間的推移，發生了如此多的變化，“即使是最愛國的公民也不敢說，這個國家最初緻力于什麼有意識的目标。” 歐洲有許多傳說和神話，有一段被迷霧籠罩的黑暗過去。但是美國有一個記錄在案的過去——一個書面的、表達清晰的開始。人們所需要做的就是收集這些文本。人們所需要做的就是考察其來源。米勒堅持認為，人們真正需要做的就是閱讀溫斯羅普的一篇布道文。
在二戰結束和冷戰開始後，這種對目的的需要——這個關于一個國家在目的中建立并從此被其定義的故事，引起了思想家和作家的廣泛共鳴。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末，《生活》（Life）雜志頗具影響力的編輯亨利·盧斯（Henry Luce）要求受人尊敬的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闡明并解釋這個國家的目的。 他聲稱，“美國人民正在尋求一種明确的國家目的感，這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受訪者包括政治家、詩人、記者、傳教士和政府官員——從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到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的每一個人。
這個莊嚴團體中的大多數人都被一個似乎已經迷失方向的國家所困擾。正如著名記者約翰·傑賽普（John Jessup）所寫的那樣，“在國家的崛起與偉大的目标之間，在目标的喪失與國家的衰落之間，難道沒有聯系嗎？”問題似乎在于自滿。财富讓美國人變得軟弱。約翰·W·加德納（John W. Gardner）宣稱，“我們的部分問題是如何在吃飽後保持清醒”。沒有向美國人民提出任何要求。在獲得物質成功和世界權力之後，美國似乎滿足于讓公民去消費和消耗，而不關心更高的目标。
整個學術界和公共知識分子都産生了此種擔心。大衛·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貝蒂·弗裡丹（Betty Friedan）、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賴特·米爾斯（Wright Mills）、大衛·雷斯曼（David Reisman）、威廉·阿普爾曼·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以及其他許多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作品中譴責美國的消費主義和反智主義，這些作品被美國大衆了解和辯論。米勒把自己描繪成一匹“獨狼”（a “lone wolf”），但他的擔憂絕非孤例。他和其他人一樣，認為美國的影響可能是非常短暫的。他宣稱：“曆史布滿了文明的屍體，這些文明達到了擴張的極限，就會躲在牆和護城河後面，在那裡腐爛。”他認為美國的物質文化很快就會枯竭。這并不需要特别的天才“來問你自己，至少你要時不時地問自己，美國的這種生活方式是否正在以穩步加速的速度沖向一個巨大的特大都市，最後，這個特大城市由于純粹的重負，将逐漸痛苦地停止，然後在慣性的作用下崩潰成廢墟”。正如他的一個學生所總結的那樣，“他能想到的是美國的終結，即便不是美國的富裕的終結”。然而，對米勒和其他人來說，僅僅是富裕本身就構成了死亡。
為了回到那種潛在的使命感，美國人必須回歸清教思想——盡管不是教義。在提出這樣的主張時，米勒認為， 在标志性意義和具體内涵這兩方面，“基督慈善的典範”均很重要。對米勒來說，這篇布道意味着美國的故事具有世界曆史的重要性。根據他的說法，溫斯羅普自覺地将他的社會建立為一個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典範，一座引導其他國家走向上帝的紀念碑。在他最著名的一個比喻中，米勒解釋說，清教徒參與了對基督教世界的“側翼攻擊”。“新英格蘭是宗教改革的高潮，”他說。這是“世界曆史的高潮”。米勒聲稱，這就是溫斯羅普的布道所發出的信号。溫斯羅普“在航行中向移民們宣講，世界的目光将注視着他們，他們将如一座山巅之城，供所有人觀察”。如果這篇布道是美國的起源，那麼美國從一開始就在糾正全世界的道路方面發揮着作用。溫斯羅普布道的這一方面将在裡根總統和今後許多其他人的政治演說中頻繁出現。
