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堆裡的廢物如何成為全球經濟和環境的毛細血管

李佩珊

在将廢物扔入垃圾箱的一瞬，我們仿佛就完成了和廢物的切割。

然而，廢物的旅途，将是漫長，而又充滿奇幻的。他們被分揀、加工、還原，在全球被運輸來運輸去，成為了全球經濟的毛細血管，并且支撐起了體量驚人、制造了無數富豪的廢品回收業。

同時，廢物在全球環境中的旅途也是驚人的。從地球上最高的山脈到最深的海溝，我們都找得到最常見的廢物塑膠的微顆粒的蹤影。它像毛細血管一樣無聲無息地包裹住了這顆蔚藍星球，并且，真的又回到了我們人類的血管之中。

另一方面，伴随着工業革命和消費革命帶來的“用後即棄”、“計劃報廢”（有意為産品設計有限的使用壽命，令産品在一定時間後報廢。編者注），或順水推舟或操縱了人性的貪性，讓今天的廢物的體量膨脹如斯。但正如《西部世界》中那句被引作谶言的莎翁名言，“這場殘暴的歡愉，終将以殘暴終結”，如何不被推入生态徹底失衡的“殘暴終結”，将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奇幻漂流”：廢品的循環之旅

2008年，英國的一部老式報廢電視機，被環保組織員工和記者偷偷放入了衛星跟蹤裝置（GPS），扔入了廢品資源回收筒。而後，GPS顯示，這台電視機最終跨越5000多公裡，出現在了遙遠的奈及利亞的阿拉巴電子市場之上。這可能是非洲最大的電子市場，擁有5000多家店鋪，人流量每天超過100萬，似乎和非洲落後的電子産能并不比對——可想而知，無數台像這部電視機一樣被淘汰的電子産品們，從發達國家的垃圾箱、廢物資源回收筒“奇幻”地越洋而來，像在荒漠中造就綠洲一般，在人均GDP隻有兩千多美元、GHI（人均饑餓指數）處于“嚴重”區間的國家支撐起了繁榮的電子市場。

事實上，這不過是全球流動的廢品及其回收行業的冰山一角。

這是一個被人忽視但格外龐大的行業，“全球回收業每年的營業額高達5000億美元，約等于挪威的國内生産總值，是全球雇員人數僅次于農業的行業。”專注于報道廢品回收業新聞的美國記者亞當·明特（AdamMinter）在他于2014年出版的《廢物星球：從中國到世界的天價垃圾貿易之旅》中寫道。将近十年過去，根據《2021年全球廢物回收與循環經濟市場報告》（GlobalWasteRecyclingandCircularEconomyMarketReport2021），相關行業2020年收入為4571.4億美元，預計2021年将擴大至5172.6億美元，增長率為13.3%。

通過回收行業，廢品以一種我們難以想象的方式，在全球經濟中進行了“近乎完整”的循環。在某種意義上，廢物成為了全球經濟的毛細血管，随同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在全球漸次吹起的号角在國家和區域間被輸送流轉，還神奇地最終将開端和終點錯雜交織在一起。

要了解這種循環，我們必須先了解廢物回收的“長鍊條”：拿廢舊電纜而言，制造它的原材料包括銅在内的金屬原料和塑膠材料，在電線廠的流水線上被依次添加，鑄造成為電線，但要将廢舊電纜再次利用的話，所經曆的不止是買賣流程，還有着複雜的切割、分類，最後将這些被盡量還原轉化的原材料送到分别需要它們的工廠。

這一切，歸根結底，是被市場的供需所調動運轉起來的。明特為我們講述了一個有關“曆史的循環”的故事，關于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和19世紀的美國沿着幾乎相同的路徑，如何發展成為回收業的巨頭，也幾乎在同時發展成為制造業巨頭的故事。

