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者們對于歐美所藏中文古籍之調查、編目與研究皆取得了可觀的成果，出現了一批書志、書目與相關研究，歐美地區收藏漢文古籍較多的圖書館通過各種書志、書目将其藏品公諸于世。張寶三教授所編之《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經部》即在此一背景之下産生。本書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所藏漢籍的善本書志，收錄經部漢籍284種，每部書皆有詳細的解題，介紹原書作者與撰著之過程，詳述版本與收藏之資訊，又多引原書序跋并結合目驗以說明原書之體例、流傳、各個版本之關系等。本書所收漢籍以明清本為主，且多舉業書籍，對明清版本、學術史之研究皆有巨大的拓展之功。
歐美所藏漢籍書目書志編纂的近況
中國古籍之流傳海外者，以其所處之地理與文化環境乃至于調查與整理的全面程度和研究的充分程度而論，大緻可分為兩大部分：其一為日藏漢籍，由于日本緊鄰中國，而日本本國又有良好的學術傳統，是以中日學者對于日藏漢籍之編目、整理與研究皆非常充分，其成果不僅數量巨大，且有一批品質上乘者，已經成為研究中國古典學問所不能忽略的學術力量；其二為歐美所藏漢籍，因為地理、語言、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隔閡，中國與歐美學者對于歐美所藏漢籍的調查與研究，皆起步較晚，研究尚淺，此一情況近年來才有所改觀。
較早對歐美漢籍展開調查者，為王重民先生，王氏1939年應漢學家恒慕義（Arthur W. Hummel）之邀赴美整理國會圖書館之中文藏書并為之編目，王氏在此期間編成《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後恒慕義又邀請原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修訂完成此一《書錄》，遂成為較早的美藏中文古籍的書錄。王重民又曾編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所藏中文古籍之書錄，然未竟其事，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中國台灣學者屈萬裡在王氏目錄稿的基礎之上編成《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這兩部書錄不僅是美藏中文古籍書錄較早者，且體例完整、言辭簡該，為海外中文古籍書目提要的撰寫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後又有沈津所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1999）、田濤主編《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漢籍善本書目提要》（2002）、喬曉勤、趙清治等所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2009）、馬月華等所編《美國斯坦福大學圖書館蔵中文古籍善本書志》（2013）、陳先行主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2014）、沈志佳與劉靜主編《花葉婆娑：華盛頓大學和不列颠哥倫比亞大學古籍珍本新錄》（2019）等，皆是以提要式目錄的方式對海外較為重要的中文古籍收藏機關的藏品進行著錄，其中尤以沈津與陳先行的兩部《書志》最為著名，一時引為海外漢籍編目之典範。
由于人力、财力等客觀條件所限，多數海外中文古籍收藏機關則主要以未附提要的簡目的方式向學林公布其藏品。比如，梵蒂岡圖書館之藏品，早在二十年代即有伯希和（Paul Pelliot）所編《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1922），後來日人高田時雄對其進行校訂補編，郭可譯為漢語，即《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2006）。美國學者道格拉斯（R. K. Douglas）編有《1877年版大英博物館館藏中文刻本、寫本、繪本目錄》（2010）、俄國學者葉可嘉（Е· А·Завидовская），馬懿德（Д· И·Маяцкий）編有《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收藏王西裡院士中國書籍目錄》（2012）、徐鴻等編有《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書錄》（2015）；同時亦有一些早期來華傳教士、學者的藏書目錄得以整理出版，數量不多，茲不贅述。
