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李白緻敬——讀莫言仿歌行體《黃河遊》及其他

一

壬寅之初，得趙麗宏轉示莫言舊詩多首，當頭一篇，正是《黃河遊》。

詩的前段寫他乘坐黃龍遨遊太空，發現“天宮寥廓多寂寞，人間狹小自有情”，于是從雲頭俯瞰，見黃河猶如一縷金線蜿蜒于山海間，風雲追逐，光影盤旋。再思月中桂樹榮謝，猶如人間生死輪回，喟歎“富貴榮華如糞土，愛恨情仇似雲煙”，唯有黃河奔流不息，“啃岩咬山、搬石挾土、相容并蓄、經億萬年、繞九千彎、流一萬裡，終成地球之奇觀”，其間以一系列的上古神話描繪了黃河的狀貌。詩的中段寫他終于來到河畔，時值庚子10月，山色爛漫，河水湍急，排浪滔天，一片激越壯美景象。接着筆鋒随河的走勢而漸遠漸寬，寥寥幾筆寫出黃河對中華民族的滋養、對北方文明的奠基、對曆代社會的奉獻，同時也寫了曆代黃河流域的災難特别是戰争的悲慘。繼而轉向聽覺興發，從如雷的浪濤聲想到了光未然、冼星海的傑作，以千鈞壯歌深入人心，激勵同胞奮起抗争，争取自由赢得解放，隻可惜自己未能夠參與。此段描述形象壯麗、線索奇詭、情意噴薄，應是全詩最好的部分。詩的後段随黃河沖出太行、進入中原，直至流入渤海，“頭上雪峰吞玉屑，尾擺東南造桑田”“冰雪白，黃河清，點點滴滴都是情。黃土厚，黃河濁，泥漿湧動水無波。渤海藍，黃河黃，藍黃交彙大文章”。莫言更遙想十萬年後，黃河依然浩浩湯湯，人間早已是天青海晏、天下大同了。全詩題旨通貫、形象生動，而思路和筆法卻跌宕起伏、變化莫測；七言為主夾以五言、四言和三言，歌行體的外部特征顯露無遺。

莫言舊詩内容多為對民族、曆史、地理、家國、人生的感懷，題材上天入地、溯古追今，筆觸行空探海、開阖縱橫，以強大的想象力和文字力表達對自然的敬畏、對先人的感恩、對自由的期盼，貫之以儒道合一的精神脈絡。同時因記遊詩的數量較多，給人以強烈的遊曆和懷古的印象。我以為在他的各類詩體中，以《黃河遊》等仿歌行體為最佳。當然他還有不少的律絕小令，如《遙望柏林禅寺》：“駐足凝神聽梵音，柏林禅寺柏森森。寫詩最忌雕蟲句，學佛應持童子心。知道死生皆定數，方能筆墨見高襟。當頭棒喝吃茶去，大義微言夢裡尋。”思銳筆精，尾聯尤奇。又如為趙尚志烈士所作七律：“白山黑水建奇功，劍影刀光氣若虹。首葬丘陵藏猛虎，軀投江海化蛟龍。身經百戰心不改，體被雙分目未瞑。題罷碑銘拍案起，生為豪士死英雄。”慷慨悲壯，讀之肅然。但有道是“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毛澤東1965年7月21日給陳毅的信，轉引自李躍龍《品讀毛澤東〈七律·到韶山〉》《世紀》2022年第1期），受此影響，我對莫言的一些律絕，諸如“雪嶺金峰驚世美，玉龍梅裡二靈山。神仙境界高天際，隻能仰望不可攀”（《玉龍梅裡》），“滾滾大河一萬裡，累累黃土九千層”（《百福圖緣由》）的失粘、失對以及個别七律中的失韻感到些許惋惜。莫言對此十厘清楚，他在自撰聯“殷墟學甲骨，嶽廟拜英靈”後，特意寫了“此聯如用新韻則工整無拗，用平水韻則‘學’字出律矣”的話。“學”字好改。故可斷定不是不知，而是不願——不願把精力和時間多用在“雕蟲”的調諧上，更不願為此妨礙了直感的噴發、性情的流露所導緻的呆滞，進而導緻的“為文而造情”的問題。此乃莫言的選擇，至于作品的“是非”則不作考慮，那是别人的事。《黃河遊》已聲明：“我愛寫歪詩，屢被高人譏。白馬青牛難同槽，玄鶴何須問黃雞。”自嘲是莫言舊詩的常客，此言與其說是序言，還不如說是宣言。

