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樂迦
一百年前的鑽研印度教和凱爾特神話的神秘學學者，能和現代政治有什麼關系？答案出乎意料：從克裡姆林宮到白宮，都有一個名叫“傳統主義”的幽靈萦繞在公權力中心——普京的智囊亞曆山大·杜金認為傳統主義值得借鑒，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顧問史蒂夫·班農非常熟悉傳統主義理論，巴西總統博索納羅的智囊奧拉沃·德·卡瓦略是傳統主義第三代傳人。
亞曆山大·杜金
研究傳統主義的英國學者馬克·塞奇威克（Mark J. Sedgwick）曾說：“（杜金的）精神實踐可以用蓋農（Rene Guenon）來解釋，他的政治活動可以用埃沃拉（Julius Evola）來解釋”，很好地總結了杜金的神秘主義信念和宏大政治理想與傳統主義思想譜系的關系。杜金出版的《第四種政治理論》中，明确提到了傳統主義是值得學習的，尤其是其中反對現代主義的部分。這一點極其耐人尋味，因為反對現代性的思想理論可謂汗牛充棟，而他選擇的卻是一個充滿了神秘主義和末世論色彩的邊緣派系。事實上，早在蘇聯時代，杜金就加入了一個神秘主義崇拜（esotericism）的小圈子，專門研讀神秘學相關學者并實驗各種神秘主義儀式。在蘇聯解體後，他試圖掩蓋自己的神秘信仰，還組織了一個“國家布爾什維克黨”，調和共産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但最終選擇将自己的政治理論重新包裝為“新歐亞主義” ，着重推銷自己的地緣政治理論。但是在2014年的一段采訪中，他坦然承認：“傳統主義是并且仍然是我後來所有發展的哲學的中心焦點……作為一名思想家，塑造我的正是傳統主義……我意識到自己在現代性沙漠中屬于“傳統”（Tradition）的叛逆者，是一個屬于“形而上學地下黨”（metaphysical underground）的人……我從未擺脫這一點”。他還曾說“我也認為埃沃拉和蓋農都是大師，是最後的反抗和偉大複興的象征人物”。
在杜金的新歐亞主義中，他認為蓋農和埃沃拉不夠重視俄羅斯獨有的傳統，并且反對某種擴張性、一進制性的傳統，而是把傳統的單元轉化為了“文明”，不過他不是像新右翼一樣支援某種種族隔離式的多極社會，而是基于俄羅斯曆史上的斯拉夫主義，提出了一種擴張性的“歐亞主義”。和傳統主義者一樣，杜金相信現代社會處于堕落之中，不同的是，他相信東正教和斯拉夫結合的“歐亞”傳統會是最好的堡壘，而恢複“歐亞”傳統的俄羅斯将是人類文明最後的燈塔。他尤其強調，東正教不像西方世俗化的基督教，保留了俄羅斯前基督教時代的異教傳統，是以俄羅斯的傳統并沒有發生過斷裂。他在書中直陳：“我贊同蓋農和埃沃拉……認為現代性是源于它的意識形态——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民主、資本主義，等等——是人類未來災難的原因，以及西方态度在全球的主導是地球的最終退化。西方世界正在走向終結，我們不應該讓它把我們所有人都拖入深淵。”
杜金也積極地和不同國家的傳統主義者接觸，試圖形成某種共識。2011年他曾和巴西的奧拉沃·德·卡瓦略有過一番論戰，奧拉沃不但師從蓋農的追随者舒昂加入過蘇菲派，還曾經公開否定牛頓和伽利略有做出過任何科學發現。奧拉沃後來成為了博索納羅的私人顧問，最終幫助他2019年當選巴西總統。而2018年杜金曾經和特朗普的競選顧問和私人顧問史蒂夫·班農會面，後者在采訪中多次談到蓋農和“末法時代”的信念。杜金還在匈牙利、土耳其等國家積極組織翻譯自己的論著，以培養政治盟友。
