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建平（章靜繪）
嚴獨鶴（1889-1968）先生是中國近現代著名報人，自1914年起，在上海主持《新聞報》副刊三十餘年，著有大量散文、雜文，并曾創作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又将經他之手發表的張恨水名著《啼笑因緣》改編成電影劇本供明星影片公司攝制。新中國成立後，他參與籌建上海新聞圖書館并主持工作，曆任上海市報界聯合圖書館副館長、上海圖書館副館長、市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等職。2021年9月，《嚴獨鶴文集》出版。文集編選者、嚴獨鶴長孫嚴建平先生接受了《上海書評》專訪，介紹了祖父的生平著述與交遊。
《嚴獨鶴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9月版
能請您聊聊《嚴獨鶴文集》的緣起嗎？
嚴建平：我祖父的作品之前出得并不多。春風文藝出版社曾經出了一本他的長篇小說《人海夢》，後來上海作家協會編“百家文庫”叢書又把這個長篇收進去了。我們嚴家祖籍是浙江桐鄉烏鎮。2009年是祖父一百二十周年誕辰，桐鄉政協來找我，說他們想編一本祖父的書。當時我手頭正好有祖父的七八百篇文章。這也是機緣巧合，之前有一年——具體時間我忘了，似乎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一位朋友，說他們想編一套上海四十年代散文選，問我手頭有沒有祖父的文章。因為我工作比較忙，就委托當時在上海圖書館工作的妹妹找館内熟悉近現代文獻的同僚幫忙，檢出祖父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的微縮膠卷，再影印一下——當時還不像現在這麼友善，沒有電腦網際網路這一類工具。那次集中選了祖父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七八百篇文章，後來不知何故，這套散文選不編了，既然家鄉政協來找我，正好把手頭現成的影印材料給他們。桐鄉政協的編輯水準很高，他們從中選了四百來篇，又加了注釋，出了一本《獨鶴雜談錄》——因為祖父原本在《新聞報》上的專欄就叫“談話”。2009年的時候，在烏鎮還建了一座嚴獨鶴圖書館，就在桐鄉植材國小邊上，當時還舉辦了紀念活動，慶祝圖書館落成外加《獨鶴雜談錄》出版。這就是我祖父此前出版的作品。
桐鄉市文聯很久前就開始編桐鄉曆史文化系列叢書，隔一段時間就會推出一輯，到了2018年，拟推出第四輯，共五本人物傳記，其中就有祖父的傳記。他們來問我能不能寫，我想，既然有這個機會，那就寫一寫吧。其實，最合适的傳記作者是我叔叔嚴祖祐，當時他還健在，但是動了手術，身體不太好。是以，為祖父作傳這個工作，還是由我來承擔。至于替祖父編一套文集，我早有這個想法，身邊不少朋友也都這樣做了，例如陸康兄替陸澹安公公編了很多書，周瘦鵑公公的後人也編了周瘦鵑文集，鄭逸梅公公就更不用說了。既然要出傳記，上圖的祝淳翔先生對近現代文學史史料很有研究，我想到找他合作，一方面可以搜集、整理祖父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可以尋找一些祖父留下的曆史痕迹，追溯他的人生經曆……祝兄欣然答允下來，于是我們商量，一共編三卷文集。首先是雜文卷，之前的《獨鶴雜談錄》集中于上世紀四十年代，我們打算把我祖父從1914年進《新聞報》工作直到1949年（抗戰時期他一度辭職不幹）這段時間的文章都搜集起來，根據年代來排列。祖父的“談話”估計數量在上萬篇，是以選編的工作量是蠻大的。後來祝兄又從上海解放後新出的《大報》《亦報》上選了我祖父的一些文章，這兩家報紙的負責人陳蝶衣和唐大郎都是我祖父的朋友，邀我祖父在他們的報上開了專欄。其次是散文卷，雜文大部分都在《新聞報》“談話”專欄裡，而散文卷牽涉的報紙、雜志的數量較多，這方面祝兄發揮了很大作用。最後是小說卷，祖父的短篇小說我們找到上百篇之多，有代表性的還是他的長篇小說《人海夢》，這是他最有分量的作品，此外，他1924年出過一部《獨鶴小說集》，收了六個短篇，把這些和《人海夢》合在一起，就成為文集的小說卷。
