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讀書寫書不可辜負
○ 韋力
按照正正常律來說，每個人都是先讀書後寫作，我當然也不例外，而我對于書的癡迷則是一種天性。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我到新華書店隻能看到寥寥幾種的政治讀物，到“批林批孔”興起之時，開始有相應題材的連環畫出現，印象中這樣的連環畫一本大約在幾分錢到一毛錢之間，對于那時的孩子來說，能有幾毛錢攢在手裡，比今天富翁的豪邁也差不到哪裡去。但是要想多買些小人書，不斷地跟家中要錢，顯然不現實。于是我就開始動腦筋，好在當時我所住的山區有着漫山遍野的植物，而我在那個時段偶然翻閱過赤腳醫生常用的中藥手冊，總算記住幾種草藥的特征，于是率領小夥伴上山采藥，而後到藥店去賣錢，得到錢後立即跑到新華書店去買心儀的小人書。小夥伴們的興高采烈難以形容，而後我們趴在大草垛上一一傳閱，最後還要把書藏在附近的樹洞裡，省得帶回去被家長沒收。
然而這個特殊時段也會有特殊的閱讀之物，因為需要評《水浒傳》批宋江，但“文革”中這類書早已絕迹，于是有關部門專門印制了一批供批判用的《水浒傳》，發給相關人員，以此來讓他們了解宋江為什麼是投降派。為此我家中也有了這樣一部供批判之書，而我也正是通過這本書第一次讀到宋代的這段曆史。雖然那個時候有很多字都不認識，一些語句讀來也是懵懵懂懂，但它卻讓我接觸到了古代的面貌，進而激發了我想了解更多的古書。
大概是在“文革”結束之初，小書店開始售賣《紅樓夢》，我當然不知道這是怎樣的一部書，可是我看到新華書店門口排隊之人一眼望不到頭，這讓我十分好奇，《紅樓夢》究竟是怎樣的一部書，竟然有如此強大的魅力，據說有人為了買這樣一部書排隊竟達一天一夜。而我則是在朋友家中第一次看到了一套三冊的《紅樓夢》，印象中是墨綠色封皮，裡面印的竟然是不認識的字，後來才弄明白，原來這叫繁體字。
雖然看不懂，我還是想通過此書來探究人們為什麼會排這樣的大長隊，在朋友的哥哥弟弟都看完此書後，我将此書借到了手。在放學的當天，我就趴在河邊的草地上，囫囵吞棗地看着這部大書，直到太陽西沉才傳回家。
但這次看書的結果令我大感失望，因為我實在讀不出該書有着怎樣的美妙，這件事使我開始懷疑，人們的感受恐怕有着很大的不同，直到長大成人，我根據刻本《古代文學中的要求》才重新讀此書，這次的再讀使我終于明白：人在不同階段就要讀他那個階段的應讀之物，如果沒有相應的閱曆，不可能讀懂作者隐藏在文字背後的思想。
“文革”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書籍的産生有如宇宙産生那一刻的基點，在短短的幾年内，新華書店裡的書買不勝買，由于“文革”的割裂，我并不知道天下有讀不完的書，于是我慎重地發誓：書店裡的書要出一本買一本，定要買盡天下之書。我的這個志向堅持了十餘年，終于被書海淹沒了，畢竟自己的财力、學養方方面面都不能夠與天下所有的書相比對。然而這件事，卻種下了我藏書之好。這就如放翁所言：“人生百病有已時，獨有書癖不可醫。”一個人一旦沾染上藏書之癖，幾乎終生不能免疫。如此算來，我的買書、藏書曆史已經超過了四十年。
書讀多了，也就有了傾吐的欲望，學會了辨識，也就會對某種觀點進行發聲。幾十年前，想發表一篇文章很不容易，更遑論出版一部專著。我的舅舅就有寫書之好，他雖然扛過槍，跨過江，但他身上還有很濃的寫作情結。我印象中他寫過幾部長篇小說，每當我到他家時，他都會拿出一摞厚厚的稿紙，向我眉飛色舞地講述書中的故事。他的講述讓我望而生畏，尤其那一摞印着方格的稿紙，我清晰地記得每張稿紙有三百六十個方格，這上千頁的稿紙要多長時間才能完成。
遺憾的是，他所寫的這些長篇小說最終一部也未能發表。這件事過了幾十年，每當我與他見面時，都想問問他那些稿本現在在哪裡，但我覺得不應當去觸碰老人心中的隐痛，故至今也未開口。
當年的記憶十分深刻，雖然出書不容易，但我對寫作一直有着崇高的向往。而我在上學之餘，也會寫一些豆腐塊文章投往不同的報社。印象中在一九八一年，有一家報紙刊載了我的第一篇文章，為此我得到了五塊錢的稿費，當時拿着這張彙款單，興奮地向所有小夥伴們炫耀，那種感覺，絕不輸于中了大獎。這篇文章究竟寫了怎樣的内容，我已回憶不起來，隻記得自己是在讀到某人的文章時，發現了其中的叙述并不正确，而我卻在另一本書内找到了正确答案，這件事給我鼓勵的同時，也讓我意識到廣博才是真正的讀書之道，不能為興趣讀書，要為知識讀書才是王道。而要想獲得更多的知識，唯一的辦法就是買更多的書，而後一一讀之。
