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陳應松形容自己“拎着一種叫鄉愁的東西，在故鄉的葡萄園裡遊弋”，在這種心緒之下，陳應松最新長篇小說《天露灣》今年由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天露灣》是陳應松的一部家鄉之書，他說：“書寫故鄉是惶恐的，我從來沒有為哺育我的故鄉寫這麼長的文字，我小心謹慎，又大膽恣意。一個時代，一片土地，當她誕生神話和傳說的時候，壯美的曆史就開始了。我的筆，與他們命運相系，心心共鳴……”
《天露灣》首次書寫故鄉,是所有寫作的一個異數
陳應松出版長篇小說、小說集、散文集、詩歌集等100餘部，作品曾獲魯迅文學獎、中國小說學會大獎、人民文學獎、十月文學獎、中國好書獎等重要獎項。《森林沉默》《還魂記》《獵人峰》《到天邊收割》等知名作品均出于他的筆下。而在《天露灣》中書寫故鄉，則是他的第一次。
在陳應松看來，農民是大地的雕塑家和魔術師。每年六七月間，他都會收到寄自故鄉的葡萄，陽光玫瑰、浪漫紅顔、甜蜜藍寶石、藤稔、美人指……而他的故鄉湖北荊州市公安縣，原本是沒有種葡萄的曆史的,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有幾個農民嘗試種葡萄，打破了長江以南不适合種葡萄的斷言，改寫了教科書。如今，葡萄已經成為陳應松家鄉一個巨大的農業産業，公安縣被稱為“江南葡萄第一縣”。“有一天，我坐在公安葡萄種植第一人老陳的家門口，品嘗着這位‘甜蜜的挖掘者’種的葡萄，在他寬大的樓房前，看着浩蕩的田野上閃光的大棚，以及在露天生長的碧綠葡萄，綠潮喧嚣，沒有盡頭。葡萄成熟的芳香甜味彌漫在這片我曾經勞動的土地上，農民在這個時代是多麼偉大，他們創造了幸福，也創造了一個關于種植的神話。這片田野上誕生的浪漫和奇迹，是誰發現并發掘出來的？是什麼樣的機緣，讓他們獲得了甜蜜的密碼？江南不能種葡萄，但故鄉的農民種出了，種成了，種好了，而且名滿全國，這個關于土地的神話，有追溯的必要和書寫的意義嗎？我想試試。”
《天露灣》以改革開放四十年為時代背景，書寫了江漢平原的農民通過奮鬥實作脫貧緻富的漫長而艱苦的創業史，全景再現了中國當代鄉村的巨大變革曆程。
陳應松2019年開始在公安縣采訪進行田野調查，“這之前，我在荊州挂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也采訪過他們，積累了一些這方面的資料。真正動筆是2020年，在疫情期間我開始寫這個小說，寫了兩年。這本小說的靈感來自家鄉，也來自生活。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記錄我們湖北江漢平原這四十年來改革開放的曆史，葡萄産業從無到有發展的曆程。至于在田野調查和素材的準備中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和感想，我其實都寫進小說中了。一個作家，田野調查是他必備的能力，準備什麼樣的素材，完全要靠你深入生活的深度和廣度。我是一個比較喜歡在田野當中、到生活當中行走的人。我曾經說過，人是一株行走的植物。要說我印象最深的故事，就是這些農民讓我們刮目相看、肅然起敬。”
在陳應松看來，《天露灣》是他所有寫作的一個另類、一個異數：“第一，我是寫神農架系列小說在文壇立足的；第二，我過去的小說比較沉重，或多或少帶有批判現實主義的特點；第三，我過去的小說以神秘神奇和魔幻為讀者所熟悉。但《天露灣》這部小說，是我對家鄉的農民懷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情所寫，沒有那些神秘魔幻，是以純粹的、不走樣的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四是，我過去寫的多是高寒山區的貧困生活，現在我寫的是富庶的平原水鄉生活，小說的色彩和調子都與過去完全不同；五是，我過去從沒有寫過這種時間跨度三四十年的小說，這需要一定的技巧掌控；六是，這是一個真正正面書寫農民形象和農村改革的小說；七是，在寫作上完全口語化、生活化、地域化，力戒知識分子腔和小說翻譯腔；八是，着力刻畫人物，這部小說中有幾十個人物，我争取都讓他們各有性格，栩栩如生。”
對故鄉的書寫本身就是一個傾訴的對象和通道