在上世紀90年代，如火如荼的改革開放解除了政府對基礎工業的控制，充足的勞動力優勢讓工廠林立，唯一急需填補的是對原材料的需求。新興的廢品回收商們把眼光瞄準到了美國。在這個“有着多到這裡的人沒有能力自行處理的廢品”的“廢品沙特”，廢品回收商們通過跨國生意賺得盆滿缽滿。明特稱贊這些回收商們的“企業家精神”，早在這之前，他們将廢品賣給工廠解決了原材料被嚴格掌握的問題，“廢品曾經一點點瓦解了中國計劃經濟的主要瓶頸”。

随着中國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也越發需要回收廢品帶來的原材料，不僅僅是從美國來的。現代工業的制成品，是金屬的大集合。建築業需要大量的鋼、銅，而電子制造業也需要不太尋常的钯金。很顯然，中國最終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金屬消費國。作為悖論的現實是，中國的金屬資源并不那麼豐富，甚至短缺，和進口礦石相比，廢品回收的成本更低。明特在書中舉例，2012年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銅消費國的中國，銅産量為560萬噸，其中275萬噸都是通過回收聖誕彩燈、廢舊電纜這樣的廢品裡的銅廢料再利用得到的，而這些銅廢料中的七成都是進口的，“換句話說，中國将近一半的銅材料都來自于進口的廢金屬”。在過去的某段時間内，中國回收業巨頭和制造業巨頭的兩種身份，幾乎是互為表裡。明特仿佛找到了一些相當明晰的聯系：在千禧年初，中國的五大廢品進口省份，正好也是中國國内生産總值最高的五個省份，其中以廣東為首。

在他的研究中，這個故事也曾在上上個世紀的美國發生過。19世紀初，擁有越來越多受過教育的公民的美國迎來了造紙業機械化，然而，制造低成本的優質紙漿需要大量的舊布，這正是美國所缺乏的。于是，造紙商和舊布回收商将眼光放到了“更加奢侈浪費的歐洲”尋找原材料，從歐洲每年進口的幾萬噸來自醫療、家庭等領域污漬斑斑的舊布支撐了美國造紙業的發展。而到了19世紀80年代，當美國蓬勃發展的鋼鐵制造業急缺原材料時，美國又将眼光投向了歐洲，在1884到1887年間就從歐洲進口了從近4萬噸到近40萬噸的廢鋼鐵（在短短三年間，增長了近十倍）。

而這個故事還有着更進一步的篇章，回收業巨頭的身份的流轉也和制造業巨頭身份的流轉互為表裡。當全球制造業逐漸向亞洲轉移之後，美國的銅廢料更多地被運往急需金屬原料的東方，這讓美國在制造業黃金時期引以為傲的銅工業“發展受阻”，在2000年，北美僅有一家銅精煉廠得以存活。大部分重金屬業離開了美國，僅僅留下了鋁業。中國在成為向美國輸出新産品的最大出口國的同時，也成為了美國可循環利用的工業廢品的最大進口國。生動形象地描述一下吧，那時滿載着“中國制造”的巨大集裝箱的貨輪駛離中國港口行往美國，返程時載回工業廢品（運輸成本相當之低），再通過回收業的層層分揀加工，重新出現的原材料又進入了大大小小的工廠，被制成各種産品。

之是以将廢品回收業稱為毛細血管，也意味着這種在全球的“奇幻漂流”并非是單向的，而是相當複雜地錯雜交織在一起。明特拿紡織物舉例，亞洲的中産階級數量已經超過美國，産生的二手衣物會超過許多富裕國家。本土市場消耗不了的二手衣物，會被分解裁剪制成更零碎的布料，再被運往美國的抹布廠。這旅程也有更複雜的，或者說更完滿的版本：南亞制成的襯衫被銷往美國，被買下穿舊，然後在美國的二手市場晃蕩一圈後，又漂洋過海進入了南亞的二手市場，最後在當地被裁剪成抹布出口到美國。開端和終點最終相逢了：這意味着，小小的布料在需求和運費成本的引領下，在全球經濟中進行了一種近乎完整的循環流動。

