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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曉群:隻要書還在,文化内部就還在流動

俞曉群:隻要書還在,文化内部就還在流動

1982年1月從普通編輯入行做出版,到2017年9月從海豚出版社社長任上退休,俞曉群的出版人生涯長達35年,到2022年剛好40年。從《萬象》雜志,到“書趣文叢”“新世紀萬有文庫”“海豚書館”,還有“萬象書坊”“牛津學術精選”“劍橋學術集萃”……俞曉群是這洋洋灑灑書單後面統領全局的人。

本文首發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特約撰稿 李昶偉

圖 / 受訪者提供

在俞曉群的草鹭工作室見到他時,他也是隔了好久才來辦公室。工作室臨近望京,附近的費家村上周才剛剛解封。工作室在上海還有個分舵,比北京的更大更成熟。因為上海的疫情,所有員工都在家辦公。

退休後的俞曉群決定告别傳統意義上的出版。草鹭文化是他和幾個好朋友創立的新品牌,“草鹭不是出版公司,是家藝術公司。”這一美妙優雅的涉禽,某種程度上像是一段新旅程的象征——從容自在但又有所跋涉。

還是做書,隻是做法和以往不太一樣。他在草鹭做的書,選的是國内外的經典,在國外找手工制書的大師,借鑒學習:用上好的版本、譯本、插圖、版式,再選用上好的紙張、設計、工藝、印裝,也根據讀者需求,做定制、改裝、修繕服務。運作至今,推出了一批經典,《傲慢與偏見》《呼嘯山莊》《伊索寓言》《釣客清話》《塞耳彭自然史》《伊利亞随筆》《包法利夫人》等,追随者衆。

俞曉群自己設計圖像自己追蹤工藝。滬上著名文化人陸灏存一套真皮版《書蠹牛津消夏記》,說“一本書放入封套中,書與套封幾乎沒有縫隙,其中空氣慢慢溢出,書會漸漸下降,直至落到封套底部。”要做到這樣的工藝并不簡單,有一次套封盒子放入書時,沒有漸入的效果,封套尺寸沒問題,什麼原因?最後發現問題出在皮子上。牛皮挺實、平整、光滑,可以産生陸灏說的效果;羊皮柔軟、細膩,但硬度不夠,那年夏天北京陰雨連綿,濕度大,羊皮吸濕,放入套封時就發澀。

這是他此前的出版人生涯中沒嘗試過的路。1982年1月從普通編輯入行做出版,到2017年9月從海豚出版社社長任上退休,俞曉群的出版人生涯長達35年,到2022年剛好40年。從《萬象》雜志,到“書趣文叢”“新世紀萬有文庫”“海豚書館”,還有“萬象書坊”“牛津學術精選”“劍橋學術集萃”……俞曉群是這洋洋灑灑書單後面統領全局的人。

俞曉群:隻要書還在,文化内部就還在流動

▲“牛津精選”

我選的是這條路,就是做基礎工作

1998年,病中的翻譯家董樂山讀到了沈昌文背給他的一包書,其中一本是《海上畫夢錄》。畫冊是20世紀30年代客居上海的一位奧地利畫家希夫所畫,他在上海住了17年,一直住到二戰結束,筆下是十裡洋場的衆生百态。董樂山後來專門寫文章記下此書。俞曉群記得的是,《海上畫夢錄》出版後,在上海辦了一場希夫畫展,當時上海上司見了他和沈昌文幾個,說,這麼好的資源,為什麼不在上海出版,卻在遼甯出版呢?

這大概是很多人的問題。當時的遼甯教育出版社在讀書界像是橫空出世,“新世紀萬有文庫”一下出了大批讓人眼前一亮的好書。這些書統一做成平裝小開本,定價不高,設計樸素,分傳統文化、近世文化、外國文化三個書系,每個書系若幹輯,一輯十幾本到幾十本,從1996年至2005年,出了六輯,留下366種書。叢書的總顧問是陳原、王元化、李慎之、任繼愈等,學術指導的名單也很厲害,金克木、周一良、傅璇琮、李學勤、徐蘋芳、傅熹年、黃裳等等幾十位大家。

“新世紀萬有文庫”的總題目是俞曉群提出來的,志在追随《企鵝叢書》《岩波文庫》《人人文庫》《萬有文庫》等一類大衆啟蒙讀物。幫他做策劃的是沈昌文、楊成凱、陸灏,還有陳子善、揚之水、傅傑這樣的專業人士。沈昌文那時剛剛從三聯書店總經理職位上退休,楊成凱是熟悉版本學的語言學家,陸灏當時尚未耕耘後來的《上海書評》,但已然聲聞滬上讀書界。他們的後面又串聯起一大群優秀的文化人。現在回想這些,俞曉群很低調:“我僅僅是提供了一個平台,我那時候啥也不懂,就是跟沈公學呗!”

