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拥有丰富的古籍资源，兰台石室，满目琳琅，特藏众多，价值珍贵。本文通过挑选馆藏中版本精美、装帧雅致的稀见古籍，加以说明，图文并茂，以供读者赏鉴。
套 印 本套印，即在同一版面上刷印呈现多种色彩，红、黑两色的朱墨套印本最为常见，此外还有三色、四色甚至五色、六色套印本，它使书籍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面貌，十分美观。套印技术从元代就已出现，明末“自万历中叶，迄崇祯之末，五十年间，”套印刊书的风气绵延不绝，其中又以乌程县闵齐伋、凌濛初两大家族的套印本最为知名，馆藏多种精美的套印本都出自这两家印坊。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闵齐伋刻朱墨套印本《檀弓》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闵齐伋刻三色套印本《楚辞》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凌濛初朱墨套印本《苏长公表》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色套印本《御选古文渊鉴》全书遍载前人名家评语、康熙御批和徐乾学等11人所作注释，内府武英殿以五色套印颁行。其雕镌、套色、印刷皆极精工，朱、墨、黄、蓝、绿五色鲜明艳丽，体现出清初内府多色套印技术的高超水平。经 折 本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主要抄写在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左端安装木轴，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卷轴装如果要查阅中后部分，需要从头打开，看完再卷起，一些大部头的书籍像连篇累牍动辄数十万言的佛家经典，使用卷轴装帧，阅读时费时费力十分麻烦。到了唐代，饱受翻阅之苦的佛教信徒，受印度梵夹装的启发，将卷轴装的佛经按一定行数和宽度均匀地左右连续折叠，前后粘加书皮，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书册，极大地方便了阅读。因为反复折叠而成，所以被称为“折本”“经折本”，其便于诵读的特点，颇受宗教人士喜爱，历代刊刻佛典、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明永乐北藏之《决定藏论》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内府原装，封面覆绢，红云黑底，中缀金色法轮、团龙，背面为暗黄绢面，缀祥云团龙，装饰炫丽，制作精美，字大如钱，字体娟秀，是典型的宫廷版本。
书首的释迦摩尼说法图，显示了明代宫廷宗教版画的刻印高峰。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度支部奏稿原本奏折经折装装裱，书皮木板，衬纸用硬纸板。清末度支部由旧时户部改组而来，类似现代的财政部，此时由“出洋五大臣”之一的皇室载泽任度支部大臣。
写 本雕版印刷普及后，传世古籍中仍有相当数量是抄写而成。宋元以后，写本的意义不再等同于普通抄本，而是特指成书时以手写形式流传的图书，如一些内府大型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此外一些抄写细致工整、并无别本流传的私人文稿，也常被归入写本一类。
清内府红绫本《清实录》《清实录》有大、小两种开本，函册以黄色、红色绫缎敷面。其中小黄绫本一部﹐是编修过程中随时进呈皇帝审阅的底稿，贮内阁实录库。经过御览审定后，精抄大、小红绫本。大红绫本两部﹐一贮皇史宬，一贮沈阳故宫；小红绫本两部，一贮乾清宫供御览﹐一贮内阁实录库备览。馆藏《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两种为小红绫本，作为御览之书，装潢用料考究，龙凤云纹红绫书面，内页四周双边朱丝栏，墨笔楷书，字迹精工。
