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回说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袖霍梅尼为了保卫推翻巴列维王朝后所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在保留前王朝的旧军队之外，又组建了直接听命于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支新军的成员从拥有宗教热情、政治素养过硬的革命群众中挑选，并辅助以相应的军事训练，一开始他们仅用于保卫国内政权，打击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和库尔德等少数民族分裂势力。
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时在武器配备上比较简陋。有人形容他们是“互相以兄弟相称，身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端着德国造的C3冲锋枪，将效忠国王的残余势力投进了监狱。”
如果没有其他特殊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沿着“内卫部队”的轨迹发展下去，实力在短时间内也不会超过伊朗的国防军。
但是，特殊情况很快就出现了。1980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伊朗的入侵，在给伊朗新生政权带来威胁的同时，也间接地刺激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壮大。在和伊拉克的战争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原先仅装备轻武器的陆军，发展成为拥有海陆空军、直属巴斯基民兵组织和赶赴海外作战的“耶路撒冷武装部队”（即所谓“圣城军”）的现代化军队，同时还拥有自己的军工系统。
1987年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兵员数量甚至超过了伊朗的国防军，达到了27.5万之巨，而同时期的伊朗国防军只有22万人左右。
除此之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建立了自己的外围组织——巴斯基民兵（Basji）。民兵部队的建立既有利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民间汲取稳定的兵源，也让很多找不到工作的伊朗乡镇青年看到了向上升的机会。他们在殉道者精神和伊斯兰意识形态影响下踊跃加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属的巴斯基民兵武装中，很多被派到前线去同伊拉克军队作战。
巴斯基民兵的参战，给伊拉克军队造成了极大地震动，他们难以想象，伊朗的巴斯基民兵会以血肉之躯冲入雷阵中，与地雷同归于尽，好给进攻部队扫清障碍。固然，伊朗人保家卫国的情怀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现代战争存在认知的局限。
不过话也说回来，巴斯基民兵的牺牲，换来了政府对其家属格外的优待。无论是生活物资分配，还是上大学就业等方面，伊朗政府都向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家属作出倾斜，而这也反过来巩固了伊朗民众对新政权的忠诚。因此我们可以说，两伊战争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二次建国”。
二、
两伊战争于1988年结束后，伊朗的革命领袖霍梅尼又于战争结束第二年（1989年）去世，曾出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的哈梅内伊接替领袖职位，这便又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面临一系列的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伊朗进入难得的和平时期，急需节省力量医治两伊战争带来的创伤，伊斯兰革命卫队规模庞大，日耗粮饷甚多，政府养活不起数以十万计的军队，所以开始有计划地复员，好减轻经济负担。很多革命卫队官兵或解甲归田，在政府安排下就业和求学深造，或转战政界和商界，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如在2005年出任伊朗总统的艾哈迈德·内贾德，就曾经在两伊战争期间担任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特种兵司令。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番“瘦身”绝不代表军事实力的锐减，相反，两伊战争后的革命卫队逐渐掌握了更加先进的导弹技术，还参与核武器浓缩铀的提炼计划，政府在拨款上仍然尽量保证其需要。
另一方面，政府为了改善财政紧张的状况，在将伊斯兰革命卫队缩编的同时，也鼓励其投身于经济领域。在哈梅内伊担任革命领袖、拉夫桑贾尼出任总统的20世纪90年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工程部队便承担了许多国家建设项目，还积极投资利润丰厚的油气领域。
2005年，内贾德出任总统，由于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深厚，革命卫队又得到了许多国家开发项目的大单子和政府补贴支持，油气、电信和基础设施都有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附属的企业涉足。“内贾德允许隶属于革命卫队和巴斯基的投资者优先获得购买被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资格，并命令银行优先为他们提供贷款和财政支持。”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肥水不流外人田”。
