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至20日，由浙江大學外語學院主辦，中世紀與文藝複興研究中心承辦，《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協辦的“跨越·比較·彙通：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高端論壇”線上上順利召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ean E. Howard、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隆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慧林、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王甯、四川大學教授曹順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衆議、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金莉、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查明建、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學教授Candace Barrington等近四十位國内外專家學者應邀參與了論壇。浙江大學副校長何蓮珍為論壇開幕式緻辭。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許鈞擔任論壇的學術委員會主席。會議于18日下午、19日上午和下午共舉行了三場論壇，二十四位與會學者做了主題發言。會議同期在B站進行了直播，四千多人次線上聆聽，惠及校園内外。
論壇線上合影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長江學者許鈞為開幕式緻辭。許教授認為，本次論壇主題“跨越、比較和彙通”表達了學術的三個重要方面：跨越是出發點，比較是方法，彙通是目的。論壇的安排既展現了國際化，同時又注重本土化。在論壇組織者、長江學者郝田虎教授的主持之下，浙江大學中世紀與文藝複興研究中心已成為國内同領域的學術重鎮，産生了國際影響力。
張隆溪教授演講的題目是“亞裡士多德《詩學》與比較文學研究”
3月18日下午，會前講座由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隆溪擔任主講，他演講的題目是“亞裡士多德《詩學》與比較文學研究”。張教授認為，亞裡士多德《詩學》在古代希臘并不為人所知，而是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發現。《詩學》是從具體作品——史詩和悲劇——來讨論普遍性的文學理論，指出詩是由具體顯示一般，由特殊揭示普遍。這既是文藝研究的範例，也為文學研究，包括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了具有方法論意義的啟示。
3月19日，論壇正式召開。大會主題發言“passing on”（傳遞、傳承），由中國人民大學郭英劍教授主持。三位發言者分别是哥倫比亞大學Jean E. Howard教授、上海交通大學王甯教授、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學 Candace Barrington教授。Jean E. Howard教授的發言題為“在監獄講解《麥克白》”（Devil-Portering in Hell: Teaching Macbeth in Prison）。Howard教授探讨了環境對文學教學所施加的限制和可能性，并讨論了教學場景如何改變她對《麥克白》一劇的教學。為什麼懲戒場所人員要求學習莎劇《麥克白》？教師能從中得到什麼體會？她在女子懲戒所教學的經曆表明，無論在何種環境閱讀文學，文學都能豐富人的心靈，教師都能在教與學中成長。
上海交通大學王甯教授發言的題目是“中國比較文學：曆史回顧與當代走向”。他認為，中國的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實際上已經經曆了一百多年。魯迅、王國維等重要思想家被視為中國比較文學的先驅。比較文學在中國停滞了相當一段時間，在1978年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處于邊緣地位。在它作為一門學科進入中國之前，一些著名的中國學者，如朱光潛、範存忠、陳铨、錢鐘書、季羨林、吳宓、楊周翰、方重和伍蠡甫等，就已經進行了中西比較文學研究。他們的工作（還包括樂黛雲等）無疑為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在20世紀80年代複興鋪平了道路。随着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第22屆年會在中國澳門成功召開，中國學者的學術成就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新流派——中國學派正在崛起。
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學教授、新喬叟學會理事、著名中世紀研究專家 Candace Barrington教授則探讨了“喬叟《醫生的故事》與僞翻譯”（“Countrefeted termes”: Chaucer’s The Physician’s Tale and Faux Translation）的話題。該研究考慮了翻譯實踐滲透和塑造喬叟作品的方式，并探讨其中一個表現形式，即僞翻譯。研究通過借鑒喬叟翻譯實踐的五種模式來審視《醫生的故事》：挪用、轉換、運輸、解釋學和邊緣化。喬叟将其結合在一起，給了非翻譯文本（如《醫生的故事》）一種翻譯的外觀，進而産生了巨大的創作空間。