1924年版《獨鶴小說集》
在選的過程當中，我一直留意兩類文章：一是高校的碩博士論文，一是一些前輩寫的關于我祖父的回憶文章。其中提到我祖父的作品篇目，我都做了筆記摘錄，然後拜托祝兄檢索。這也是一個不斷補充的過程，其中有些作品，比如說他通路東北的北遊雜記，大概有幾十篇，連載了兩個多月。上圖的館藏缺了十幾天，祝兄在北京國家圖書館的館藏中找到了絕大部分，惟獨缺在遼甯的一節遊記。我突然想起有位朋友在南京圖書館認識熟人，經轉詢，終于在南圖找到，拍照傳我，才算搜集完備。
您剛剛提到叔叔嚴祖祐先生，能不能介紹一下您家人的情況？
嚴建平：我祖父先後共有兩個女兒、三個兒子。我的大姑媽嚴汝瑛出生不久，祖父的第一任夫人盧氏就去世了。第二任夫人就是我的祖母鐘蘅芳，生了兩個孩子，我父親嚴祖祺和我小姑媽嚴汝珍。我父親出生于1922年重陽節前一天，六歲時我祖母去世，後來祖父又娶了第三任夫人陸蘊玉，生了兩個孩子，大的孩子祖福，上世紀四十年代上高中時，不幸得了傷寒去世了，小的那個，就是我的叔叔嚴祖祐，1943年出生，比我大十一歲。
嚴獨鶴和家人合影。後排左起：嚴祖祐（幼子）、嚴祖祺（長子）、姚慧中（長媳），前排左起：嚴建英（孫女）、陸蘊玉（夫人）、嚴建華（小孫女）、嚴獨鶴、嚴建平（長孫）。
我是長孫，相當長一段時間也就是我這個孫子陪在祖父身邊，直到他1968年去世為止。我父親是學理工科的技術專家，1960年，蘇聯專家從中國撤走以後，他作為奉調進京，此後十幾年父母一直沒有和我們一起生活。父親的工作機關對外說是國防部0682部隊，後來我才知道是第七機械工業部第二研究院，就是專門研制飛彈的。而我叔叔1964年大學将近畢業時被打成“反革命集團”成員，一開始判了勞教，“文革”中案子又被拿出來重判，等到1980年才徹底平反，是以他成家很晚。他平反以後，有一段時間我們住在一起，交往很多，在寫作上他對我指點不少，給了我很大幫助。
這套《嚴獨鶴文集》的編成，我叔叔是全程參與、見證了的，我見他身體虛弱，具體篇目沒有讓他過目，大體的架構、思路，包括編輯步驟，都及時與他交換意見。這套文集最終出版，他是出了不少力的，他看到文集也很開心。我寫《嚴獨鶴傳》，每一個章節寫好都發給他看，前言也是他寫的。遺憾的是，他現在人不在了，否則由他來談祖父，可以談出更多有意思的細節，畢竟他們一起生活的時間最長，有些事情也隻有他才知道。
您眼中的祖父是什麼樣的，他怎麼教育家人子女，能請您談談嗎？
嚴建平：我當時人很小，也不太懂事，就覺得他是一個慈祥的老人。他當時在上海圖書館做副館長，但是年紀大了，也不經常去上班，大概每周去一次。我不上課的時候他會帶我出門，去文化俱樂部或文藝會堂，吃個飯，或是吃客冰淇淋，此外，還會帶我去大華書場聽書，或是去看平劇。每天晚上，他會就着收音機聽評彈，我要是功課做好了，也會陪着他一起聽，可以說是潛移默化地受到了一些熏陶。
嚴獨鶴在三德坊寓所讀報
我的具體學習情況，他是不過問的，就連家長會都是照顧我生活的阿姨去開的。他關心的是其他方面，比如寫字，國小二三年級開了書法課，他陪着我去選字帖，記得買了王羲之和鐘紹京兩家小楷字帖。讀書方面，一般就是祖母有時候給我買一些連環畫、少兒讀物什麼的。我現在能記起的，就是祖父在他的卧室放了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此外在一個儲物間裡還存着不少書，我見過其中一些文史資料，以及祖父的朋友送給他的書，趙樸初先生簽贈的《滴水集》、陸澹安公公簽贈的《小說詞語彙釋》，還有黃炎培先生的著作，等等。抄家之後，幸存下來一些。