《天露灣》寫到了兩代人的奮鬥，也寫了衆多的人物群像。陳應松表示，小說中的這些衆多人物群像，每一個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小說雖然是虛構，但我不喜歡虛構。當然通過書寫，把所有的原型和他們的特質放進一個主人公或者兩個主人公身上，這是一個作家的綜合能力、表現能力和塑造能力。”
對于自己喜歡書中的哪位主人公，陳應松說：“如果說一位的話，就是金甜甜，說第二位的話，就是洪大江。金甜甜是一個任性的、單純的、可愛的、善良的、美麗的女孩，但是她命運多舛。她的命運可能代表了那一代農村的獨生子女的命運。因為父親摔斷了腿需要換關節，她放棄了聯考，一個人到外面去打工掙錢為父親治病，她碰上了好的老闆，結果卻在長江中遭受了船難，差一點失去了生命。她離不開救他的恩人，也就是公司老總喬漢橋，然後結婚。但是這位沒有生育能力的老闆良心發現，不想耽誤她，希望她離開自己，可金甜甜已經離不開他了。最後就這樣硬生生地被這位丈夫和老闆強行攆走，離開了武漢，無家可歸，重回了自己的家鄉。她與自己兒時的好友、青梅竹馬的同學最後走到了一起，再進行創業，種植葡萄，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在最後，她把曾經的婆婆接到她的葡萄園來養老，也就完成了對這個女孩、這個主人公的塑造，我自己認為是成功的，也在寫作中為她流了不少淚。另外她後來的丈夫、同學洪大江的命運，也是令人動容的。”
陳應松自認是鄉土作家，“我寫了幾十年鄉村和自然，我的小說肯定是鄉土小說。隻不過，我過去主要是寫神農架，寫高山和森林。現在我回過頭來書寫我出生的水鄉和平原，實際上就是一種反哺，重新喚起我過去的記憶，重新回到故鄉，書寫那一片我更加熟悉的土地，更加熟悉的鄉親。這是一種自覺的行動和應該承擔的寫作責任。我熱愛農民和土地。通過這個小說的寫作，我有了一個傾訴的對象和通道，是以寫作真的是充滿快樂的一件事。”
葡萄和家鄉隻是一個背景，想寫兩代農民的命運
陳應松記憶中的鄉村曾是那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土坯房、泥巴路、臉朝黃土背朝天和無休無止的勞作，挑糞、挖溝、鋤草、插秧……沒有一樣不是繁重的苦力。但在《天露灣》裡，落後的農民形象不複存在，讀者可以看到的是敢于探索、勇于創新的新農民形象。他以八個字來總結創作《天露灣》的心情：讴歌土地，贊美農民。也是以，在《天露灣》中，葡萄和家鄉隻是一個背景，陳應松更想寫一群農民，寫兩代農民，寫他們對土地的感情，他們奮勇拼搏、脫貧緻富、可歌可泣的命運。
陳應松說自己2009年挂職期間發現，幾乎一夜之間農村已經實作了機械化，農民再也不需要鋤頭、鐮刀和耕牛了，不需要除草，也不需要插秧割谷，一切交給了機械。聰明的、精明的、有知識的農民嶄露鋒芒，現代的、先進的、時尚的新農村遍地開花。“過去說農民是落後的，但在我的家鄉，葡萄成為了一個巨大的農業産業，恰恰說明現今的農民在這個時代不僅不落後，而且比我們想象得更加聰明和先進。時代就是這樣，以我們完全沒有料到的速度在進步着。”
在陳應松看來，農民的精神變化是巨大的，“這可不是随便說說的。那種所謂落後的阿Q式的農民形象，至少在我們江漢平原是不會存在的。中國的農民在這個時代最優秀的品質就是敢于探索、善于學習、勇于創新，有強烈的求知欲。在江漢平原基本實作農業機械化之後，農民已經徹底地告别了農耕生活，學習新的知識、掌握現代農業科技，是擺在他們面前的頭等大事。農民種地，要具備全方位的科學知識。特别是新的經濟作物的栽培種植，這些作物品種本身就是最先進的農業科技成果。不去利用它們，學習它們，掌握它們，農民将無法生存，種不出一粒糧食。”
陳應松以葡萄為例，“葡萄這類水果，包含了世界農業最先進的科技成果，水肥一體化，電腦和手機監控，它讓大棚科技成了工業化管理，農民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業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業，農村更不是牧歌時代的農村。我采訪了這麼多人，每一個都有他們自己獨特的故事，我都把他們放入到我的人物中去了。比方說有的葡農把葡萄當做一種田野藝術來經營，葡萄的枝條非常漂亮，像藝術品一樣。樹型、穗型、果型幾乎一模一樣，像一個模子裡出來的，令人驚歎。他們高呼農業就是大地的藝術，種地能種到這樣的境地，可見湖北江漢平原的農民們是多麼令人敬佩。有的葡農緊緊盯着國外最先進的葡萄種植技術，還有的農民把葡萄産業做得非常之大、非常豐富，這是要有氣魄和想象力的。有的将葡萄賣出120塊錢一斤，有的将葡萄一顆顆剪下來賣，也賣出高價。還有一個回鄉種葡萄的年輕人，中國農業大學碩士畢業後返鄉，他種的生态葡萄與衆不同，有相當的土地情懷，這樣的事情都令人非常驚訝和感動。”