這個創始人相信古希臘傳說中的亞特蘭蒂斯真實存在和世界末日論的邊緣學派，起初并不是什麼瘋狂的政治學說，而隻是一種神秘主義世界觀。然而極端意識形态的危險之處不在于其本身有多極端、多癫狂，而在于擁有公權力的人有多麼接近它。經過幾代理論學者的更疊和改造，傳統主義已經從研究隐微智慧的神秘學，演變成了一種對右翼政治有突出影響的政治運動。
“現代世界的危機”
1922年，法國神秘學者阿蔔杜勒·阿爾-瓦希德·葉海亞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印度教教義研究入門》。他試圖以印度教為例，通過東方宗教建立一套了解“形而上學”和“傳統”的理論。在他看來，“傳統”并不專屬于某一個文明，而是由很多文明之間分享的一套共同的價值。而在後來的《現代世界的危機》一書中，他進一步闡發了自己的世界觀：所有先驗的真理和善都已經包含在“黃金時代”的傳統中，科學的進步是一種純粹的幻覺，崇拜物質和個人、反對精神（spirit）和種姓的現代西方文明已經逐漸偏離傳統，社會陷入了混亂，這也反映了我們身處“末法時代”的事實。他放言，民主制度篡奪了精神的神聖權力（spiritual power），不過是虛僞的物質主義的産品，大衆的意見可以被輕易操縱，數量多并不能證明自己是真正的真理，而在“末法時代”結束時，真正了解傳統的少數人會取回本來就應屬于他們的權力。事實上，他認為科學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煉金術、占星術的衰敗形式，而這些奇門異數又是對更古老（而且正确的）智慧的接近，是以所有技術發明都是多餘的、擾亂的。
勒内·蓋農
葉海亞更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勒内·蓋農”（Rene Guenon），而葉海亞是他1921年皈依蘇菲派後所取教名。蓋農試圖從全世界的古代宗教符号和神話的解讀中建立一套“神聖科學”，破解其中蘊含的隐微智慧。于他而言，這種隐藏在宗教當中的傳統并不是狂想，而是實實在在的真實曆史——他相信早在人類可考的幾千年曆史之前，就有崇尚精神主義的輝煌文明，隻不過他們不追求物質和技術，所建立的木質城市沒有辦法儲存下來，但是這些精神以“傳統”（首字母大寫的Tradition）的形式遺存在後世，例如歐洲的凱爾特文明就是亞特蘭蒂斯沉沒後和同樣消亡了的“極北”（Hyperborean）文明融合的結果。他相信，“傳統”（Tradition）是一種元初的真理，先驗、不變，盡善盡美，這種相信“真理永恒”的學說也讓傳統主義有“永恒主義”（perennialism）的别稱。
蓋農認為，“傳統”中蘊含着的“形而上學”（metaphysics）就是普遍的智慧，我們無法像科學一樣去定義什麼是形而上學，因為定義本身就是一種限制，是普遍的反面。在他看來，現代西方文明就是因為崇拜唯物主義的科學，忽略了精神上的普遍智慧，隻強調人本身而非高于個體存在的秩序，才離“傳統”越來越遠，也就越來越空虛。他相信，西方的衰落展現了東西方宗教中都存在的時代循環：古希臘人的黃金、白銀、青銅、黑鐵時代，對應印度教四個時代（Yuga）的循環，從起始的“圓滿時”（Krita Yuga）到“争鬥時”（Kali Yuga），真理和道德逐漸頹敗，而現在所處的時代就是正法（Dharma）已經消亡的最末時代，也就是“末法時代”。在黃金時代，人人都擁有充沛的美德和信念，都能在所謂“形而上學”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是以世界美滿、生活快樂。是以，必須通過重建一套對“形而上學”的了解，來挽救現代性的危機。