1996年3月,文庫釋出第一個征訂廣告,沈公寫:“我讀,故我在”;俞曉群寫的是:“愛書人,你的簡裝書來了。”一二輯幾十本陸續上市後,讀者反應強烈,沈公在第二批書目的廣告上寫了更震撼的廣告語:“不求顯赫一時,但願傳諸久遠。”下面則是這樣一段話:“我們的事業并不顯赫一時,而将永遠存在,高尚的人們将在我們的墓前灑下熱淚。我們謹以馬克思的這段光輝言語,作為對當年《萬有文庫》的紀念,更以為我們自己的永遠的鞭策。”

2009年,俞曉群到海豚出版社擔任社長。年末與沈公小聚,兩杯啤酒之後,俞曉群和沈公說,還想重新開機人文書出版,接續做“新世紀萬有文庫”。沈公說:“我老了,做不動了,我們還是去上海,試一試陸灏吧。”後來在陸灏家附近的一家小餐館裡,陸灏最終答應接手做一套文庫,命名曰“海豚書館”,小精裝,三五萬字一本,下面六個子書系,六個主編:文學原創孫甘露,海外文學董橋,文藝拾遺陳子善,學術原創葛兆光,學術鈎沉傅傑,翻譯獨幕喜劇陸谷孫、朱績崧。

俞曉群記得,“海豚書館”計劃之初,大家希望多出一些,做長一些,等到出版一百冊時,開一個座談會;出到一千冊時,開一個慶祝大會。但有一次推算時間,陸灏突然驚訝:“曉群都55歲了,抓緊做吧,不能想得太遠。”這一書系到俞曉群退休時出到80種。

“新世紀萬有文庫”出版十周年的時候,媒體問俞曉群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套書,俞曉群老老實實說,因為出版社有些錢,想做一點文化儲存的工作。後來記者問沈公同樣的問題,沈公的回答是:儲存為名,啟智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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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萬有文庫”

在編“新世紀萬有文庫”時,俞曉群曾經請教過陳原:什麼樣的書可以列入經典?陳原回答,一個最基本的标準就是存留價值。陳原曾經在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書庫,買到他們100年前出版的書,有些書已經增值數倍。存留價值誰來界定?陳原說,一個是專家界定,一個是大衆界定,也就是市場界定。後來有朋友告訴俞曉群,看到《新世紀萬有文庫》全套六輯366種,網絡上最高标價到了20萬!那年剛好是“文庫”出版20年。

俞曉群不太願意回溯過往,在他看來這些都過去了。“我不是标新立異的人,不是先鋒派,我做出版是做傳承、搞文化積累,做大衆啟蒙,這是早先跟着沈公的時候就明确的。出版那麼幾條路,每一條都不一樣,我選的是這條路,就是做基礎工作。”

有些人覺得啟蒙失敗了,俞曉群不這樣認為。“一代代人還是讀了很多書。有些常識,通過啟蒙還是深深紮到了你的腦子裡。我們曾經很狂熱,現在會理性思考——你為什麼不知道你的傷害會給别人造成痛苦呢,那時候你隻是懷疑但是你不懂啊!”他相信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還是要通過讀書完成啟蒙這件事。

“隻要書還在,文化内部就還是在流動。”俞曉群信任書的能量,在他看來,文化的繁榮分表層、中層、底層,底層的熱度一直在,這是一個好現象。“現在愛書人比原先多得多,藏書人也比原先多得多。讀書人依然存在,他們的熱情沒有減弱,他們可能更加理智了,确實讀書才能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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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的故事

在俞曉群眼裡,沒有什麼“出版學”,出版沒有“學”,這是一門靠經驗傳承的産業,一靠文化傳承,二靠師徒傳承。

俞曉群寫過一本書,書名叫《前輩》,追溯中國出版史上曾經的創始者。研究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是因為他當時在遼甯出版集團做副總,對出版經營很困惑:出版怎麼踩能活下去?當時活得最好的是教材教輔,俞曉群師範大學畢業,在出版社起步就是編教材,1993年做教育社社長,一直做到遼甯出版集團成立,還兼職兼到2003年。當時教育出版改革,讨論的是怎麼把教材分下去,讓教材養其他書。俞曉群想知道,除了這個還有什麼路可走。他想知道老商務、中華書局這些屹立百年的老店是怎麼做的,怎麼起家,怎麼活下來,文化情懷怎麼表達。

