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人物】
他将《紅樓夢》帶進西語世界
——記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獲得者、北京大學原西方語言文學系主任趙振江
光明日報北京4月1日電 光明日報記者 計亞男
趙振江 資料圖檔
1995年9月，北京大學新生報到時節。
這段時間，可以看到一個身穿短袖圓領衫、年過半百的老師，騎着平闆三輪車，來回穿梭在暑氣尚未消退的美麗校園，幫着西語系新生拉行李。一些新生看見了還招呼他：“哎，老師傅，幫我們也拉一車！”
當年的這位騎三輪車的師傅，正是今天由中國翻譯協會頒發的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獲得者、時任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主任趙振江教授。
他是大陸著名的西班牙語資深翻譯家，在西班牙、秘魯、智利、阿根廷等西班牙語國家多次獲得過騎士勳章，在大陸詩歌界和西班牙國文學界享有盛譽。
“這兩個形象，看似完全不一樣，但在我心目中，是合二為一的。這就是我們的趙老師，既在聚光燈下，拿過許多國際國内榮譽大獎，在整個詩歌翻譯界享有極高聲譽；同時，在生活中，又是那麼平易近人，是一位可愛可親的師長。”現任北京大學西葡語系主任範晔副教授如是說。
“這些都是小事”
我在此放聲歌唱，
伴随着琴聲悠揚。
一個人夜不能寐，
因為有莫大悲傷。
像一隻離群孤鳥，
借歌聲以慰凄涼。
（阿根廷史詩《馬丁·菲耶羅》開篇，作者何塞·埃爾南德斯，詩人、記者、政治家，1834—1886；趙振江譯）
新版西班牙語《紅樓夢》（上）書影 資料圖檔
出生于1940年的趙振江，是北京市順義區高麗營鎮西馬各莊村人，現在的首都機場北線就從村南穿過。
他的家鄉在1948年就解放了，那年他8歲。那時村裡沒有國小，整個順義縣也沒有一所中學。
“如果沒有共産黨，沒有新中國，我隻能像當年所有的農家子弟，‘面朝黃土背朝天’，要麼像父親那樣，從小去當學徒，沒有别的出路。”趙振江由衷地說。
1958年，他在牛欄山中學上高中時加入了中國共産黨，那年他18歲。
1959年，他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學法語專業。1960年，由于古巴革命成功，西語系決定從法語班抽出三名學生改學西班牙語，将來留校任教，其中就有趙振江，他在學了一年半法語以後，成為北京大學第一屆西班牙語學生。
1979至1981年間，趙振江被教育部選送到墨西哥進修西班牙語言文學，并被指定為學委會主任兼黨支部書記，負責20多位留學生和進修生的日常生活和黨團活動。他十分珍惜這次出國進修的機會，在完成學業和留學生工作之餘，全文翻譯了阿根廷史詩《馬丁·菲耶羅》。當時他翻譯這部作品完全是出于愛好，從未想過要出版，譯完後就束之高閣了。
1984年，意想不到的機會來了。
為了紀念史詩作者何塞·埃爾南德斯誕生150周年，阿根廷文化部要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并将詩人的誕辰定為傳統文化節，同時展出各種語言版本的《馬丁·菲耶羅》。大陸得到這一消息時，隻剩下4個月的時間了，在中央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援下，趙振江的中文譯本《馬丁·菲耶羅》如期送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并受到熱烈歡迎。阿根廷《馬丁·菲耶羅》譯者協會委托大陸駐阿使館文化參贊張治亞先生，給趙振江帶來了譯者證書和紀念銀币。