除單獨出版的書目之外，目前還有兩個較為大型的海外中文古籍書目的叢書，尚在分館分部陸續出版。其一為中華書局出版的《海外中文古籍總目》，目前已出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俄亥俄州立大學圖書館、杜克大學圖書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東亞圖書館、艾龍圖書館、達特茅斯大學圖書館、紐約州立賓漢姆頓大學圖書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圖書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約翰·賴蘭茲圖書館、紐西蘭奧克蘭大學等機關所藏中文古籍之目錄。該叢書所收目錄以簡目為主，便于學者迅速了解海外中文古籍收藏之概貌。其二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推出的《海外中華古籍書志書目叢刊》，其中歐美部分已出《西班牙藏中國古籍書錄》（2015）、《美國埃默裡大學神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目錄》（2016）、《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目》（2017）、《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集部》和《叢部》（2019），還有本文所要重點介紹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經部》（2020，簡稱《芝大書志》）等。本叢書所收目錄既有簡目，亦有包含提要、題跋等内容的藏書志，已經開始成為了解和研讀海外中文古籍的必備資料。
上述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伯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等收藏中文古籍的重鎮，除了有提要目錄之外，近來也有更為全面的、修訂增補過的簡目以及圖錄、各類專科目錄等，比如範邦瑾編《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續錄》（2011）、朱士嘉編《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方志目錄》（2014）、昌彼得有《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1990）、《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善本方志書志》（2015）、《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宋元珍本圖錄》（2014）等等。此外，在全面而深入了解了各個館藏藏品的特點的基礎之上，中外學術、出版機構聯合，出版了一批海外珍稀善本的影印叢書，比如《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2003）、《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2016）、《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代善本别集叢刊》（2017）、《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稿鈔校本叢刊》（2013）、《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宋元珍本叢刊》（2014）等等，為流傳海外的中文古籍的“回流”做出巨大貢獻。
以目前所出漢籍目錄來看，流傳于歐美的漢籍絕大多數為明清時期的刻本、鈔本以及其他類型的文獻；除美國國會圖書館、伯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等幾個大館之外，一般收藏機關所藏的宋元本可謂鳳毛麟角。從這個角度來講，海外漢籍對對于明清文獻學、書籍史以及社會文化史之研究，皆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特别是從版本學的角度來看，目前國内的研究仍有重宋元本而輕明清本的特征，各類書志、題跋的撰寫和圖錄的編制也往往是宋元本占據絕對大的篇幅，這和傳世宋元本與明清本之比例恰成悖反。對此種狀況的突破，目前看來似乎可以從海外漢籍書志的編寫中得以實作：由于藏品的限制，海外書志的編寫不能不以明清本為重點，而目前較為突出的明清本之書志、圖錄甚至于電子本，亦皆以海外一些圖書館的成果最優，這對海内外以明清書籍為主要材料的研究者來說帶來了巨大的便利。張寶三教授所編撰的《芝大書志》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産生，并對于海外漢籍之編目以及明清文獻學之研究皆有一定程度的拓展。
