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談寫作｜梁鴻：寫作與世界的關系，就像魔術師與真相的關系

編者按

如何讀書、寫作，以及評判一篇文章的優缺，大家見地各異，主張不一。鑒于此，中國作家網特推出“名家談寫作”系列文章，讓古今中外的名家與您“面對面”傾授他們的寫作經驗，或許某一句話便能讓茫茫書海中的您恍然大悟、茅塞頓開。敬請期待。

梁鴻

寫作與世界的關系

——在倫敦光華書店的演講

寫作與世界的關系，就像魔術師與真相的關系。

真相從來隻有一個：魔術師的表演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大家卻仍然為魔術師的表演所着迷，因為那裡面包含着人類的想象力，人類對自身及世界的渴望，它探求的是可能性。

文學也是一樣，它的目的不是在告訴你，真相就是這樣，而是告訴你，它還有另外的可能性。這一可能性既來源于人類已經創造的事實——社會形态、文明結構和人性狀态，也來源于人類内部所包含的可能的方向。在此意義上，文學與世界是在一種悖反、錯位和隐喻中彼此彰顯的。

這也是我今天想要給大家分享的三個層面。

01

悖反關系

寫作不是簡單地解釋世界，而是背向這個世界。作家要走到陰影處，走到時尚、華麗的巨型建築背後，去看那裡世界的形态和道路的走向。并且，這一巨型建築——也可以說巨型話語——越具有确定性，越需要作家轉過去看看。這兩者是互相依存的關系，就像陽光和陰影，肯定與否定，巨大與微小。

在巨型話語中看到日常人生的衆生相，在喧嚣中尋找沉默的、安靜的那一部分，并且，試圖發掘它們之間如何互為生長，這是作家非常重要的任務。

《百年孤獨》中馬孔多小鎮的擴張是曆史的正面，是正在發生着的社會現實。在政治層面，它甚至可能是必然的，拉美的城市化、現代性，和中國的城市化、現代性在現代文明發展的過程中都是一種必然，但是，作家的任務不是要寫馬孔多發展的必然性，而是寫出這一必然性中所同時生長出來的百年孤獨。烏蘇娜、奧雷連諾上校，他們被飓風一樣的發展挾裹着，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但又頑固地保持自己的存在。這一頑固性為他們赢得了尊嚴，也無形中成為一種力量和“曆史的正面”博弈。

02

小等于大，或者，小大于大的關系

就像我剛才講的《百年孤獨》，一個村莊可以是全世界，馬孔多從一個幾戶人家的村莊到繁榮的小鎮，再到衰敗，在此過程中，作者所描述的衆生相包含了人類很多的形象，馬孔多小鎮的命運也幾乎是整個現代拉丁美洲的命運。

一個人的愛情可以是全人類的愛情。譬如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書中有一個細節是這樣的。安娜和渥倫斯基吵架後，渥倫斯基獨自一人坐着馬車去彼得堡參加宴會。這時，安娜站在樓上的視窗邊，看着英俊、衣着整齊的渥倫斯基走向馬車，内心非常嫉妒、失落和不甘。他們一起私奔，但是，彼得堡的上流社會可以接受渥倫斯基，卻不接受她。她隻能躲在家裡，任憑絕望吞噬自己。我想，在那一刻，安娜的痛苦不隻是一個上層社會女性的痛苦，而是，所有愛情在現實面前遭遇壁壘的悲傷，是所有愛情都可能經曆的悲傷。

一個人的夢魇可以是全人類的夢魇。卡夫卡《變形記》的第一句話是“格裡高爾清晨起來，變成一隻甲蟲。”我們都清楚，人不可能變成甲蟲，但是，每個人都經曆過這樣的時刻，恐懼、焦慮、擔憂，非常非常壓抑，卡夫卡把這種無形的情緒變成有形的語言給表達了出來。

回到我們的主題，今天我來到倫敦，坐在這個書店，給大家講梁莊及梁莊的人生。

梁莊是中國當代村莊，我的家鄉，它與英國，與此時正在傾聽的你又有什麼關系呢？

我給大家講一個小故事。以《出梁莊記》的結尾小黑女兒的故事為例。

當時我正在老家做《出梁莊記》的調查。一個早晨，小黑女兒奶奶帶着小黑女兒到診所看病，一檢查，發現病情非常嚴重，我就趕緊開着車拉她們去縣城醫院。在醫生給小黑女兒看病時，我試圖聯系我認識的一些人，派出所的、法院的，等等，看怎麼辦。所有的人，不管是醫生、警察還是法官，都說，報案肯定是對的，但不建議報案，根據以往的經驗，不報警肯定比報警的要傷害小黑女兒少一些。

那兩天是我極為痛苦、煎熬的兩天。事情不斷回到原點。奶奶一會兒說要去報警，一會兒又揪着頭發說對不起自己的兒子兒媳，把頭往牆上撞，不如死了算了，再或者，就是把頭低到腿上，默默地哭。奶奶心裡是怯懦的，她其實不敢報警，她怕和鄰居撕破臉，她怕人家倒打一耙，怕事情被人知道孫女将來找不到婆家，怕在村裡、親戚那裡丢人。