二

我之以為莫言舊詩中以仿歌行體為最佳，正是與其律絕的相比較而言。因為就算這些律絕的格律毫無瑕疵，但内容基本上不是純叙純議，便是夾叙夾議。前者如《安陽學字》：“驅車千裡赴安陽，燦爛文明看夏商。問蔔燒龜求吉兆，銘心刻骨變珍藏。滅秦興漢依三老，識字猜圖靠四堂。聖地我來尋啟示，生花妙筆賦華章。”後者例子頗多，已有前引律絕，不再另舉。按“詩有别趣，非關理也”（宋嚴羽《滄浪詩話》）的傳統和普遍觀念，宋之“情理結合”不如唐之“情景結合”，也不如六朝之“情性結合”、先秦之“情志結合”；以此看《黃河遊》，情勝于理、情景結合的特征較為明顯，兼有情性結合、情志結合以及明清之情趣結合的味道，故得上述判斷。有道是性格決定選擇，選擇決定命運，其緣由大緻有四。

一是從詩體看，歌行體屬于古體詩，七言為主雜言為輔，在格律上具有很高的自由度，尤其是篇幅的随意和音韻的多變，為叙事、議論和抒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性，特别是用韻的寬泛和平仄的不拘，給作為小說家的詩人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如前所析，這正是莫言需要的，也是最為舒适的。二是從音樂看，歌行體屬于舊詩中極重要的音樂性體裁。古人認為，歌行體“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宋姜夔《白石詩話》），“放情長言，雜而無方者曰歌；步驟馳騁，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明徐師曾《詩體明辨》），這恐怕是莫言贊同的，更可能是希望踐行的。而作為山東人，莫言若是歌詠的話，必為北方音或國語語音，難怪他作起近體詩來多用中華新韻而非平水韻。從《黃河遊》看，既有“放情”和“雜而無方”，又有“馳騁”與“疏而不滞”，能讀能歌，頗得歌行體之體用要義。三是從語言看，歌行體主要脫胎于漢樂府，語言的通俗性不因從百姓口頭到文人筆下而多有改變，這是一條忠實的傳承之道。此正是莫言喜歡的，也是最擅用的。他常自稱“俗人”，在寫詩、作書、遊曆時說得最多，應該不是漫發議論。因而“許我俚句填新詞”“試以村言唱七古”便成了他既具古典性、又有時代性的十分舒坦的寫作了。有了這個理念，什麼“腦洞開”“百事通”“小車不倒隻管推”“誰若再黑河南人，讓他掃地到湯陰”“寫詩寫賦寫歌詞，劃天劃地劃肚皮”等等，俗言無忌、令人莞爾。順便一提，我對舊詩用俚語的态度是“去讀《詩經》”，隻要夠了膽将時間線作最大的拉伸，則俗與雅、淺近與高古是可以在某些場合會合、同存的。

四是從源頭看，歌行體始于六朝，主要從漢樂府中脫變、衍化而來。衆所周知，六朝詩最高妙處在“吟詠性情”，此乃時代賜予文學的恩惠，以拟樂府為主導而成的歌行體，自然包括在内。雖不能說政治的黑暗、社會的壓抑與生命個性的張揚、文學藝術的噴發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但的确，六朝正是那樣的時代，清談、狂飲等一系列以情性對抗内在理性和外在環境的行為，蔚然成風，造就了一批大詩人、大傑作。也許正因黑暗、污濁的襯托，人性的光輝、思想的爆炸、詩歌的奇詭便顯得特别的珍貴，于是那個“活着的時候唱‘挽歌’，暫住幾天要‘種竹’，路走到盡頭會‘恸哭’，擇婿之美在‘袒腹’的時代”（曹旭《六朝詩學論集》），會令後世真正文人的靈魂向往之、歸屬之，就像遊人賞荷隻見花而絕不見泥一樣；特别是那些情勝于理、情性融合的文人，隻專注這明而選擇完全忽視那暗，猶如飛蛾撲火一般。又何況詩窮而後工，莫言所說“不入苦海莫論詩”，應是同樣的意思。需要補充的是，在那樣的時代中作詩是危險和苦惱的，而在神往那個時代中作詩則是安全和快樂的，這種妙處是互相交織并隻能用詩來表達的。

三

然而歌行體的成熟與鼎盛，是在唐代。前有劉希夷《代悲白頭吟》、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中有李白《少年行》《夢遊天姥吟留别》、杜甫《兵車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高适《燕歌行》、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後有白居易《琵琶行》、韋莊《秦婦吟》，堪稱滿目珠玉，遍地琳琅，不由得後人仰視而生依附之願，何況盛唐正是所有人的夢中家園。