我看什麼書，我祖父不太管。隻有一次例外，我跟着幾個大孩子去淮海路舊書店淘舊書，他們買了王少堂的揚州評話《武松》還有《說嶽全傳》什麼的，那天有一本《水浒後傳》，他們大概都有了，就不斷撺掇我買，我猶豫了半天，還是買了下來，因為當時已經看過《水浒》，不知道書中那些角色後來的命運怎樣，就想買回去看看。把書帶回家，正打算包起來，祖父走進房間，看到了這本書，他先說了一句，這本書太舊了，不衛生，然後提到，我年齡太小，看這本書不相宜，讓照顧我生活的阿姨陪我去舊書店把書退掉。我們去的時候，書店都快打烊了，那個戴眼鏡的女營業員聽我們提出退書，一點都不覺得意外，她告訴阿姨說，我買書完全是受了兩個大孩子的慫恿，這書對我這個年齡的小孩來說确實不應該買，很爽快地就把書給我退了。
陸澹安《小說詞語彙釋》簽贈語
對我這種還在上國小的孩子，祖父沒有提出什麼具體要求，但是對父親、叔叔這一代人，他希望都去學理工科，不要去學文科。叔叔對數理化不是太有興趣，最後仍然學了文科，祖父還發了一頓脾氣。起初我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一度還在想，是不是讀文科的人容易犯錯誤，等我讀到他的一些回憶文章，才明白并不完全是這樣。舊時代的文人，其實生活是很清苦的，時常面臨失業風險，而且他編報紙時認識的一些作者朋友，例如武俠小說家顧明道先生、言情小說家李涵秋先生，包括他最好的搭檔、做過《新聞報》總編輯的李浩然先生，身後都是很蕭條的。顧先生四十多歲時得了肺病，還是我祖父向《新聞報》申請了一筆經費，把這位老作者送到紅十字會醫院，等于報館資助部分醫療費用，他故世以後，孩子還在上學，我祖父又寫文章呼籲同仁資助。他之是以主張子女都去學理工，最早可能就是因為覺得文人生活不穩定。像我父親，就去了交大讀機械工程，我堂叔也是。我三叔公三十年代就去世了，當時他的孩子們都還很小，我祖父在三弟臨終前對他承諾，這些孩子的生活、學業都由他來負責，確定男孩子都能上大學、女孩子都能上高中。是以，我們家一直是個大家庭，我與堂叔、堂姑的關系都很好。大堂姑早在抗戰的時候就參加革命了，還帶上了弟弟、妹妹一起，是以1949年以後，他們各方面的情況都還蠻好的。堂叔在交大讀書時加入了地下黨，因組織、參加反對國民黨的學生運動而被捕，幸而身份沒暴露，還是我祖父想辦法保他出來的。
《新聞報》館址
您祖父在戲曲方面的愛好給了您怎樣的熏陶，能具體談談嗎？
嚴建平：其實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大華書場聽書。因為劇場裡可以一邊聽書一邊吃東西，豆腐幹、茶葉蛋什麼的，裡面都有賣，對小孩子來說很有吸引力。我祖父當然是很迷平劇的，他和四大名旦都很熟，最捧的是荀慧生，荀慧生來上海演戲，總要先來看我祖父。祖父在《北遊雜記》中就寫到了，他通路北京的時候，荀慧生、梅蘭芳、尚小雲這些名角都請他吃飯。當然，到了我那個時候，已經與這些名角的戲無緣了。我大姑媽、大姑父也是平劇迷，和他們那一輩的一些名演員，像李玉茹，都是要好的朋友。是以她們有演出的話，大人有時會帶我去看。我的一個表哥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以後，分在黃浦平劇團。記得我小時候，表哥把我帶到大世界劇場，讓我站在舞台邊上大概是側幕那個位置看戲，等到散戲之後，他再把我領回去。我祖父發現後，感到很不放心：一個小青年把一個小孩帶到大世界整整一晚，人這麼多，萬一弄丢了怎麼辦？他堅決反對表哥再帶我去看戲，相當于作為補償，這以後他看戲時就會帶我一起去了。有一次看戲，記不清是在中國大戲院還是人民大舞台了，反正是一個很好的劇院，我一連看了《鐘馗嫁妹》《賣水》還有《伐子都》好幾個折子戲，興趣還蠻濃的。後來因為我學習越來越忙，祖父年紀也大了，晚上出去不友善，基本上很少出去看戲了，我們就在家裡聽聽評彈。
您祖父以交遊廣闊著稱，您還記得哪些文化名人與他來往嗎？
