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紙”是紙的曆史中最為人們所熟知的角色，在西方，19世紀崛起的大衆化報紙塑造了重要的公共領域，為政治輿論的影響力推波助瀾。在中國，晚清時期報刊的普及則深刻重塑了人們對時局乃至時空的認知，讓人們真正意義上“開眼看世界”。
以上有關新聞紙的影響，并不隻是由新聞紙承載的文字“内容”帶來。早在上世紀，麥克盧漢等媒介學者就提醒我們關注媒介影響的物質與技術層面。德國文學與曆史專家羅塔爾·穆勒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這種視角。在他的《紙的文化史》一書中，他将焦點置于“紙張”媒介本身，追溯了其演化史背後複雜的社會互動過程。
從穆勒的記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原材料基礎、印刷造紙技術等因素的變化，對于紙形态的發展有着革命性的影響。而不同紙張的形态，也深度介入了社會政治環境。例如在著名的法國德雷福斯事件中，重“社會雜聞”的“小報”通過各類八卦轶事，成為影響輿論的重要角色。借用伊麗莎白·艾森斯坦語，穆勒試圖描繪的是一種“作為變革動因的紙張”。以下内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紙的文化史》，有删改，小标題為摘編者所加。
《紙的文化史》，作者: [德]羅塔爾·穆勒，版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創美工廠，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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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機：“無限生産力”的承諾與新聞紙的崛起
“紙是我們所有精神交流的物質手段，是思想交流的中間人，是思想、感覺和情感的載體，是人類研究成果的忠實載體。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材料像紙一樣經曆如此巨大的變化，沒有任何材料能像紙一樣，通過辛勤的工業者的雙手，從最原始的自然狀态直到完美的最終目标。在這裡描述紙的生産制造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們事先就可以确信，卷筒紙制造機的奇特機制不太會讓我們的讀者感到不滿。”這是《卷筒紙制造機》（Die Maschine des endlosen Papiers）的開篇語。萊比錫雜志《實用知識傳播協會芬尼雜志》（Pfennig Magazin der Gesellschafl zur Verbreitung gemeinnütziger Kenntnisse）在1834年秋天，用兩篇文章圖文并茂地向讀者們依次介紹了造紙機和切紙機。這份每周六發行的雜志，其名稱取自1832年在倫敦出版的英國周刊《實用知識傳播協會的便士雜志》。《芬尼雜志》同巴黎的《名勝風景》一樣創刊于1833年，首年發行量就達到35000冊。一本雜志共八頁，有四到六張不等的插圖，售價僅為11芬尼——從萊比錫寄一封信到德累斯頓要花的錢幾乎是它的兩倍——每年訂閱的話隻要兩塔勒。如此低的價格隻能依靠高發行量維持。
僅僅成立幾年後，《芬尼雜志》的發行量就達到10萬冊。1847年，出版商F.A.布羅克豪斯（F.A.Brockhaus）收購它時，為保證這本插畫周刊的按時出版，專門為雜志的高速印刷機配備了蒸汽動力。18世紀啟蒙運動講求的娛樂和教學在這裡得到了平衡。文中對造紙機和切紙機的介紹同巴爾紮克的小說一樣，以一種物質自我反思性的方式，向雜志的讀者們展示了他們手上所拿讀物的物質構成。這兩篇文章充分反駁了這樣一種觀點：通向現代大衆媒體的道路是思想和語言退化的陡坡。文章的描繪生動形象且十分精确，19世紀的叙事文學正是通過這樣一種精确性描繪了自然現象、日常事務以及市民生活。《芬尼雜志》對造紙機的描述（不斷引用文章附帶的整頁插圖）是這場造紙廠之旅的高潮。它進一步将機器解釋為通過人類思維實作的“奇迹”。