通過《馬丁·菲耶羅》，張治亞先生認識了趙振江。1987年，張治亞在西班牙任文化參贊時，推薦他到格拉納達大學參與校對西班牙文版《紅樓夢》。
趙振江到了那裡才知道，原有的譯稿不能用，要逐字逐句地修訂，和重譯差不多。但是打退堂鼓是不可能了，隻好硬着頭皮幹下去。他向格拉納達大學要求，派一位文學功底過硬的人參與譯校，否則好事難成。就這樣，他先是與加西亞·桑切斯合作，後來阿麗霞·雷林克也加入他們。前後曆時18年，終于在2005年，三卷本的西班牙文版《紅樓夢》出版了。
趙振江是這部譯作的第一署名，但既無版權，也未得到稿酬。當年，因為在格拉納達大學的編制序列内沒有趙振江的工資預算，校方隻能為他提供食宿和很少的補助津貼。在一些西班牙朋友的建議下，校長想方設法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比如安排他為大學暑期班做講座，還在聖誕節時贈送他一套八卷本的《西班牙文學批評史》。
回想往事，趙振江平淡地說：“這些都是小事，無所謂。但是翻譯《紅樓夢》，不是什麼人都有機會的，一輩子能有幸做這樣的事情，為弘揚中華文明、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做點實事，就是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譯詩要像詩”
綠色，我喜歡你呀綠色。
綠色的風。綠色的樹枝。
船在海上行駛，
馬在山中奔馳。
（《夢遊人謠》開篇，費德裡科·加西亞·洛爾卡，西班牙著名詩人、劇作家，1898—1936；趙振江譯）
洛爾卡，這個名字對許多中國讀者來說并不陌生，自20世紀30年代戴望舒先生譯介他的作品以來，時至今日新的譯作仍不斷問世。
洛爾卡說：“在這個世界上，我一向并将永遠站在窮苦人一邊，永遠站在一無所有的人一邊，站在連空洞無物的安甯都沒有的人一邊。”
像洛爾卡這樣曾經以及現在依然活躍在世界詩壇的偉大詩人，他們的詩歌可譯不可譯呢？這個問題在大陸讨論了多年，至今仍在探究之中。
對此，趙振江認為：“讨論這個問題似乎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因為國内詩人和讀者需要讀外國詩，是以大家都在譯。”
翻譯界曆來有這樣一個共識：“以詩譯詩，就是譯詩也應是詩，譯詩要像詩。”
這句話看似簡單，做好了十分不易。趙振江有深刻的體會：“詩歌翻譯本身是二度創作，它不能離開原詩。離開了原詩，就是亂譯。但是，又不能逐字逐句地對号入座，那樣根本沒法譯，譯出來也不可能是詩。我們追求的不過是譯詩與原詩的最佳近似。但這隻能通過反複推敲才能實作，而且這個過程是無止境的。”
在做講座時，趙振江經常用《紅樓夢》中的詩詞舉例，說明詩歌翻譯隻能是二度創作。例如“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桃花簾外東風軟，桃花簾内晨妝懶。簾外桃花簾内人，人與桃花隔不遠”等等。他說在外文裡，最忌諱的就是重複；可是在漢語裡，這卻是一種修辭手段。因而不可能進行“對号入座”式的翻譯。
又如在《夢遊人謠》的開頭幾行，戴望舒譯作：“綠啊，我多麼愛你這綠色。/綠的風，綠的樹枝。/船在海上，/馬在山中。”
趙振江翻譯的是：“綠色，我喜歡你呀綠色。/綠色的風。綠色的樹枝。/船在海上行駛/馬在山中奔馳。”
有人說後兩句加上“行駛”和“奔馳”，是畫蛇添足。可是趙振江認為：“戴先生譯得很好，但是我認為經典可以有不同的譯本，讀者可以參照和比較。我加上這四個字，有我的兩個理由。”
