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下簡稱《現代文學史》）導論中，主編王德威對本書體例有如下交代：“讀者可能察覺《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纂不乏西方理論痕迹。如本雅明的‘星座圖’、‘拱廊計劃’，巴赫金的‘衆聲喧嘩’，福柯的‘譜系學’，或德勒茲的‘組合’論、‘褶皺’論等，都可引為附會。但與其說此書如何受到‘後學’影響，不如說靈感一樣得自錢锺書先生的‘管錐學’。”
此處需略作斟酌：本雅明（包括巴赫金）是否可以劃入“後學”？本雅明同後現代主義存在部分相似，但兩者的相異顯然更大：後現代主義視宏大叙事與總體性為謊言，本雅明依然赓續由康德到馬克思的批判與解放的啟蒙工程；後現代主義認為真理隻可相對而言，本雅明相信真理純粹而絕對；尤為關鍵的是，後現代主義僅僅“繼承”了本雅明之于碎片的偏愛，而本雅明卻是要借碎片去識得總體。換言之，碎片不僅是碎片，還是一個微縮的總體，這就與錢锺書先生“用管窺天，用錐指地”有了共通之處。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8月26日專題《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一部“好看”的文學史》的B04版。
「主題」B01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一部“好看”的文學史
「主題」B02-B03丨王德威文學史是進入中國曆史和文明的一種方式
「主題」B04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任何發生過的事情都不應視為曆史的棄物”
「文學」B05丨《阮途記》 古典性和現代性的融合
「社科」B06-B07丨《祭牲與成神》在儀式中制止暴力
「兒童」B08 | 《老負鼠的實用貓經》這些貓很像你我
撰文丨徐兆正
中國現代文學的多重緣起
從許多角度看，《現代文學史》都浸染着本雅明的氣息，如以文學流變中現代性的發生奉為“文學”是否“現代”的圭臬。本書雖由多人合寫，但有一條線索是在撰寫前就确立的，此即王德威以“華語語系文學”取代了此前的“海外中國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又用海德格爾的“世界中”為“中國文學的現代世界”定下總的基調。“華語語系文學”強調的是語言的包容性，如此得以淡化“海外中國文學”這一概念裡過分渲染的“離散”與“流放”之意；“‘世界中’的中國文學”則“點出現代中國與世界互為主客的現象”，如此又減少了“世界華文文學”中“世界”和“中國”的隔膜。
舉凡這些細微的文心，都指向了此書諸多作者力圖凸顯乃至一以貫之的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不止一處，而“現代性”的肇始來自“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這種互動涵蓋了翻譯、旅行、留學、流亡等多個知識遷徙形式。那“中國現代文學”該從何說起呢？本書采取的方案是從能夠找到的最早的互動執行個體說起，即1635年楊廷筠在《代疑續編》中以“文學”二字定義“literature”。
皇帝面前的西方使節。蒙英國國家檔案館中國曆史圖檔部許可。
除了改宗天主教的儒家官員楊廷筠，《現代文學史》開篇還将李贽、袁宏道、徐渭、淩濛初、馮夢龍等擴大了原有“文學”範疇的作家，一一視作“文學現代化的先驅”。此後三百年，郭實臘、艾約瑟、康有為、梁啟超等都在推進這一工作。《現代中國“文學”的多重緣起》一文最後将“緣起”落筆于20世紀30年代周作人與嵇文甫在晚明尋到的文學現代性源頭。作為開篇之論，作者李奭學似乎響應了本雅明面對曆史的沉思，如寫于1940年的未刊稿《曆史哲學論綱》第13條與第14條。本雅明指出，批駁進步信仰歸根結底是要批駁這種信仰誕生的土壤，一種“雷同的、空泛的時間”。為此，他将原本曆時性的、人為延續的時間予以空間化改寫，提出“曆史是一個結構的主體……坐落在被此時此刻的存在所充滿的時間裡”。
“緣起”通常隻能有一個，這一唯一緣起意味着曆史發端的客觀與書寫者的不疑，惟當出現了“多重緣起”，則可确認寫作者正是秉持了本雅明所說的那種此時此刻的“當下”自覺。本雅明的“當下”來自其“停頓的辯證法”，他決意将當下作為停頓、回望的駐足點，在此以引文恢複過往的歧義性。《現代文學史》的導論中也暗示了這一點：“書中的每一個時間點都可以看作一個曆史引爆點。從中我們見證‘過去’所埋藏或遺忘的意義”。這是道地的本雅明說法。
文學現代性的脈絡
倘若開端不止一處，那也就預示了這部文學史接下來的寫法将與本雅明如出一轍地意在挑戰某種單一、固化的叙事，即如導論所言：“任何現代的道路都是通過無數可變和可塑的階段而實作”。是以在實操中如何踐行這一點，如何在空間化的場域充實“雷同的、空泛的時間”，便是本書又一處閃爍本雅明光芒的地方，諸位參與的作者大率将目光凝聚在中國文學現代道路上那些被遺棄、被遺忘的事件；若是某一年份與事件無從繞開，也總是力求從别一角度闡發新意。
