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回說到，伊朗伊斯蘭革命的領袖霍梅尼為了保衛推翻巴列維王朝後所建立起來的新政權，在保留前王朝的舊軍隊之外，又組建了直接聽命于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這支新軍的成員從擁有宗教熱情、政治素養過硬的革命群衆中挑選，并輔助以相應的軍事訓練，一開始他們僅用于保衛國内政權，打擊國内的政治反對派和庫爾德等少數民族分裂勢力。
是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當時在武器配備上比較簡陋。有人形容他們是“互相以兄弟相稱，身着五顔六色的衣服，端着德國造的C3沖鋒槍，将效忠國王的殘餘勢力投進了監獄。”
如果沒有其他特殊情況，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可能沿着“内衛部隊”的軌迹發展下去，實力在短時間内也不會超過伊朗的國防軍。
但是，特殊情況很快就出現了。1980年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對伊朗的入侵，在給伊朗新生政權帶來威脅的同時，也間接地刺激了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壯大。在和伊拉克的戰争中，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從原先僅裝備輕武器的陸軍，發展成為擁有海陸空軍、直屬巴斯基民兵組織和趕赴海外作戰的“耶路撒冷武裝部隊”（即所謂“聖城軍”）的現代化軍隊，同時還擁有自己的軍工系統。
1987年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兵員數量甚至超過了伊朗的國防軍，達到了27.5萬之巨，而同時期的伊朗國防軍隻有22萬人左右。
除此之外，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還建立了自己的外圍組織——巴斯基民兵（Basji）。民兵部隊的建立既有利于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從民間汲取穩定的兵源，也讓很多找不到工作的伊朗鄉鎮青年看到了向上升的機會。他們在殉道者精神和伊斯蘭意識形态影響下踴躍加入到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所屬的巴斯基民兵武裝中，很多被派到前線去同伊拉克軍隊作戰。
巴斯基民兵的參戰，給伊拉克軍隊造成了極大地震動，他們難以想象，伊朗的巴斯基民兵會以血肉之軀沖入雷陣中，與地雷同歸于盡，好給進攻部隊掃清障礙。固然，伊朗人保家衛國的情懷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對現代戰争存在認知的局限。
不過話也說回來，巴斯基民兵的犧牲，換來了政府對其家屬格外的優待。無論是生活物資配置設定，還是上大學就業等方面，伊朗政府都向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家屬作出傾斜，而這也反過來鞏固了伊朗群眾對新政權的忠誠。是以我們可以說，兩伊戰争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第二次建國”。
二、
兩伊戰争于1988年結束後，伊朗的革命領袖霍梅尼又于戰争結束第二年（1989年）去世，曾出任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總統的哈梅内伊接替領袖職位，這便又标志着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也面臨一系列的機遇和挑戰。
一方面，伊朗進入難得的和平時期，急需節省力量醫治兩伊戰争帶來的創傷，伊斯蘭革命衛隊規模龐大，日耗糧饷甚多，政府養活不起數以十萬計的軍隊，是以開始有計劃地複員，好減輕經濟負擔。很多革命衛隊官兵或解甲歸田，在政府安排下就業和求學深造，或轉戰政界和商界，成為新的社會精英。如在2005年出任伊朗總統的艾哈邁德·内賈德，就曾經在兩伊戰争期間擔任過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特種兵司令。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這番“瘦身”絕不代表軍事實力的銳減，相反，兩伊戰争後的革命衛隊逐漸掌握了更加先進的飛彈技術，還參與核武器濃縮鈾的提煉計劃，政府在撥款上仍然盡量保證其需要。
另一方面，政府為了改善财政緊張的狀況，在将伊斯蘭革命衛隊縮編的同時，也鼓勵其投身于經濟領域。在哈梅内伊擔任革命領袖、拉夫桑賈尼出任總統的20世紀90年代，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工程部隊便承擔了許多國家建設項目，還積極投資利潤豐厚的油氣領域。
2005年，内賈德出任總統，由于他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關系深厚，革命衛隊又得到了許多國家開發項目的大單子和政府補貼支援，油氣、電信和基礎設施都有伊斯蘭革命衛隊及其附屬的企業涉足。“内賈德允許隸屬于革命衛隊和巴斯基的投資者優先獲得購買被私有化的國有企業的資格，并指令銀行優先為他們提供貸款和财政支援。”真是“近水樓台先得月，肥水不流外人田”。