他解釋說，其一，原詩是傳統謠曲的格律，每行八個音節，而“船在海上，/馬在山中”，每行卻隻有四個字，即四個音節，顯得有點兒“短”；其二，他曾看過一個诠釋《夢遊人謠》的電影短片，畫面上就是一艘船在海上行駛，一匹白馬在山中左沖右突，詩人用這兩個意象表現的是人内心的欲望和沖動。
他覺得，這樣處理譯文，或許更能展現詩人的本意。
“首先注重的是德藝雙馨”
“當法西斯的第一批子彈射穿西班牙的六弦琴，流淌出來的不是音符而是鮮血。”
（巴勃羅·聶魯達，1904—1973，智利當代著名詩人；趙振江譯）
智利當代著名詩人聶魯達、墨西哥詩人帕斯，都是享譽世界的西班牙語詩人。
“他們的作品充滿激情，視野廣闊，滲透着感悟的智慧，展現了崇高的人文情懷。他們最為可貴的是，都是站在人類和人性的高度來寫詩，不是為個人寫詩。”趙振江評價說，“聶魯達着重反映人的社會性，或者說階級性；帕斯更多的是關注人的自然屬性，即人性。他們考慮問題都是從人類的高度出發。”
趙振江與詩人們交流思想時，總是坦誠地說出自己的内心感受：“從我翻譯外國詩歌的經驗來看，凡是世界級的大詩人，視野必是廣闊的，境界必是高遠的，很少去寫那些碎片化、私密化的小恩怨、小情調的東西。當然，這些獨幕喜劇類的詩作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隻寫這樣的作品，要想成為大師，我覺得很難。”
聶魯達是智利人，但他關注的絕不僅僅是智利，也不僅僅是西班牙語國家，而是全人類。他寫過題為《中國》的詩。在其著名長詩《伐木者醒來》中，也有一段關于中國的詩句：“……你(指美軍)千萬/别在中國登陸：洋奴買辦蔣介石/身邊将不再有腐敗的官僚集團：/等候你們的将是農民們鐮刀的叢林/和炸藥堆成的火山。”
另一位西班牙語詩人塞薩爾·巴略霍也是如此。他是秘魯人，但他關心的是全人類，他長期在巴黎辦詩歌刊物，多次通路蘇聯，在西班牙加入共産黨并參加反法西斯戰争，寫下了著名組詩《西班牙，請拿開這杯苦酒》。趙振江曆時十餘年，精心翻譯巴略霍的作品，認為他的胸襟和眼界，非常值得學習和借鑒。
從事西班牙語詩歌翻譯的數十年間，西班牙文的《紅樓夢》和漢語的《馬丁·菲耶羅》，可以說是趙振江最為重要的譯作。此外，他還是西班牙語詩歌在國内的主要譯者，西班牙和西班牙語美洲地區所有獲諾貝爾獎詩人的作品，他都曾翻譯過。
趙振江選擇詩作既看詩品，又重人品。他翻譯的第一部西班牙語抒情詩集是《柔情》，這是被譽為“抒情女王”的智利詩人——加布列拉·米斯特拉爾的詩選。她是拉丁美洲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
“當年，她獲得諾貝爾獎是有争議的。因為，單純從詩歌藝術上看，她不一定是最好的詩人。”趙振江說。
但他認為：“奔騰于字裡行間的愛的激情，使她的作品在群星燦爛的拉美詩壇上發出了耀眼的光輝。她的詩歌裡所寫的主題，用一個字概括，就是愛，從情愛到母愛，從母愛到博愛。”讓趙振江更敬重的是詩人的人品和她的精神世界。
米斯特拉爾自幼生活清苦，從未進過學校，自學成才，終身未婚，将畢生獻給了文學事業，并将著作版權捐贈給家鄉的窮苦兒童和在西班牙内戰中失去父母的孤兒。後來她成為聯合國基金會的從業人員，一生為保護婦女兒童權益而不懈奮鬥。
趙振江總結說：“我選擇譯介對象，首先注重的是德藝雙馨。”
趙振江，不僅是一位資深的翻譯家和教授，還是一位懷有樸實和謙遜品德的學長。與年輕人交流翻譯經驗時，他常常以一種謙和、平等的态度，頗有長者風範。正如詩人吉狄馬加所評價的那樣：“他不僅僅是一位翻譯家，還是把自己的言說變成行動和現實的人。”
《光明日報》（ 2022年04月02日 04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