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鎮長助理
公衆号 大樹鄉長
在上一篇文章《人是否會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滞脹又要來了嗎？》中，我們分析了内部經濟基礎性疾病和外部供應鍊沖擊是誘發“滞脹”的兩條主線。
敏銳的讀者朋友們已經感受到了“此時此刻恰如彼時彼刻”。
閑話少叙，我們直擊主題：我們離滞脹究竟有多近？
從上遊來說，其實我們已經在盡量降低外部輸入性通脹的影響了。
2021年我們和伊朗簽署了25年全面合作協定；中俄于2014年簽署了為期30年的天然氣供應協定，今年2月中俄又新簽一份原油和天然氣協定，對華天然氣出口将增加100億立方米至480億立方米/年，對華将新供應1億噸石油，協定期為10年。
這些協定均是以市場非公開交易的方式進口油氣，換言之，受國際油氣價格變動的影響較小。要知道，當年美國滞脹發生的時候，美國的用油成本足足翻了3倍以上。
雖然中國不是石油生産大國，但我們已經和油氣資源大國背靠背了。糧食上，我們在確定主糧自給自足的同時，這兩年也在積極囤積餘糧，以至于被外媒“酸”了一把。
從下遊的工業制成品來說，作為世界工廠，如果世界各國超市陸續出現短缺，那麼中國的超市一定是最後出現的。
唯一要擔心的，是新冠疫情對通脹的影響。
工業生産極其需要組織性和連續性，一個工廠集中爆發新冠或者反複有員工因新冠缺席崗位，那麼工廠生産就沒法組織。一旦我們因疫情在一年内甚至幾年内都失去産能，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肯定會趁機轉移供應鍊。
躺平之後恢複經濟？不是說躺平之後現有的一切都還屬于我們自己，而且在疫情之中，誰來生産，我們去買國外的高價貨嗎？國外各種躺平的時候，買的可都是中國貨。
外部供應鍊不能說沒有沖擊，但是相對歐美而言，我們的情況顯然要樂觀很多。真正要重視和警惕的，其實是我們内部的“基礎性疾病”。
通貨膨脹的本質是“錢多貨少”。前面分析了，輸入型通貨膨脹有影響但不會是決定性的，我們自身産能也夠，“貨“的影響有限，那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其實是自身的貨币超發。
2001-2021年中國M2貨币供應量和M2與GDP的比值
自2008年起，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中國推出4萬億救市計劃，中國貨币供應量也随之激增。之後，又有一系列的刺激計劃，為經濟增長加碼。
M2就是市面上流通的錢加總銀行裡的錢，換言之，就是整個社會的貨币供應量。
可以看到，圖中2009年M2/GDP的比值明顯攀升，且這個比值自2008年後一直在增大。這意味着，這些年來貨币供應的增長速度是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的。
這麼快的貨币增長速度，按理說中國的通脹水準應該很高。但物價雖然再長，但反而沒有80、90年代物價波動大。
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物資真的豐富了，另一方面是因為超發的貨币很大一部分流進了房地産，而這一項各國都是不把它算在CPI裡面的。
中國CPI增長率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簡單說明一下大陸的貨币派發機制，了解了這個機制也更有助于讓我們明白為什麼房地産過去是支柱産業。
大陸個人、企業融資主要依靠銀行，過去主要的個人金融資産也是銀行存款。這樣我們每存100元，理論上也可以貸出100元；但央行規定了每個銀行必須留存一部分放在央行，這個留存比例就叫“存款準備金率”。
假設存款準備金率是20%，那就意味着必須上繳20元，可以貸出去80元。拿到這80元的人拿着錢消費，比如買了雙鞋，錢就轉到鞋店老闆手中成為他的收入。老闆再把這錢存進銀行，這樣銀行賬面上就有180元。同時銀行又可以拿出80元的80%，即64元放貸，然後新的人拿到錢又會存入銀行，如此循環往複。
最終100元可以派生多少錢呢？經過數學計算可得500元。如果存款準備金率是10%，那就可以派發1000元。
降準就是央行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讓商業銀行可以更多的放貸，而信貸擴張就是我們國家主要增發貨币的方式。
在大陸産業水準較低的時候，房地産行業算是上下遊關聯企業很多的行業，比如上遊的鋼鐵、水泥等建材，下遊的裝修、裝飾、家居和家電，經濟帶動效應很強。通過信貸擴經由房地産業将貨币派發出去，就能起到刺激經濟的作用。
我們理想的情況是：
錢從銀行貸出來→鼓勵買房，房價上漲→房地産行業上下遊從業人員及房産持有者收入增加→消費市場（酒、服裝等）繁榮→經濟增長
可是，如今現實情況卻逐漸變成：
錢從銀行貸出來→鼓勵買房，房價上漲→資産價值越大，能進行抵押拿到的貸款越多→貸款錢+省吃儉用的錢繼續流進房地産→房價繼續上漲
本來鼓勵消費而信貸增發的錢應該最後流進各行各業，如今卻在房市内空轉，最後剩下的隻有高高在上的房價。
