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圖書和文化館擁有豐富的古籍資源，蘭台石室，滿目琳琅，特藏衆多，價值珍貴。本文通過挑選館藏中版本精美、裝幀雅緻的稀見古籍，加以說明，圖文并茂，以供讀者賞鑒。
套 印 本套印，即在同一版面上刷印呈現多種色彩，紅、黑兩色的朱墨套印本最為常見，此外還有三色、四色甚至五色、六色套印本，它使書籍呈現出五彩斑斓的面貌，十分美觀。套印技術從元代就已出現，明末“自萬曆中葉，迄崇祯之末，五十年間，”套印刊書的風氣綿延不絕，其中又以烏程縣闵齊伋、淩濛初兩大家族的套印本最為知名，館藏多種精美的套印本都出自這兩家印坊。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闵齊伋刻朱墨套印本《檀弓》
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闵齊伋刻三色套印本《楚辭》
明萬曆年間（1573-1620）淩濛初朱墨套印本《蘇長公表》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色套印本《禦選古文淵鑒》全書遍載前人名家評語、康熙禦批和徐乾學等11人所作注釋，内府武英殿以五色套印頒行。其雕镌、套色、印刷皆極精工，朱、墨、黃、藍、綠五色鮮明豔麗，展現出清初内府多色套印技術的高超水準。經 折 本印刷術發明以前，圖書主要抄寫在缣帛和紙張上，采用長卷形式，左端安裝木軸，閱讀時展開，平時卷起。卷軸裝如果要查閱中後部分，需要從頭打開，看完再卷起，一些大部頭的書籍像連篇累牍動辄數十萬言的佛家經典，使用卷軸裝幀，閱讀時費時費力十分麻煩。到了唐代，飽受翻閱之苦的佛教信徒，受印度梵夾裝的啟發，将卷軸裝的佛經按一定行數和寬度均勻地左右連續折疊，前後粘加書皮，成為可以随時展讀的書冊，極大地友善了閱讀。因為反複折疊而成，是以被稱為“折本”“經折本”，其便于誦讀的特點，頗受宗教人士喜愛，曆代刊刻佛典、道藏多采用這種裝訂形式，奏折、書簡也常采用這一形式。
明永樂北藏之《決定藏論》明代永樂年間（1403-1424）内府原裝，封面覆絹，紅雲黑底，中綴金色法輪、團龍，背面為暗黃絹面，綴祥雲團龍，裝飾炫麗，制作精美，字大如錢，字型娟秀，是典型的宮廷版本。
書首的釋迦摩尼說法圖，顯示了明代宮廷宗教版畫的刻印高峰。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度支部奏稿原本奏折經折裝裝裱，書皮木闆，襯紙用硬紙闆。清末度支部由舊時戶部改組而來，類似現代的财政部，此時由“出洋五大臣”之一的皇室載澤任度支部大臣。
寫 本雕版印刷普及後，傳世古籍中仍有相當數量是抄寫而成。宋元以後，寫本的意義不再等同于普通抄本，而是特指成書時以手寫形式流傳的圖書，如一些内府大型圖書并無刻本，隻以寫本形式傳世，像明代《永樂大典》、清代《四庫全書》以及曆朝實錄。此外一些抄寫細緻工整、并無别本流傳的私人文稿，也常被歸入寫本一類。
清内府紅绫本《清實錄》《清實錄》有大、小兩種開本，函冊以黃色、紅色绫緞敷面。其中小黃绫本一部﹐是編修過程中随時進呈皇帝審閱的底稿，貯内閣實錄庫。經過禦覽審定後，精抄大、小紅绫本。大紅绫本兩部﹐一貯皇史宬，一貯沈陽故宮；小紅绫本兩部，一貯乾清宮供禦覽﹐一貯内閣實錄庫備覽。館藏《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兩種為小紅绫本，作為禦覽之書，裝潢用料考究，龍鳳雲紋紅绫書面，内頁四周雙邊朱絲欄，墨筆楷書，字迹精工。
清鹹豐九年（1859）邵子彜殿試卷該卷是一件較為特殊的寫本文獻。安徽太平籍貢士邵子彜博學善書，在偏重書法的清代殿試中很占優勢，取得了二甲第一名，卻錯過了鹹豐帝在乾清宮的特别引見，按“遲誤降甲”的慣例貶為三甲末，從名列前茅的第4名降為最末位的第180名。有清一代，因為傳見不至而失去名次的隻有三人，除乾隆年間首次制定條例時懲處的兩人外，就隻有明知故犯的邵氏一人，是以這份殿試卷可謂别樣的珍貴。邵子彜雖然殿試丢了美名，但因為根底紮實，覆試、朝考表現不錯，綜合三門成績後，仍被留作了京官，而不像一些資質平常的進士隻能外放知縣，後來曆任江西九江、建昌知府。就任九江時，曾國藩誇他“持躬端整，諸事谙練，到任未久而初政已屬清慎”，可見其才能之優異。