接下來的幾年，我不斷地有小文章變成鉛字，那些稿費又變成了我新的藏品。随着時間的遞延，我又喜歡上了小說，但苦于沒有名師指導，而後通過朋友找到了一位著名作家，在他的指點下，我終于了解到寫小說大概是怎麼回事，其實就我當時的感受，拜師并非是學技巧，更多的是想從老師那裡得到一種肯定，而這份肯定比什麼技巧都要珍貴。
我記得，當時老師給了我一大摞《中篇小說選刊》，讓我用一個假期将這些雜志讀完，而後向他彙報，其中哪三篇最好。那個時段我很聽話，竟然在三十天内沒日沒夜地把一尺高的雜志讀完了，而後向老師彙報，我記得自己選出的最佳三篇中有《老井》和《紅高粱》，第三篇是什麼記不得了，為此受到了老師的誇贊，這大大增強了我寫作的信心。若幹年後，張藝謀将《紅高粱》拍成了電影，從此他和鞏俐大紅大紫，而我卻有着莫名的得意感，似乎自己成了他們的賞識人。
可惜的是，我的這份“才能”因為工作變動戛然而止，大約有十年的時間，我全身心地去搞商業拓展，雖然工作有成有敗，但這過程中我卻并沒有停止讀書，因為不寫隻讀，反而讓自己可以冷靜地審視，而這樣的審視使得自己對某些名家作品産生了一定的疑問。
幾十年來，我的藏書愛好未曾斷絕，因為文本的搜集，使得我要研讀大量的曆史史料，以此來練就一番識書的慧眼，而正是因為這個過程，使我的偏好由文學漸漸轉入了史料學，這個轉變使我對虛構作品興趣漸淡，強調言必有據的實證，之後又漸漸寫起了書跋，而這樣的寫作更多是對自己藏書的梳理。
在梳理藏書的過程中，我漸漸發現有一些版本前人并未點到痛處與癢處，而恰恰因為是自己的所得，是以有時間細細把玩，于是看到了一些前人所未關注之點，而後形成了一篇篇的書跋。從六七年前，我将所寫書跋交由國圖出版社予以出版，大概以每年一集的速度出到了第五集，這五集所寫均是我所藏的稿鈔校本系列，其他系列尚未涉及。在目錄版本學界，最想了解到哪位前人曾有哪些未刊之稿，而我的書跋介紹正是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在書跋的寫作過程中，我秉持一種觀念，那就是每一篇跋語必須要揭示出他人所未注意到的細節或學術點，我認為這樣的書跋才有學術價值可言。
因為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對古代藏書樓感了興趣。十幾年前，我用了五年的時間，斷斷續續地在全國範圍内訪到了一百四十餘座藏書樓，而後在徐雁先生的幫助下，将這些書樓之文結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尋訪的方式來寫古代藏書樓，此為首部專著，為此大受業界歡迎。該書連印三次，後因為人事變動而停止再版。然而這些年我又延續了這樣的尋訪，并将相關文字結集為《書樓覓蹤》，由中信出版社印行，而今尋訪仍然在進行中，我期待着在未來的歲月中能夠找到更多的書樓。套句曾經的流行語：“将書樓尋訪進行到底”。
在尋訪書樓的過程中，我偶遇了太多的曆史遺迹，為此讓我産生了新的想法，那就是擴大尋訪對象，以自己的腳步來丈量神州大地，而後進行分門别類的整理和寫作，以此來梳理出中國人文遺迹的方方面面。
在尋訪之後，我開始有系列地撰寫不同的文章，到如今已經出版了《覓蹤記》《覓詩記》《覓理記》《覓曲記》，如今已經交稿者，則有《覓經記》《覓詞記》《覓文記》，其他的系列仍然在尋訪和撰寫之中。
曆史遺迹的尋訪并非易事，因為有太多的痕迹已經消失在曆史的塵埃中，而尋訪之前的準備工作則是系統地讀某一類的學術史，比如僅僅《中國文學史》，我就讀到了七位不同作者撰寫的同名著作，通過這樣的系列研讀，使得我逐漸對各類學術史有了條理化的了解，而對于每一篇文章的傳主，則通過系列的搜集相關研究文章，而後進行對讀，也使我對曾經有過的星星點點碎片式的知識得以系統化和完整化，使曆史上的古人在我心中的形象立體而飽滿起來。