蓋農認為基督教掩藏了真正的歐洲“傳統”，那種隻有基督教之前的時代才擁有的進階文明現在已經無法複蘇。他更進一步認為，這些“傳統”隻在沒有被西方文明的物質主義污染的東方文明才能找到端倪，這也正是他如此鐘情于伊斯蘭教、印度教、道教等東方宗教的原因。他認為印度婆羅門專權的種姓制度反映了“傳統”秩序，也就是說，基于對神聖“傳統”的了解而産生的神聖權力，就理應高于世俗的、暫時的權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他甚至整段引用《禮記·大學》中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緻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段儒家學說，他解釋為統治者如何通過接受“傳統”的指導來實作“天命”、如何服從于神聖的知識。也正是因為西方統治者号稱是受命于人，缺乏精神原則的指揮，他們所有的行動都隻不過是虛妄的煽動，而不會帶來真正的變化，“民主隻能出現在純知識不再存在的地方”。
出于對大衆政治的蔑視，蓋農也拒絕積極組織改變當代社會，而是選擇1930年就遁入空門，去埃及開羅修煉蘇菲派神秘學，繼續鑽研他所謂的“形而上學”，等待“末法時代”結束，直到1951年去世。盡管并沒有訴諸大衆運動，他号召少部分的知識精英應該繼續去研究傳統，并用“真理勝過一切”（vincit omnia veritas）來勉勵同仁，不要懷疑自己的事業。他在書中說，“那些能夠成功地克服所有這些障礙，并戰勝一個反對一切靈性的敵意環境的人，無疑是為數不多的；但是，讓我們再強調一遍，數字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所處的領域的規律與物質的規律完全不同。”
事實上，和他自己想象的相反，他并沒有比同時期的學者們聰明到哪去，更不用說接近什麼“真理”。且不論他對考古學和世界曆史的解讀充滿了二十世紀初考古學和人類學剛剛開始興起時流行的各種謬論和誤解，例如試圖用考古發現證明古代傳說真實性、用現代存在的原住民文化當成原始社會的遺留，在他眼中儲存古代傳統的東方也與其它東方學者的看法一樣沒有那麼大差別，都是停滞、不變的，如同啟蒙時代思想家所相信的“高貴的野蠻人”一般。傳統主義者把對東方宗教和文化的解讀，用作20世紀前三十年中西方社會經曆的劇烈社會沖突的解藥，東方的實際情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為衰落中的西方提供自救的模闆。隻不過他異想天開地相信，停滞是一件美事。而他關于符号學和神話學的比較研究也隻不過是為了解讀其中的隐微含義，但是到底誰能決定這些認為全世界的十字形符号都來自于超古代傳統的解讀是不是“真理”？和列奧·施特勞斯對西方古典的隐微解讀類似，與其說他們想發現古人智慧中的真理，不如說他們希望能夠成為掌握真理唯一定義權和統治權的“僧侶階級”。而蓋農還天真地直接說出了“婆羅門就應該掌權”的理論，很難不懷疑他認為自己屬于未來要掌權的婆羅門，而其他施特勞斯之流的隐微論者多少還會遮遮掩掩一些。
蓋農的符号學研究影響非常深遠，狂野的傳統主義理論當時就招來天主教廷的反對，後來更是啟發了一大批思想家，而意大利神秘學者、極右翼思想家尤利烏斯·埃沃拉（Julius Evola）是第一個試圖把“傳統主義”投入現代政治當中的人。
對現代世界的反叛
埃沃拉喜歡佩戴一片單片眼鏡，打扮光鮮，自稱“男爵”，雖然他頂多也就是祖上和某個男爵有遠親關系。他和蓋農一樣，都出身于所謂的秘傳主義（esotericism）研究。不同的是，蓋農因為身體原因沒有服役，而埃沃拉曾參與過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使埃沃拉對暴力的熱衷遠甚于以知識分子自居的蓋農。
尤利烏斯·埃沃拉
