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西安試圖一展拳腳卻不斷犯錯，直到人生一敗塗地，他回顧前半生卻難以弄清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差錯——這正是他讓看客心生憐惜的地方。
另一方面，電影也觀照了現實。小鎮文青懷揣一腔熱血闖蕩都市卻接連碰壁的故事，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國家都在反複上演。
本文首發于24樓影院
文｜樓主
“外省是外省，巴黎是巴黎。”
巴爾紮克在小說《幻滅》中如是寫道。
這既是地緣劃分，也是心理劃分。凡是大巴黎圈之外的地方，皆被巴黎人稱呼為外省，他們精準區分着自己人和他者，建立了一種微妙的傲慢。
作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巴黎吸引着一批批外省有識青年。他們通常有些才華，自視過高，無法容忍“鄉村”生活，認為巴黎才是實作夢想之地。
《幻滅》中的年輕詩人呂西安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他熱愛文學，具有寫作天賦，從外省奔赴巴黎，本想施展才華，卻被世道重錘，無奈走向了另一條路。
（1966年迷你劇版《幻滅》）
較之《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台》，《幻滅》是《人間喜劇》集中知名度不算太高的作品。但它同樣用筆尖戳破了法國世俗生活的華蓋，捧上了赤條條血淋淋的人性故事。
法國電影《幻滅》撷取了小說的主線内容，把外省青年沉浮錄搬上了銀幕。在視覺化重制中，“人生得意須盡歡”和“潦倒新停濁酒杯”變得更為直覺。
導演澤維爾·吉亞諾利的代表作是傳記式劇情片《瑪格麗特》，擅長塑造人物和複古還原。
《幻滅》的主演陣容星光熠熠：扮演呂西安的是近年走紅的小生的本傑明·瓦贊，此前在歐容的《85年盛夏》中有過不錯表現。
呂西安的師父·朋友·仇敵則由文藝片寵兒文森特·拉克斯特（《女兒國的傑基》《喜歡，輕吻，快跑》）扮演；年少成名的天才導演澤維爾·多蘭（《我殺了我媽媽》《雙面勞倫斯》）在片中扮演貴族陣營的某位青年，和呂西安的關系亦敵亦友。
電影伊始，呂西安還生活在小鎮，依附于妹妹妹夫的供養。因為容貌出衆，愛好文學，他得到了當地貴婦人的青睐。有了文藝這層面紗，兩人的交媾也多了幾分惺惺相惜的色彩。很快，戀情被貴婦人的丈夫撞破，他們決定一起私奔去巴黎，投奔貴婦人的親戚。
巴爾紮克在原文中，精準描述了呂西安的心理活動。“巴黎，繁華的巴黎，在一切外省人想象中好比一個理想的黃金國，如今披着黃金的袍褂，滿頭珠翠，向才能出衆的人張着臂膀。”
而貴婦人更為現實的遊說，正中呂西安下懷。“青年才子由上流社會捧出台可以占多少便宜……一個又漂亮又年輕的天才……他們準會支援你。地位高了，你的作品便身價十倍。藝術家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叫人注目。”
電影弱化了這對情人的精明算盤，把兩人的私奔處理得更為羅曼蒂克。但來到巴黎後，呂西安并沒有尋找新的寫作素材，而是一頭紮入了貴族宴會中。由此可見，呂西安雖有文學夢，但經常讓位于他無限膨脹的虛榮心。
沒見過世面的呂西安很快在社交場合出了糗，雖是小事一樁，但足以讓貴族們把他踢出社交圈。貴婦人也順勢抛棄了他，并托人給了他一筆錢，讓他回老家。
可見識過了紙醉金迷，怎願再回歸粗茶淡飯？呂西安沒有離開巴黎，留在這裡還有希望，回到故鄉就是真的低于塵埃了。
在打工的小酒館，他遇到了人生的第二個貴人——小報主筆魯斯托。魯斯托和呂西安經曆相似，皆是出身小鎮的文藝青年。兩年前，他來巴黎追尋文學夢，發現無名詩人出書比登天還難。文筆了得的魯斯托很快找到了發家緻富的方法：杜撰新聞、給新戲劇寫好評、換個筆名再寫差評。