是以說，無論尋訪還是寫作，都使我得到了知識的體系化，而更為重要者，這使得我對自己鐘愛的目錄版本之學，有了更深層的了解。關于本學科，其實在其他學科中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人将目錄版本學貶斥為“書皮子學問”，這些人覺得搞版本鑒定不過就是從形式着眼，看裝訂、辨字迹、查避諱字、數行格，而我從事這行業幾十年之久，我知道鑒定版本遠沒外行人認定的這麼簡單，但我也承認搞版本鑒定者，疏于對内容的梳理，當然這是術業有專攻的問題。生而有涯，而知識無涯，目錄版本之學，又涉及百科知識，沒人能夠包打天下。
然而，在強調客觀的同時，我們是否能聽取一些他人的意見，将鑒定之學有限度地深入到内容方面呢？至少我不自量力地想做這方面的嘗試，而我的尋訪過程以及撰寫過程，恰恰是我在這方面的意外所得。通過有系列地研讀學術史，而後撰寫相應的文章，使得我在翻看自己的藏品之時多了幾分親切。
是以，我覺得，對于曆史文化遺迹的尋訪，不僅僅是由此來發懷古之思，更多的也是研究文本的必由之路。十幾年來，我跑過無數的地方，這由此而讓我對已經說爛了的古語——“讀萬卷書，行萬裡路”，有了切腹般的痛感， 使我覺得很多的古語，其實是古人知識的凝練，而我們隻是随口念叨，并未細品。
以上所言，我将其總稱為“覓系列”，而與之相輔相成者，還有另一個“書系列”。所謂“書系列”，乃是跟書有關的書與人的相應文章，比如二十幾年前才出現的古籍拍賣會，我對這種新的圖書交易方式追尋多年，而後寫出了《中國古籍拍賣述評》《蠹魚春秋》和《古書之媒》等相應的專著。
書房乃是每位愛書人的靈魂栖息之地，為此不少人寫過自己的書房，也有人将這些文章結集出版，然而以一個人的視角來描繪衆多愛書人的書房，則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為此我用了幾年的時間一一尋訪重要的愛書人，而後将其結集為《上書房行走》，此書廣受歡迎，在衆多朋友的鼓勵下，我正在寫該書的續集。
傳統目錄之學，最重藏書目錄的編寫，出于各種原因，有些名人未曾撰寫自己的藏書目，這給後世研究書主的目錄版本學思想帶來了困難。魯迅是偉大的作家，但他同時也是一位藏書大家，然而他在生前卻未曾編目。十幾年前，承魯迅紀念館館長孫郁先生的美意，命我撰寫魯迅藏書提要，而後發表在《魯迅研究月刊》上，經過幾年的連載，這些文章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二○○六年結集出版，幾年後，再看這些文章，寫得有些草率，讓我意識到了自己學養的不足。十年之後，魯迅紀念館副館長黃喬生先生告訴我，二○一六年是魯迅逝世八十周年暨魯迅誕辰一百三十五周年的重要時段，其館準備出版魯迅藏書研究書系，他想請我撰寫《魯迅藏書志》中的古籍部分，因為他想起了當年的連載與結集。
我當然感謝黃館長的美意，但我明确告訴他，自己當年的所寫錯漏百出，以此作為書志當然十分丢人，但既然信任我，讓我來撰寫這部重要著作，故我決定将以往的所寫推翻重來，以此來彌補自己當年的失誤。經過一年的全書重寫，最後終于在那場紀念會前的幾天，見到了三大學的《魯迅藏書志·古籍部分》，而該書也成為那場會議送給嘉賓們的禮物。
重寫《魯迅藏書志·古籍部分》，讓我意識到，功底的不紮實對于撰寫文章會帶來常識性的錯誤，唯有多讀、多學，才能寫出錯誤較少的文章。雖然說《魯迅藏書志·古籍部分》若幹年後看，也同樣會有錯誤在，而這正表明了自己不斷地在成長，而我覺得這也正是讀書與寫書之間的重要關聯。
二十餘年來，我還撰寫過其他的十幾本書，這些書也大多是與書有關者。而能有這樣的結果，當然得益于自己可以不停地讀書。人非生而知之，要想有識，隻有讀書。今後的未來，于我而言，很有可能繼續在讀書與寫書的路上走下去。由此而讓我覺得，讀書乃是寫書的前因，而出書乃是讀書的結果。故而可以說，于我而言，唯有讀書與寫書不可辜負。
來源：《我的讀寫四十年》，百花文藝出版社編，2019年1月出版
《我的讀寫四十年》簡介
本書側重于談改革開放以來的個人讀寫經曆與經驗，所收錄文章的作者皆是當代一流的學者文人，如樓宇烈、鐘叔河、謝冕、文潔若、葛劍雄、趙珩、薛冰、李輝、張宗子、嚴鋒、韋力、董甯文、周立民等，全面展現改革開放以來，這些學者文人的讀寫生活的巨大變遷，進而切入到對中華傳統文化及曆史宏觀背景的娓娓叙述上，使讀者在欣賞優雅文字的同時體味到文化的魅力，體會到改革開放對于中國的偉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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