和不少法西斯主義者類似，埃沃拉起初受到上世紀20年代盛行的未來主義、先鋒藝術和達達主義影響，同時他也逐漸受到各種超自然研究影響，特别是密宗佛教。他和阿圖羅·雷吉尼（Arturo Reghini）一同創辦了“烏爾組織”（Ur Group），目的在于通過修習密宗、赫爾墨斯主義等神秘學知識，對世界産生魔法一般的影響。雷吉尼是一個支援法西斯的傳統主義神秘學者，他認為法西斯可以恢複意大利與古代文化的聯系，并試圖通過魔法來支援他們。正是在雷吉尼推薦下，埃沃拉開始和蓋農直接通信并翻譯了《現代世界的危機》的意大利文版本，并且繼續闡發了蓋農關于種姓秩序、“末法時代”、“精神權力”等學說。
埃沃拉和蓋農深信印度教的宇迦循環（Yuga Cycle），即充滿危機的現在就是所謂“末法時代”（Kali Yuga），是四個時代的終結，在時代結束的末日之後，将會重新迎來大道盛行的黃金時代。不過根據蓋農的計算，四個時代共長64800年，1999年“末法時代”就應該結束了。埃沃拉對“末法時代”的信念相較之下沒有那麼死硬，“末法時代”對他來說代表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它們會複蘇雅利安人的古代文明，讓“傳統”恢複主宰。1934年，埃沃拉出版了《對現代世界的反叛》，這也被認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和蓋農差不多，他宣稱“讓我們了解傳統世界的真理不是那些可以’學習’或’讨論’的。它們要麼是，要麼不是。”也就是說，真理植根于直覺，是一種永恒的智慧。他相信“傳統”從史前的極北之地誕生并逐漸流傳到全世界，通過征服者種族（雅利安人）的傳統社會制度，“一種承載着精神、民族和種族價值的等級制度被建立起來。”這種傳統依舊存在于東方，為當地社會提供了秩序和信仰，比如種姓制度和與之比對的印度教。
他贊同蓋農，曆史就是不斷退步的過程，統治的權力按照神聖領袖、武士貴族、商人（資産階級）、奴隸（無産階級）四大種姓/等級的順序從上往下流失，底層的愚衆權力越來越大，社會全方面都在衰退。比如主導建築從寺廟變成了醜陋無趣的工廠，審美從擁有預測未來的魔力的符号變成了對過去時代的純粹破壞。盡管他也反對資本主義，但目的是為了回到資本主義以前的時代，例如他指出工業生存的發展使機器主宰了人，人不得不産生新的欲望來滿足機器生産的結果，而不是像古代傳統一樣扼制、減少人的欲望，他的解決方案是控制欲望、放棄機器，而非控制機器，這一點和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完全不同。在他極度保守的性别觀念當中，男性是戰鬥的、占有的，女性是給予的、被保護的，讓女性“人化”會讓她們失去作為女性的特質，“最終，由于女人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男人對她不再感興趣；她隻關心他們能提供什麼來滿足她的快樂或她的虛榮心。”
他還以猶太人的猖獗為證據，認為自己所處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象征着商人主導的第三時代的崩潰，蘇聯代表着下一個時代（末法時代）的到來。這個時代的人類産生了自我的幻覺，“創造了一個蜃景、幻影和偶像的世界，取代了精神上的現實；這就是人文主義的文化迷思，它不過是一個充滿陰影的洞穴。”他雖然指出需要“在新的、統一的歐洲意識的背景下回歸傳統精神，西方才能得到拯救”，但他也認為西方真正的傳統被天主教所遮掩，而天主教自身作為一種精神形式也已經在衰退，拯救為時已晚。在他看來這個時代沒有任何值得“化作春泥”給下一個黃金時代的東西，而過去時代的智慧隻存在于傳承“永恒之火”的極少數人之中，“雖然他們分散在世界各地，常常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但他們被一種無形的紐帶聯系在一起，在‘傳統’精神上形成了一條牢不可破的鎖鍊。”于是他提出了最佳解決方案：加速——也就是說，既然推遲結束就是延長痛苦，不如利用現代社會最具破壞性的過程來獲得解放，他稱之為“騎虎”，日後他出版了一本書，專門講述如何通過“騎虎”在末法時代實踐加速。
