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以文會友”的一種特殊交流形式，文人雅集為群體或個體創作營造特定情境，有力促進了詩文、書畫等作品生産，成就了中國文化曆史上諸多名垂千古的佳作。
「“蘭亭”甚于“金谷”？」
君王權貴對文士賢才的招攬，促成了早期文人雅集的形成。《詩經》中的“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描繪了先秦諸侯王宴請門客賢士把酒言歡、談古論今的情景，也賦予了文人雅集的基本形态：鼓瑟音樂、美酒佳肴以及品德高尚的賢才。
在雅集中，文人賢士借由詩文、書畫切磋激發靈感與創意，不僅與所處的時代同頻共振，成為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而且影響一時一地的創作風向，推動文化普及與發展。
西漢梁孝王劉武廣交文人名士，在今天河南商丘東建東苑（又稱“菟園”，後人稱之為“梁園”），以招延四方豪傑。史書記載，自山以東遊說之士莫不畢至。文人名士枚乘、司馬相如、莊忌等人也相繼來梁，成為座上賓，最終形成以劉武為核心、賈誼為先導、鄒陽等人為中堅的梁園文學群體。李白《書情題蔡舍人雄》中的“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說的便是這個典故。
一日，劉武宴集遊于梁園忘憂館，命門客各作辭賦一篇，便有了枚乘的《柳賦》、路喬如的《鶴賦》、鄒陽的《酒賦》、公孫詭的《文鹿賦》、羊勝的《屏風賦》、公孫乘的《月賦》等，成就了一段佳話。
梁園文學群體有力推動了西漢文學發展。其中，西漢辭賦大家枚乘的《七發》《梁王菟園賦》等作品，是漢大賦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作品。
三國時期，曹操建都邺城（今河北臨漳縣邺北城），喜交名流學士，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桢等，逐漸形成了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團。在集宴雲遊、詩酒酬唱中，一舉開創了慷慨任氣的東漢文學氣派。
他們的作品主要反映艱難時世、民生疾苦，抒發憂國憂民之情，表現出建立功業的積極抱負。在“建安七子”中，王粲善作詩賦，成就可以說高于另外六人，被劉勰稱為“七子之冠冕”。他的《登樓賦》《七哀詩》是建安時期抒情小賦的代表性作品，抒寫生逢亂世異居他鄉、心寄故土之情，哀傷而不消沉。
如果說梁園雅集、邺下雅集是由權貴或統治者召集主持，帶有某種政治因素，那麼西晉金谷園雅集可被視為由文人自發組織的雅集。
西晉文學家石崇常在洛陽的别院金谷園召集劉琨、陸機、陸雲、左思、潘嶽等聚會、結社，史稱“金谷二十四友”。最值得書寫的一次雅集，是元康六年征西大将軍王翊從洛陽還長安，石崇召集衆文豪在金谷園為其設宴餞行，“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鬥”。
事後，石崇把衆人詩作收錄為《金谷集》，親撰《金谷詩序》。這場極大聲勢的文人雅集，對後世的相關活動産生了深遠影響。50多年後舉行的蘭亭之會，便是依照金谷園雅集模式組織的。
史書記載，當王羲之得知人們把《蘭亭集序》和《金谷詩序》相比時，感到很高興。由此可見，金谷園雅集在當時恐怕比蘭亭雅集更有影響。但後世知“蘭亭”甚于“金谷”，又是為什麼呢？
一方面，《蘭亭集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深得唐太宗和後世書家推崇；另一方面，二者境界不同，《金谷詩序》“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蘭亭集序》“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故後者更容易為人傳誦。
蘇轼更是認為，金谷之會皆望塵之友也，“季倫（石崇）之于逸少（王羲之），如鸱鸢之于鴻鹄”。
「文采風流，映照一世」
文人雅集在唐代盛極一時，形式與活動内容豐富多樣，不乏留下千古傳唱的名篇。這和唐朝盛世風華、文星昌耀不無關系。
唐高宗上元二年，洪州牧閻伯嶼于重陽節在滕王閣大宴賓客，安排其婿吳子章作序以彰其名。在場衆多文人假意謙讓，年輕氣盛的王勃卻毫不謙讓，一度令閻伯嶼怒而離席。