清咸丰九年（1859）邵子彝殿试卷该卷是一件较为特殊的写本文献。安徽太平籍贡士邵子彝博学善书，在偏重书法的清代殿试中很占优势，取得了二甲第一名，却错过了咸丰帝在乾清宫的特别引见，按“迟误降甲”的惯例贬为三甲末，从名列前茅的第4名降为最末位的第180名。有清一代，因为传见不至而失去名次的只有三人，除乾隆年间首次制定条例时惩处的两人外，就只有明知故犯的邵氏一人，所以这份殿试卷可谓别样的珍贵。邵子彝虽然殿试丢了美名，但因为根底扎实，覆试、朝考表现不错，综合三门成绩后，仍被留作了京官，而不像一些资质平常的进士只能外放知县，后来历任江西九江、建昌知府。就任九江时，曾国藩夸他“持躬端整，诸事谙练，到任未久而初政已属清慎”，可见其才能之优异。
民国四年（1915）朱丝栏精写本《居仁日览》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内史监效仿前清皇帝经筵进讲事例，延揽清末名儒聘为内史，每日依据正史分选汉唐以来圣君贤臣嘉言懿行，正楷书写两页，送居仁堂供袁世凯披览，日久集合成册，被称为《居仁日览》。馆藏三册精写本，分别由清末状元王寿彭（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春霖（光绪三十年，1904）及探花郑沅（光绪二十年，1894）亲笔缮写。三人皆精于书法，末代状元刘春霖更是以小楷为世人推崇，故本书史料价值虽不甚高，抄写书迹却很值得欣赏。蝴 蝶 装《明史·艺文志》载：“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这里提到的“装用倒折，四周外向”的装帧方式，是一种流行于宋元名为蝴蝶装的书籍装帧形式。
蝴蝶装盛行于宋代及元初，是将书叶以有字的一面为准，面对面对折起来逐页粘连书背，再用一张硬纸作为前后封面，翻开后书叶朝两面分开，状似蝴蝶展翅飞翔，故称蝴蝶装。元中期后蝴蝶装基本退出了装帧舞台，只在一些绘画、棋谱类需要全版展示的书籍中有所保留。
清嘉庆年间（1796-1820）《芥子园画传》《芥子园画传》分初集、二集、三集三部，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经典课本，世人学画的必修之书。自清初编印后，就不断为后世翻刻重印。馆藏《芥子园画传三集》为清中期金陵同文堂饾版五色套印本，开本敞阔，为展示花卉而特别装裱为包背蝴蝶装，五色套印，镌绘雅致，刊刻精美。
因为蝴蝶装书口处易被磨损，所以版面周边空间往往设计得特别宽大。馆藏明正德十六年（1521）覆刻南宋晁谦之跋文本《花间集》，所覆宋本虽已被改装成了线装本，但覆刻本阔大的书页，仍可看出宋代蝴蝶装的痕迹。活 字 本活字本，是指用活字排印的书本。根据制造活字的原料不同，可分为泥、磁、木、铜、锡、铅活字本等类。古代活字印刷本中，泥、磁、锡活字本图书流传甚少，传世文本主要以木活字本和铜活字本为主。
明正德十年（1515）铜活字本《艺文类聚》明弘治、正德年间，无锡华氏、安氏用铜活字印书，字体古拙，存世稀少，素为藏界珍重。馆藏《艺文类聚》一册，就是华氏族人华坚所刊印兰雪堂铜活字本的零种，作为铜活字本的鲜活标本，弥足珍贵。
活字本中，以木活字本存世数量最多、最为常见。清代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更是大陆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刷工程。当时因《四库全书》编修完成的时日太长，乾隆帝命儒臣校辑《永乐大典》中的散简零篇和世所罕见的宋元善本，先行刊印流传，因所选书籍种类繁多，雕板不易，于是决定用枣木活字套板一份，摆印书籍。丛书经武英殿印刷300部，其中40部供皇家和诸大臣使用，用白色连史纸印刷，其余用黄色竹纸印刷，发往各省，后世大都散佚，分布各地，因是皇家殿本，素来为藏家所重。
馆藏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零种有二十余种，多为竹纸印本，前配“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乾隆帝作诗写序，详细阐述“武英殿聚珍版”诞生的来龙去脉，顺带自责了一下不该把皇爷爷康熙帝铸造的铜活字拿去改铸了铜钱（其实是改铸了雍和宫佛像，乾隆帝记忆有误）。目录页下端还印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字体大小不一、错落明显，用墨精良，乌黑发亮，是古代木活字印本中的传世精品。