通過寫《天露灣》，陳應松想告訴大家，“農民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确是最偉大的人。無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是主動還是被裹挾，他們都跑在時代的前面，而我們，特别是我們這些所謂城裡的作家，卻成了落伍者，是真的被時代抛棄的人。另外，我想到農民對土地的感情，過去是灑下多少汗水，怎麼勤耕苦做，而現在農民對土地的感情是怎麼精心打扮它，怎麼用科技之光照亮它。過去用赤腳丈量它，現在在大棚裡擺弄它，農民的耕作方式、生活方式、讓土地喂着我們的方式，全都變了。希望大家能在我這部小說中，看到每一個具有傳奇性的農民的故事。”
作家永遠是在生活中在真實的感動中
陳應松曾說：“所謂故鄉，就是心越走越近而人越來越遠的地方”，在寫完《天露灣》後，他對故鄉有了新的認知及感悟，“就是用文字重新發現故鄉，重新發現土地，重新發現農民。再通過故鄉的書寫，重新發現自己，重新發現文學，重新發現作家與故鄉和土地的關系。作家是為故鄉而生的。毫無疑問，我在以後的寫作中，肯定會繼續出現水鄉和平原的故事與風景，生活之樹常綠，故鄉永遠年輕。更傳奇的故事、更偉大的變革一定會在這片土地上發生，它是作家們寫作的源頭活水，我們無法抗拒這種誘惑，我們的文字也無法抗拒這種誘惑。”
談及未來的創作計劃，陳應松表示，自己不太喜歡設定寫作計劃，總是突然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但是今後我還會有關于家鄉的作品出現，這是毫無疑問的，特别是關于平原或水鄉這樣的符号的作品一定會出現。我現在主要是在神農架山裡面居住和寫作，因為空氣特别好，特别清新、安靜。《天露灣》是我的第一家鄉的題材。神農架是我的第二故鄉。第一故鄉和第二故鄉的作品我會交替寫作，我現在覺得自己的寫作狀态非常好，另外一部關于神農架的長篇小說，在我完成了《森林沉默》之後，也已經開始動筆了。”
對于主題出版與文學創作二者之間的關系，陳應松認為，對作家來說還是不必要考慮為好，“這是出版機關的一個問題，我們在寫作的時候不能考慮主題出版這樣一個概念。寫作就是寫作，寫生活就是寫生活，最好的關系是沒有關系。對于作家來說，還是老老實實地按照創作規律去寫作，不要被所謂的主題出版所局限、所束縛。寫作不能先入為主、主題先行，不能思想大于形象，不能喊口号，不能紮堆、起哄。不能為了完成某種主題出版，去迎合、虛構、圖解、編造、誇大某種主題。出版方有他們的要求與任務，有時需要突出某種寫作、某種題材的重要性和時效性，但是作家永遠是在生活中、在真實的感動中。如果你撞上了某種主題出版，隻能證明你撞上了，而不是命題作文、應景之作。作家内心的寫作動力是生命中的感動。”
而不管創作什麼題材，陳應松認為都不能離開生活，“當你真正深入到生活裡面去，生活、人民，我們馬上就能觸摸到它的溫度、它的氣息和它的内涵。當然我們也不能僅僅因為我們深入生活和人民，就站在文學寫作的道德制高點上，進而去漠視、否定寫作中的藝術複雜性和豐富性，對藝術的探索不再有敬畏。以為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就可以戰勝一切壓倒一切，進而把生活、人民、現實主義、主旋律，都概念化、符号化、扁平化和最大化。如果這樣，我們的作品就會出現單調的、單一的、同質的、圖解式的甚至是迎合式的表達，是以我的體會是寫這樣的作品必須非常小心翼翼、懷有敬畏，不能忘記文學的根本意義和審美品質。我希望在未來的寫作中，更加努力地去克服過去形成的偏頗認識，更加在藝術上精益求精，在寫作上，站在道德的制高點，遠不如站在藝術的制高點長久。” 文/本報記者 張嘉 供圖/珍妮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