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伯岳 姚小燕：古籍保护视域下的古籍普及出版——以《传古》丛书为例

摘要：如何借助现代化、通俗化的表达方式，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思想文化，满足社会大众对古籍知识传播与文化传承的需求，是每个古籍出版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当前古籍普及出版大多关注对古籍文本的大众化解读，较少涉及古籍载体的普及性传播，且尚未形成对古籍保护的整体观照。立足古籍保护，策划多元选题；打造出版精品，形成品牌效应；加强政策扶持，助力出版立项；推动古新融合，实现跨界合作，应成为今后古籍普及出版的努力方向。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之后，古籍普及出版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如何借助现代化、通俗化的表达方式，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思想文化，满足社会大众对古籍知识传播与文化传承的需求，是每个古籍出版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当前古籍普及出版大多关注对古籍文本的大众化解读，较少涉及古籍载体的普及性传播，且尚未形成对古籍保护的整体观照。2024年，为了促进古籍与古籍保护知识的大众化传播，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与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通力合作，以青少年读者为目标群体，策划了以“纸、刻、装、藏”为主题的《传古》丛书。该丛书拟围绕古籍这一载体，通过讲述古籍的纸张、版刻、装帧与收藏，编撰出版以《中国古纸图鉴》《中国版刻艺术》《中国古书装帧》《中国藏书简史》为题的4种古籍保护普及读物。本文将在辨析“古籍保护”与“古籍普及出版”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古籍普及读物的出版现状，介绍《传古》丛书的出版构想和编撰特色，为今后古籍普及出版工作的繁荣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进而提出古籍普及出版方面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古籍保护”与“古籍普及出版”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大古籍保护工作宣传力度，普及保护知识，展示保护成果，培养公众的保护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古籍的良好氛围。”2022年全国两会上首次将“古籍保护”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古籍保护”与“古籍普及出版”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揭示古籍普及出版的传播要义，而且有助于明晰其在古籍保护工作中的突出地位。

1. 古籍普及出版是古籍保护的重要内容

古籍保护是为了让古籍长久传世并为世人所认知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古籍的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和传承性保护已经丰富了古籍保护的学理内涵，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古籍保护体系。与侧重关注古籍物质形态和文本形态的原生性、再生性保护不同的是，古籍传承性保护强调的是古籍文化层面的传承，是指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方式，使古籍文化为受众所认知和掌握并世代相传的一系列活动。古籍整理、古籍展览、古籍文创、古籍沉浸式体验等，都属于古籍传承性保护的范围。从其宗旨和内涵来看，利用通俗化的语言重新解读古籍，并借助社会化的发行手段，实现古籍与古籍保护知识大众化传播的古籍普及出版正是古籍传承性保护的实施方式之一。古籍普及出版可以丰富古籍出版的产品形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阅读经典和文化传承的多重需求，有助于推动古籍文化和古籍保护理念的传播与发展，是古籍保护的重要内容。

2. 古籍保护是古籍普及出版的根本目的

古籍作为具有传承意义的物质形态与精神内涵的集合体，蕴藏着伟大而持久的人文魅力，是历代先贤为后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护古籍也就是要保护我们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对于“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的古籍出版，学者多从古籍再生性保护的角度阐述，如顾雷指出古籍影印、点校整理、数字出版等古籍出版形式，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主要内容和手段，也是古籍保护的重要内容和手段。而实际上随着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在古籍传承性保护的理念之下，面向广大群众的古籍普及出版已成为古籍社会化、大众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古籍的普及出版，社会大众可以更轻松、更容易地接受古籍文化的熏陶，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和文化水平，使古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传承就是保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籍保护就是古籍普及出版的根本目的。

总体来看，“古籍保护”与“古籍普及出版”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一方面，古籍普及出版作为古籍保护的重要内容，可以提高公众对古籍的认知水平，增强社会对古籍保护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另一方面，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有价值的古籍资源被挖掘和发现，也会为古籍普及出版提供更为丰富的内容素材发展思路。

二、古籍普及读物的出版现状

《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对古籍普及读物类书目的收录标准是：“凡今人编撰的各种古籍选本，包括选注、选译、选讲、选评等，无论部头大小与学术水准如何，均视为普及读物。”在此基础上，刘燕飞指出古籍大众化出版除古籍整理选本外，还应包括对整本古籍的普及。无论是古籍选本还是古籍整本的整理，本质上都属于古籍文本的大众化解读，而与之相区别的是古籍内容与形式兼具的知识性普及。这两类古籍普及读物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下古籍普及读物的出版现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致力于古籍文本大众解读的古籍普及读物出版