在主題發言結束後，五組大會發言陸續進行。第一組大會發言的主題為“跨越”，中國人民大學楊慧林教授作了題為“從福柯重讀愛比克泰德、利瑪窦、王陽明之間的‘知’與‘行’”的發言。該研究以利瑪窦和福柯對愛比克泰德的讀解互為參照，并慮及利瑪窦《交友論》和《二十五言》的編譯由來及其與王學弟子的交往，探讨 “知行關系”究竟是落實于道德踐履、還是通過“行”而重構一種了解結構。楊教授認為，其中的意義或許在“語内”和“語際”的比較中更為清晰，并當在“互相批判”中得到“雙向闡明”。楊教授的發言給大家帶來諸多啟發。四川大學曹順慶教授探讨的題目則是“文明互鑒與世界文學的形成”。曹教授認為，世界文學的形成，是文明互鑒和交融而成的。西方文化實際上具有多樣性淵源關系，即便是現當代西方文化，依然是文明互鑒，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結果。從文明互鑒的史實出發，我們才能夠從根本上摒棄西方文明的傲慢與偏見，倡導文明的平等對話與文明的互鑒共生。華東師範大學朱國華教授探讨了“《局外人》中的自由意志問題”。他認為，從三個不同的層次上來看，“局外人”默爾索缺乏意志自由，是以他觸犯了人類社會的禁忌，必須處以極刑；但正因為如此，加缪通過對人類自由主體的困境的揭示，對現代性不言而喻的前提提出了批判性反思。南京大學何成洲教授發言的題目是“文學與藝術跨媒介研究的新方向”。何教授認為，跨媒介是文學與藝術的一個普遍現象，但是在數字化時代呈現出新的特征。應該結合文學與藝術的作品，利用相關的理論資源，探索跨媒介研究的新方向。如何把跨媒介現象問題化？何教授認為有四個視角，即曆史的視角、跨學科的視角、跨文化的視角和表演性的視角。
第二組大會發言的主題為“比較”，上海外國語大學查明建教授作了題為“論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的問題意識與學術立意”的發言，他認為，平行研究依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并且與比較文學的核心目标密切相關。平行研究之難，不在于研究什麼對象，而在于從研究對象中可提煉出什麼樣的理論問題，所得出的研究結論，可能具有怎樣的文學理論意義。問題意識是“可比性”的邏輯前提，而問題意義決定了平行研究的學術立意和學術價值。上海交通大學彭青龍教授探讨的題目是“世界眼光與比較視角：文明、文化、文學話語的變遷及權力轉換”。他以遠景、中景和近景所對應的文明話語、文化話語和文學話語為視角，論述了世界格局演變中話語變遷與權力轉換的關系，認為歐洲中心論的文明話語和歐美一進制論的文化話語，所彰顯的二進制對立思想和種族優越論的西方眼光，是有限的或者片面的世界眼光，并在其文學叙事話語中直接或者間接地表現出來。蘊含其中的霸權思維不僅是世界動蕩和沖突的文化根源，也是中西沖突惡化的深層次原因。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方針和文學創作實踐與西方的話語觀和權力觀截然不同，并赢得了世人越來越多的認可。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韓加明教授則講解了“《克拉麗莎》《湯姆·瓊斯》與《紅樓夢》的比較研究”。韓教授認為，可以從全景小說和反諷叙事角度比較研究《紅樓夢》和《湯姆·瓊斯》，從悲劇小說角度比較研究《湯姆·瓊斯》和《克拉麗莎》，還可以從家庭和婚戀小說角度開展三部小說的比較研究。比較研究18世紀中期創作的這三部中英小說名著對于我們正确認識18世紀中英社會發展和文化異同，對促進大陸的外國文學研究，加強中英或中西互相了解學習借鑒，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都是有益的。浙江工商大學蔣承勇教授發言的題目是“文學思潮·世界文學·比較文學——兼及文學研究之‘系統的組織的機制’”。蔣教授認為，西方文學思潮通常是在跨國阈限下蔓延的，其擁有的跨文化、跨民族的“世界性”效應隐含了“世界文學”的基質。深度而全面的西方文學史研究離不開文學思潮的研究，文學思潮的研究又必然離不開系統、綜合的思維與比較的理念與方法，其研究結果則又自然地屬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範疇，而這種比較視野和理念則使文學研究擁有了“系統的組織的機制”。
第三組發言的主題為“彙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陳衆議教授發言的題目是“彙通與疊加”。他認為，文學不是科技，超越和開新是相對的，彙通和疊加才是常理。文學研究和批評方法亦然。他的研究針對文學的不可界定論和絕對相對性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文學及文學理論既是時代的産物，也是彙通和疊加的結果。上海交通大學劉建軍教授則分析了“拜占庭文學的性質與價值”。他認為，拜占庭文學的基本性質是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産物，是以古希臘哲學為核心闡釋基督教文化的結果。它不僅創造了獨具特色的中世紀文學形式，而且對後來的西歐文化、阿拉伯文化乃至俄羅斯文化，都有巨大的影響。甚至今天東西方沖突，都可以從中找到原因。南開大學王立新教授探讨的題目是“希伯來神話：從‘有’‘無’之争到民族叙事話語特征之辨”。他認為，神話不但是希伯來文學的一個重要文類，而且在叙事話語上展現了獨特而鮮明的民族文化特征，這尤其顯示在從蘇美爾、古巴比倫到希伯來一脈相承的“洪水神話”的叙事比較上。考慮到希伯來神話的文本形态最終定型于希伯來民族史上的第二聖殿時期，這恰恰表明，希伯來神話從古代近東的神話土壤中破土而出，伴随民族文化傳統的發展形成過程，成為了獨樹一幟的神話系統。浙江大學吳笛教授對“壯士歌的流傳與文本的呈現”議題進行了發言。“壯士歌”是中世紀俄羅斯口頭流傳的詩歌，不僅具有基于史實的史詩特性，而且具有傳奇色彩。