部分伊朗官員對革命衛隊汲取經濟資源頻頻開綠燈的做法，讓革命衛隊恃寵而驕，甚至曾公然派兵占領由土耳其公司負責營運的伊瑪目—霍梅尼機場的航站樓，隻因為他們覺得這個項目本應該由自己附屬的公司來掌控。真是嚣張到了極點。
三、
但是，以伊朗領袖哈梅内伊為首的一些伊朗政治精英也隐隐察覺到，革命衛隊力量坐大的同時，給伊朗經濟發展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比如一些和革命衛隊關系密切的企業偷稅漏稅，甚至暗中和伊朗政府官員搞權錢交易，壟斷市場佔有率等。伊朗政府的改革派對革命衛隊幹擾經濟建設的行為頗為不滿，沒少了向最高領袖哈梅内伊告狀。
這些都讓哈梅内伊不得不出手遏制革命衛隊勢力過快的膨脹速度，于是，在内賈德擔任兩屆總統後，哈梅内伊就積極支援改革派上司人魯哈尼上台，以剪除内賈德這個革命衛隊在政界的保護傘，順便給革命衛隊敲敲警鐘，讓他們不要太放肆。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内伊）
魯哈尼上台後的人事安排倒是也符合哈梅内伊對革命衛隊勢力“有限遏制”的思路，在以魯哈尼為首的新政府中，主管經濟的很多官員都被更換為了改革派的成員，但是涉及國防和安全的領域則仍由有伊斯蘭革命衛隊背景的官員掌握。後者的存在不時牽制着魯哈尼政府，使其在與美國關系的改善上阻力重重。當然，這些又是後話了。
其實，哈梅内伊所擔心的遠不隻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經濟實力的膨脹，他更在意的其實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對于伊朗内政外交的影響。雖然霍梅尼的遺囑中明确表示反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幹政，但是伊朗憲法中規定革命衛隊“保衛伊斯蘭政權、保衛發動聖戰權利”的内容，又給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幹預政治預留了法了解釋上的空間。而革命衛隊幹預政治也絕不會僅僅停留于理論層面，他們還會以實際行動來表示。例如内賈德能夠接替哈塔米出任伊朗總統，既有其利用了伊朗群眾對哈塔米改革的失望情緒，也與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指揮官為内賈德拉選票有關。
伊朗的改革派知曉這些情況，并向哈梅内伊告狀，要求展開調查，結果這件事弄到最後也不了了之。或許這件事已經引起了最高領袖哈梅内伊的警惕，促使他決定限制革命衛隊的影響力，但在内賈德出任總統之初，他還是選擇包庇了革命衛隊“越軌”的做法。畢竟，伊斯蘭革命衛隊本質上是伊斯蘭政權基礎的一部分。對于哈梅内伊等教法學家來說，在反擊美國制裁和鎮壓國内敵對勢力等方面，革命衛隊還是相當靠得住的。
四、
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伊朗社會呼籲變革的聲音不斷高漲，并在德黑蘭等城市出現了遊行示威活動。伊斯蘭革命衛隊對于這種社會異動十分警惕，如曾經擔任革命衛隊指揮官的薩法維就警告政府——如果政府不能維持秩序，革命衛隊就會訴諸武力來解決。
到21世紀以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海陸空軍基本負責抵禦外侮的任務，聖城軍則繼續赴國外參戰，例如前幾年被美軍在叙利亞擊斃的伊朗高官蘇萊曼尼便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所屬聖城軍的司令官。
至于維持社會秩序的責任，則由警察和巴斯基民兵組織來承擔。據學者研究，巴斯基民兵内部建立有專門的情報部門（代号“眼睛”、“監控”）和網絡安全部隊，在瓦解示威活動等方面很有一套。但是，巴斯基民兵組織也不滿足于維持國内秩序，在複雜的中東政局中，他們還踐行霍梅尼晚年提出的“輸出革命”理論，向阿爾及利亞、蘇丹等國派遣教官或軍事顧問，幫助這些國家訓練軍隊。
以色列軍隊于第五次中東戰争期間越境進入黎巴嫩清剿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時，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也針鋒相對，派兩千人開入黎巴嫩山區，訓練并武裝黎巴嫩的什葉派激進勢力（即黎巴嫩“真主黨”），用來協助對抗以色列國防軍。由于革命衛隊嚴格意義上講并非是單純的國家機構，其最高上司權也不在總統手中（在最高領袖手中），是以他們的一些行動往往是“超國家”的，如伊朗外交官員紮裡夫就曾經抱怨——“革命衛隊犧牲外交成果為軍事領域服務，伊朗為軍事付出的外交代價，要比軍事為外交創造的成果更多”。這也是美國會将革命衛隊視為“恐怖組織”的原因之一。不過美國人借口維護人權，屢屢入侵他國，動辄推翻别國政權制造混亂，他們自己又和其定義的所謂“恐怖組織”，有什麼差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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