嚴建平：與祖父來往較多的，記得有周瘦鵑、陸澹安、鄭逸梅、孔另境、秦瘦鷗這幾位長輩。秦、孔兩位當時在上海文化出版社通俗文學編輯室工作，想編一套根據古代戲曲改編成的通俗小說，他們定下選題：張恨水寫《梁祝》，祖父寫《西廂記》。祖父本來蠻有興趣的，搜集了一大堆資料，打算好好琢磨一下再動筆，張恨水先把《梁祝》寫好，出版以後遭到一片批評。祖父趕緊作罷，說：還好沒有動筆。那時我年紀還太小，這些老先生的很多事情其實是不大清楚的，但是陸澹安公公和周瘦鵑公公我印象是最深刻的。澹安公公在1949年以後沒有具體的工作，也沒有機關，受到的沖擊比較小，經常到我家來看看祖父，“文革”中也不避嫌。瘦鵑公公“文革”期間還到上海來看過我祖父，當時他說：鶴兄，我是不會去尋短見的。他一直是戴墨鏡的，特征很鮮明。大家想不到的是，他回蘇州之後就投井了。
過去的編輯、作者朋友，還有書畫家，也一直和我祖父有來往，比如朱大可先生，在比樂中學任教，離我家很近。還有趙景深先生，與我祖父一起在第一屆上海文代會上發言。他住淮海路四明裡，與我家三德坊隻隔着一條興安路。“文革”前，我祖父向景深先生借了一部《詩韻合璧》，時隔十多年，他還記得，向我祖母詢問下落。幸而這部書未遭厄運，得以“完璧歸趙”。我印象當中，還有1964年，我祖父他們為周瘦鵑、陶冷月、鄭逸梅三位老友慶祝七十大壽，一起在新雅飯店吃了一頓飯，還有一張合影。這張合影中的人物就包括最近很紅的丁悚先生，上海書店剛剛出版他那本《四十年藝壇回憶錄：1902-1945》。丁先生和祖父也是很好的朋友，他的女兒丁一英是祖父的義女，兩家人的關系很密切。
1964年5月，嚴獨鶴與朋友們合影，前排（左起）沈禹鐘女兒、陸蘊玉（嚴獨鶴夫人）、姚蘇鳳、程小青、吳明霞、胡亞光、江紅蕉；中排（左起）嚴獨鶴、孫雪泥、陶冷月、周瘦鵑、鄭逸梅、孫籌成、丁慕琴；後排（左起）管際安、徐碧波、王蕖川、陸澹安、朱大可可、平襟亞、芮鴻初、沈禹鐘。
嚴獨鶴（左）與丁悚
左起周瘦鵑、天虛我生、嚴獨鶴（丁悚攝）
祖父的外甥鐘兆琳也讓我印象很深。他是交大的一級教授，被稱作“中國電機之父”，是錢學森的老師，德清新市鎮的鐘兆琳紀念館裡還陳列着錢學森寫給他的信。我為什麼對他印象很深呢？因為他非常老派，春節到我家來向祖父拜年，堅持要磕頭，遵守的還是那套傳統舊禮儀。1955年的時候，他都五十多了，國務院決定上海交通大學内遷西安，本來周恩來總理特别提出，鐘兆琳先生年紀大了，而且身體不好，可以不去西安，但他還是堅持去了西安交大。他年輕時就有開發大西北的夢想，一直到老都沒有改變。
祖父和程小青先生的關系也很值得一說。祖父曾經在廣方言館系統地學習過英文，自身也熱愛英語。他和程小青、周瘦鵑兩位先生，還有其他譯者，用文言合譯了《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這套書由中華書局1916年4月初版，重版了二十多次。1923年，祖父又和程小青先生一起，在上海創辦了半月刊《偵探世界》。這本雜志對偵探小說在中國的推廣和偵探小說作家的成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上面刊登的作品是那個時代的主要偵探小說作家的名篇。程小青先生人稱“中國現代偵探小說第一人”，他寫的《霍桑探案記》裡的霍桑，就是中國的福爾摩斯。《偵探世界》辦的時間不長，但是我祖父和程先生一直保持着很深的友誼。他的文章裡面多次提到程先生。
您祖父對“鴛鴦蝴蝶派”怎麼看？