廢品回收業作為全球經濟的毛細血管，讓整個地球的經濟以一種微妙的方式血肉相連。最能實際地揭示這種靈敏聯系的是，廢物成為了全球化經濟每次潮漲潮落最精準的“訓示劑”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2008年，遠在按動危機全面爆發的扳機扣下、雷曼兄弟公司破産之前的六個月，廢品價格就已經開始下滑。當金融危機真正爆發之時，全球廢金屬市場應聲出現了曆史上最快也是最急劇的暴跌，幾個星期之内下跌了90%。明特發現遠在北京的可樂罐“市價比一周前跌了一半”。而當經濟開始增長之時，廢品價格也會“最先開始回升”。作為廢品回收商的兒子，明特自豪地指出，在他們的廢品站，他的家人們“通常能提前好幾個月得知未來的經濟走勢”——格林斯潘在任職美聯儲主席期間，也将廢品價格作為他最常關注的經濟名額之一。

“用後即棄”和“計劃報廢”：“廢物”為何越來越多

講完了宏大的故事，往往要回到最微小的開始。廢品回收業的開端，始于每家每戶都擁有的、卻并不被重視的垃圾箱。我們是如何制造出了如此多的可以被投入垃圾箱的、仍有剩餘價值的所謂的“廢物”，足以支撐起這個聯系起全球的體量驚人的産業？

“廢物”的爆發式出現，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及與之而來的消費革命的出現緊密相關。要考察這一點，我們需要回到工業革命最開始的地方——英國。倫敦的海灘拾荒人兼作家麗莎·伍利特（LisaWoollett）的著作《拾荒:打撈出的英國工業文明史》對我們了解這個過程相當有幫助。

“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的倫敦，幾乎沒産生任何廢物。”伍利特寫道。

這是因為19世紀中期的很多倫敦人都非常窮，“資源都很寶貴，幾乎任何東西都能被回收利用。”維多利亞時代的新聞記者亨利·梅休（HenryMay－hew）在他的著作《倫敦勞工與倫敦貧困人口》（LondonLabourandtheLon－donPoor）中記述了19世紀40年代的倫敦人是如何榨幹垃圾中的最後一點價值的：在垃圾場中，垃圾勞工們将可以重新成為原材料的玻璃和廢金屬賣給商人；磚塊和廢棄的蚝殼被賣給建築商；腐爛的蔬菜和有機物被當作豬食或者可以和糞肥混合的物質賣掉；帶脂肪和骨髓的骨頭責備用來制造肥皂。“任何進入垃圾場的東西都不會被浪費掉”，死貓會被賣給批貨商，而剩下的灰燼也會被細細的篩子篩選出來，被賣作土壤改良劑、燃料、以及建築沙子的便宜替代品。

工業化進一步發展的1912年，制瓶機每分鐘可以生産出50隻玻璃瓶。制造成本低廉的玻璃瓶讓産品的規模化包裝成為現實。英國的公路和鐵路網絡也飛速發展，預制商品得以在全英國範圍内分銷，第一次讓企業進軍大衆市場成為可能。

英國義務教育帶來的識字率的提升，則讓消費革命随即邁出了關鍵一步。更多的人可以閱讀包裝上的文字，佐之印刷和影印技術的進步，廣告占據了當時的大衆媒體從報紙、雜志乃至小說中越來越多的空間。工業革命同樣帶來了英國白領工作崗位的爆發，中産階級的規模以從未有過的速度擴大。對于中産階級而言，購物不僅是受歡迎的休閑活動，也彰顯了他們的身份認同，追求時尚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理想的實作方式，特别是當用客廳裡擺滿的精緻的小飾品向客人呈現的時候。