張寶三《芝大書志》的特點
張寶三教授所編撰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經部》可以稱為藏書志體的目錄。關于藏書志，嚴佐之先生曾稱其應有“列版本異同優劣、備載各家序跋、各發解題”等三項基本内容（嚴佐之：《“哈佛模式”：關于美藏漢籍目錄現狀的思考——兼評》，《書目季刊》，2001年第35卷第2期，第16頁）；陳先行先生則認為一般的善本書志應該将“考訂鑒定版本放在首位”（陳先行：《撰寫公藏善本書志的一個嘗試——漫談》，《第一屆東亞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研讨會論文集》，台北：台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2011年，第340頁）。以此兩點來看，張教授《芝大書志》無論在撰寫體例上，還是著錄眼光上，皆對從《天祿琳琅書目》、《愛日精廬藏書志》以來的各類藏書志，特别是前述哈佛燕京圖書館、伯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等藏書機關的《善本書志》有所繼承。
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有經部古籍1700餘種，張教授《芝大書志》是為其中的284種善本所撰寫的書志。該志體例謹嚴：每篇書志皆先述作者生平，再描述書籍版本的基本資訊，如行款、版框尺寸、版式、書名頁之題簽、前後序跋等，再引原書序跋并結合目驗以說明作者撰著之由、本書的撰著過程、全書體例、分章分節之情況、書中圈點批校之有無等等，再引前人之題跋、當代之研究等材料以評論書籍之内容，最後說明今日各個重要圖書目錄之收錄情況、影印出版情況以及作者所調查到的此書目前在海内外的存藏情況，還會因需要而描述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本與其他藏本之異同、詳列刻工名、書中钤印等。關于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所藏中文古籍之來源、特色、價值以及張寶三教授撰寫書志之理念等，可參看該書志之《前言》，茲不贅述，本文僅對書志中幾個特點予以讨論。
首先，本書志不僅較為詳細地輯錄了原書的序跋，且廣泛引用各類材料，反映出其重視原始文獻的理念，頗有古人“述而不作”之風。具體來講，作者在介紹原書之撰著者之時，往往引正史、方志、年譜等資料以介紹撰著者的之生平，有問題之處又多方參考近人研究以考辨是正，不沿襲舊誤。在介紹原書撰著之由、撰寫過程、原書内容等方面，作者以輯錄原書序跋為主，輯錄原書序跋數量之多，幾乎占到了本書志篇幅的大半以上，對于儲存原始文獻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作者并非簡單獺祭序跋，而是将其内容融入書志叙述中，是為本書志撰寫的一大特色。在評議原書内容、價值時，作者廣泛引用《四庫全書總目》（簡稱《總目》）、《鄭堂讀書記》、《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前人提要與介紹，且不盲從前人觀點，時有考辨。比如，清人對明人學術向來頗多譏評，或不無污枉之失，此在《總目》中并不少見，作者往往脫出《總目》藩籬，對明人著作有較為客觀的評價；不僅如此，作者經常對比《總目》與文淵閣、文津閣本之書前提要，以見各本提要之不同，探求緣由，以具體執行個體來展現各本提要之得失。例如陳澔《禮記集注》（本書原名《禮記集說》，芝大此本作“集注”）的書志中，作者指出，文淵閣、文津閣本書前提要略同，皆承朱彜尊《經義考》之評論而稱陳澔之書“于度數品節，擇焉不精，語焉不詳”，頗多诟病，而《總目》則指出朱彜尊诋之過甚，陳注實則頗為“簡便”，有益于初學，面對這一沖突，作者在介紹陳澔原書的基礎上指出《總目》評價更為允當，并提醒讀者注意各本提要之差異。（張寶三：《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經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第347-348頁。）