埃沃拉比蓋農更加危險，因為他走出了神秘學圈子，試圖影響政治，進而賦予了傳統主義公共性。對他來說，法西斯主義太過軟弱，吸收了太多大衆政治的元素，向天主教做出了太多妥協，是以他在整個三十年代都在抨擊墨索裡尼。而根據檔案研究，他為了在二戰中參軍，曾經試圖加入墨索裡尼的法西斯黨，但被拒絕了，他從未獲得法西斯黨員身份。而早在1928年，他出版了《異教帝國主義》一書，被後世認為是法西斯主義奠基性著作之一。他認為法西斯代表着與羅馬異教傳統的一緻，而不像天主教會一樣追求普遍性。不過在墨索裡尼和教廷簽訂梵蒂岡協定後，埃沃拉被官方法西斯主義所壓制，但是他的理論卻在德國獲得了反響，特别是他特立獨行的種族理論。
墨索裡尼和他的法西斯軍隊
埃沃拉相信，猶太人的确試圖控制世界的政治和經濟，這也代表了他們作為商人種族的特質。不過，埃沃拉認為種族應該被分為身體種族、靈魂種族、精神種族，一個人可以在身體上是雅利安人，但精神上是猶太人。在黃金時代的種族身份應該是單一的、基本的，與他的種姓地位相符合。重要的是，要在精神種族的層面上去接近“傳統”，而不僅僅是恢複古代種族的肉身。這一觀點與叫嚣“血與土”的法西斯種族主義相去甚遠。1938年，墨索裡尼為了加快意大利法西斯運動和納粹德國的政治協調，推出了反猶的《種族法》，在意大利官方刊登的“種族宣言”上，埃沃拉的理論被點名批評是在給猶太人找好處。不過，埃沃拉本人是個十足的反猶主義者，他甚至還專門為講述猶太人統治世界的陰謀論小冊子《錫安長老會議定書》意大利文版做了序。到了1941年，墨索裡尼贊賞了他同年出版的《種族主義綜論》并與他會面，向他咨詢如何平衡德國的血統種族主義和意大利的文化種族主義。墨索裡尼擔心，推崇雅利安種族的血統種族主義可能無法在法西斯意大利推行，特别是意大利擁有非洲殖民地，還想吞并東地中海受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影響的廣大領土，就連意大利人自己是否屬于雅利安人都有争議。是以他更傾向于用一種更調和的認同來維持國内的秩序，但又需要和納粹“老大哥“的意識形态平衡，故求助于埃沃拉。
不過埃沃拉真正獲得認可并非在祖國，而是在納粹德國。他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長期在德國巡回演講、發表政論，聲望之高甚至招來了納粹黨衛軍的注意。納粹黨方面雖然贊同他的異教理論，但是認為他的理念過于空想，并且不利于元首體制，是以隻允許他在一定範圍内宣揚其理論。當時黨衛軍向希姆萊建議遏制埃沃拉的公共影響，以避免他在政治上獲得上司地位。
他的學說和當時德國的“保守革命”（conservative revolution）學派有很多共鳴之處，特别是西方的衰敗、反對線性的基督教時間觀、回歸舊時代、崇尚戰鬥精神上。保守革命起源于普魯士的反法國、反啟蒙傳統，在魏瑪德國時期阿瑟·默勒·範登·布魯克（Arthur Moller van den Bruck）、埃德加·榮格（Edgar Jung）和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等人提出通過暴力恢複前現代傳統的“保守革命“主張，并成為當時右翼的主要力量之一，埃德加·榮格一度擔任總理顧問。在第三帝國時期，一部分保守革命派因表達過對元首制、反猶主義、教會國家化等等主張的反對并被清洗，例如榮格就在長刀之夜被處決；另一些人，如卡爾·施密特，則想借用希特勒實作他們的政治理念，但最終因為沒有做到對納粹絕對忠誠而逐漸被邊緣化。但是戰後，保守革命派作為一種非納粹的右翼思想，重新在德國流行起來。