对古籍文本进行大众化解读，目的在于通过对古籍文本的深入挖掘和整理，将文本内容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并实现各种渠道和形式的传播与推广，属于古籍整理领域的研究范畴。综合来看，目前针对古籍文本的普及读物出版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国家政策大力推动，古籍今译受到重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古籍整理工作，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古籍作品。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大陆古籍的指示》，明确指出：“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做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要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此后，作为古籍普及出版的主要形式，古籍今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如何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提出具体要求。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从国家政策层面关注古籍的普及出版，强调“加大古籍宣传推广力度，多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提高古籍普及出版质量，做好经典古籍精选精注精译精评”，并制定了更为具体详细的《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这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突出强调了古籍普及出版在新时代古籍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上述文件的指引下，古籍出版工作从面向小众精英群体逐渐转向为社会大众服务。如，202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首批40种经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充分考虑了学术研究者、中等水平读者和初等水平读者的阅读水平，不仅整理出精校精注本，还整理出翻译本和选注选译本，体现了国家导向上对古籍普及读物的关注与重视。近年来，古籍普及出版事业在政策的支持与指引下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每年出版的近1800种古籍整理图书中，普及类古籍图书就达到1000种左右。

（2）经典文史名著仍是出版主角

经典文史名著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轨迹，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更容易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追捧。如，1925年商务印书馆专为缺乏国学功底或国学基础薄弱的中学生出版的《学生国学丛书》60种中，诗歌、文集和史书就占了46种。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100种、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74种、凤凰出版社《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134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67种等大型今译丛书也侧重于向大众普及经典名著。

（3）出版主体开始向多元化发展

民国时期受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古籍普及出版的主体机构比较单一，主要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为数不多的几家民营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万有文库》中，就有《国学小丛书》《学生国学丛书》等古籍普及读物。1949年后，国有出版企业成为古籍普及出版的主体，一些古籍强社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三秦出版社等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古籍出版基金的资助下，成为古籍普及出版的主力军。近年来，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一些富有创意与活力的民营策划公司也开始进入古籍普及出版市场，并推出了不少兼具知识性和普及性的经典读物，如果麦文化出品的《诗经》《纳兰词》《古文观止》等。

（4）出版质量参差不齐，低水平重复出版屡见不鲜

虽然古籍普及读物在古籍出版物数量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但其质量水平却不尽如人意，低水平重复出版的情况屡见不鲜。有的出版社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倾向于比拼包装、卖弄噱头，看似令人眼花缭乱的精美印装，其实不过是插图翻新、版式变换，或者将同一文本改头换面，颇有“文胜于质”之嫌，导致新版古籍看似琳琅满目，但可称精品的普及读物却并不多见。

2. 致力于文化传承和知识传播的古籍普及读物出版

在众多普及类古籍图书中，兼顾古籍内容与形式向大众进行古籍科普宣传的读物相对较少。考察分析这类古籍普及读物的出版，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出版趋势。

（1）内容多以传播古代文化知识为宗旨

目前有关古籍知识的普及出版大多将其置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宏观视野中考察，并未凸显古籍本身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例如，20世纪90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造纸史话》《中国印刷史话》《中国藏书史话》《中国古代书籍史》等属于《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系列；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图书文化简史》《中国书法篆刻简史》属于《文化中国》丛书之“文化简史”系列；2011—201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帛书史话》《金文史话》《造纸史话》《印刷史话》则属于《中国史话》丛书系列。这些普及读物的内容多以传播古代文化知识为宗旨，并没有刻意强化古籍在大众视野中的存在感，未能形成古籍保护的整体社会传播效应。

（2）出版内容由书籍史、印刷史逐渐转向多元化主题

民国以来涉及古籍载体的普及读物以查猛济、陈彬龢《中国书史》为开端。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地区出版了《纸的故事》《印刷术漫谈》等；大陆则出版了刘国钧《可爱的中国书》及其修订本《中国书的故事》《中国书史简编》，此外《中国装订简史》《中国书籍史话》《印刷史话》《中国古代书籍史话》等书也陆续出版。可以说，20世纪后半叶这类古籍普及读物基本围绕书籍史和印刷史展开，是为了向大众科普古籍的产生、制作和流传过程。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实施以来古籍保护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以古籍用纸、古籍修复为主题的普及读物相继出版，如《纸鉴：中国古代书画文献用纸鉴赏》《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寻纸》《中国传统手工纸生产旧影》等，整体上呈现更具古籍保护专业理念的出版业态。可以说，以古籍保护为主题的普及读物开始崭露头角。

三、古籍普及出版的实践——以《传古》丛书为例

《传古》丛书是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与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合作策划的一套古籍普及丛书。丛书计划于2024年9月定稿完成，2025年3月出版上市。分析其出版构想与编撰特色，有助于今后古籍普及出版工作的有效开展。