其次，本書志在明清本的鑒定與著錄方面做出了頗為有益的拓展，對于明清書籍史之研究有很大貢獻。芝大圖書館所藏的這284種經部善本皆為明清時期的刻本、稿本或鈔本，其中有明本近80種，清本200餘種，其中不乏稀見之本，本書《前言》已對此有所介紹。而從明清本研究之角度來看，本書志尚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其一，本書志在介紹書籍版本之時，對于書中缺頁、抄補、補闆修版亦有詳細介紹，此皆非目驗全書者所不能也。撰寫書志，若純以完成任務或項目之态度對待之，本易失之淺顯，劣者常不看原書、不讀原文，而拾人牙慧、沿襲成說，簡單摘錄他人言論以充本書之篇幅，成為目錄之目錄。本書志在鑒定版本方面則無此過失，其版本描述也是以非常可靠，其關于明清本之補闆、修版的研究，也是目前版本學所應深入研究的内容。
其二，本書在鑒定版本之時，多處使用紙廠印記以判斷書籍之刊刻與印刷時代，為明清本之鑒定補充了新的方法。紙廠印記即造紙者在紙上所钤之印記，多見于清代前期與中期，此前之藏書志對其偶有記載，但未有專門而充分之反映，且偶有誤認紙廠印記為書店印章者。張寶三教授對古籍中之紙廠印記早有注意，并撰有《紙廠印記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鑒定之運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紙廠印記研究》兩文，讨論了清代古籍中紙廠印記的内容、特征及其在清代版本鑒定上之價值等。在整理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所藏中文古籍的過程中，張教授得以将紙廠印記用于清代版本之鑒定實踐中，并在《芝大書志》中進行專門描述，使得版本學界對于紙廠印記有了更為直覺和深入的認識。版本鑒定方法之拓展，亦是版本學家廣泛經眼古籍原書之所得，與作者長期直接接觸原書同時進行理論的思考皆密不可分。
其三，廣泛調查海内外各大圖書館以說明一書之存藏狀況，同時對各地所藏之版本進行詳細的比對，通過版本比較以綜合得出一書、一本的撰著、刊刻或流傳的真實狀況。比如，本書志在介紹明朗兆玉所撰《注釋古周禮》時，将芝大圖書館所藏本與天津圖書館所藏同版相較，指出芝加哥本書前缺朗兆玉《弁言》，并錄出部分天津圖書館本之《弁言》以說明朗氏著述之意，後又以此為重要參考以尋溯此書雕刊的時間。又如明馮夢龍《春秋衡庫》一書，芝大藏本無書名葉，亦少其他可以判定版本刊刻時間的資訊，作者即以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本與之相比，視為同版，因以斷定此本為明天啟刻本，又據版面特征、紙廠印記以知此書有清代補版，遂最終确定此本為“明天啟刻清修補印本”。此一版本比較的方法，雖看似簡單，然而由于條件限制，往往難以進行，此前在研究宋元本中已較為普遍，但是目前尚少有學者将其用于明清本的鑒定與研究之中。本書志對所錄兩百八十餘種明清經部古籍進行全面的版本調查，并進行版本比較，亦是明清本研究之重要拓展。
張教授《芝大書志》所錄明清經部古籍中，有數量不少的科舉用書，對于了解明清科舉文化有極高的價值，此一特點詳見下節之讨論。
張教授《芝大書志》全書共百萬餘字，其撰作的艱難可以想見。然大緻來講，本書志似仍不免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前文已經有所提及，本書廣泛引用各種傳記資料以說明撰著者之生平，且對所有撰著者皆進行了介紹，這可能與作者預期本書志可作為經學研究入門書的構想有關，但書志中有部分為較常見的著作，則似有待斟酌。比如易類第一篇《周易兼義》之書志，引《三國志》《晉書》《舊唐書》等史傳介紹了王弼、韓康伯、孔穎達、陸德明等人之生平，而此諸人皆人所共知，此諸書亦非稀見，這一部分内容似可“略人所詳”。此外作者時有不免過信所引傳記材料，是以偶有失誤、遺漏之處，比如在《尚書埤傳》的書志中，作者引《清史列傳》《清史稿》以描述朱鶴齡之生平，此兩傳由于其本身體例、眼光所限，雖談及朱氏著作頗多，卻未提及朱注杜詩、李商隐詩，本書志亦未加補充。而其實朱注杜、李詩自始至今皆享譽頗盛，全然忽視似乎不妥。同書後又著錄朱鶴齡《詩經通義》，引其書首張尚瑗《序》雲：“先生著書滿家，少陵、義山詩集箋注，家弦戶誦。”此并非過譽之詞。作者似應撮述前人傳記并補其不足，方更顯完備。
第二，書志中所引原書序跋、他書提要文字極為豐富，作者所作較少；作者在引用之時，又每以引用文字融入自己的論述之中，遂緻各篇書志多以大段引文為主，其間廁雜數句作者勾勒之語，雖可說寓作於述，實則引文已有淩奪作者之勢。從讀者角度來看，既失之于繁，又稍有缺漏，恐未盡當。作者若能多着筆墨，對撰著者之生平及其撰著本書之緣由、書籍之編纂過程、内容特征及其曆史意義進行撮述，而将序跋文字全錄于一篇之末，精簡所引他書之内容，略人所詳，則能節省不少篇幅，更具簡赅之貌，此或許會更加便于讀者。
張寶三《芝大書志》對舉業經書的重視