朝鲜半岛因为铜矿资源丰富，盛行铜活字，近代有不少朝鲜铜活字本流传到中国。馆藏朝鲜光武二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内阁铜活字本《皇明诏令》，钤盖“钦文之宝”玺印，模仿明代玺印而制。当时的朝鲜王朝在日、俄势力争夺半岛的夹缝中建立有名无实的大韩帝国，朝鲜高宗作为所谓的“开国皇帝”，刻意效仿明朝礼仪制度，“礼乐典章、衣冠制度，损益乎汉唐宋帝，一以明代为准”，并仿照明制作“钦文之宝”朱文大方玺印，为“图书文史”之用。但滑稽的是，其实明清两代只有“钦文之玺”而无“钦文之宝”。清初不知哪位史学大家在编纂《明史·职官志》时，误写了“钦文之宝，则图书文史等用之”一句，朝鲜很可能是采信了《明史》中的误记，铸错了印。
明崇祯八年（1635）内府刻《小学集注》本书为内府刻书，书前有崇祯帝“御制重刊小学序”，序文文末及册二卷首，都钤盖有“钦文之玺”朱印。唐 人 写 经
唐人写经唐代佛教盛行，佛家典籍需求很大，在印刷术尚未发明和普及之前，抄写经卷就成为佛书传播的主要方式。通过虔诚而频繁的写经活动，唐人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手写经卷。近代之后，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大量4-11世纪的古代文献，其中90%以上为唐代手抄佛教经典，是现存于世的唐人写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唐代抄写经卷的人员，除皇家抄经者外，还有寺院僧侣和大量的民间抄经者。这些民间抄经者有些是专职的抄经生，有些则是一般平民，所以唐人写经的书体行、草、隶、篆皆备，在书法审美上更趋大众化，堪称古代民间书法之大成，更形成了一个专门的书法流派——唐人写经体。
写经正面经文
写经背面展示本馆所藏唐人写经一卷，为晚唐、五代时期残卷，缺失首尾，正反面皆抄有经文。正面经文抄写工整，内容为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经》的卷中部分，始于《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中段，终于《佛道品》第八。背面经文抄写较为粗陋，内容无从考据。写经用纸为硬黄纸，是唐人写经的常见用纸。唐人将造好的纸张浸于黄蘖液中，利用其药性起到杀虫作用。浸染后的纸张呈天然黄色，韧度好，透明性强，防虫蛀，能够长久保存。人们常说“纸寿千年绢八百”，敦煌遗书中的佛教经卷，历经千年仍存于世，与采用硬黄纸有很大关系。四 库 底 本清代乾隆年间开“四库馆”，广征天下藏书，修成《四库全书》，修书的副产品“四库底本”，也成为世人珍爱的古籍。“四库底本”，特指被《四库全书》收入其中，并作为誊抄底本的书籍。当时全国各地送入四库馆的书籍很多，除少数罕见孤本外，大多都有重复版本，而四库馆臣只选用其中一部作为底本，在其上进行校勘、删改、批注，最后誊抄收入《四库全书》，这些满是校勘批注的“花脸稿”，才能被称为“四库底本”，而那些同时送入四库馆，却最终没有被选择誊录的书籍，只能称之为“四库采进本”。
明弘治十八年（1505）刊嘉靖重修本《山谷全书》《山谷全书》是北宋黄庭坚的作品集。四库全书《山谷集》选用明刊本作为底本，书中有四库馆臣的校改，以及“翰林院典簿厅关防”满汉文长方印，内有大量批校、夹签，与成书之后的四库本《山谷集》对照文字异同，可知本书确为四库底本。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馆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首页钤盖“翰林院典簿厅关防”满汉文长方印，内有夹签订正错谬，可知也是四库底本。其中卷二十九、卷三十夹签，签末题名为“武先振”，查阅资料可知此人为山西太谷县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山西省乡试亚魁（第六名），后入国子监学习，应考选在四库馆充当誊录，所以在四库成书中自署“誊录监生臣武先振”。四库馆的誊录并非正式官员，需要“自备资斧效力”。虽然是自费为朝廷打工，但应选者仍是趋之若鹜。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官场编制已满，即便进士出身，也可能候补多年仍无缺可补，乾隆帝又下旨停止了花钱买官的“捐例”，“准官员们”的就任之路愈发拥挤。而充当四库誊录，却可以在五年期满之后，通过“议叙”得官，可谓终南捷径，所以备受青睐。武先振虽是全省乡试第六，但也积极加入誊录大军，最终因修书有功，于乾隆四十四年外放溧水知县，成功上岸。