但溫斯羅普布道的内容——米勒認為溫斯羅普作為一個典範，實際上所說或提議的内容——與裡根和其他人的看法截然不同。根據米勒的說法，這篇布道呼籲清教徒建構高度的社群團結。它與美國夢無關，與改善生活無關，與賺錢或取得成功無關。事實上，米勒聲稱，溫斯羅普明确拒絕了所有這些想法。獨來獨往，出人頭地，發家緻富，甚至試圖緻富——這些正是溫斯羅普想要防範的危險。社會的成功依賴于成員之間互相的愛，“在這項工作中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一起”。根據米勒的說法，清教徒展現了一種“對團結的強大信念”、一種“活的凝聚力”和一種“在共同奉獻中團結在一起的友誼理念”。米勒堅持認為，與今天不同，新英格蘭的理論家認為社會“不是個人的聚合，而是一個為明确目的而運作的有機體，所有部分都從屬于整體，所有成員都貢獻了明确的份額，每個人都有特定的地位”。
米勒認為，對更高事業的承諾和對上帝的奉獻使清教社群非常成功，而他們冒險事業的成功——它所産生的财富——最終破壞了冒險事業本身。當清教徒開始賺錢的時候，他們的目标就崩潰了。他寫道：“在登陸一百年後，他們被迫驚訝地看着自己，幾乎無法了解他們是如何變成現在這樣的。”他們已經忘記了他們的事業和計劃，他們的目标和奉獻。對米勒來說，這次失敗的重點很清楚：清教徒的滅亡不是源自外部的反對；而是内部原因所緻。它是由清教徒自己的成功造成的。
在20世紀50年代，米勒看到這個故事再次上演：美國的成功，其突然的财富和權力，将很快證明這個國家在走向毀滅。根據米勒的說法，這種模式在散落在曆史長河中的許多社會中重複出現。米勒明确地将美國比作羅馬帝國，後者的衰落正是由于其成功而引發的解體所緻。對米勒來說，曆史從根本上說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勝利和成就會導緻失望和災難；進步是由于自己意圖之外的原因造成的；沒有任何進步是徹底安全的，因為所有的增長都包含着新的、可能更具災難性衰退的種子。正如曆史學家亨利·梅（Henry May）所總結的那樣，“他關于清教主義的作品都闡釋了一個口号：沒有什麼比成功更失敗”。無論米勒走到哪裡，他都看到同樣的曆史規律在重演，在他的腦海中，可以從美國崛起的現代财富中看出美國衰敗的開始。
米勒提出這些主張的方式使他有别于其他學者。他“對胡言亂語和禮貌不耐煩，”一個學生回憶說，“态度生硬，噴着鼻息——也許與梅爾維爾筆下的一頭宏偉的鲸魚并無二緻。”米勒去世的時候，在《哈佛深紅報》（Harvard Crimson）上的他的訃告将他比作梅爾維爾筆下瘋狂的亞哈船長：“那些争吵的句子，憂思的态度，讓人無法不分享其快樂的巨大而可憎的笑聲，所有這些都被一些超人的、惡魔般的東西所觸動。他活得很緊張，甚至是自我毀滅。” 他的“舉止常常很糟糕，”另一個學生回憶說；“他的漫不經心的談話意在讓人震驚。”
在開課時，米勒會試圖“吓跑那些蜂擁而至的人群”，他會首先列舉自己的“巨大成就”，然後給學生們列出了一份同樣龐大的、幾乎不可能完成的閱讀清單。這樣炫耀權力似乎會讓他遠離學生，然而“你不可能在他面前感覺不到他關心你和你的想法，”一名學生回憶道。“米勒并非不善良”另一個人補充說；“他隻是不留情面。”在一次研究所學生研讨會上，他禁止我們稱贊其他同學的論文。他說：“因為我們彼此相愛，是以我們要殘忍。” 根據至少一種說法，這些經驗同樣适用于他自己。一名學生記得，有次他在門外等待時，聽到米勒的辦公室裡有激烈的争吵。當喊叫聲平息後，他敲門進去，才發現米勒是一個人。争吵是和他自己發生的。
在20世紀50年代，米勒的論點和抱負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十年中，他開始創作一部名為《美國人的思想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的巨著——試圖捕捉從革命到内戰期間“美國人的思想”的方方面面，将其全部整理成九本連貫的書：宗教、法律、科學、教育、政治經濟群組織、哲學、神學、自然和自我。這本彙編将成為他所有努力的頂點，是他三十多年潛心研究的高潮。米勒曾聲稱，他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隻是這個真正項目的序曲——這個項目也是他最後的研究項目。