嚴建平：關于鴛鴦蝴蝶派，我叔叔嚴祖祐曾經求詢過我祖父，有這樣一段記載：“舊中國文壇，有一個文學流派叫‘鴛鴦蝴蝶派’。對于這個流派的評價，以往是一味貶抑，近年則略有褒詞。張恨水被認為是這個流派的一員健将，該派的主要人物還有清末民初的小說家徐枕亞、李涵秋，以及與父親同時代的包天笑、周瘦鵑、程小青、秦瘦鷗等人。父親雖非以寫小說見長，但因與以上多人關系密切，故也名列其中。然而，這個流派因何得名，或者說究竟有沒有這個流派，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在大學攻讀中文專業，在學習近現代文學史時，曾求詢于父親。父親告訴我，其起因是有一次《紅雜志》編者和部分作者聚餐，座中有人開玩笑說，現在一些人的小說，寫來寫去離不開哥哥妹妹、鴛鴦蝴蝶，可以稱作鴛鴦蝴蝶派了。當時就有人制止道，不要信口亂說，什麼派不派的，當心傳出去，讓小報記者聽到了，又要大做文章了。果然，第二天一些小報即大肆渲染，與會諸人均成了鴛鴦蝴諜派的發起人了。”
我叔叔上大學時，曾經讀到一本《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史料部分）》，書後羅列了該派作者和作品目錄，其中既有前面所說的各位，還有還珠樓主、鄭證因、宮白羽等衆多武俠小說家。他把這份名錄拿給祖父看時，老人家淡然一笑：“将寫言情小說的徐枕亞和寫武俠小說的鄭證因拉在一起，說到底，這個派也就不存在了。”他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報人、新聞工作者，寫小說不過是年輕時的業餘愛好，并非作家圈中人，對“鴛鴦蝴蝶派”雖然并不贊同，但是對自己被列入其中，也沒有什麼太大抱怨或者激烈的反感。鴛蝴派一直被人家攻擊得蠻厲害的，祖父也沒有要劃清界限，我估計他是不想傷了一些同為鴛蝴派的好友的心。
1988年我去北京見夏衍老，談話中我向他表示感謝，謝謝他在我祖父平反昭雪時送來花圈。夏公問：你祖父是……我答說是嚴獨鶴。他說：哦，獨鶴先生，他是最早辦報的報人，是真正的新聞界前輩，他抗戰的時候受到敵僞威脅，能夠堅持下來，保持民族氣節，很不容易。然後，談及張恨水先生，夏公說，過去把張恨水列入鴛鴦蝴蝶派，對他的評價是不公正的。他還提到周瘦鵑先生在建國以後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想，在夏公這樣的文化界上司者心目當中，對那些被忽視被貶抑的文化名人，還是有一個客觀評價的。
您祖父的性格、為人是什麼樣的？
嚴建平：他平時在生活中是很溫和、很謹慎的。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大概是1967年，北京平劇團向全國征詢對《沙家浜》的修改意見。當時我看到《沙家浜》的男主角郭建光在蘆葦蕩裡有一句台詞：老百姓也會來支援我們的。我想，軍民魚水情，郭建光說“老百姓”好像顯得有點生疏，我就寫了封信給北京市平劇團，建議把這句台詞改成“鄉親們也會來支援我們的”。後來他們還真給我回了一封信，說我提的意見是對的，對我鼓勵了一番。之後再看修改後的劇本，這句台詞就改成了“老鄉們也會來支援我們”。我收到這封回信，很開心地跑去告訴祖父，想不到他臉色一下子變得煞白，說：以後千萬不要寫這種信。我當時還是一個國小生，感到很不了解：我提的意見人家不僅接受，還表揚了我，這不是好事嗎？後來我才知道，祖父是擔心我提的意見被當作對樣闆戲的攻擊，是以他感到特别緊張。這是他為人小心謹慎的一個方面。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方面。他到了晚年，也不免受到政治沖擊，因為他的經曆豐富，家裡一直有人來做外調，了解他那些朋友或小輩的曆史問題，這對他是一個很重的精神負擔。但不管怎樣，他都堅持說真話，不肯順着前來外調的人的話頭往下說，是以遭到的訓斥也不少。他從年輕時編報紙開始就是這樣，不管是袁世凱時期還是蔣介石時期，都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氣節，站在讀者的立場上仗義執言，到晚年不做報人了，他也堅持說真話。這一點我是很欽佩他的，在大事關節上，這麼一個溫和、謹慎的知識分子，能夠堅持自己的風骨，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