這些人裡,王雲五做“萬有文庫”的經曆對俞曉群影響很深。王雲五自學成才,經曆傳奇,毀譽參半。上世紀30年代,王雲五赴美,《紐約時報》采訪他,說他“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稱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主持的“萬有文庫”的規模在當時世界上未曾有之。“我很佩服他,‘萬有文庫’做了四千種,王雲五說我從小買不起書,在圖書館長大,‘萬有文庫’一套書放着,一個圖書館就成立了。”

還有鄒韬奮。鄒韬奮患耳癌去世很早,女兒在他彌留之際拉着他的手臂叫爸爸,他已經說不出話,隻是用盡力氣擡手在紙上寫了三個字“不要怕”。“他一生不怕。蔣介石讓杜月笙請他去南京做禦筆,他甯可流亡香港。硬骨頭辦報,冒着随時被查禁的危險出版當時一大批紅色‘禁書’。沈公說這三個字我一輩子沒做到,他說自己是弱者,沒有鬥志和勇氣。”俞曉群說其實沈公不是如他所說的弱者,沈公的觀點是,第一是活着,第二是表達,不然無法了解為什麼有利于思想解放的很多書最後在他手上能出版。

沈昌文是俞曉群的師傅,言傳身教。1994年他們認識,俞曉群當時三十幾歲,心中就認定:沈公在出版事業上的成就,我可能拼盡一生的精力,也達不到那樣的高度,就老老實實向沈公學習吧。不管是在工作室,在書友會,還是在餐館,在旅途中,不管沈公嚴肅說的話,還是他無時不在的灰色幽默,俞曉群都會認真記錄下來,拿回去思考,再從工作中找到落實的依據。跟着沈公學,俞曉群知道實際上承接的是更多出版前輩的經驗。“他一直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他念了一個研究所學生,因為他給陳原、範用都做過秘書,跟他們學了很多。”

“他确實把路摸索得非常透,那些經驗可學的太多了,而且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會替你考慮,很周全地都給你想好了,不管是選題還是營運。他其實對你沒有責任,但是他會對你負責任,這是他很真誠的一面。”

年近九十,沈公出門還是堅持不用車接,背着一個大書包四處遊逛。中午一瓶啤酒,一碗羊雜,面色绯紅,目光炯炯;說是“兩耳不聞窗外事”,購書、上網都不耽誤。俞曉群說,直到後來有一次,沈公記錯位址,迷失了方向,最後計程車司機把他送過來,當時把他們吓壞了。此後沈公再出來,大家一定要全程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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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淵沖先生

前輩中還包括作者,比如許淵沖先生。本來給太太當司機去跟許先生談事情,後來俞曉群決定給許淵沖先生認真地出版他的翻譯作品。他記得2018年6月許先生的夫人突然去世,許多人去探望許先生,都為他的身體與生活擔心。畢竟是年近百歲的老人,耳朵又背,以往交流都需要夫人在一旁解說,現在該怎麼辦呢?沒想到不久,老先生突然給他打電話,他從記事本上找到俞曉群的聯系方式,說:“俞社長,感謝你們以前的支援,現在照君不在了,你對我的著作有什麼出版建議,可以直接與我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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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半齋随筆》出版,其中記載17位人物,包括故去的7位前輩:張元濟、鄒韬奮、豐子恺、陳原、陳翰伯、葉君健、李學勤;2021年故去的前輩名單裡又加上了兩位,一位是許淵沖先生,享年100歲,一位是沈昌文先生,享年9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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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曉群(右)和沈昌文先生

藝術家、作家、學者中高壽者多,除去個人因素,俞曉群總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這裡面的卓越者能和時代風潮保持一定的距離,不像官員、企業家在其中沉沉浮浮。“但不是所有職業都有這種自由,有的職業,必須在人群裡。排球得六個人打,乒乓球兩個人就行。”

有時候俞曉群聽前輩們講過去的事,也常常感慨一個時代的磨砺,和人在時代裡的隐忍。

他記得三年前的夏天,去黃永玉先生萬荷堂家中做客。他們去他的畫室,看他創作中的一幅大畫。一入畫室,俞曉群受到了震撼,房内高高的舉架沒有吊頂,一幅尚未完成的大畫放在巨大的畫案上。工作場景常常是這樣:畫布挂在牆上,年近百歲的畫家架起人字形梯子,手持畫盤畫筆,走筆畫間,忙上忙下。