造紙機可以生産出無盡的紙張，看上去又不需要人力，這種被梅爾維爾拿去跟但丁的地獄懲罰聯系在一起的無盡性，表現為一種對無限生産力的承諾。在讨論英國的《便士雜志》時我們就已經意識到，現代印刷技術和造紙機的結合對于這一類型的報刊來說具有決定的意義。巴爾紮克為法國昂古萊姆印刷廠指定的斯丹諾普印刷機就已經是鐵制的了，它是傳統谷登堡印刷術的最後一個分支，可以通過使用較大的金屬壓闆實作“一次性”印刷，但是它的原理還是舊式的“平面壓平面”——将壓闆蓋在印版上的方式。弗裡德裡希·柯尼希的高速印刷機意味着向滾筒印刷的過渡。柯尼希的靈感來自機械化織布廠的印花工藝。滾筒是在19世紀印刷技術革命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元素。
在幾十年的時間裡，滾筒式高速印刷機與造紙機的全新結合，取代了幾個世紀以來地位穩固的手動印刷機和手工造紙。這種斷斷續續的技術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報刊出版的激勵。正如巴爾紮克所了解的那樣，現代新聞業已經找到了一個夥伴，可以與其結成一個劃時代的聯盟，就像15世紀和凸版印刷結成的聯盟一樣。然而，隻有在效率越來越高的印刷機的産能和造紙機的産量之間取得平衡，這一聯盟才能蓬勃發展。人們意識到，造紙機原材料供應的局限會影響這一平衡。我們可能還記得，大衛·賽夏的研究就是基于這一點的。那讓我們來看看他是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吧。
法國19世紀作家巴爾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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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賽夏與弗裡德裡希·哥特羅布：新發明背後的複雜因素
當時的大衛已經因朋友呂西安在巴黎僞造的票據而債台高築，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在去見律師柏蒂-格勞的路上，他心不在焉地嚼着一根在工廠用水泡過的荨麻。在和律師談完回去的路上，他忽然覺得牙齒縫裡有一顆丸子，便把它拿出來放在手上，發現“那一小塊糊比以前試做的各種紙漿都強。用植物做紙漿，主要缺點是沒有彈性，例如幹草做的紙就特别脆，近乎金屬，拈在手裡發出金屬聲。像他那種偶然的發現隻有大膽探索自然規律的人才會碰到”。“我要用機器和化學品來代替這個無意識的咀嚼作用。”他自言自語道。
當巴爾紮克寫作《幻滅》最後一部的時候，紡織和裝訂勞工弗裡德裡希·哥特羅布·開勒（Friedrich Gottlob Keller）在薩克森整理出了一本自1841年起開始撰寫的筆記，筆記中記下了他所有的技術創新。他希望通過這些筆記來獲得一些有利可圖的發明。其中一個想法是“用研磨産生的木質纖維制造紙張”。幾十年後，開勒在自傳中描述了他成功的過程，在一系列想要通過化學方式獲得木質纖維的實驗失敗之後，他回想起自己小時候會将櫻桃核适當打磨後制成項鍊，打磨時分離出的木纖維曬幹後就變成了小小的薄片。這個回憶讓開勒想到，可以通過邊研磨邊加水的方式，将木頭分解成纖維。開勒記錄了他在他的工廠中用普通磨刀石生産出第一張木漿紙的時間：1843年11月。夏天的時候，巴爾紮克《幻滅》的第三部《發明家的苦難》以連載的形式在巴黎雜志《國家》（L’ tat）和《巴黎人》（Le Parisien）上發表。