時尚，意味着快和新成為了人們的追求。而乘着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時供需的東風，易于生産、用途廣泛且價格低廉的塑膠登上了舞台。在20世紀50年代，制造商們用鋪天蓋地的廣告，讓大衆迅速接受了塑膠制品進入我們的生活。所謂的“一次性産品”，也為我們帶來了嶄新的便利和衛生的概念。從塑膠吸管、外賣盒到紙尿布，物美價廉的“一次性用品”最後占據了我們的生活，并為我們創造出無窮無盡的新需求，甚至包括一次性内衣。同時，塑膠一次性包裝将玻璃瓶所支撐的往往隻有本國的大衆市場幾何倍數地擴大為全球市場，快速消費品行業崛起為令人矚目的巨頭。“得益于工業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生産以及市場營銷創新，如今全球範圍内的商品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事實正如明特在他2019年出版的新書《二手世界 :全球舊貨市場調查手記》所總結的那樣，在人們适應了有史以來物質最為豐富并且可以“用後即棄”的新生活之後，丢入垃圾箱的“廢物”自然以幾何倍數增加。

制造商們“計劃報廢”的小小詭計，也在為“廢物”的無限增多推波助瀾。在20世紀初大衆市場剛剛崛起之時，鼓動消費的制造商們就發現了他們商業模式的隐憂：即使大衆熱烈地響應消費的号召，将無數現代化的新産品請入家中，但大多數人隻會在新産品用壞之後再進行購買，需求遠遠趕不上供應。“結束供過于求局面的辦法就是培養需求過度旺盛的消費者。”正如美國記者萬斯·帕卡德(VancePackard)在著作《垃圾制造者》(WasteMaker)所總結的那樣，在那時，燈泡行業決定聯合起來施行“計劃報廢”政策，包括菲利普(Philips)、通用電氣(GeneralElectic)等全球主要燈泡制造商加入了“太陽神企業聯盟”(Phoebuscartel)，彼此串通加快燈泡燒壞的速度來降低燈泡的使用壽命，變相促進燈泡銷量的增長。1924年燈泡壽命的行業标準長達2500小時；而到了20世紀40年代卻下降到了1000小時。

“計劃報廢”事實上成為了消費文化中最不可或缺的那一部分，除了人為地降低産品的耐用性之外，制造商們從時尚行業不斷推出更新潮風格的“換季”中獲得了靈感，試圖對産品風格進行更頻繁的更新換代，來讓消費者們感覺自己擁有的版本已經過時了而需要更換。

伍利特發明了“感覺報廢”這個詞來形容這樣的現象。汽車行業是運用“感覺報廢”大獲成功的第一行業。20世紀五十年代，通用汽車公司聘用的第一位設計部主管哈利·厄爾（HarleyJarvisEarl）主導了通用産品思路的改變，從和福特公司比拼技術和品質，轉移到了通過設計和風格的改變配合營銷的道路上，迅速爬上了汽車行業的金字塔頂尖。正如厄爾的名言，他無意追求永不過時的設計，而将加速淘汰産品視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當汽車的平均擁有時間縮短為1年時，我的工作就盡善盡美了。”著名美國曆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汀(DanielJ.Boorstin)在他的“美國人”系列叢書中（TheAmericans:TheDemocraticExperience）寫道，在20世紀70年代，汽車制造商通過不斷淘汰舊款式和市場營銷，最終讓汽車成為了“個人成就的象征，這種象征不僅有形，而且淺顯易懂”。伍利特筆下的英國成為了映照。20世紀初，英國的道路上有8000輛汽車；而到1970年，這一數字已達到1500萬。

這也能幫助我們了解為什麼電子廢品在當今世界越來越泛濫成災，成為了當今最重要的廢品門類。電子制造商們不僅不斷推出更高性能更新設計的電子産品讓人們“感覺報廢”，同時，他們也會私自讓産品“計劃報廢”。法國執法部門就曾質疑蘋果公司進行了“計劃性報廢”，因為蘋果公司在2017年承認，它為了維護電池性能，通過軟體更新私下降低了老款iPhone的運作速度。