1. 出版构想

在“持续推进古籍进校园工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的指引下，该丛书立足于古籍保护的出版理念，面向青少年读者对古籍这一传统文化载体进行知识性普及和趣味性传播，并力求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形象、艺术的表现方式，多维呈现古籍的物质形态和流传历史，从而打破古籍晦涩艰深的刻板印象，拉近古籍与青少年读者之间的距离。

《传古》丛书在起步阶段计划出版以下4部。第1部是《中国古纸图鉴》。该书由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专家易晓辉、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汪帆合作撰写，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中国古纸的故事，依次介绍“古籍里的古纸”“功能性纸张”“地域性纸张”“特用纸张”等，并附上说明古纸的制作原料、加工过程和相关历史典故等的图片。第2部是《中国版刻艺术》。该书由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姚伯岳、山东曲阜齐鲁书院书法教师李雨泽合作撰写，拟从文字刻印艺术、图画刻印艺术、经典版印艺术和工匠精神等方面入手，帮助读者认识中国版刻艺术的风格和特色价值。第3部是《中国古书装帧》。该书由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馆员付莉、彭莹、李艳蕊、牛甲芝合作撰写，拟梳理中国古籍装帧历史，介绍造纸术发明前的书籍制度和纸本书的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古典装帧形式以及古籍装具之美，并与西文古籍装帧形式进行比对赏析。第4部是《中国藏书简史》。该书由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博士后姚小燕与河南省郑州市第四十七初级中学语文教师石康宁合作撰写，拟选取不同朝代的藏书楼、藏书家，深入浅出地讲述历代藏书故实和嬗变源流，借助藏书楼阁、私家藏书、藏书印鉴等大量图片，形象地展示中国藏书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今后，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还将继续围绕古籍保护策划新的选题，打造独具特色的“传古”品牌。

2. 编撰特色

为了凸显古籍保护的宣传效应，《传古》丛书拟结合古籍保护的不同环节，图文并茂、绘声绘色地讲述古籍的制作、流传等相关知识，故而在选题策划、作者选择、文字表达等方面呈现别具一格的编撰特色。

（1）选题精准，涉及古籍保护的各个关键环节

古籍保护包括古籍的收藏、编目、整理、研究、出版、传承、利用等复杂内容。该丛书以“传古”作为丛书名，寓意传播古籍保护理念、传承古籍文化。其中，“纸、刻、装、藏”4个主题分别代表了古籍的纸张、版刻、装帧和收藏，涵盖了古籍从纸张制作、雕版刻印、装帧设计到典藏流传的全过程，同时也突出表现了物理形态方面的古籍保护特性。该选题各书既独立成篇，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古籍的文化内涵，展现古籍的多重魅力，又在流程上浑然一体，集中再现古籍制作与流传的历史进程，体现古籍保护的整体观念，充分发挥古籍保护的宣传效应。

（2）凝心聚力，集结专业且有情怀的作者群体

学术与普及是古籍出版的两翼。古籍普及读物虽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和人们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为撰写原则，但其内容质量仍需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因此，在出版古籍普及读物时，如何实现文献学术底蕴与大众普及解读之间的平衡是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传古》丛书由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与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通力合作，邀请国内古籍保护行业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教师担任撰写者，其中既有图书馆界实践经验丰富的古籍修复师和古纸研究实验师，也有从事一线教学的各级教师，可以说实现了古籍保护实践、科研与教学各领域人才的深度融合。

（3）故事为先，讲述生动形象的中华典故

相比枯燥乏味的知识罗列式表述，借助生动形象的故事将古籍的纸张、版刻、装帧、收藏等内容贯穿其间，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也更符合古籍普及的要义。青少年读者容易被文字生动活泼、内容跌宕起伏的故事所吸引，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该丛书以故事为先，将饶有趣味的中华典故娓娓道来，可以迅速吸引读者的眼球，使其获得知识和情感的双重感受。如，丛书中的《中国藏书简史》一书将“学富五车”“鲁壁藏书”“伏生授经”等古代读书人爱书、购书、藏书、护书的经典故事，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和图像呈现，既展示了大陆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藏书文化，也使读者真切感受到古人敬惜字纸、崇尚读书的文化情怀。

（4）图文并茂，展现美轮美奂的古籍文化

古籍不仅是用来阅读的工具，而且是集古代版本技艺与审美情趣于一体的艺术作品。历史遗存的诸多写本、拓本，有的本身就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珍品，而刻本的版式、行款、字体、墨色、用纸、装帧以及套印、饾版、拱花技法等，则共同构成了古代版刻富有艺术表现力的文化形式。在文字讲述的同时辅以相关图片，可以具象彰显古籍之美，充分体现古籍写刻精美、墨乌纸玉、装帧典雅的艺术感染力。所以，该丛书采用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力图形象再现丰富多彩的古籍文化情景，增强读者的阅读享受感。