為刺激經濟我們超發貨币，舉債發展，一方面推高居民債務水準，形成樓市泡沫；一方面地方政府為完成“GDP錦标賽”，也在舉債投資，形成大量的地方融資平台債，也就是隐性的城投債。
一般來說，普通的地方債問題不大，投資的項目有比較嚴格的要求，稽核較嚴，安全邊際比較高；問題大的是在2018年以前，各級政府利用自己控股的融資平台以企業名義發行的天量“城投債”（一種變相的地方債）。
政府融到資、拿到錢以後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而這種政府驅動的投資很容易和房地産發展合流：
因為城市建設好了，房子賣得起價；房子好賣，土地就好賣；土地好賣，那土地财政就能持續下去，政府就能繼續借錢，政府也能一直有錢。
理想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城市建設好了，能吸引人才和企業到來，經濟就會好；經濟繁榮了，稅收就會高；稅源充足了，政府就能有錢，就能繼續建設城市，繼續吸引人才和企業。
但很顯然，賣地來的錢又快又多；扶持一個好企業、一個好行業充滿了不确定性，而且時間漫長。
而房地産企業買地的成本又會部分向居民轉移，進一步加重個人債務負擔；政府借債投資反過來又會推高居民債務。
這就是存在于我們國家經濟當中的兩座債務大山。我們國家通過信貸擴張的方式增發貨币，一方面形成政府和居民高債務，一方面形成樓市的大泡沫，這是硬币的一體兩面。
但是說債務驅動，或者說投資驅動經濟發展并不是我們國家獨有的，這是現代國家都會做的事情，隻不過各國的貨币增發形式不同。
換言之，隻要搞需求刺激來追求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注定會形成資産泡沫。
我們印錢推高了樓市，如果大水漫灌錢會在樓市裡打轉；而美國印的錢容易在金融市場裡打轉，尤其是股市——其中，美國的“創業闆”納斯達克情形最為明顯。
美國納斯達克指數10年變化，近10年年化收益率能逼近20%
但同樣是資産泡沫，房市泡沫比股市泡沫危害要大得多。
買房子有金融屬性，但買房住更有剛需，而且買房一般是普通人一生最大的一筆支出，還會擠壓其他消費，是以樓市泡沫會影響許多人正常的生活。
人們會說：結婚後沒房子住，我沒有安全感；人們不會說：結婚後你沒買茅台股票，我沒有安全感。
但債務是有盡頭的。一旦債務大到一定程度，再狂熱的人也會恐懼，還不起怎麼辦？一旦出現違約潮，那就極易引起可怕後果。
但債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放水另一個巨大的問題是加大貧富差距。
理想的情況是，錢流進房市/股市，有了錢的人再花出去，錢流進各行各業，這樣貨币增發隻要産能跟得上，大家的工資收入都會增長。
但現實情況是，越有錢的人越容易借到錢；而人性又是貪婪的，有了錢人還想掙更多的錢。結局就是大量的錢在金融、房産領域打轉。
貨币增發本應刺激經濟讓大家收入增長，可是現實隻刺激了金融、房産的上漲。誰擁有金融、房産更多呢？富裕群體。
擁有資産的人，享受到了貨币超發的好處，用增長的收入在買沒怎麼漲價的日用品；普通人享受不到貨币超發的好處，反而收入離提供安全感的房子越來越遠。
為了買房就要縮衣節食，社會消費下滑就刺激經濟，越刺激資産越漲就越買不起房，消費進一步下滑。
用更抽象的語言總結就是，社會财富在資本和勞動之間配置設定不平衡。
這種不平衡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在年輕人當中引起“躺平”、“擺爛”的情緒。
不是人不努力，而是有些事非人力所能改變。
新冠疫情讓全世界都在超發貨币、瘋狂造富的同時，越來越多人因為消費不足而失業，變得越來越貧困。
回到剛開始的問題：比起國外的滞脹，中國可能更需要警惕衰退和蕭條。
因為債務問題，如果不能溫和地着陸，很容易轉化成可怕後果；
因為貧富差距問題，整個社會将會是生産絕對過剩而有效需求相對不足，社會缺乏經濟活力；
因為中美摩擦和去全球化，我們又面臨着外部需求下降的風險；
而新的經濟增長點還尚未夯實：5G，物聯網，新能源、人工智能、傳統行業數字化轉型等新增長點還仍在路上。
如果危機要來臨，與其說像1973年的大滞脹，不如說有點類似1929年的大蕭條。
可是危中有機。每一次危機，都是經濟利益與資源失衡與再平衡的過程。
這裡的平衡既包括國内配置設定的再平衡，也包括國際的再平衡。
疫情中經濟表現如此優秀的中國都面臨債務和貧富差距的問題，世界其他國家更不能幸免。
不過我們和美歐的表現并不一樣，歐美的滞脹問題會更加突出。在這場可能到來的危機中，比拼的就是誰能活到最後，誰才能主導國際的再平衡。
但在那之前，我們還是要聚焦于國内。
我們的機會，就在于確定制造業立國的情況下，首先實作國内公平地配置設定經濟利益。
後話：國内的問題講完，但仍然不是故事的全部。
國内有着配置設定的不平衡，國際秩序上也有着配置設定的不平衡。國内的蛋糕要切好，但國際上國家也要為全體國人打開生存空間：
國際上切蛋糕的秩序改變，變相等同于我們做大了蛋糕。
下篇，我們将繼續分析國外滞脹的情況，并就讀者朋友們關心的普通人該怎麼做的問題簡單聊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