魯斯托把這套生存法則教給了呂西安，并很快将其培養成報社的金牌寫手。同時，這家小報也在魯斯托的掌控下變得更為商業化，寫手們個個賺得盆滿缽滿。
電影揭露了行業内幕，并對其進行辛辣諷刺。片中涉及到小報的橋段皆沉浸在狂歡化的氛圍中：寫手們在嬉笑玩鬧中決定選題、在裝滿金錢的保險櫃前飛速打字。談笑風生間，他們用尖酸刻薄的文字左右着公衆輿論。
小報為自由派搖旗呐喊，貴族則是保守的保皇黨，雙方争鬥不斷。可呂西安偏偏是夾雜在他們之間的人，他借助報社積累财富，但又始終想獲得貴族的認可來一雪前恥。
也許是為了出版詩集，也許是為了獲得貴族名号，他背叛了小報同盟，走向了以舊情人為代表的貴族方。聲名鵲起的他，這一次終于得到了貴族的青睐，他開始過入不敷出、表面風光的生活。私底下，為了錢，他又和小報做交易，匿名撰寫炮轟保皇黨的文章。
呂西安同時掉入了魯斯托和保皇黨的雙重陷阱中，他失去了一切。但魯斯托同樣也是輸家。真正的赢家是貴族們，他們查封了魯斯托的報社，把寫手們送入了監獄，徹底把報紙變成了王室的工具。
《幻滅》究竟是誰的幻滅？
巴爾紮克的小說意指兩個有志青年的幻滅：詩人呂西安和發明家塞夏。
他們固然有錯，前者虛榮，後者天真。但巴爾紮克把命運的悲劇歸結于19世紀的法國社會。巴黎吞噬了外省青年的夢想，以供養着欲望之城。少許人憑借聰明才智和過人運氣混迹上流，更多的人死于壯志未酬。
電影《幻滅》大刀闊斧地砍去了塞夏這條線，隻留下了呂西安的故事。他一直在力争上遊，也一直在不斷沉淪。
拘泥于影片長度、局限于演員表現力，《幻滅》不算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它一闆一眼地還原小說内容，數次引用巴爾紮克金句，有誠意卻無靈性。可以說，電影的優點多半來源于原著。
電影的可看性主要來源于呂西安這一角色的複雜性，他的前半生始終在左右互搏、瞻前顧後。
他野心勃勃又畏葸不前。來到巴黎後，他想過憑借容貌和才華上位，卻又缺乏行動力。換言之，他不像《漂亮朋友》裡的杜洛華那麼冷酷無情，也不像《紅與黑》中的于連那樣善于規劃。呂西安隻是混混沌沌地活着，任由貴婦人向其伸手又将其推開。
（《漂亮朋友》和《紅與黑》）
他不擅長玩弄感情卻深陷感情遊戲。不管是對貴婦人，還是對女演員，他都付出了一定真情，這使得他很難及時抽身而退。呂西安對待感情，總有幾分孩子氣的天真，搖擺在真心和假意中難以自拔。
他既做不到追求純粹的文學夢，也無法徹底變成“商人”。前者是巴爾紮克在書中塑造的“貧苦高傲的青年作家”小團體，後者是魯斯托這樣早早認清現實的入世者。因而，在兩種群體中，呂西安都難以找到歸屬感。
他看不透舊貴族，也認不清新資産階級。當魯斯托向他抛去橄榄枝時，他理應放下貴族夢，創造新貴人生。但擁有财富後，呂西安兜兜轉轉回到貴族身邊，想讨要一個貴族封号，這使得他被捏住了軟肋。
從這個角度看，杜洛華和于連都比呂西安機警，在決定攀附之前，他們早早意識到了貴族的虛僞。
呂西安試圖一展拳腳卻不斷犯錯，直到人生一敗塗地，他回顧前半生卻難以弄清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差錯——這正是他讓看客心生憐惜的地方。
另一方面，電影也觀照了現實。小鎮文青懷揣一腔熱血闖蕩都市卻接連碰壁的故事，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國家都在反複上演。
若要指出電影在何處勝過了原著，那麼我覺得是導演對結局的開放性處理。他讓呂西安狼狽地離開了巴黎，體面地走向湖水中央。
巴爾紮克比導演更冷酷一些。在原著中，呂西安自盡未遂，被奇怪的西班牙傳教士救下。但呂西安到底沒有迎來新生，因為這位傳教士是喬裝的伏脫冷（《高老頭》中的逃犯）。
這位混迹人間的靡菲斯特，把呂西安再次送回了巴黎名利場為他所用，而呂西安的餘生便是另一篇小說《交際花盛衰記》裡的故事了。
這才是巴爾紮克賜予呂西安的最終結局：幻滅之後沒有新生，而是再度幻滅。拉弓的那一刻起，人生便永無回弦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