意外發現是19世紀發明家逸事的一個常見主題。大衛·賽夏和弗裡德裡希·哥特羅布·開勒兩人的發明都是從曆史中找到了靈感。兩人都抓住了一條自18世紀下半葉以來貫穿造紙技術文獻的線索，也就是尋找以植物為基礎的原材料。當時的人們并沒有忽視木頭和荨麻。雅各布·克裡斯蒂安·謝弗在他的《不用破布或減少添加物制作同等品質的紙的嘗試及案例》中詳細地研究了使用各種木材的可能性。到了19世紀，當使用植物原料造紙變得越發緊迫的時候，從直覺的、實驗性的概念到經濟可行性的轉變受到了幾個因素的推動。
首先，這些想法是在更接近科學和程式的反思中進行的。随意地咀嚼一根植物、童年回憶的靈光乍現——這些聽起來像是非常小機率的個體事件。但事實上，這些靈感的背後是高速運轉的技術反思機制，在德國，《通用技術報》、《綜合技術核心報》以及《綜合技術期刊》（Polytechnische Journal）就是這一機制的代表。大衛·賽夏能想出他的方法，離不開他在巴黎學到的理論知識和迪多印刷所的技術知識。開勒的靈感則深深植根于他對綜合技術期刊的廣泛閱讀。人們總是緻力于給成本高昂的消費品和原材料尋找替代品。随着機械化和工業化的不斷推進，這些研究始終與實作廉價大規模生産這一目标聯系在一起。開勒工藝的基本理念——在研磨的同時加水，進而從木質纖維中擷取紙漿，而不僅僅靠添加木屑——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産生的。
然而，最重要的是，關于造紙原料創新的推動力更強了。在18世紀，破布短缺——紙張需求增加的另一種表現——可以通過放寬破布交易的規章制度和收購特許權來減輕。但在19世紀情況就不一樣了。随着造紙機和印刷機的技術進步，加上新聞業對紙張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原材料短缺的情況加劇了。
電影《天才捕手》劇照
巴爾紮克在1830年前後為埃米爾·德·吉拉丹（ mile de Girardin）的報紙撰寫過文章。1836年，吉拉丹成立《新聞報》（La Presse）之後，巴爾紮克也是撰稿人之一。和同一年由阿爾芒·杜塔克（Armand Dutacq）成立的日報《世紀報》（Le Siècle）一樣，《新聞報》同樣也是走薄利多銷的政策。當時法國報紙的預訂價格通常為每份80法郎，而《新聞報》和《世紀報》這兩家新辦報紙隻要40法郎。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吸引新的閱聽人，擴大銷售市場，并通過銷量的增加來彌補價格降低帶來的損失。與此同時，他們還依靠廣告業務和新的政策來確定閱聽人忠誠度。吉拉丹的基本理念是結合新奇和叙事，也就是通過叙事的方式處理新聞，進而提高資訊的價值。他将文學性、叙事性和娛樂性的形式引入了報刊這個以政治為中心的媒介，取代了傳統上占主導地位的修辭性、論辯性的議論文。他最著名的創新是開創了“連載小說”。這一形式很快就引起了極大轟動，這不僅是由于第一年連載的巴爾紮克的小說《老姑娘》（La Vieille Fille），還有一些反映讀者日常生活的短篇散文也同樣重要。這兩份報紙的創新在當時都是非常成功的。《新聞報》的銷量很快就突破了10000份，1842年《世紀報》的發行量達到35000份。這都是《幻滅》問世的時代背景。
巴爾紮克曾寫道：“工業和知識的所有偉大成果都以極其緩慢的速度和不可察覺的積累向前發展，就像地質運動或者其他自然過程一樣。為了臻于完美，寫作——語言可能也是——也必須和印刷及造紙一樣進行許多測試。”在這一關于技術進步和自然發展的類比中，其實包含了這樣一個認識，即發明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可能是在更長的時期内發生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工藝技術的想法隻有在合同、專利、其他經濟和文化因素都相對成熟的情況下才能實作。大衛·賽夏和弗裡德裡希·哥特羅布·開勒在這一點上是相似的，兩人都希望在沒有必要的資本和成熟的基礎設施的情況下，将發明應用到實際生産中。結果就會變成路易斯·尼古拉斯·羅貝爾和他的造紙機那樣：發明者無法掌控他的發明。