民國四年（1915）朱絲欄精寫本《居仁日覽》民國初年，北洋政府内史監效仿前清皇帝經筵進講事例，延攬清末名儒聘為内史，每日依據正史分選漢唐以來聖君賢臣嘉言懿行，正楷書寫兩頁，送居仁堂供袁世凱披覽，日久集合成冊，被稱為《居仁日覽》。館藏三冊精寫本，分别由清末狀元王壽彭（光緒二十九年，1903）、劉春霖（光緒三十年，1904）及探花鄭沅（光緒二十年，1894）親筆繕寫。三人皆精于書法，末代狀元劉春霖更是以小楷為世人推崇，故本書史料價值雖不甚高，抄寫書迹卻很值得欣賞。蝴 蝶 裝《明史·藝文志》載：“秘閣書籍皆宋、元所遺，無不精美。裝用倒折，四周外向，蟲鼠不能損。”這裡提到的“裝用倒折，四周外向”的裝幀方式，是一種流行于宋元名為蝴蝶裝的書籍裝幀形式。
蝴蝶裝盛行于宋代及元初，是将書葉以有字的一面為準，面對面對折起來逐頁粘連書背，再用一張硬紙作為前後封面，翻開後書葉朝兩面分開，狀似蝴蝶展翅飛翔，故稱蝴蝶裝。元中期後蝴蝶裝基本退出了裝幀舞台，隻在一些繪畫、棋譜類需要全版展示的書籍中有所保留。
清嘉慶年間（1796-1820）《芥子園畫傳》《芥子園畫傳》分初集、二集、三集三部，是中國傳統繪畫的經典課本，世人學畫的必修之書。自清初編印後，就不斷為後世翻刻重印。館藏《芥子園畫傳三集》為清中期金陵同文堂饾版五色套印本，開本敞闊，為展示花卉而特别裝裱為包背蝴蝶裝，五色套印，镌繪雅緻，刊刻精美。
因為蝴蝶裝書口處易被磨損，是以版面周邊空間往往設計得特别寬大。館藏明正德十六年（1521）覆刻南宋晁謙之跋文本《花間集》，所覆宋本雖已被改裝成了線裝本，但覆刻本闊大的書頁，仍可看出宋代蝴蝶裝的痕迹。活 字 本活字本，是指用活字排印的書本。根據制造活字的原料不同，可分為泥、磁、木、銅、錫、鉛活字本等類。古代活字印刷本中，泥、磁、錫活字本圖書流傳甚少，傳世文本主要以木活字本和銅活字本為主。
明正德十年（1515）銅活字本《藝文類聚》明弘治、正德年間，無錫華氏、安氏用銅活字印書，字型古拙，存世稀少，素為藏界珍重。館藏《藝文類聚》一冊，就是華氏族人華堅所刊印蘭雪堂銅活字本的零種，作為銅活字本的鮮活标本，彌足珍貴。
活字本中，以木活字本存世數量最多、最為常見。清代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更是大陸古代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刷工程。當時因《四庫全書》編修完成的時日太長，乾隆帝命儒臣校輯《永樂大典》中的散簡零篇和世所罕見的宋元善本，先行刊印流傳，因所選書籍種類繁多，雕闆不易，于是決定用棗木活字套闆一份，擺印書籍。叢書經武英殿印刷300部，其中40部供皇家和諸大臣使用，用白色連史紙印刷，其餘用黃色竹紙印刷，發往各省，後世大都散佚，分布各地，因是皇家殿本，素來為藏家所重。
館藏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零種有二十餘種，多為竹紙印本，前配“禦制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乾隆帝作詩寫序，詳細闡述“武英殿聚珍版”誕生的來龍去脈，順帶自責了一下不該把皇爺爺康熙帝鑄造的銅活字拿去改鑄了銅錢（其實是改鑄了雍和宮佛像，乾隆帝記憶有誤）。目錄頁下端還印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字型大小不一、錯落明顯，用墨精良，烏黑發亮，是古代木活字印本中的傳世精品。