书中粘贴的夹签
③ 公 文 纸 印 本古代纸张产量小而价格高，因此在宋元明时期，出现了一种“旧物利用”的书籍，先将废弃官府公文档册或私人文书拆装，将书籍正文刷印在空白的背面，然后重新装订成册，这种特殊的刷印书籍，被称为公文纸印本。公文纸印本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史料价值，它的正面为新印的古籍刻本，背面为废弃档册、文献的原文。由于装订的缘故，书页背面不能或不宜轻易打开，因此背面文献内容一般不为人知，属于未被开发、利用的传世文献，是研究历史的良好实物资料。
明公文纸印本《妙绝古今》本书用纸为明代文牍纸，朱丝栏格，上有“苏州府儒学印”“太仓州儒学记”“长洲县印”等朱文大印，偶见墨印“四书经论表判策”。明清科场取士，试以经书、制义、论、表、判、策。馆藏印本所用纸张应该是当地儒学试卷的剩余，后来被书铺或私人买去印书。
“太仓州儒学记”朱印
明万历间（1573-1620）《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本书利用明代户籍册纸刷印，背面公文主要记录嘉靖年间（1522-1566）山西省大同府应州乡、坊、里属民的秋粮夏税，以及家庭成员信息等，具有一定的原始史料价值。钤 印 本钤印本，是将历代玺印或名家篆刻精品钤印并装订成谱，是一种钤盖印章而成的书本。所录印章，一般都是摹刻历代古印、名家私印后钤盖而成。
明天启元年（1621）《皇明印史》印谱共4册，刻明朝开国王公将相以及文学布衣等人姓名印共584方，每印注释文及小传。篆刻者邵潜（1581-1666）于史学颇有造诣，却一生郁郁不得志，《皇明印史》正是他“欲史而不能史”的创作产物，通过“用印写史”的艺术形式，将584方印章汇刻成一部明人列传，成为最早出现的史学专题印谱。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极少的存世数量，使得本书一直为藏界瞩目。
更为珍贵的是，本书还是一部试印本，书中留有出版者校改的墨迹。如上图中，王守仁、何景明两印位置放反，审阅者于其上批注“何景明王守仁印应互易”，提示刻工改正。古时书籍在刻成正式发行之前，都会先印出若干样本，以供校正文字、检验刊刻质量与印刷效果，有不满意或需要修改的地方，在样本上标注，让刻工重新修版，直至定型，这一工序中印出的书籍称为试印本，一般只有寥寥十余部，能流传后世的就更为少见。本书作为稀见明代古籍的试印本，能够保存至今，可谓弥足珍贵。
将馆藏试印本（左图）与国图所藏定本（右图）进行同页比对，可见何景明、王守仁两印，在雕版重刻后，除修正批校所指错误外，重刻的印章，也已经和原刻有了明显的差别。蓝 印 本明代后期开始，书版刻成后，一些刊印者喜欢先以醒目价贵的红、蓝两色试印少量，便于检查着墨、修正错谬，再正式用墨刷印。其中蓝印本又多供匠人校对修订，因此还产生了“蓝本”、“蓝图”的说法。此类刻本因是新版初试，必然字画清晰，版式美观，发展到后来，更配以上等佳纸，精美装帧，拿来馈送亲友，因总体刊印不多，存世蓝印本十分稀见，故而为世人所珍视。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恩纶录》本书收有时任陕西省右参政，洮岷兵备道毕自严祖父母、父母、自身并妻诰命三道，是毕氏家刻本，为显示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特意选用昂贵的蓝色颜料印制成蓝印本。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刻《恩县志》恩县是山东省的一个旧县，明初置县，1956年撤销，划归平原、夏津和武城三县。馆藏《恩县志》上钤清代满汉文朱印“恩县印”，应该是恩县县衙藏书。明末流行用蓝色印刷方志，本书应该是明代刻印本，印成后常年存放本县县衙作为库本保存。
清光绪三年（1877）《曾文正公书札》清末蓝印本随着颜料成本降低，印制开始增多，像上图所示《曾文正公书札》，已经较为常见，又因为距今年代较近，蓝色字体相较明本更为醒目。不久之后的民国初年，红、蓝印本渐成时尚，经常有人将自己的诗文集，亦或先人、乡贤或者心爱著作等，用红、蓝两色刷印出版，较之明清两代，珍贵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