有一次，我無意打開電腦裡的錄像存檔，翻到采訪小黑女兒的那一段，我又一次聽到錄像裡我抑制不住的哭聲。當時，我正問小黑女兒，為什麼那個鄰居老人第一次對她那樣做時她沒告訴奶奶，都那麼疼了。小黑女兒慢慢說，因為她怕她奶奶傷心，因為哥哥太調皮，她奶奶已經很累了，她不想讓她為自己多操心。

隔了那麼多年，我仍然忍不住流了淚。她不知道她遭受了什麼，而導緻她進一步受傷害的原因竟然是心疼奶奶。

聽着小黑女兒的訴說，再次看到她奶奶的花白頭發，我想，也許事情發生的原因及處理的方式可能是中國式的，但那一刻，奶奶的痛苦一定包含在全人類的痛苦之内，它是人類永恒的痛苦和永遠面臨的困境。與此同時，小黑女兒因天真所遭受的傷害也是人類所有天真所遭受的傷害，它是真實的個人遭遇，但同時，卻也好像人類世界的内在形象之一，與你我都息息相關。

在這個意義上，梁莊就是世界的中心，它承載了全世界人類在當代文明中的命運。

也可以說，寫作與世界的關系是小等于大的關系，甚至，更大于這個世界，是小大于大的關系。

03

隐喻關系

寫作與世界不是反映與被反映的關系，而是隐喻和象征的關系。當作家起筆寫一個人物或一個村莊、某個莊園、某個故事時，他并不是按照現實的模型來寫的，相反，它要把模型——這裡的模型指的是日常觀念中的現實認知——打碎，打成一個個元素，然後，再重新捏合。即使我們說《傲慢與偏見》是19世紀英國中産階級的風俗畫，也不能說它和現實一模一樣，如同日本的浮世繪一樣，把一些重要的人物突顯起來，讓他們成為某種隐喻和象征的存在。這也是故事之是以有價值的原因。

這是文學創作的基本起點。隐喻不隻是一種修辭或創作手法，而是創造文學世界的基本起點，尤其是對于虛構文學而言。

如何既具有人類的衆生相，但同時又能通向隐喻性和普遍性，這是所有作家所追求的藝術方向。

如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透過以化身為教授的魔鬼撒旦考察人的靈魂為起點，考察了當時俄羅斯的社會現實和精神狀态，這樣一種超現實的起點本身就有強烈的隐喻色彩。馬爾克斯、卡夫卡的小說都是這樣的起點。

但是，也有另外一種方式，就是通過對現實世界非常清晰的精雕細刻，最後達到一種強烈的隐喻風格。前天去倫敦國家美術館，看小漢斯荷爾拜因的肖像畫，我被他畫作強烈清晰的風格所吸引。他的畫非常現實主義，每一個細節，哪怕是手上的褶皺，都會畫出來，但是，當你觀察整個肖像時，它們又具有強烈的超現實風格。人物像浮雕一樣在空間中凸顯出來，淩厲、強大，又孤獨萬分。

回到文學作品上，譬如像《傲慢與偏見》《包法利夫人》這樣的作品，小說本身非常現實主義化，但是，最終卻有強烈的隐喻風格。我想，這與作家對世界的了解，對人的了解都有很大關系。

我自己也剛完成一個小說《四象》。小說寫一個患精神分裂的大學生，傳回家鄉河邊的墓地放羊。在這裡，他和三個人聊天、說話、學習，經過一系列事件之後，重返城市，被尊為大師。最後，他的精神基本上恢複了正常，但是，他再也聽不到那三個人說話了。這三個人其實是墓地裡的亡靈。

表面看來，這個故事有一點點魔幻性質，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寫作一個魔幻現實主義的小說。在看荷爾拜因的畫時，我突然想到，我追求的就是這樣一種風格：強烈的、清晰的真實性，這一真實性甚至是粗暴的，以至于最終能達到某種隐喻。是以，在我心裡面，我一直把這墓地的三個人作為真實存在的人物來寫的，他們在那個患精神分裂症的年輕人那裡，也的确是真實存在的。

這個小說并不長，十三、四萬字，但我寫了兩年多，已經改到第四遍，目前還在改，我個人非常喜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與現實世界是這樣一種變形的、但又密切的關聯。

再回到開頭，文學世界是一個既不同于現實世界，但又一定誕生于現實世界的世界，它與現實世界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是看似一個面相，但其實卻是由無數面相組成的關系。

我想，這也是寫作與世界之間最基本的關系。

謝謝。

注：本文内容來自2019年3月14日梁鴻在倫敦光華書店的演講。編輯有删節。

來源：《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第9期

編輯：劉雅

二審：王楊

三審：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