舉業書籍在曆來的公藏書目提要中都不太受重視，因其時代普遍偏晚（基本在明萬曆以後）、内容的學術性與一般經部著述差距明顯。在前述諸多海外館藏中文古籍的書志中，隻有屈萬裡的《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所藏中文善本書目》在總集類後面開列“附錄”類，專門胪列舉業文選，包括明人的《新刻翰林精選佳論場屋模範》《安雅錄》《新刻壬戌科翰林館課》《皇朝曆科四書墨卷評選》和清人的《晚邨天蓋樓偶評》，此外詩文評類中收錄了明人的《重訂舉業卮言》。
事實上，舉業書籍并不止是八股文選本、試貼詩和律賦選本、唐宋古文選本等集部之書以及子部的《詩材對類纂要》等典故辭藻類書，還包括經部輔導書，即坊刻改訂過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明清及以前諸經注疏的摘編講說（即所謂講章），以及《四書人物圖考》之類的專題整理。這類經部舉業書在古人眼中向來難登大雅，不僅在《四庫全書總目》的正目中屈指可數，絕大部分被打入存目，在清代私家藏書目錄中也很少被著錄。在舉業書粗制濫造、種類龐雜、影響普通士子正确了解和學習經典的社會背景下，這種去除蕪雜的處理是順理成章之舉，無可厚非。但到了現代，科舉已經成為學術界的研究标本，顯然需要将所有舉業書籍類型都納入研究視野，才能客觀全面的描述明清科舉的整體面貌。目前，學界對科舉制度和政策、科舉錄和硃卷、八股選本、古文選本都有大量整理和深入研究，但在經部輔導書這方面卻關注甚少，成為科舉研究的明顯短闆，這與基本資料狀況的模糊有直接關系。現在的善本書志雖然沒有分正目存目，但大部分都對這類經部書收錄較少，有些實際是舉業用之書的提要也往往不能明确指出其用途與性質。
在收錄舉業經部書方面做的最好的善本書志是沈津主編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經部》（以下簡稱沈志）。在其收錄的380種經部書中，舉業性質明顯者超過60種；且書前所附96種彩色書影中，舉業書也超過55種，可令讀者直覺了解大量此類舉業經書的扉頁宣傳和内文布局。沈志之後，便是張教授《芝大書志》了。從對舉業經書的編目來看，《芝大書志》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該書對舉業經書的價值有明顯自覺。作者在自撰《前言》的“其他學術價值”部分，直接列出了“科舉相關研究之價值”的标題，并引用《閻紅螺說禮》的一則凡例，說明該條材料是明季舉業用書任意删節經文之普遍現象的典型例證。
其二，該書收錄舉業書籍的數量也可謂僅次于沈志。全書284種經書中，舉業用書有近50種。細分來看，服務于考場四書文的四書類自然是最多的，包括《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四書左國彙纂》等18種；其次是《尚書》類，約10種，跟沈志的《尚書》舉業書數量不相上下。
其三，揭示了一些存世數量極少的品類。如明孫繼有《尚書集解》和明李茂識《名公注釋左傳評林》，目前僅見芝大圖書館和日本尊經閣文庫有藏；明餘心純《禮經搜義》，當時頗有影響，現今僅見國家圖書館、河北大學圖書館和芝大圖書館有藏有全本；清李沛霖等《四書經注合參》則諸家目錄均未見著錄，僅見于芝大圖書館。
其四，各提要大量引用了原書的序言、凡例和特色章節。序言和凡例的胪列，是繼承了沈志的做法，當然，兩部書志也并非對每部書的凡例都盡列全文。《芝大書志》對序言和凡例的要點常有評析，隻是評語或不夠深入。《芝大書志》對明清舉業經書特色章節的留意，可以歌訣為例：如明王樵《書帷别記》的提要特别注意到《禹貢》所載的《九州山水歌》《貢物歌》《貢道歌》，并援引了《九州山水歌》下的識語：“《禹貢》歌訣舊有之，而詞句鄙俚，殊不堪讀，今稍潤色之，少為童蒙記誦之助……”又清吳荃《深柳堂彙輯書經大全正解》，張教授注意到該書卷首之圖多采自《書傳大全》，又有不見于《大全》的《九州田掌訣》《九州賦掌訣》，二者皆上列掌圖，又有《九州土色性歌》《九州貢賦歌》《九州貢道歌》等歌訣，無圖。這種歌訣的普遍性和數量之多可謂明清舉業經書的重要特征。
由于目前對舉業經書的研究還比較薄弱，《芝大書志》個别地方也偶有疏失。如《新刊禮經搜義》的提要稱“此本有佚名朱筆圈點，另又有墨筆圈點及批評，批者偶署名‘敬業’”，如卷二十四有眉批：“敬業雲：‘贻以樂利，樂也，而非逸居無教。’”并稱“‘敬業’其人無考”。實則此處之“敬業”非指人名，而是明楊鼎熙《禮記敬業》之略稱，該書是《禮記》類的著名删節本經書，佚名批點者抄錄了《禮記敬業》中的注釋，因題“《敬業》雲雲”，作者誤認其為清人之名。又明閻有章《閻紅螺說禮》，張教授提要引用原書凡例第三則，稱該書收錄全經，但隻要核對其目錄，就會發現閻氏是作欺人之語，該書跟晚明其他坊刻《禮記》類經書一樣，删去了所有喪禮章節。
總體來講，張寶三教授所撰《芝大書志》體例謹嚴，鑒定精審，輯錄豐富，雖偶有小誤，但瑕不掩瑜，對于明清版本學、書籍史、舉業類經書等之研究皆有巨大的拓展之功，極具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