“用後即棄”、“計劃報廢”的後果是，在20世紀50年代，英國在内的發達國家進入了“資本主義黃金時代”（GoldenAgeofCapitalism）的同時，“大加速時代”（GreatAcceleration）也來臨了。在約翰·羅伯特·麥克尼爾（JohnRobertMcNeill）的著作《大加速：自1945年以來人類世的環境史》中詳細解釋了這一名詞，科學家們發現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各種資料顯示，人類活動持續地急劇增加，碳排放、塑膠的使用、世界人口對污染的影響以一種相當快的速度增長，這意味着“人類對地球生态的幹擾達到了從所未有的強度”。

然而，直到20世紀80年代人類每年使用的資源首次超過概念的可再生資源時，人類隻為之興高采烈。當1988年地球經曆了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時，伍利特寫道，越來越多群眾才開始意識到，“消費的急速增加是有成本和極限的，我們要花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看到過度消費帶來的影響”。在其後至今的幾十年來，人類越來越關注環境和氣候問題，但消費和廢棄的巨輪已經難以停止。相當多的開發中國家不得不遵循從消費中謀求經濟快速發展的路徑，卻也不得不接棒發達國家成為廢棄物的主要制造者。世界銀行在2018年發表的《垃圾何其多2.0：到2050年全球固體廢物管理一覽》報告顯示，如若不加幹涉，到2050年人類産生廢棄物的速度将是人口增長速度的兩倍多。

罪與罰：殘暴的歡愉後，如何避免殘暴的終結？

人們已經意識到，如若作為人類愉悅的消費行為結果的廢物無限增長下去，勢必将毀滅人類的未來。就像莎士比亞的名句所說的，“這場殘暴的歡愉，終将以殘暴終結”。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釋出的《地球生命力報告2020》報告了我們已經面臨着嚴重的生态失衡，“為了滿足二十一世紀的生活方式，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已經超出了地球生态承載能力的56%”。

事實上，廢物不僅在全球經濟中進行了“近乎完整的循環”，也在人和環境的關系中。被人類制造出來的塑膠被遺留或者丢棄在環境之中，從中降解出來的微塑膠已經達成了環球之旅，科學家們在最高的珠穆朗瑪峰和最深的馬裡亞納海溝中發現了微塑膠的蹤影。微塑膠最終完整地循環回了人類之中：通過被感染的食物和水，微塑膠顆粒最終回到了人體之内。科學家們在成人乃至嬰兒的糞便中發現了微塑膠的存在。

而就在不久前的2022年3月24日，科學家們第一次在人類血液中發現了微塑膠。這篇發表在《環境國際》（EnvironmentInternational）雜志的題為《人類血液中塑膠微粒污染的發現和定量分析》（Discoveryandquantificationofplasticparticlepollutioninhumanblood）的論文指出，80%的受試群體的血液樣本中被發現了微塑膠顆粒，并且可能停留在人體器官中。雖然科學家們尚未确定微塑膠對人體的具體危害，但現有的研究已經發現，微塑膠可以附着在紅細胞的外膜上，并限制紅細胞輸送氧氣的能力。

固然縱貫全球、體量龐大的廢品回收行業如明特所言，肩負了“清理人們棄若敝屣的廢品，将之轉變成人們趨之若鹜的精品”的重任，并且看起來卓有成效，但問題在于，回收的轉化率即使再高，當廢物總量達到一個天文數字時，那些最終不可循環的廢物仍舊将淹沒這個星球。

明特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從1960到2010年，美國人從家庭中收獲的可循環再用廢品從560萬噸上升到了6500萬噸”，他毫不留情地戳破了這光鮮數字結果的背後，“請注意，同樣是這些美國人制造的垃圾數量從8110萬噸上升到了2.499億噸。”從結果看，循環再用率的提升并不會降低廢物的數量。

