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世界大事除了疫情、中美PK以外，還有一件就是以“黑命貴”為代表的反種族歧視運動了。
這場幾乎全世界都卷入的反種族歧視運動現在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還擴大到了連“黑名單”、“黑人牙膏”等詞語都不能用了。
當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了大陸美術史上有個名詞“文人畫”，如果按照西方這次的邏輯，隻怕也難逃“歧視”之嫌。
說到這我要先聲明一下：我不評論ZZ時事，隻是借這個話題引出對美術知識的介紹而已，二者也确實有關聯，且聽我慢慢道來。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文人畫是啥？
我在前面介紹過宮廷畫院和民間的繪畫，這兩種都是基于不同階層來劃分的，風格上盡管民間繪畫會學習宮廷繪畫（就跟山寨手機學蘋果一樣），宮廷畫院也會吸收民間畫家（NBA也會招打街球的），但二者之間畢竟還是有差距。但在兩種繪畫之外，又出現了一種風格不同、創作者階層也不一樣的繪畫，那就是文人、士大夫畫的，以水墨、寫意為主的繪畫，這就是文人畫，英文是Literati painting，也稱“士大夫寫意畫”、“士夫畫”。
最早定義文人畫的是明代書畫家董其昌，他在自編的《容台集》提出了“文人之畫”這個名稱，并明晰了傳承：“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僧巨然、李成、範寬為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遙接衣缽。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将軍之派。非吾曹當學也。”
根據他的這一歸納，唐代詩佛王維就成了文人畫的開山祖師了。
想想看也沒錯，王維既不屬于普通老百姓（民間），又不是皇家貴胄，他當了點官，但更多的是作文人。他的畫也以水墨為主，畫中有詩，多表達意境、反映個人精神情感……幾乎每一條都和文人畫的特點對得上，更主要的他還挺有名，而且也死了八九百年了沒法提反對意見，這名頭擔了就擔了吧。
其實，真正大張旗鼓搞“文人畫”的是蘇轼。
不過蘇轼當時提的名字是叫“士人畫”。
蘇轼認為：“古來畫師非俗士”，第一個比較全面地闡述了“士人畫”理論，他說“士人畫”有以下幾個特點：
1、寫意而不是追求細節。蘇轼以畫馬為例，說“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隻取鞭策皮毛槽刍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便倦。”
2、詩書畫結合。用蘇轼的話來說就是“詩畫本一律”。
3、繪畫中要有品格。例如畫竹，“況我友似君者，素節凜凜欺霜秋”。
4、畫之前要有謀劃，即意在筆先，“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複有竹乎？”。
但蘇轼這個人就是個嘴炮，他自己隻能畫一些枯木、叢竹、怪石之類（代表作《枯木怪石圖》）。
《枯木怪石圖》
但他在文壇地位高，是個大V，意見領袖，是以他帶領和影響了一大批人投入到文人畫的創作中，其中包括李公麟、米芾、米友仁、趙孟堅等專業畫家。
在蘇轼看來，文人畫就是文人顯露個性的表現形式，是像詩那樣閑暇時的自我抒發方式，藉繪畫以宣洩文人們胸中之逸氣。是以不追求形似而講求筆墨情趣，強調神韻，并重視書法、文學等修養及畫中意境之表達。
近代美術家陳師曾認為當時的“文人畫有四個要素：人品、學問、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也就是說，文人畫并不以繪畫技巧、功底來作為主要考察标準，而是看人品、學問、思想，以及才華和情感——說白了，就是文人、士大夫們小圈子裡面的“自嗨”，跟現在娛樂圈拍文藝片差不多。
不過，正如文藝片也能帶來電影的進步一樣，文人畫對傳統美育思想及水墨、寫意等技法的發展也頗有影響。
不說别的，光文人畫具有文心、詩情、畫意這幾點，就能讓繪畫作品提升檔次，更具價值了。
日本江戶時代，一群日本畫家利用董其昌的權威，大力推崇文人畫。後來日本學界還将“文人畫”分為廣義和狹義兩部分。廣義的文人畫即“有文學素養的人所描繪的作品”，狹義的文人畫指與畫院畫對立的流派，即“南宗”。
不管學者們如何定義，中國傳統文人畫曆經宋元至明清時期已發展為極其成熟、系統的體系，已成為大陸傳統文化藝術的寶貴财富。
有人可能會說：“我又不是文人，你說的這些跟我有啥關系？”
别以為文人畫離你很遠，其實每個中國人都看過文人畫。
尤其是文人畫有個重要的題材和小種類，已經滲透到了中國人的生活當中，你躲都躲不開——這種畫就是“四君子畫”，這個一笑下回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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