以開勒為例，海登海姆的造紙商海因裡希·弗爾特（Heinrich Voelter）拿走了他的專利，海因裡希與當地工程師約翰·馬休斯·福伊特（Johann Matth us Voith）一起，經曆了開始的幾次失敗後，開發出了一種工業級的木材研磨機，還有一個用于給研磨後的木材進行“精煉”的精制裝置。木漿最初是破布的添加物，被當成添加劑來使用，而沒有被作為通常意義的替代材料。從開勒的想法到木材研磨工藝的實作，中間大概間隔了25年。1867年巴黎的世界博覽會見證了國際造紙業在木漿技術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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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原材料的革命與地理中心的轉變
這是第一步，但并未徹底革新紙張的原料基礎。因為僅以純木漿為原料制成的紙張很容易變脆，在光照作用下很快會變黃。是以，在生産更精細的紙張時，還需要使用破布作為穩定劑。直到19世紀80年代，破布的這一功能才被一種同樣從木材中提取的物質——纖維素所取代。纖維素是化學興起的産物。自18世紀末以來，人們通過對破布進行氯漂白，擴大了紙張生産的原料基礎，并為尋找替代材料提供了新的動力。巴爾紮克虛構的發明家大衛·賽夏的故事，也算是符合真實的曆史。他是從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位化學家那裡獲得了關于植物實驗的第一個靈感。從荨麻中偶然取得的突破，促使他不斷嘗試用化學方法實作他偶然用實體力量造出的東西。這反映了一個事實，即随着造紙機的引入，化學家也加入工程師和機械技術人員的行列中來。
1838年，法國化學家安塞姆·佩恩（Anselme Payen）在木材中檢測到了纖維素。此後，《綜合技術期刊》（Polytechnischen Journal）等雜志不斷地記錄了生産造紙用纖維素的新實驗和新工藝。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快速發展的化學紙漿産業使原材料進一步得到補充，大量紙漿廠成功地淘汰了作為替代原料的稻草。用破布制作的紙張仍在繼續流通，但從那時起，機械紙漿和化學紙漿的結合以及蒸汽的使用（作為動力而非熱源）成為紙張大規模工業生産的特點。高品質的化學紙漿取代了添加到機械紙漿中的破布，以生産出更高品質的紙張。
電影《華盛頓郵報》劇照
随着破布不再具有重要性，造紙業逐漸和它的老夥伴——織布廠以及它的後代紡織業分離開來。1867年，也就是巴黎世界博覽會舉辦的那一年，德國《綜合技術期刊》摘選刊登了安塞姆·佩恩的論文《關于木質纖維的結構和化學組成》（Ueber die Strulur und die chemische Confitution der Holzfaser），并在結尾描述了纖維素生産這一新興産業：“即使從林業的角度來看，這一新的産業也會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因為它為針葉林種植所提供的産品開辟了新的銷售管道。”事實上，森林取代了破布交易者，成為新的造紙原料供應商。
從林業經濟的角度來看，造紙業填補了傳統的木材購買者退出市場後所留下的空白。在19世紀，煤炭在冶煉工業和一般工業的燃料中取代了木材，同時在建築業中，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鋼鐵來代替木材。是以，在造紙業提出需求的這一曆史性時刻，森林成為造紙可以利用的原料來源，并促進了造紙業向工業生産過渡。功能越來越強大的大型機械裝置可以和不斷精進的化學原料提取方法結合在一起。新的生産規模使人們對能源和資本的需求成倍增加，需要完善的物流來運輸原材料和成品，并在更高的層級上将盈利能力和生産規模結合起來。随着紙張生産的重新調整，地理中心的轉變伴随而來。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用破布造紙最容易找到原材料。
