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紙錢的習俗，為什麼從富庶的宋朝開始

燒紙錢的習俗從何而來？答案是在宋朝大規模普及。

冥器就是明器，也就是随葬器物。

《禮記·檀弓下》：其曰明器，神靈之也。塗車刍靈， 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從考古發現的新時期時代開始的墓葬起，就廣泛擁有陪葬品，從早期的蚌殼、石珠等發展到陶器、青銅器，玉器、金銀制品等，反映着各個時期的物質生活。

早期的明器，都是實打實的實用品，挖出來洗洗就能用。不過從宋朝開始，實物的明器所占比例越來越少，紙質明器越來越多，這一轉變，一直影響到後世。

紙錢等紙質明器從魏晉到唐代已經開始出現，逐漸成為祭祀是必須的祭品。唐朝還沒有焚燒的習慣，一般是把紙錢壓在墳頭，意思是後人給逝者送生活費來了——“裡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

到了宋朝，開始流行焚燒紙錢，墓前出現“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這樣的場景。

除了紙錢，更加大型和多樣化的紙質明器在宋朝大量出現：紙錢紙馬紙衣服紙人偶紙房屋，五花八門，應有盡有。

相對應的，是之前傳統的實物陪葬品越來越少，與之前相比，數量不可同日而語。

似乎有些奇怪。

曆史上，有宋一朝，哪怕南宋偏安，也都以富庶著稱于史。号稱富有的大宋子民，在喪葬上卻變摳了，似乎有些說不通。

這其實不是宋朝人變摳門了，而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

首先是觀念上的影響。

紙錢的流行，原因是在人們的喪葬觀念中，認為金錢在陰間同樣通用。大家認為，紙錢焚燒後，逝者就能在陰間使用。

這也是受到佛教的影響。佛教倡導火葬，民間延伸到随葬品上，認為焚燒後也能起到一樣的效果，朱熹就說“自佛法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闾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

既然焚燒紙錢有用，那麼再延伸到紙馬、紙衣服，乃至紙人偶、紙房子，也就很自然。

紙錢等紙制品被認為有禱謝功用，在喪葬祭祀等活動中逐漸流行，使用廣泛。

從皇帝到顯貴，都接受這一做法。宋孝宗還曾經因為祭祀焚燒的紙錢太小而生過氣，“思陵神輿就祖道祭，陳設窮極工巧，百官奠哭 。紙錢差小，官家不喜”。

皇帝都帶頭燒紙錢，民間當然也更加接受。

名相寇準在雷州去世後歸葬洛陽，沿路人們紛紛哭喪設祭，挂紙錢焚燒，“人皆設喪祭 ，哭于路，折竹植地，挂紙錢焚之”。

其次，紙質明器能夠盛行的條件，是必須有紙。

宋朝恰好是造紙業高度發達的一個時代。

宋朝繼承了隋唐的造紙技術，又對原料加以擴充、工具加以改進、技術上也更加純熟，産量和品質都大大提高。

有量作為保證，宋朝用紙已經不僅限于書籍字畫，市場開始延伸到其他應用領域。

比如，喪葬業。

有了原材料，市場又有需求，喪葬用的紙制品當然就發展起來了。

如：“遞年浙江諸 富家舍錢作會，燒大燭數條如柱，大小燭一二千條，香紙不計數目。”

需求旺盛，紙錢等紙制品生産和銷售逐漸成為了一門行業。社會中以紮紙為業的人不少，如宋真宗生母的弟弟，仁宗趙祯的舅舅李用和，早年流落民間，靠的就是鑿紙錢維持生計，“（用和）少窮困，居京師鑿紙錢為業”。

每年的清明時節，到了紙質明器到了銷售旺季，東京各家紙馬鋪都“皆于當街用紙衮疊成樓閣之狀”，來作為促銷手段。

九月下旬，又“即賣冥衣，靴鞋、席帽、衣段 ，以十月朔燒獻故也”。

紙質明器的優點是便宜又友善。

在宋朝以前，許多人家用絲織物做成明器來焚燒，又用陶瓷、玉器、金屬器等帶入墓中陪葬，如著名的唐三彩。

這些器物往往價值不低，對經濟能力有限的人家是筆負擔。唐朝流行用絲織品做成明器焚燒，也流行實用器物陪葬，乃至還有專門定做的實物明器，如著名的唐三彩。這些往往花費不菲，但喪戶礙于面子和孝道，又不得不勉力而為，可以說奢侈又浪費。