北韓半島因為銅礦資源豐富，盛行銅活字，近代有不少北韓銅活字本流傳到中國。館藏北韓光武二年（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内閣銅活字本《皇明诏令》，钤蓋“欽文之寶”玺印，模仿明代玺印而制。當時的北韓王朝在日、俄勢力争奪半島的夾縫中建立有名無實的大韓帝國，北韓高宗作為所謂的“開國皇帝”，刻意效仿明朝禮儀制度，“禮樂典章、衣冠制度，損益乎漢唐宋帝，一以明代為準”，并仿照明制作“欽文之寶”朱文大方玺印，為“圖書文史”之用。但滑稽的是，其實明清兩代隻有“欽文之玺”而無“欽文之寶”。清初不知哪位史學大家在編纂《明史·職官志》時，誤寫了“欽文之寶，則圖書文史等用之”一句，北韓很可能是采信了《明史》中的誤記，鑄錯了印。
明崇祯八年（1635）内府刻《國小集注》本書為内府刻書，書前有崇祯帝“禦制重刊國小序”，序文文末及冊二卷首，都钤蓋有“欽文之玺”朱印。唐 人 寫 經
唐人寫經唐代佛教盛行，佛家典籍需求很大，在印刷術尚未發明和普及之前，抄寫經卷就成為佛書傳播的主要方式。通過虔誠而頻繁的寫經活動，唐人為後世留下了衆多的手寫經卷。近代之後，敦煌藏經洞發現了大量4-11世紀的古代文獻，其中90%以上為唐代手抄佛教經典，是現存于世的唐人寫經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唐代抄寫經卷的人員，除皇家抄經者外，還有寺院僧侶和大量的民間抄經者。這些民間抄經者有些是專職的抄經生，有些則是一般平民，是以唐人寫經的書體行、草、隸、篆皆備，在書法審美上更趨大衆化，堪稱古代民間書法之大成，更形成了一個專門的書法流派——唐人寫經體。
寫經正面經文
寫經背面展示本館所藏唐人寫經一卷，為晚唐、五代時期殘卷，缺失首尾，正反面皆抄有經文。正面經文抄寫工整，内容為鸠摩羅什所譯《維摩诘經》的卷中部分，始于《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中段，終于《佛道品》第八。背面經文抄寫較為粗陋，内容無從考據。寫經用紙為硬黃紙，是唐人寫經的常見用紙。唐人将造好的紙張浸于黃蘖液中，利用其藥性起到殺蟲作用。浸染後的紙張呈天然黃色，韌度好，透明性強，防蟲蛀，能夠長久儲存。人們常說“紙壽千年絹八百”，敦煌遺書中的佛教經卷，曆經千年仍存于世，與采用硬黃紙有很大關系。四 庫 底 本清代乾隆年間開“四庫館”，廣征天下藏書，修成《四庫全書》，修書的副産品“四庫底本”，也成為世人珍愛的古籍。“四庫底本”，特指被《四庫全書》收入其中，并作為謄抄底本的書籍。當時全國各地送入四庫館的書籍很多，除少數罕見孤本外，大多都有重複版本，而四庫館臣隻選用其中一部作為底本，在其上進行校勘、删改、批注，最後謄抄收入《四庫全書》，這些滿是校勘批注的“花臉稿”，才能被稱為“四庫底本”，而那些同時送入四庫館，卻最終沒有被選擇謄錄的書籍，隻能稱之為“四庫采進本”。
明弘治十八年（1505）刊嘉靖重修本《山谷全書》《山谷全書》是北宋黃庭堅的作品集。四庫全書《山谷集》選用明刊本作為底本，書中有四庫館臣的校改，以及“翰林院典簿廳關防”滿漢文長方印，内有大量批校、夾簽，與成書之後的四庫本《山谷集》對照文字異同，可知本書确為四庫底本。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刻《分類補注李太白詩》館藏《分類補注李太白詩》，首頁钤蓋“翰林院典簿廳關防”滿漢文長方印，内有夾簽訂正錯謬，可知也是四庫底本。其中卷二十九、卷三十夾簽，簽末題名為“武先振”，查閱資料可知此人為山西太谷縣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山西省鄉試亞魁（第六名），後入國子監學習，應考選在四庫館充當謄錄，是以在四庫成書中自署“謄錄監生臣武先振”。四庫館的謄錄并非正式官員，需要“自備資斧效力”。雖然是自費為朝廷打工，但應選者仍是趨之若鹜。究其原因，是因為當時官場編制已滿，即便進士出身，也可能候補多年仍無缺可補，乾隆帝又下旨停止了花錢買官的“捐例”，“準官員們”的就任之路愈發擁擠。而充當四庫謄錄，卻可以在五年期滿之後，通過“議叙”得官，可謂終南捷徑，是以備受青睐。武先振雖是全省鄉試第六，但也積極加入謄錄大軍，最終因修書有功，于乾隆四十四年外放溧水知縣，成功上岸。
書中粘貼的夾簽