随着機械紙漿和化學紙漿成為造紙的原材料，北美和北歐等人口稀少但林木茂密的地區變得越來越重要。法國、荷蘭、德國和英國這幾個在1800年造紙機剛起步時還處于領先地位的傳統歐洲造紙國家，在世界範圍内開始退居二線。從在中國和阿拉伯起源一直到機械化和工業化時期，造紙對水的依賴沒有改變，它促進了地理中心的轉變。盡管水作為動力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是水的大量供應對于工業生産來說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北歐和北美豐富的森林資源加上豐富的水資源，促成了這些地區在世界造紙業中的崛起。早在前工業化時期，造紙就不是田園般的美好畫面：造紙廠内的破布惡臭熏天，被污染的水則流到廠外。随着工業化以及機械紙漿和化學紙漿生産的發展，水的消耗和污染增加。造紙廠的化學品殘留物随着廢水排放到自然環境中。
直到19世紀的最後30多年裡，由于原材料基礎的改變，古老的歐洲造紙業才得到了全面革新。從造紙曆史的角度來看，我們生活的時代并不是從造紙機和高速印刷機開始的，隻有原材料的供應不受限制以後，18世紀後期開始的機械化造紙才能夠充分發揮其潛力，紙張才成為一種大規模生産、無處不在的工業産品。雖然紙張的供應還是會受到經濟因素或政治因素的限制，比如戰時和戰後的短缺經濟，三十年戰争就是這種情況，但原則上講，可再生原料的種植可以滿足工業社會對紙張日益增長的需求。1800年前後，德國的人均紙張消費隻有0.5公斤。而到了1873年，這一數字增長到2.5公斤。但這四倍的增長也不過是一個前奏。19世紀的最後一個季度，造紙原材料範圍擴大後，紙張的人均消費量從13公斤躍升至18公斤。
電影《天才捕手》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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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法國《小日報》和德雷福斯事件
1839年出版的《幻滅》第二部中，巴爾紮克虛構了一份報紙，記者羅斯多将其稱為《小報》（Notre Petit Journal），呂西安·德·呂邦潑雷憑借副刊裡的文章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巴爾紮克去世後，出現了以此名字命名的報紙：《小日報》（Le Petit Journal），它代表了法國向大衆媒體時代的過渡。《小日報》創立于1863年，為了免交政治報刊稅，它強調自己的“非政治性”。從名字就可以看出，《小日報》與那些“大”而精緻的媒體不一樣。它的“小”不僅展現在實惠的價格，也展現在減半的頁面規格上。這份報紙隻要5生丁，即1蘇，創造了所謂的“一蘇媒體”，是法國版的英國《便士報》。
社會雜聞（faits divers）在《小日報》中占據着重要地位。就像狄更斯筆下的倫敦一樣，記者們也穿梭于這座大城市中，尋找意外、自殺、無法解釋的死亡和犯罪。早在《驢皮記》中，巴爾紮克就将社會雜聞描述為對文學的挑戰：“請問在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中，你能否找得到一本書在才華上足以和這條小新聞媲美：‘昨天下午四時，一少婦從藝術橋高處投身塞納河自殺。’面對這種巴黎式的簡潔文體，所有的悲劇、小說都要黯然失色……”1869年9月至1879年1月中旬，對一個八口之家謀殺案的連續報道，從捕獲兇手到執行處決，僅僅幾個月内就使《小日報》的發行量從357 000份增加到594 000份。考慮到日報社的生産能力，隻有在印刷機和紙張生産兩者達到一個新的技術水準之時，這樣的發行量才有可能實作。與巴爾紮克合作的埃米爾·德·吉拉丹（mile de Girardin），是法國新聞界從七月革命到法蘭西第二帝國，再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的關鍵人物之一。印刷速度的提高，可以幫助他實作報紙薄利多銷的理念。