珍詞繡句層見疊出的《滕王閣序》，既是六朝骈文之新變，也是唐朝骈文通俗化、格律化之先聲。其骈俪藻飾、對仗工整、辭采華美，采用大量典故來叙事抒情，可謂景中有情、情中有景，達到了内容美與形式美的統一，堪稱“神俊無前”。
甘露之變後，白居易遠離朝堂，居于洛陽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唐武宗會昌五年暮春三月，73歲的他邀約胡杲、吉旼、劉真、鄭據、盧貞、張渾等幾位比他年長的長者暢遊山林、把酒高歌，寫下《七老會詩》。
是年夏天，白居易又組織了一次雅集，增加李元爽、釋如滿兩位更為年長的人。白居易在“九老雅集”中寫下《香山九老會詩序》，還請人繪制《九老圖》，以紀念這場平均年齡高達90歲的長者集會。
宋代的“洛陽耆英會”，便是文彥博與富弼、司馬光等仿香山九老會的形式，聚集洛陽高年者共13人置酒賦詩相樂的雅會。司馬光以楷書所作《洛陽耆英會序》和《會約》，堪稱文化瑰寶。
由昆山名士顧瑛召集的玉山雅集，是元代規模最大、舉行時間最長、參加人數最多的雅集。大小雅集凡50多次，“豈無歌鐘樂，乃爾文字娛。逍遙以終夕，聊複遂吾初”，展現了超然物外、超脫功利的價值追求。
當時，科舉制廢止，文人仕途受阻。遠離政治後，文人得以回歸本心，更加追求理想的精神生活與自身的獨立價值，文人雅集煥發新的生機。
元順帝至正八年早春的玉山雅集，被時人稱為“諸集之最盛”。楊維桢所作的題跋《玉山雅集圖記》，再現了雅集人物和場景。楊公還将此次雅集與蘭亭雅集、西園雅集相比較，稱玉山雅集“清而不隘，華而不靡”。
顧瑛将衆人所作詩文編為《草堂雅集》，這是存詩數量最多、由元人編選的元詩總集。他又将各家為玉山佳處二十八處景點所題的記、序、詩、詞、賦以及在各景點燕集時所作的詩詞彙為《玉山名勝集》，并将各家餞别寄贈之作彙為外編。由此，許多元末知名文人的作品得以傳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主修紀曉岚評《玉山名勝集》：“其賓客之佳，文辭之富，則未有過于是集者……文采風流，映照一世，數百年後，猶想見之。”
「征歌演劇，蔔夜燒燈」
明代文人結社雅集、文酒觞詠依舊盛行。伴随這一時期的戲曲發展，演劇活動及由此展開的征歌、品劇在文人雅集中流傳開來。
文人雅集與演劇活動的融合，為文人提供了觀劇場所，重塑了文人士子間的社交關系，又以文人的品評來引導戲曲創作，促進了戲曲傳播與創作。
活躍于南京的詩人、戲曲評論家潘之恒，是明代萬曆年間文人賞劇的重要組織者、參與者。他先入複古派詩社“白榆社”，其後與“公安派”“竟陵派”等結社酬唱。
萬曆十三年，潘之恒參與“白榆社”在雨花台的雅集活動。昆班演員楊美表演的《竊符記》，被衆多觀劇者記入詩文。其中，潘之恒對楊美扮演的如姬評價甚高，指“其行若翔”。
萬曆三十七年，潘之恒參加“公安派”的冶城大社，促成北曲《淩雲記》從案頭走向演出。這場演出适逢魏良輔對昆山腔進行改革，北曲日趨式微。工于北曲的昆旦名優傅靈修及其兄傅卯，被潘之恒邀選出演此劇。由此，傅氏兄妹的北曲傳統唱法得到了重視。
萬曆四十七年，潘之恒參加秦淮大社。此後，參與或主持多場征歌度曲的“竟陵派”雅集活動。他從“度、思、步、呼、歎”五個角度評析相關表演，可謂晚明戲曲表演理論頗具代表性的論說。
明末清初，家班演出、堂會演出、臨水拍曲、以曲會友等，成為江南文人雅集的常見節目。“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入清後歸隐如臯，在其栖隐之處“水繪園”頻頻舉辦雅集，家樂表演為重要内容。
乾嘉時期，揚州文人雅集促進了當地劇壇的繁盛。袁枚、趙翼等文人每至揚州必看戲。《揚州府志》記載：“若士庶尋常聚會，亦必征歌演劇，蔔夜燒燈。”
與袁枚、趙翼合稱“江右三大家”，有“國朝曲家第一”之譽的蔣士铨，在大鹽商江春組織的一場文人雅集宴飲中，談及白居易《琵琶行》，慨歎院本《青衫記》“命意敷詞，庸劣可鄙”，用五天時間創作出四出雜劇《四弦秋》，立意深遠，文辭優美，成為清代南雜劇中的翹楚。出自該劇的折子戲《送客》《女彈詞》成為昆曲保留劇目，至今上演不衰。
總之，作為中國曆史上一道别緻的文化圖景，文人雅集為我們留下無數文化瑰寶與千古絕唱。其文化魅力穿越時空，不應被時光的塵埃所湮沒。
（作者：上海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