四、关于古籍普及出版的思考与建议

古籍普及出版作为古籍与古籍保护理念实现社会化宣传推广的重要途径，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能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同时可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结合以上叙述，笔者对今后的古籍普及出版工作有如下思考和建议。

1. 立足古籍保护，策划多元选题

狭义的古籍是指1912年以前在中国书写或印刷的书籍。广义的古籍则包罗万象，包括简策、帛书、敦煌卷子、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金石拓片、舆图、奏折、古代书信、古代契约等各类古代文献，甚至还包括现当代用各种方法复制、出版的古籍，如缩微胶卷（片）、新版古籍、古籍数字化产品等。以往的古籍普及出版属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一个分支，更多关注狭义的古籍，主要针对古籍的文本内容进行大众化解读。实际上，古籍的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含文本内容，还包括实物载体和传承技艺的成分。在新时代古籍保护理念下，笔者认为古籍普及出版工作应该基于广义的古籍概念，从古籍的文本、实体和技艺三个层次策划多元选题，深化古籍出版工作。古籍普及出版要综合考虑古籍的书写文字、载体材料、装帧形式等实体形态和印刷技艺、修复技艺、装帧技艺等技能形式，多维度、立体化地策划选题，出版古籍普及丛书，形成群体效应，培养公众的古籍保护意识，提升公众的古籍文化素养，推动古籍保护事业深入开展。

2. 打造出版精品，形成品牌效应

普及实际上是内容浅切化与社会功能深入化的矛盾统一。做好古籍普及出版工作，一方面要提升古籍普及读物的出版质量，另一方面要做好品牌的策划和宣传工作，推动古籍普及出版向知识化、精品化、品牌化方向发展。事实上，“无论出版形式如何丰富，决定古籍普及读物品质的最根本因素还是内容”。因此，出版单位应集中力量创作精品古籍普及读物，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做到选题策划、作者创作、译者翻译、编辑加工等各个环节都精益求精、臻于完美。在此基础上还需围绕品牌着力点深耕细作，不断挖掘、开拓新的出版品种，形成产品集群，打造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优秀品牌。

3. 加强政策扶持，助力出版立项

自1981年《关于整理大陆古籍的指示》文件下发后，国家财政从1983年起每年拨付专项经费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效提升了新版古籍图书的品种、数量和学术水准，国家古籍出版专项经费已取得了十分明显的示范作用。然而在这些古籍整理出版读物中，古籍普及读物的资助占比却很少。比如，在《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一共资助491个项目，其中普及读物仅资助3项。最新颁布的《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第一批）》中，入选的421个项目里普及读物仅有13项，远远低于其他古籍整理项目，这种情况并不利于古籍普及出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要“加强古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完善古籍项目立项、成果出版的同行推荐和专家评审制度，加强对古籍工作专项经费和有关文化、科研、出版基金资助古籍项目的统筹协调”。2023年底，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2024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中也对申报范围、重点和要求进行了详细规定。为促进古籍普及事业的繁荣发展，国家层面应对古籍普及出版予以有利的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加强出版基金对古籍普及出版项目的资助规划，从根本上改变古籍普及出版乏力的现状。出版单位要抓住这些机遇，在古籍普及出版方面加大布局力度。

4. 推动古新融合，实现跨界合作

充分汇聚古籍行业发展合力，构建多元主体共建的普及出版模式，是今后推动古籍出版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努力方向。

新媒体技术的兴起与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古籍出版业态。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的即时性、开放性、融合性带来了技术上的数字化和传播上的互动性。因此，古籍普及出版可以探索“古+新媒体”融合模式，利用新媒体平台重构选题，以丰富多样、特色鲜明的出版形态实现内容增值与传播效应的最大化。比如，岳麓书社2016年出版的《四大名著》（名家演播版）即利用数字化技术为读者提供了视频演播、数字阅读、专家讲解、游戏互动等功能模块，极大地拉近古籍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出版单位还可以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图书馆、博物馆、高等院校等机构深度合作，合理调配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为古籍普及出版开启新的思路，开创新的模式。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与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合作策划出版的《传古》丛书，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

总之，在古籍保护的整体思路下，古籍普及出版更能够自觉地统筹各方力量，开展不同机构、不同技术、不同平台之间的跨界合作，从而激活古籍普及出版的多种业态，打造更多、更好的知识与趣味兼备、形式与内容齐美的古籍普及读物，让古籍走出象牙塔，走进千家万户。

作者及单位

姚伯岳：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

姚小燕：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文刊于《出版广角》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