這種“新”概非貪新骛奇，而是内在于本雅明援引波德萊爾所述的“拾荒者”之意：“凡是它丢失的東西，凡是它唾棄的東西，凡是它踐踏的東西，他都加以編目和收集”。在《曆史哲學論綱》中，本雅明更為明确地将這一形象上升到編年史家的高度：“把過去的事件不分主次地記錄下來的編年史家依據的是這樣一條真理：任何發生過的事情都不應視為曆史的棄物”。這句話也不妨看作是《現代文學史》合作者們心照不宣的寫作總綱。在閱讀中，可以發現他們關心的對象大體有以下幾個特色：
其一，揀選“現代文學”不同層面的緣起，如1815至1822年，馬禮遜完成第一部漢英詞典《華漢詞典》（《翻譯的現代性：馬禮遜的中國文學》）；1861年，顧太清完成第一部女性創作的長篇世情小說《紅樓夢影》（《早期現代中國的女性作家》）；1872年，中國最早的文學期刊《瀛寰瑣紀》出版（《媒體、文學和早期中國現代性》）；1895年，傅蘭雅在《申報》刊登小說競賽廣告，由此催生了第一部中國現代小說《熙朝快史》（《新小說前的“新小說”》）；1897年，裘廷梁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中最早提出了語言改革的構想（《語言改革及其不滿》）；1905年，林傳甲完成了第一部由中國學者撰寫的中國文學史（《“文”與“中國最早的文學史”》）；1916年，留學期間的胡适在情書中寫下第一首白話詩（《胡适和他的實驗》）等。
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鞑靼戰紀》（1654年）蒙萊頓大學圖書館許可。圖檔出自書中《荷蘭戲劇、中國小說與開放的世界圖景》一文。明朝覆亡這一事件，“成為中國小說、耶稣會會士史著以及荷蘭戲劇等全球性書寫的題材……通過貨物、人員及資訊的流動連接配接，世界變成一個單一的、互聯的共同體。”
其二，從曆史細節及關聯中覺知文學現代性的脈絡。1650年，荷蘭報刊報道了明朝覆滅一事，論者指出，“通過貨物、人員及資訊的流動連接配接，世界變成一個單一的、互聯的共同體”即由此開始（《荷蘭戲劇、中國小說與開放的世界圖景》）；《時間的沖撞：現代憧憬·懷舊想象》一文将1792年發生的兩件事對等觀照：前一件為《紅樓夢》程乙本的出版，喜愛它的讀者藉此追憶“昨日的世界”，後一件是馬戛爾尼使團啟程訪華，這件事則迫使那些反顧輝煌過去的讀者大夢初醒，此番論述極具張力，論者也在此點出了現代性雙面神（追憶過去/憧憬未來）的隐喻；1909年，容闳在紐約出版其英文自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六年後，這部書以《西學東漸記》為題在中國出版并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有過再版，但均回響寥寥，而意味深長的是：當鐘叔河在1981年将其納入《走向世界》叢書，這顆湮滅了近一個世紀的尋求現代性的癡心，也再次同時代發生了共鳴（《：跨太平洋翻譯》）。
其三，标記現代性的符号。如果說憧憬未來和追憶過去是現代性的一體兩面，那麼憧憬未來這一脈，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可舉李汝珍預言婦女解放的《鏡花緣》（《“以世界為家”：與中國女性》）、梁啟超暢想六十年後中國的《新中國未來記》（《未竟的翻譯與新小說的未來》）為例；追憶過去這一脈，可舉1899年由王懿榮發現甲骨文肇始的甲骨學研究為例（《甲骨，危險的補品……》）。不過終究難以絕對，兩者也或有相容。
張樂平，《三毛從軍記》之最後一幀（來源《申報》1947年10月4日第12版）。圖檔出自書中《兒童中國：三毛傳奇》一文。本文作者認為，“三毛故事是現代中國人主體性變遷的重要圖像叙述之一”，兒童成為一個現代性的代表。
除了以上這些，《現代文學史》還鈎沉了不少令人過目難忘的現代性符号，如1916年《新青年》刊出李大钊的散文《青春》。文章指出，青春這個詞生動地傳達了現代啟蒙知識分子對于時代變革精神的了解（《現代中國的“青年”之發明》）；亦如1936年茅盾策劃出版的《中國的一日；1936年5月21日》，不過與其說這象征着世界左翼文學在1930年代向着嚴格現實主義轉捩，倒不如說這部從總計600萬字來稿中遴選而來的合集，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對一閃而過的“現代性”産生興趣，無論他們試圖得出的結論是什麼。
另一種現代性源流圖景
總的來看，這些不可勝數的細節看着熱鬧，卻也不可忽視其中更深的企圖，那就是要為以上這些重新打撈上岸的細節、場景、關聯，賦予一個新的目的，它們不單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其後還被标為彼此關聯的坐标，由此從文字革新、語言翻譯、文章功用、思想潮流、媒介傳播、方言和白話等不同共時性的角度，連貫為一重有别于“根據既定的時間表不斷前進發展”的現代性源流圖景。
在筆者看來最有意思的是，這部文學史提供了一種讓讀者參與到“寫作”的可能性——此處再次呼應本雅明的看法；與此同時，盡管篇目分散、論點不一，卻是包含着叙述一段文學現代性曆史的雄心與興趣，以及允許作者的聲音繼續存在——此處亦與諸多“後學”有别。
文/徐兆正
編輯/張進 申璐
校對/薛京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