他在工程師界的合作夥伴是伊波利特·奧古斯特·馬裡諾尼（Hippolyte Augufe Marinoni）。1848年，他為吉拉丹的《新聞報》提供了一台日産量翻四倍的印刷機。不久後，他看到了從德國移民過來的雅各布·沃爾姆斯（Jacob Worms）在巴黎印刷廠制造了第一台輪轉印刷機。這台輪轉印刷機也是為了《新聞報》所造的，但由于政治限制，在當時沒有得到大規模使用。借鑒沃爾姆斯的建議和他終生緻力研究的英國機械技術，馬裡諾尼為《小日報》研發出了一台法國版的輪轉印刷機。最終，美國的威廉·布洛克（William Bullock）将輪轉印刷機完善到了完全自動化的程度。谷登堡印刷術的原理是平面壓平面，柯尼希的快速印刷術則是利用圓筒對平面，而現在，圓筒對圓筒印刷的實作意味着一個質的飛躍。紙張的柔韌性是實作這一飛躍的前提，這不僅展現在造紙機生産的卷筒紙和印刷機的配合上，也展現在印刷過程中。在輪轉印刷機的普及過程中，在印刷版型方面，用紙型澆鑄鉛版代替了石膏澆鑄。供紙以及紙張印刷完畢後的裁切裝置也都內建到印刷機的對轉滾筒周圍。
1894年《布羅克豪斯百科全書》描述了這些新機器運作的獨立連續性：“普通的高速印刷機工作時，每張紙都必須單獨送入，是以四倍速、八倍速的高速印刷機需要耗費大量人力，這種情況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人們開始想，是不是可以給機器源源不斷地自動送紙，然後每一張紙在通過圍繞着圓筒的彎曲印版（澆鑄鉛版）完成雙面印刷後，通過切割裝置裁切成指定的格式，再将其折疊或平鋪，進而大幅度提高了産能（高達每小時20 000張）。”
和1810年柯尼希的高速印刷機一樣，1856年英國《泰晤士報》也是第一個使用輪轉印刷機的客戶。由此可以看出期刊媒體和印刷及造紙技術創新是密切相關的。輪轉印刷機完美地比對了造紙擺脫原料限制後帶來的産量提升。而兩者的結合又與不斷擴大的報刊産業完美契合。
電影《查令十字街84号》劇照
根據新聞學的觀點，紙和印刷機這一聯盟的革新在四個方面帶來了好處，而這四個方面正是構成報紙這一媒介的四大元素：周期性，即規律出版的可靠性和頻率；及時性，這不僅僅取決于電報局傳遞資訊的速度，也取決于印刷速度；普遍性，即通過邊界的消解和形式的内在差異，對不同的對象進行不特定的覆寫；公開性，即面向公衆的非排他性和可獲得性。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日報尚未需要與廣播和電視競争，它能夠崛起成為工業現代性的核心大衆媒體，首先要歸功于低價和高發行量。若沒有由此帶來的報紙消費的社會擴張，及時性、周期性以及普遍性的效果都将大打折扣。
與17世紀和18世紀的報紙相比，一種新的媒介出現了。随着紙張生産的産業化和原料限制的擺脫，報業出版也促進了未裝訂紙張的同步流通。這些報紙每天奔湧到社會中，随後進入不流通的領域。這有點像電報局的紙質電報，一旦編輯将它們重新編輯成報紙報道後，它們的物質形式就消失了。19世紀有一則流行的笑話：早上的報紙就是晚上的廁紙。這個笑話包含了這樣一種看法：随着期刊媒體的興起，在向大衆提供的大量紙張中，沒有流傳下來的紙張比例呈指數增長。即使圖書館和檔案館會把報紙裝訂成年刊并存放，也沒有減輕這種紙的大規模消失。新聞紙的不斷消失是其間歇性影響的反面。
新聞紙在19世紀漫畫中無處不在，19世紀小說裡也有許多報紙讀者和記者的形象出現，警局檔案裡保留的告密者報告記錄了報紙讀者們的高談闊論，他們對社會雜聞、政治消息以及社論發表看法。這些都反映了每天都有新聞紙被源源不斷地供應到社會有機體中。