在二戰的最後階段，埃沃拉堅持在維也納的辦公室裡為黨衛軍整理秘密社團的檔案，而不是在防空洞裡躲避轟炸。他甚至還會到維也納布滿廢墟的街道上散步，他自稱“懷着對命運默默發問的精神出發去尋找（危險）”，最後還是蘇軍的航空炸彈作為命運的代表滿足了他。雖然撿回一命，但埃沃拉餘生都因腰下截癱而坐在輪椅上。不過這點物質障礙當然阻止不了他繼續活動。
即便埃沃拉出于反民主、反大衆的基本原則，沒能在納粹和法西斯當政時期獲得更加重要的地位，他和“保守革命”派卻在戰後成功啟發了新的右翼運動。
在他年輕時所提出的“反叛”，到戰後依然沒有放棄。1950年，在《緻青年的信》中，埃沃拉指出“内在行動必須先于所有其他行動”。而達爾文主義（進化論）、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精神分析主義和存在主義四大毒草讓青年人無法形成健康的自我觀，也就無法培養出能夠重建國家的新人。他先後出版了《廢墟中的人：激進傳統主義者的戰後反思》（1953）和《騎虎：靈魂貴族的生存手冊》（1961）兩本書，前者特别論述了“有機國家”（organic state），用以取代已經名聲掃地的極權政治，後者則以比較悲觀的角度描繪了“末法時代”的個人應該如何儲存自己，以迎接末日。他形容現代性潮流已經如此強大，就像一隻老虎：你怎麼能夠騎虎？那不就難下了嘛？是以他實質上主張隐藏，退回到蓋農式隐士去了。他還解讀說，“騎虎難下”的另一面是可以避免被虎吞噬，甚至當你能夠維持自己坐穩在虎上，還可以掌控這隻老虎。這也就是說，傳統主義者需要練習和現代性共存，進而能夠在末法時代獲得在未來黃金時代的優勢。
那麼他所說的“有機國家”是什麼呢？“當一個國家有一個中心時，它就是有機的，這個中心是一種思想，它以一種有效的方式塑造生活的各個領域。當它忽視了個别事物的分歧和自治，并且在一個等級參與的系統下，在其相對自治範圍内的每一個部分都履行其自己的功能，并與整體有密切的聯系。”在他眼中，傳統社會就是有機的，每個社會都和生命一樣組織自己的各部分。事實上，早在1939年他就誇獎納粹黨衛軍是“有機國家”理想的保衛機制，他們不僅僅負責以執行法律的形式為有機體清除毒素，還是“預防性和反攻性”的，能夠保護國家的精神。他基于一套神秘主義的理論，号召建立一個“羅馬—日耳曼歐洲文明”，用一個“有機、陽剛、等級分明的統一體”取代歐洲聯邦議會，確定“每個歐洲國家都可以用自己的天賦做出貢獻，同時保留自己的個性和應有的地位。”埃沃拉把這個歐洲統一體成為“歐洲帝國” ，其内部“應該排除民族主義（及其可怕的附屬物，即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換句話說，就是對一個特定機關的狂熱絕對化。”冷戰時期的埃沃拉将美蘇雙方都視為現代衰敗的症狀，前者根本上就代表了西方物質主義的腐化，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運動，甚至還和黑人文化沆瀣一氣；後者是俄羅斯放棄自身的傳統、被西方同化的一個極端形式，代表所謂第四等級反叛的黑暗時代。他的批評讓他被那些在兩極争霸時代尋求“第三條道路”的人所注意到，讓一個和法西斯若即若離的極端思想家，反而在法西斯被打倒的戰後時代獲得了比從前更加顯要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傳統主義的幽靈
在埃沃拉的祖國意大利，支援他的極右翼恐怖分子造就了恐怖襲擊、政治刺殺頻仍的“鉛色時代”，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持續到了八十年代。當時，新法西斯理論家皮諾·勞蒂（Pino Rauti）毫不諱言以埃沃拉為榜樣，并且鼓吹通過暴力來制造緊張形勢，以社會秩序的解體來推動新法西斯組織上台，意大利新法西斯組織“新秩序”的黨綱也直接引用他的著作，而他們和包括1980年造成85人遇難的博洛尼亞襲擊在内的多起恐怖襲擊關系密切。