當米勒開始準備寫作《美國人的思想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的時候，他向他能找到的所有基金會尋求資金支援。在他那個時代沒有多少基金會，也很少有基金會願意給予幫助。有一個基金會為他提供了足夠的資金來雇用一個名叫艾倫·海默特（Alan Heimert）的研究所學生，海默特不久将取代米勒成為哈佛大學的鮑威爾·M·卡伯特（Powell M. Cabot）美國文學講席教授。然而，米勒并沒有得到太多的幫助。他向一位名叫塞缪爾·羅森塔爾（Samuel R. Rosenthal）的好朋友說明了自己的挫折，羅森塔爾是芝加哥一位著名的律師，作為回應，他資助了米勒。1956年，塞缪爾·羅森塔爾向哈佛大學捐贈了3萬美元，這足以支付米勒連續三年的一半工資和福利，使他每年有一個學期的時間用于寫作。米勒承諾，他将全身心地投入到“偉大計劃”中，不做“一丁點苦工”，這些在過去曾時常讓他陷入困境。三年的時間，似乎很充裕。
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
三年過去了，米勒給羅森塔爾寫信，解釋他缺乏進展的原因。他為材料的缺乏和項目本身的雄心辯解：他承認“我時常為我的項目中隐藏的自大感到不知所措”。 收到這封信後，羅森塔爾幹脆提供了更多的錢。米勒拒絕了。他在1960年聲稱他有足夠的材料，足夠的筆記。他所需要做的僅僅是把它寫下來。這本書很快就将完成。盡管如此，羅森塔爾堅持認為，隻要米勒需要，他創立的“D and R基金”将提供更多資金。然而，米勒拒絕了他的朋友，向羅森塔爾保證這本書就要完成了。考慮到他1963年去世時留下的東西——他隻完成了九卷中的兩卷——米勒不可能真的相信他曾經接近完成。
佩裡·米勒的職業生涯以災難性的方式結束。他被妻子趕出家門，獨自住在哈佛大學的一間宿舍裡，最終酗酒而亡。米勒一生都欽佩清教徒對目标的追求，欽佩他們建構了解社群整體的模式的努力，但他最終似乎被自己對意義的追求壓倒了。他從約翰·溫斯羅普和《基督慈善的典範》開始——一個對起源的清晰表達，一種讓他能夠連貫地開始叙述的條理性——但随着他的推進，随着故事的擴大，随着美國叙事的弧線向多個方向彎曲和轉移，他沒能找到能将所有事情結合起來的範式。閱讀他的論文，人們可以感覺到，在他生命的盡頭，米勒認為自己已經失敗了。
在很大程度上，米勒确實失敗了。不是說盡管他努力，但還是失敗了；而是說他之是以失敗，就是因為他的努力。米勒對清教徒和“基督慈善的典範”的全身心的投入最終不能解決或解釋20世紀中期美國社會的主要關切。在米勒職業生涯開始之際，W. E. B·杜·波伊斯出版了《美國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1935)，這本書對曆史研究如何系統地排斥和诋毀非裔美國人的鬥争和貢獻做出了尖銳的描述。第二年，1936年，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寫了《讓美國再次成為美國》（“Let America Be America Again”）——呼籲美國的承諾最終延伸到非裔美國人身上。1941年，也就是亨利·盧斯（Henry Luce）在《生活》(Life)雜志上發表《美國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的同一年，理查德·賴特（Richard Wright）記錄了大蕭條時期1200萬黑人的各種的生活和希望。十年後民權運動爆發。這些年來，數以百萬計的非裔美國人從南方遷移到北方，從農田遷移到城市中心，包括米勒長大的芝加哥奧斯汀社群。杜波依斯在1903年預言說：“二十世紀的問題是膚色界限的問題。” 然而，在佩裡·米勒所有偉大的作品中，膚色界限的問題沒有出現。當然，沒有一本書，也沒有一個學者能夠解決每一個問題。但米勒明确給自己設定了解釋“美國的意義”的任務，而這一意義從未觸及席卷這個國家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如果米勒感到自己失敗了——如果他感到他的美國故事越來越難以維系，對美國人民的重要性越來越低——他是對的。
然而，在某種程度上，米勒的成功遠遠超出了他最大的期盼。他将約翰·溫斯羅普的布道“基督慈善的典範”帶到公衆面前，并将其變成美國起源的關鍵文本。米勒宣稱這是對共同體的第一個明确的聲明，一篇闡述了美國将緻力于心靈生活的布道詞。米勒從溫斯羅普的文字中讀出了反對美國夢的基本前提的不朽證詞。曆史的諷刺在于——米勒很可能已經意識到——在宣傳溫斯羅普的布道時，他使其成為他最擔心和最哀歎的一切的關鍵聲明。在未來的幾年裡，溫斯羅普的 “山巅之城”布道将成為裡根總統的“在山巅上的光輝之城”：對個人自由、物質繁榮和美國權力的慶祝——最重要的是，呼籲美國人重拾樂觀精神，重新相信自己。沒有什麼比成功更容易滋生失敗。而在使溫斯羅普的布道成為美國文化的基石方面，沒有人比佩裡·米勒更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