部分伊朗官员对革命卫队汲取经济资源频频开绿灯的做法，让革命卫队恃宠而骄，甚至曾公然派兵占领由土耳其公司负责运营的伊玛目—霍梅尼机场的航站楼，只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项目本应该由自己附属的公司来掌控。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三、
但是，以伊朗领袖哈梅内伊为首的一些伊朗政治精英也隐隐察觉到，革命卫队力量坐大的同时，给伊朗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一些和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企业偷税漏税，甚至暗中和伊朗政府官员搞权钱交易，垄断市场份额等。伊朗政府的改革派对革命卫队干扰经济建设的行为颇为不满，没少了向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告状。
这些都让哈梅内伊不得不出手遏制革命卫队势力过快的膨胀速度，于是，在内贾德担任两届总统后，哈梅内伊就积极支持改革派领导人鲁哈尼上台，以剪除内贾德这个革命卫队在政界的保护伞，顺便给革命卫队敲敲警钟，让他们不要太放肆。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鲁哈尼上台后的人事安排倒是也符合哈梅内伊对革命卫队势力“有限遏制”的思路，在以鲁哈尼为首的新政府中，主管经济的很多官员都被更换为了改革派的成员，但是涉及国防和安全的领域则仍由有伊斯兰革命卫队背景的官员掌握。后者的存在不时牵制着鲁哈尼政府，使其在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上阻力重重。当然，这些又是后话了。
其实，哈梅内伊所担心的远不只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经济实力的膨胀，他更在意的其实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于伊朗内政外交的影响。虽然霍梅尼的遗嘱中明确表示反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干政，但是伊朗宪法中规定革命卫队“保卫伊斯兰政权、保卫发动圣战权利”的内容，又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干预政治预留了法理解释上的空间。而革命卫队干预政治也绝不会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他们还会以实际行动来表示。例如内贾德能够接替哈塔米出任伊朗总统，既有其利用了伊朗民众对哈塔米改革的失望情绪，也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指挥官为内贾德拉选票有关。
伊朗的改革派知晓这些情况，并向哈梅内伊告状，要求展开调查，结果这件事弄到最后也不了了之。或许这件事已经引起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警惕，促使他决定约束革命卫队的影响力，但在内贾德出任总统之初，他还是选择包庇了革命卫队“越轨”的做法。毕竟，伊斯兰革命卫队本质上是伊斯兰政权基础的一部分。对于哈梅内伊等教法学家来说，在反击美国制裁和镇压国内敌对势力等方面，革命卫队还是相当靠得住的。
四、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伊朗社会呼吁变革的声音不断高涨，并在德黑兰等城市出现了游行示威活动。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于这种社会异动十分警惕，如曾经担任革命卫队指挥官的萨法维就警告政府——如果政府不能维持秩序，革命卫队就会诉诸武力来解决。
到21世纪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陆空军基本负责抵御外侮的任务，圣城军则继续赴国外参战，例如前几年被美军在叙利亚击毙的伊朗高官苏莱曼尼便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属圣城军的司令官。
至于维持社会秩序的责任，则由警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来承担。据学者研究，巴斯基民兵内部建立有专门的情报部门（代号“眼睛”、“监控”）和网络安全部队，在瓦解示威活动等方面很有一套。但是，巴斯基民兵组织也不满足于维持国内秩序，在复杂的中东政局中，他们还践行霍梅尼晚年提出的“输出革命”理论，向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派遣教官或军事顾问，帮助这些国家训练军队。
以色列军队于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越境进入黎巴嫩清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针锋相对，派两千人开入黎巴嫩山区，训练并武装黎巴嫩的什叶派激进势力（即黎巴嫩“真主党”），用来协助对抗以色列国防军。由于革命卫队严格意义上讲并非是单纯的国家机构，其最高领导权也不在总统手中（在最高领袖手中），所以他们的一些行动往往是“超国家”的，如伊朗外交官员扎里夫就曾经抱怨——“革命卫队牺牲外交成果为军事领域服务，伊朗为军事付出的外交代价，要比军事为外交创造的成果更多”。这也是美国会将革命卫队视为“恐怖组织”的原因之一。不过美国人借口维护人权，屡屡入侵他国，动辄推翻别国政权制造混乱，他们自己又和其定义的所谓“恐怖组织”，有什么差别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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