《小日報》是造紙工業、印刷技術和期刊媒體組成的“鐵三角”的典範。一開始它采用的是“大”報的四頁格式，但沒有采用43厘米×60厘米的标準尺寸，而是減半為43厘米×30厘米。隻不過，“小”、輕型小報新聞的概念并沒有局限在小的實體格式上。1873年，埃米爾·德·吉拉丹開始擔任報社管理公司的總裁，直到1881年去世。1882年，新聞界的關鍵技術人物——伊波利特·奧古斯特·馬裡諾尼（Hippdyte Aagufe Marinoni）接替了他的位置。在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上，馬裡諾尼展示了他的新型輪轉印刷機。這台印刷機可以将各種規格的卷筒紙進行雙面印刷、裁切，最後折疊成報紙。自1890年開始，得益于1886年紙張稅的廢除以及造紙原料限制的擺脫，《小日報》換用了更大的版面。
1890年，報紙的發行量突破百萬份，還增加了一份八頁副刊，每周出版，定價和普通版一樣隻要5生丁。憑借畫報裡刊登的彩色圖檔，《小日報》成為歐洲大衆媒體的頂尖通訊社之一。它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技術文明進步的主要傳聲筒之一，是電報、留聲機、電話、汽車和環法自行車賽的宣傳員，同時也是民族主義的擴音器。也許一開始它的出現是“非政治”的，但從19世紀末開始，它無疑已經成為一股政治力量。
報紙培育了新的新聞素材、醜聞和轟動事件。它刊登了各種各樣的圖檔：爆炸襲擊和鐵路事故、殖民地的日常生活，進階将領的肖像、國事通路的照片、被獅子襲擊受傷的馬戲團遊客。1898年1月13日，愛彌爾·左拉（ mile Zola）以《我控訴……！》（J’accuse!）為題，在《震旦報》（L’Aurore）頭版頭條發表了緻共和國總統菲利·福爾（Félix Faure）的公開信。這個時候，《小日報》則成了反德雷福斯的喉舌。德雷福斯事件不僅僅是個國家事件，它也是最早的現代媒體戰之一。伊波利特·奧古斯特·馬裡諾尼和時任《震旦報》編輯的喬治·克裡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之間的個人恩怨也被卷進了這場新聞戰中。那個醒目的标題就是克裡孟梭所加。因為左拉的文章，《震旦報》的發行量從通常的兩三萬份增加到超過30萬份。但與之打擂台的《小日報》則有百萬份的發行量。而法國的第二大衆報紙《小巴黎人報》（Le Petit Parisien）也憑借它的百萬份發行量站在反德雷福斯的一方。
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年10月9日－1935年7月12日) ，法國猶太裔軍官，1898年他被誤判為叛國，導緻德雷福斯事件。
《小日報》副刊上刊登了一系列關于德雷福斯事件的圖檔，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95年1月13日那張德雷福斯被革除軍銜、折斷軍刀的封面圖檔。《小日報》的反德雷福斯運動不僅僅是包括針對德雷福斯的反猶運動，它還發起了一場針對愛彌爾·左拉的運動，稱他是“反愛國主義醜聞的主角”，這場運動還波及了他的文學作品。1898年2月，軍隊對左拉進行審判，《小日報》以《左拉事件》為題進行了報道。1898年春天，《小日報》自己也成為事件的一部分。尤其是在5月23日，也就是愛彌爾·左拉在凡爾賽出庭那天，主編歐内斯特·朱代（Ernef Judet）發表了一篇關于左拉的父親弗朗索瓦·左拉（Fran ois Zola）的诽謗性傳記。在這篇文章裡，愛彌爾·左拉的父親被描述成小偷和寄生蟲。這種企圖通過醜化他私人生活中的某一進制素來反擊左拉的政治呼籲的行為，不僅招緻了左拉對《小日報》、馬裡諾尼和朱代的控訴，也使得左拉後來在《震旦報》上以“弗朗索瓦·左拉”為題發表了一系列關于父親的文章。在《黛萊絲 拉甘》（Thérése Raquin）等小說中，左拉承襲巴爾紮克的衣缽，将現實社會的世界帶進小說世界中。現在，他為報紙撰稿，是為父親的榮譽而辯護，也是向《小日報》以及它的诽謗複仇。他明确地告訴讀者，自1898年7月18日凡爾賽審判結束離開法國後，他就再也沒有讀過這份報紙，今後也不會再讀，“我從來不看它”。
摘編/劉亞光
編輯/劉亞光
校對/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