更别提塑膠這一可以循環到人體内的廢物的回收率，實際低的驚人。世界經濟論壇的一份報告顯示，隻有14%的塑膠包裝被回收，而能夠有效循環回收使用的隻有2%，大部分在再利用一次後就會被填入垃圾填埋場或者進入大海。這帶來了全球性的嚴重問題：不僅印尼這樣的開發中國家的海岸線和河道面臨着嚴重的塑膠污染，塑膠碎片也淹沒了英國那些最美麗的海岸，而在海洋之中，洋流聚集起了巨大的塑膠垃圾浮島，比如有法國三倍大的巨大北大西洋垃圾帶（Thegreatpacificgarbagepatch）。

心理學家們也發現，當消費者們認為循環再用是有利于環境的，他們往往會更心安理得地制造更多的廢物，然後将它們丢入循環利用箱中。在2013年發表在《消費者心理雜志》(JournalofConsumerPsychology)中的一篇題為《循環利用的變質：當循環利用的選擇增加了資源消耗》（Recyclinggonebad:Whentheoptiontorecycleincreasesresourceconsumption）的論文中，研究人員在一所大學的男廁所增放了一個“手紙循環再用桶”後，人們消耗的手紙數量差不多多了一半。這篇論文指出，消費者們如果被引導隻關注循環利用的積極性，“循環利用”會成為他們“贖罪券”，抵消他們浪費的負罪感并且給他們以增加消耗的合理借口，反而導緻消耗增加的現象。

明特提醒我們，事實上，循環利用（recycle）從來不是保護環境的最佳做法，在廣泛認可的環保三R原則中，循環利用實際是排在第三位的做法，第一位的是“減少消耗”（reduce），第二位的則是“重複使用”（reuse）。

看起來，“減少消耗”是最佳的原則，大衆文化中響應這條原則的呼聲似乎也越來越高，“極簡主義”和“斷舍離”在全球大行其道，但明特在《二手世界》中對其不以為然。極簡主義号召人們将自己的物品精簡到必需品，斷舍離強調人們要敢于舍棄不需要的東西，明特認為，關于這些主義的暢銷書反而激勵了大衆，先騰空自己的房子，然後購買更多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消費帶來的歡愉是在建立在消費經濟上的目前時代人們最能觸手可及的快樂，以及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人性的一部分，“購物狂”合并“囤積癖”正是這個時代的典型病症之一。在某種意義上，“減少消耗”是反人性的。明特辛辣地指出，追捧這些主義、熱愛共享經濟的千禧時代們被寄希望于能夠改變消費型經濟，而研究表明，在疲軟的經濟和沉重的房租和貸款負擔下成長下來的千禧一代，事實上已經難以承受大宗消費。他引用了幾項研究，即使拼車軟體發達，75%的千禧一代仍舊想買車，而歐洲年輕人選擇共享經濟的最大原因不過是便宜。換言之，“如果千禧一代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他們也會買很多東西”。

如果想減少消耗，也得利用人性。如果有選擇的話，人們會選擇更耐用的産品，這也正是在購物中的基于“理性人”選擇的人性之一。2016年歐洲的一項研究顯示，在價格相同的前提下，有着更長使用壽命産品價簽的産品的平均銷售額，要比同類産品高出13.8%。使用壽命對某些産品銷量的影響驚人：能夠推動行李箱、列印機、運動鞋銷售額分别增長23.7%、20.1%和15%。人們甚至願意為使用壽命更長的洗碗機，多支付一些錢。這是因為“占便宜”是人類的天性，如果我們可以買到使用壽命更長的必需用品，顯然能幫助我們節省不少的開支。

顯然，明特更希望制造商們能夠為那些他們為大衆制造出來的“殘暴的歡愉”買單，能夠讓大衆買到使用壽命更長的商品（“減少消耗”），以及，讓大衆可以更友善地自我維修作為這個時代的重要廢物來源電子産品，能夠像舊衣服那樣“縫縫補補又三年”。但對于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家而言，這何嘗不是相當反人性的要求呢？如今我們唯一可以明晰的是，廢棄物問題将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我們必須向我們的人性逆水行舟，試圖不被最終推入“殘暴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