③ 公 文 紙 印 本古代紙張産量小而價格高，是以在宋元明時期，出現了一種“舊物利用”的書籍，先将廢棄官府公文檔冊或私人文書拆裝，将書籍正文刷印在空白的背面，然後重新裝訂成冊，這種特殊的刷印書籍，被稱為公文紙印本。公文紙印本具有獨特的文化和史料價值，它的正面為新印的古籍刻本，背面為廢棄檔冊、文獻的原文。由于裝訂的緣故，書頁背面不能或不宜輕易打開，是以背面文獻内容一般不為人知，屬于未被開發、利用的傳世文獻，是研究曆史的良好實物資料。
明公文紙印本《妙絕古今》本書用紙為明代文牍紙，朱絲欄格，上有“蘇州府儒學印”“太倉州儒學記”“長洲縣印”等朱文大印，偶見墨印“四書經論表判策”。明清科場取士，試以經書、制義、論、表、判、策。館藏印本所用紙張應該是當地儒學試卷的剩餘，後來被書鋪或私人買去印書。
“太倉州儒學記”朱印
明萬曆間（1573-1620）《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本書利用明代戶籍冊紙刷印，背面公文主要記錄嘉靖年間（1522-1566）山西省大同府應州鄉、坊、裡屬民的秋糧夏稅，以及家庭成員資訊等，具有一定的原始史料價值。钤 印 本钤印本，是将曆代玺印或名家篆刻精品钤印并裝訂成譜，是一種钤蓋印章而成的書本。所錄印章，一般都是摹刻曆代古印、名家私印後钤蓋而成。
明天啟元年（1621）《皇明印史》印譜共4冊，刻明朝開國王公将相以及文學布衣等人姓名印共584方，每印注釋文及小傳。篆刻者邵潛（1581-1666）于史學頗有造詣，卻一生郁郁不得志，《皇明印史》正是他“欲史而不能史”的創作産物，通過“用印寫史”的藝術形式，将584方印章彙刻成一部明人列傳，成為最早出現的史學專題印譜。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極少的存世數量，使得本書一直為藏界矚目。
更為珍貴的是，本書還是一部試印本，書中留有出版者校改的墨迹。如上圖中，王守仁、何景明兩印位置放反，審閱者于其上批注“何景明王守仁印應互易”，提示刻工改正。古時書籍在刻成正式發行之前，都會先印出若幹樣本，以供校正文字、檢驗刊刻品質與印刷效果，有不滿意或需要修改的地方，在樣本上标注，讓刻工重新修版，直至定型，這一工序中印出的書籍稱為試印本，一般隻有寥寥十餘部，能流傳後世的就更為少見。本書作為稀見明代古籍的試印本，能夠儲存至今，可謂彌足珍貴。
将館藏試印本（左圖）與國圖所藏定本（右圖）進行同頁比對，可見何景明、王守仁兩印，在雕版重刻後，除修正批校所指錯誤外，重刻的印章，也已經和原刻有了明顯的差别。藍 印 本明代後期開始，書版刻成後，一些刊印者喜歡先以醒目價貴的紅、藍兩色試印少量，便于檢查着墨、修正錯謬，再正式用墨刷印。其中藍印本又多供匠人校對修訂，是以還産生了“藍本”、“藍圖”的說法。此類刻本因是新版初試，必然字畫清晰，版式美觀，發展到後來，更配以上等佳紙，精美裝幀，拿來饋送親友，因總體刊印不多，存世藍印本十分稀見，故而為世人所珍視。
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恩綸錄》本書收有時任陝西省右參政，洮岷兵備道畢自嚴祖父母、父母、自身并妻诰命三道，是畢氏家刻本，為顯示了家族的榮譽和地位，特意選用昂貴的藍色顔料印制成藍印本。
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刻《恩縣志》恩縣是山東省的一個舊縣，明初置縣，1956年撤銷，劃歸平原、夏津和武城三縣。館藏《恩縣志》上钤清代滿漢文朱印“恩縣印”，應該是恩縣縣衙藏書。明末流行用藍色印刷方志，本書應該是明代刻印本，印成後常年存放本縣縣衙作為庫本儲存。
清光緒三年（1877）《曾文正公書劄》清末藍印本随着顔料成本降低，印制開始增多，像上圖所示《曾文正公書劄》，已經較為常見，又因為距今年代較近，藍色字型相較明本更為醒目。不久之後的民國初年，紅、藍印本漸成時尚，經常有人将自己的詩文集，亦或先人、鄉賢或者心愛著作等，用紅、藍兩色刷印出版，較之明清兩代，珍貴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