相比之下，紙制品發達的宋朝，可以制作出五顔六色的各種明器，視覺效果并不輸于絲織品。相比實物，紙制品又便宜得多，是以受到普遍歡迎。

同時，紙質明器輕便，容易攜帶，在适用性上也不差。

如果是花同樣的銀子，紙質明器能買一大堆，實物明器可能就寥寥幾件，顯不出分量。

紙質明器的另一個好處——直覺。

相比埋入地下的實物明器，紙質明器能發揮的空間就大多了。

小到紙錢，大到房屋，隻要能想到的，差不多都能給用紙紮出來，相比之下，實物在排場上就差了不少。

喪葬儀式對于親朋好友來說是悲傷的，對不那麼熟悉的人，更多是一種帶有觀賞性質的儀式。

有儀式就會有攀比，張三家紮了個紙馬，李四家可能就得紮個紙牛，鄰裡之間的攀比，不用說古代，現在乃至将來也同樣存在，就像宋人說的“以沽兒童婦女之稱譽”，本質上是一種炫富心理。

明器越豐厚，象征家大業大，家族勢力龐大，也就越有面子。

說得通俗一點，實物明器是給亡者用的，紙質明器是燒給活人看的，這是一種炫富。

既高大又豪華的紙質明器能滿足人們的虛榮心，是以開始流行。

還有，是盜墓風的猖獗。

宋朝以前的墓葬裡，随葬品豐厚，這是古人受儒家孝道思想的影響，以随葬品多少作為衡量盡孝的一個标準。

厚葬之風帶來一個問題，陵墓中的随葬品很容易被盜墓賊惦記。

在王朝穩固時期，盜墓賊還不敢大張旗鼓。唐朝倒掉後緊接着的是 的亂世，不管是原來的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自顧尚且不暇，哪裡還管的上宗族墓地。這一時期，已經出現了職業盜墓賊，“以開發冢墓為事”，“長安有寶貨行，搜奇物者，畢萃焉。唐諸陵經五代發掘，皆空”。

盜墓之風在這一時期愈演愈烈，并延續到宋朝。北宋滅亡後， 張耆、秦桧等高官之墓都被幾乎盜空，考慮到墓穴被盜的嚴重後果，宋人想了不少辦法，随葬品的變化就是其中之一

厚葬很可能被盜，孝心仍然要表。于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墓裡少放或不放之前的器物，改用紙制品來代替實物陪葬品。

從之前帶到地下，變成在墓前就燒掉。這樣子，從物質上能一定程度杜絕盜墓賊的念想。

喪葬習俗的内涵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宋朝盛行紙質明器，也不代表實物明器就此絕迹。以紙錢來說，就算燒了紙錢，也還有實物錢币陪葬的風氣，在宋墓裡多次出土過陪葬的銅錢。隻是實物的随葬品，比之前流行的厚葬風氣，數量上要減少了許多。

這裡面還涉及到一個喪葬習俗内涵的問題。厚葬的習俗，一方面表現的是生者對逝者的重視，但不顧客觀條件過于厚葬，則又顯得有些“重死輕生”。

到了宋朝，這種思想開始扭轉，人們同樣重視逝者，但生者畢竟還要生活，改變物質上厚葬的習俗，可以減輕生者的負擔。

對于這點，當時不少士大夫持支援态度，比如司馬光，他認為逝者親友與其花錢買紙錢燒，不如給生者送點錢财資助更加實在。

“今人皆送紙錢贈作，諸為物焚為灰燼，何益喪家？不若複赙裢之禮。”

朱熹說：“時人治喪，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也是這種務實節儉觀念的展現。

宋朝開始的喪葬風俗的變化，使傳統的實物明器陪葬習俗由巅峰逐漸衰落，紙質明器的盛行，也被後世所沿用，薄葬觀念逐漸被廣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