黃永玉和他說過一件往事。他說很久以前,有人用木棍打他,他牙關緊閉一聲不吭,那天恰好是他生日。晚上回家,夫人含淚幫他脫衣服,發現背心都被凝血粘在身上。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吭聲,黃先生說我在數他打幾下,為什麼數,“不為什麼,我小時候練過功夫,知道自己能扛過多少棍子,到五百下我就完了。”走出萬荷堂,俞曉群腦海裡想到的是李白《與韓荊州書》:“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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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曉群拜訪黃永玉先生

生存是最低要求,其次就是精神生活

快速變動的時代裡,所有經驗都在快速疊代,包括出版。“并不容易做,可現在難的事太多了,什麼事是容易的呢?有時候可能會遇到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礙,不可逾越那就得改啊。很多人說你怎麼天天研究封面啊,還有人說你這是扒書皮兒呢。”俞曉群說自己的特點是随遇而安,遇到什麼就去好好幹,幹到喜歡它為止。在他那裡,出版是一種表達,寫作是另一種表達,做所有的事情歸根結底還是為了内心的平靜。

出版業内說好編輯要有兩支筆,一支筆能編書,一支筆能寫東西。俞曉群這一代出版人中,他是出了名的“兩支筆”,叢書做了一套又一套,自己的随筆也是一本接一本地出。厚厚三卷本的《一個人的出版史》一百多萬字,記錄35年出版工作的諸多細節。其實俞曉群是學數學出身,最早在三聯出的書是《數術探秘》,偏愛的研究的也是少有人行的方向,比如“五行志”,這是中國古代正史中對天變災異和時事感應的一類記錄,他的《五行志叢考》寫了一百多萬字,後來從裡面整理了二十萬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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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東西隻是一個愛好,一個表達的出口。”出版工作事務繁雜,俞曉群曾經擔任一把手多年,外人難以想象他怎麼能騰出那麼多時間寫東西。他說,“我的生活極單調,讀書寫作是我唯一的解脫方式。每個人解脫方式不一樣,累了悶了,有的喝大酒,有的旅遊,我都沒有,我哪兒都不願意去,就喜歡埋在書房裡。”

俞曉群說生存是最低要求,其次就是精神生活。疫情這三年,埋在書房裡的時間尤其長。他在文章裡寫,書房視窗望出去,有棵銀杏樹,樹很高,一對喜鵲在上面做了巨大的窩。俞曉群親眼看着兩隻喜鵲在幾棵大樹間選來選去,路邊的泡桐樹下行人太多,另一棵法桐枝條不夠茂密,直到最終選中這棵銀杏樹。他想起随父母下鄉時,冬春之際青黃不接,到荒甸子上摟茅草,一筐茅草不禁燒,做不熟一頓飯。村裡的小夥伴會上樹去端喜鵲窩,喜鵲築窩用的都是上好的幹柴,有時一背筐放不下,幾天燒飯都用不完。小夥伴端喜鵲窩時每次都引得喜鵲喳喳大叫。俞曉群說那時候羨慕小夥伴,但今天回想起來羞愧不已。

他也回憶小時候養魚,東北很冷,揣着幾毛錢去魚市,賣魚的會把魚放在小口玻璃瓶裡,然後貼肉揣在懷中。看中哪條,賣魚的就會把那條魚用小網撈出,含在嘴裡,再吐入他準備好的瓶子,買的人把瓶嘴封好,也貼肉放在懷裡。俞曉群回憶,有一次買了一對“黑瑪麗”,沒想到玻璃瓶瓶蓋不密封,走到半路水漏光了,情急之下,他把兩條小魚含在嘴裡飛奔回家,但最終魚還是死了。

或許也和從事的工作有關,俞曉群信任寫遠甚于說,尤其是退休以後,他給自己立了個原則:不參加社會活動,不返聘,不演講。“說的東西說過就過了,而且說有時候會走闆,寫還是留得下來。”

俞曉群:隻要書還在,文化内部就還在流動

此前他的書都由沈昌文寫序,沈公給他寫了13篇序。2021年初沈公去世,新書《書後的故事》是毛尖給他寫的序,題目叫《鮮嫩六十年》。毛尖對俞曉群的摹寫生動有趣,說一般飯局上俞曉群進來,有時穿紅有時穿黃,“男性能把這兩款顔色穿得甜萌又躁動的,全世界就兩個,一個孫悟空,一個俞曉群。”

毛尖感慨:“我們在歲月裡老去一年又一年,俞老闆卻塗了防冷蠟似的,一年比一年鮮美……看完俞老闆的《故事》,才能真正明白為什麼他的保鮮期那麼長。”俞曉群笑着說,“哪有什麼鮮嫩,那是朋友們開玩笑,昨天剛去染的發,全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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