1980年造成85人遇難的博洛尼亞襲擊
在德國，埃沃拉本就和保守革命派關系密切，隻不過在民族主義問題上有不同意見。二者的合流啟發了歐洲各國的“新右翼”運動。以法國1968年成立“GRECE”（Groupement de recherche et d'études pour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歐洲文明研究學習小組）為首，他們主張基于文化特色的“族群多元主義”（ethnopluralism），認為各個族群都應該儲存自己的傳統文化，而不應該去和别的文化混雜，其核心本質其實是種族隔離。他們認為，歐洲整體是一個統一的白人種族，屬于一個傳統。為了保護歐洲身份，他們認為應該拒絕外來移民（尤其是穆斯林），還需要拒絕多元主義，以避免歐洲本土文化被外來傳統鸠占鵲巢而消亡。受埃沃拉啟發，他們也主張一種不同于平等主義的自由民主的“有機民主”，推崇一種自然的等級制社會，肯定其中精英儲存文化身份、維護社會責任感的必要性。
和美國另類右翼高度結合的“身份主義運動（identitarian movement）”是這一派系的直接繼承者，身份主義直接引用了新右翼領袖阿蘭·德·貝努瓦（Alaine de Benoist）、埃沃拉、保守革命的榮格（Ernst Junger）等人，并且繼承了新右翼的白人至上主義和排外主義，提出了“白人大屠殺（white genocide）”、“大置換（great replacement）”等陰謀論，聲稱要保護歐洲傳統免受毀滅。分别在挪威和紐西蘭制造了恐怖襲擊的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和布雷頓·塔蘭特（Breton Tarrant）都在自己的宣言當中引用了這些陰謀論。
而美國另類右翼本身，也被傳統主義所影響。不要說史蒂夫·班農就是一個公開的傳統主義者，不過和前輩不同，他宣揚要保衛的是猶太-基督教文明。而在2020年的一個研究中，作者在另類右翼集中活躍的論壇（4chan的“政治不正确”闆塊）上，從2013年到2019年的7000個文章中檢索“末法時代”（Kali Yuga）以及同時出現的單詞，最後産生了一個關聯圖，其中 “Evola”占據了中心位置，最突出的幾個詞則是“cycle”（輪回）、“calendar”（曆法）和“Jews”（猶太人）。
除此之外，羅馬尼亞、希臘、匈牙利、烏克蘭、意大利等等歐洲國家都已經出現了受埃沃拉影響的極右翼政黨，例如一度聯合執政的希臘“金色黎明”、匈牙利的Jobbik、烏克蘭的亞速運動等等。篇幅所限，無法一一列舉。
蓋農當初在巴黎沉思十字架的普世含義時，絕對難以想象他會出現在一個煽動群眾沖擊美國國會大樓的人的閱讀清單上。全球化時代的威脅比埃沃拉時代的戰争和暴亂來說相差太多，由移民問題催生出來的諸多社會現象成為傳統主義者新的攻擊對象，而傳統主義一代又一代地更疊，如今吸收了太多其他的政治理論，更加讓人看不出那些真正堅持傳統主義者的野心。這也再次提醒我們，危險的不是意識形态本身——即便傳統主義幾乎包含了當代新納粹的幾乎所有意識形态要素，新納粹的危險性比傳統主義絕對不可同日而語。重要的是，這種極端的意識形态已經進入了掌握權力的小圈子裡，變成了一種幽靈——你無法辨認他們是不是真正地在協助具體政治行動，但又好像某一句話、某一次政治沖突的确和他們的主張有關。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卻正是傳統主義理想的政治模式，一個擁有神秘知識的大師，隐微地指導着貴族領袖統治容易被煽動的無知大衆。
責任編輯：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