壯士歌的流傳充分展現了文本作為“實體”的存在，以及“說唱詩人”作為腦文本“活體”的功能。同一文本經過不斷傳誦，逐漸形成人們樂于接受的“集體文本”，由于存在于不同的活體，在流傳中也會發生變異，但它所具有的倫理教誨功能始終如一，尤其是英勇尚武和愛國主義熱忱，在民族意識的形成以及民族形象的建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組大會發言的主題為“文化”。上海交通大學葉舒憲教授發言的題目是“比較文化研究新視野：從《貝奧武甫》談起”。他認為，從比較文學的有限視野無法洞察的深層文化基因，需要借助于比較文化宏大新視野加以尋根溯源。美洲印第安文化的熊圖騰信仰與薩滿巫醫實踐，保留着歐亞大陸史前文化的根基線索，也為福克納小說《熊》提供了素材和靈感。葉教授基于他自己寫作《熊圖騰》和翻譯《薩滿之聲》的學術經驗，對此問題做出系統說明，并結合人類學與考古學發現，介紹新舊大陸比較文化研究的最新進展。四川大學傅其林教授則探讨了“論所羅門·馬庫斯的數學詩學”。他的研究探索羅馬尼亞著名的數學家、符号美學家所羅門·馬庫斯所提出的數學詩學，從理論基礎、文學的數學模型建構、詩歌語言的數理分析等次元論述其關鍵問題，挖掘其從數學角度推進符号學美學的獨特貢獻。傅教授認為，馬庫斯以數學思維方式對詩學的闡釋與建構，為當代美學的跨學科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域，也同時帶來數學詩學本身的困境。東華大學楊林貴教授發言的題目是“從淵源影響到跨文化互文：比較文學的衍變與中國莎學特色淺議”。他的發言說明了莎士比亞研究與比較研究的關系，讨論了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中國特色莎學”問題。把莎士比亞放在中西文學文化互漸研究的視角下，我們會發現中國莎學不僅反映了20世紀以來文藝思潮的變革，而且在中西對話中試圖得出獨特的認識，我們還需要進而考察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如何看待經典文學的精神價值。山東大學申富英教授探讨的題目是“論喬伊斯小說中藝術家的Bard身份”。申教授認為，喬伊斯小說中有許多關于藝術家身份及其藝術創作的讨論，斯蒂芬多次被稱作Bard。Bard是凱爾特德魯伊教士的一個藝術階層，一般譯作“吟遊詩人”，實際上是古凱爾特民族的禦用大詩人。從喬伊斯小說文本看，斯蒂芬深受浪漫主義詩人影響，并以他們自況，而這些詩人身上展現出的特征，恰恰與歐陸和英倫諸島文化圈逐漸建構的Bard特點相吻合。喬伊斯的小說含有Bard關注話題的現代化表達，其中部分描寫是凱爾特Bard藝術的特色。
第五組發言的主題為“文本”。北京師範大學張哲俊教授作了“訛誤或流變：論文化校勘與注釋的糾纏”的發言。張教授認為，校勘與注釋可以作為研究文學關系的方式，由此帶來的問題是校勘與注釋的論文化。校勘與注釋本來是兩種不同的方式，但由于論文化，使二者糾纏。但這不會影響研究，隻能使研究更加深入。清華大學曹莉教授就“永不終結的契合：王佐良與比較文學”一題進行發言。“契合”（affinity），是王佐良先生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核心概念，它宛如一根紅線，将作家之間、文學之間的契合以及傳統與現代、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中國與世界的對話和相遇令人信服地串在了一起。曹教授結合王佐良先生的學術生涯和傑出成就審視讨論下列問題：中國比較文學的學科譜系與中國故事，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的當代問題和社會關切，當代學人需要具備若幹重要方面學養，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研究學者。上海外國語大學王欣教授就“英國18世紀中後期的文學社群與體裁分化”一題展開讨論。她認為，18世紀中後期的英國，伴随着印刷業的發展、讀者群的擴大、出版的商業化以及小說的興起，文學體裁開始出現更加明顯的分化，出現了新型體裁以及多重體裁相融合的文學創作，另一方面也表現為體裁等傳統觀念的分化，體裁漸漸不再成為文學價值判斷的标準。同時這一時期，也發展衍生出形式不同的文學社群，既包括當時文人社交活動的聚集地，也意指文人間的友誼及群體創作，是促進文學體裁更疊變化的重要源動力，推動了新古典主義到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過渡與發展。浙江大學郝田虎教授則圍繞着“莎士比亞對中國十四行詩創作的影響”一題展開讨論。郝教授認為，莎翁十四行詩在中國廣受歡迎，十四行詩的形式已經在中國成功地本土化，中國的十四行詩在很大程度上是從閱讀和移植西方十四行詩、包括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等人的十四行詩發展而來的。莎士比亞對中國現代詩歌産生了重要影響，因為他啟發了諸多中國詩人的創作，尤其是十四行詩的寫作。受莎士比亞啟發而作的中文十四行詩可分為四類：1）翻譯與寫作相結合；2）以莎士比亞為主題；3）模仿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形式；4）模仿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結構、意象和主題。莎士比亞為中國現代詩歌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
在論壇的最後，一直線上聆聽的張隆溪教授應邀作點評發言。張教授認為，此次論壇非常成功，發言内容具體而實在，論題涉及面廣，在理論方面提出很多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也值得彙集出版。據悉，論壇将以系列形式在各大高校繼續舉辦。