既然唐代歌行體名手佳作極多，何獨向李白緻敬？因我猜莫言好酒甚至貪杯，有“今夜酒酣新度曲”“我借酒意語多狂”“酒肆逢太白，奉酒乞華章”等句為證；至于《黃河遊》，更是開門見山道地出了“飯後鼓腹遊黃河，酒酣狂歌吐胸臆”的創作緣由。一個做詩的人，又是那麼好酌善飲，他的第一偶像應該是誰不言自明，這應該是莫言的願望，也成為了本文的标題。從他的《黃河遊》《鲸海紅葉歌》等仿歌行體看，“仰天大笑出門去”的快樂與“拔劍四顧心茫然”的痛苦及其兩者的變化、關聯都坦白地表達了出來。我以為這與他的小說将現實，尤其是現實中的醜惡活生生地展現出來，隻是内容形式的不同，沒有精神本質的差異。莫言舊詩記遊題材較多，也與李白詩歌相契，字裡行間可見李白入世出世精神的表露，還有遊俠縱橫的傳達。總之，李白的入世願望和報國情懷、出世情緒及超脫精神，還有絕不走别人老路的獨立自由的豪放情緒、浪漫風格，在莫言的仿歌行體中多有展現，還有不少詞語如“噫籲嚱”、句式如“當斷不斷終難斷，欲說還休休更難”，都有明顯的搬運和脫胎痕迹。前引《黃河遊》中一連六句的四言，更是莫言自稱向李白緻敬的。不過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同樣寄情詩酒，莫言應是為了追求無論微醺還是大醉，開口即吟、提筆成詩的率性而為、渾然天成的創作境界而向李白緻敬的。

然而古來詩歌的大家巨擘極多，豈僅向李白緻敬？從莫言的幾首仿歌行體看，兼有高适的雄勁、杜甫的沉郁和白居易的流利，橫看成嶺，側看成峰，是一位真正的文人應有的博采衆長和兼收并蓄。可見莫言“向李白緻敬”，并不意味着隻向李白緻敬，而是向李白所在的盛唐緻敬，向唐代之前的時代緻敬，向所有“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嚴羽《滄浪詩話》）的詩人詩作緻敬——包括屈原、曹植、阮籍、郭璞、二謝、陶潛、鮑照還有唐宋巨擘，向所有能讓生命意識發揚、文學藝術璀璨的時代和詩人緻敬。

這裡需要多提幾句的是鮑照。六朝拟詩盛行。蕭統《文選》收了大量拟詩并編成了一個系列，内有謝靈運以及陸機十二首、江淹三十首等。值得玩味的是六朝對拟詩的“評價很高，完全不同于今人的評價”（趙紅玲《六朝拟詩研究》）。客觀地看，六朝拟詩作為向前代詩峰的緻敬，既有不成功的沿襲，更有成功的創造，一面“在不斷的拟制和摹寫中強化了上古詩歌的審美理念，一面“最終在文化曆史和合力中演變為一種審美範式”（趙紅玲《六朝拟詩研究》）。我以為一個“拟”字，可視為通往文化自覺的一條必經之路，隻是多數人走了絕路，少數人則開了新路。鮑照成功地開了一條新路——通過拟詩尤其是拟樂府，他成為了歌行體的創始者，也成了李白的緻敬對象。杜甫贊李白“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可見鮑照對李白的影響之大，這種影響不僅包括了題材、體裁和風格，更有相似的人生經曆、相憐的命運感歎。鮑照拟詩很多，其中《拟行路難》的“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酌酒以自寬，舉杯高歌行路難”，《代白頭吟》的“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代放歌行》的“小人自龌龊，安知曠士懷”都是自身命運寫照，也都可在李白的歌行體中直接找到下遊。後人評“李太白崛起，奄古人而有之，根于離騷，雜以魏三祖樂府，近法鮑明遠……”（清馮班《鈍吟雜錄》），可為确論。

的确，李白所緻敬的又何止一位鮑照呢？别忘了“俊逸鮑參軍”的上聯“清新庾開府”。李白還多次贊美屈原“詞賦懸日月”、陶潛“君與古人齊”，又高呼謝靈運的“宿處今尚在”，更自喻謝朓稱“中間小謝又清發”，其效仿、取法、活用、更新上述諸家作品的例子，數不勝數。由此判斷，如果莫言追慕的是李白的追慕，那麼他摹仿的是李白的摹仿、緻敬的是李白的緻敬。綜上所述，莫言的舊詩尤其是仿歌行體，是在向能夠産出偉大詩人傑出詩作的時代的緻敬，就在這個過程中，莫言找到了一種做慣了小說之後，仍瀉不完、止不住的激情靈感及文字所尋的“别裁”管道；一種做完了小說之後，對小說不能言、無法及所作的“體外”成全——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腹笥餘詞意未平”所尋覓到的最合适的複古承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